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淘沙的一百年中，很多人曾投身到各个时期的历史洪流中，并光耀一时。后来，其中一部分人受到各种利益的驱使变得不激进了，甚至走向了反面。只有那些视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高于自己生命的人，才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脊梁。许德珩便是其中的一位。

　　“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九三学社”创始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届、五届、六届副委员长……在翻阅许德珩的相关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提纲挈领、简明扼要的介绍。

　　许德珩1890年生，1990年逝世。他生命的百年历程，正处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巨变的时代。

　　透过许德珩和他的后代回忆的几个片断，这位终生以“五四青年”自居、自律的、真正的革命老人的形象，逐步变得立体、清晰、具象。

　　“父母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回忆到这些事，我心里就难过。许多人认为我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家的小姐，生活一定非常优越，其实正好相反。”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许鹿希是许德珩与著名核科学家居里夫人的弟子劳君展的女儿、邓稼先的夫人，她曾回忆说。

　　“我父亲年轻时主张抗日，所以被捕了，经过宋庆龄、杨杏佛营救才出狱。五四运动时他是北大学生会主席，也被捕过；后来又被北大解聘教授，到别处去教书，为之家里生活很困苦。当时我们一家的经历，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以理解的。父亲虽然没有像领袖那样去打仗，但是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中华民族不受欺负做了很多工作。所以他后来会那么支持邓稼先搞原子弹。”许鹿希说。

　　历史的车轮回到1919年。1919年5月4日中午，北京各校3000余名大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大会宣读了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许德珩在宣言中呐喊：“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在游行中，正在维持秩序的许德珩等32名学生被捕入狱。在狱中，许德珩吟诗一首，表示了不怕杀头的决心。

　　经各方努力，5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32名被捕学生。看到学校欢迎他们的蔡元培校长和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同学们，许德珩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对于这段历史，许德珩之孙许进曾撰文回忆：“1957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们全家坐在院子里乘凉。祖父把五四运动中的经历又讲述了一遍。姑父邓稼先忍不住问，您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学门，在蔡校长帮助下好不容易读完了北大，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了，您这么干，就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吗？祖父脱口而出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许进还谈到：“祖父晚年时曾躺在病床上对我说，公公的一生，爱国有心，但无成就。”

　　事实上，许德珩一直支持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近代中国有两次影响最大的爱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前者传播了新文化并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后者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在这两次运动中，许德珩都是重要的鼓励者并走在游行的前列。

　　1944年年底，日寇进攻大西南，为了探讨民主与抗战问题，许德珩夫妇发起联络，组织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1945年重庆谈判前，毛泽东请许德珩夫妇赴宴。许德珩在回忆录中谈到：“在毛主席的关怀鼓励下，我们决心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组织。”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并逐渐开始以政治组织的名义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从在北京大学读书一直到1979年，许德珩身为无党派人士或民主党派领导人，都始终是一个新民主主义者。在各种形式的斗争中，许德珩先生都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边，而并非像有的民主人士，想在国共两党之间不偏不倚，走出一条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路线。

　　许德珩一生拥护中国共产党，他的这种执着的信念终于在1979年达到了顶峰——89岁高龄的许德珩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回忆录的最后写到，“我走过了艰难困苦的道路，能在垂暮之年，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我感到无限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