冥冥之中天注定，他们的这一人生缺憾，最终由女婿邓稼先来帮他们填补上了。

1953年，邓稼先与许鹿希结婚了，一个是美国留学归国的青年才俊，一个是温婉聪慧的北大教师，这对新人羡煞了旁人。

婚后，两人感情甚笃。

许鹿希工作的地方离家较远，邓稼先不放心，一有时间便会骑着自行车去接许鹿希下班。

他俩也常在夕阳的余晖中漫步颐和园，一边比肩漫步，一边轻声漫语地谈论着工作和生活。

这一对璧人，一个性子沉静，一个精力充沛。但只要得空，邓稼先都会拉着爱妻到处游玩。

他们逛公园、唱京戏，爬万寿山，去北海滑冰……北京城里好玩的地儿，都留下了两人的足迹。

有一回，颐和园举办菊花展。知道许鹿希喜欢菊花，邓稼先便在下午四点开完会后，急匆匆地带着许鹿希来到颐和园。

但等他们到达时，菊花展已经结束，这次展览也仅有这一天。

邓稼先和许鹿希便上前恳请正打算关门的管理员，架不住他们的求情，当天的菊花展为他们延迟关门了一个小时。

幸福的婚姻总伴随着小天使的来临，婚后，他们生育了一儿一女。

邓稼先每天下班回家，最快乐的就是与孩子们玩耍。

他会把孩子们放在自行车上，带着他们四处兜风；还会和儿子一起比赛玩游戏、放鞭炮，教儿子抓蛐蛐儿。

许鹿希回忆说：“稼先就这样，已经做了爸爸，顽皮得跟孩子一样，他永远是成人没成年。”

最融洽的夫妻关系，就是互相懂得，这份融洽能让人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永远快乐地像个孩子。

然而，世间好物不坚牢，这样的美好时光，从1958年开始，一直到1986年邓稼先去世，就再也没有过了。

1958年8月，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邓稼先做这项研究工作。

研究原子弹是一项绝密工作，组织上有严格规定，从此以后要隐姓埋名，上不禀父母，下不告妻儿。

这天，邓稼先回家比平日晚，躺在床上也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最终，他还是告诉妻子，自己要调动工作了。许鹿希问要调到什么地方去，邓稼先说不能说。再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他又说不知道。

邓稼先起身郑重地说：“鹿希，往后家里的事拜托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死了也值得！”

许鹿希明白了他将要做的事情的重要性，便说：“我支持你！”

多年之后，许鹿希回忆说：“爱情的最高境界是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这一份“支持”，成了邓稼先为国铸剑的精神动力。

某大国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全部专家之后，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只得我们自己干。

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亦灿灿。在简陋的条件下，在饥寒交迫的环境中，邓稼先团队是在跟时间赛跑。

当时，设备只有算盘和手摇计算器，哪怕一个参数，都要进行上万次的演算，光稿纸都堆满了几个仓库。

1962年，邓稼先带领着团队克服了千难万险，终于完成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解决了中国原子弹的关键性难题。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我们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两者相距仅两年零八个月，邓稼先和他的团队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个奇迹！

之后，邓稼先也一直工作在核试验的第一线，为祖国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

整整28年间，分离是常态，相聚很短暂。

许鹿希毫无怨言，用她那并不强壮的肩膀，默默扛起了家庭的重任，养育孩子，照顾双亲，操持家务。

两个孩子因常时间不能与父亲相见，逐渐对父亲产生了疏离。许鹿希在心酸之余，也无法向人言说只言片语。

但对许鹿希来说，最大的心酸倒不是一个女人撑起一个家庭的难处，而是要面对外界的不解与非议。

有人说邓稼先跟她离婚了，邻居也总是隔三差五地打听“孩子爸去哪儿了”。许鹿希当然也不知道邓稼先的踪迹，只能用“出差”来搪塞。

这一路走来，吃了多少苦，承受了多少委屈，也只有天知地知自己知，很多事情没世间去计较，也没精力去抱怨。

许鹿希就是用“我支持你”四个字支撑起了28年的等待，她用她的大气，成就了邓稼先的事业。

许邓两人虽不生活在一起，但共同的理想让他们始终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两人共同成就，为了国家的强盛，他们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头，邓稼先隐姓埋名，心无旁骛地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那头，许鹿希也忙于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许鹿希是七年制医科大学毕业生，她一路从助教到教授到院长，在治病救人、医学研究和培养共和国医学人才上，默默贡献着力量。

1981年，学校派许鹿希到美国做交换学者。

当时，邓稼先虽然在大西北工作很忙，仍然托人搞到了“英语九百句”和英文口语练习磁带。许鹿希把磁带带在身边，一得空就拿出来练习。

从美国学成归来后，许鹿希组织了国内首届神经免疫细胞化学技术讲习班，使得这一新技术在国内迅速推行。

在之后的岁月里，身为博士生导师，许鹿希更是为了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在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上，她功勋卓著。

然而，一个不幸的消息，打破了平静。1985年，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的邓稼先被检查出来罹患了肠癌，且已是晚期。

在核试验的第一线，邓稼先总是站在操作者身旁，每次打开密封罐查看测试结果时，邓稼先也总是冲在最前面。

1979年，一枚投下的试验氢弹没有爆炸。邓稼先亲赴现场查验，独自一人走向弹坑，还拿起弹片仔细查验，最终确认氢弹设计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许鹿希知道后急了：“你是搞这个的，你又不是不懂，你为什么非要到跟前把它拿起来看一看呢？”

邓稼先平静地说：“这次试验是我签字的，我一定要亲眼看看它成啥样了，以后还要继续试验。”

身为医科大学教授的许鹿希，知道丈夫在如此大剂量的辐射下，健康状况已不可逆转。

而身为核物理专家的邓稼先，又岂会不知放射性物质对身体的巨大伤害？

他是把有些东西，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邓稼先曾说：“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

死神已露出了狰狞的笑容，邓稼先却仍拖着病体，努力做着两件事。

一件是写了一份中国核武器发展规划建议书，让许鹿希亲自送给中央有关领导。这份建议书到今天依旧处于保密状态，由此可见建议书于国本的重大意义。

一件是写作以“群论基本概念与理论”讲义为基础的专著《群论》，然而疼痛的折磨使他不得不中途辍笔。

198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长篇报道，邓稼先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事迹才正式揭秘。

当年7月29日，邓稼先终因全身大出血而离开了人世。

临终前，他说：“我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选择你。”

一旁的许鹿希泣不成声。

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

邓稼先离世后，许鹿希一直坚守着邓稼先生前无法顾及的小家。

这房子建造于上世纪50年代，环顾四周，墙壁上挂满了各个时期的照片。

里面唯一上档次的不过是两只木质沙发，那还是杨振宁来家里探访时特意添置的。

许鹿希说：“只有这样不离不弃，才能感到邓稼先的存在。”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许鹿希和邓稼先一生都贯穿着家国情怀，他们互相懂得、互相支持、共同成就，向我们诠释了夫妻相处的最高智慧。

邓稼先的母校西南联大的校歌中有这样一句歌词：“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无论何时，中国都不缺慷慨激昂之辈，他们用他们的铮铮铁骨和拳拳爱国之心，铸就了五千年的万里长城。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盛世背后，正是无数个“邓稼先”、“许鹿希”默默托起了祖国的未来。

历史莫敢忘，吾辈当自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