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琼，48岁，纪录片导演，她的第一部作品《出·路》，即将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映。作为新人导演，她的年龄似乎大了一些。就连她的朋友，在十年前就曾翻着白眼打趣道：那么老了，才开始拍片。

但在纪录片界，郑琼并不是个新面孔。她是光线传媒的创始人之一，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门发行纪录片的发行公司“零频道”，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获得官方合法许可的独立纪录片论坛iDOCS……

可以贴在郑琼这段传奇经历上的标签有很多，三次高考失败，只身闯荡北京，为了观鸟从光线辞职……但她自己却只想摘掉这些毫无价值的噱头。与她所热爱的那些纪录片一样，她更加偏爱真实的踏实感。

1.首先声明，我并没有执着于纪录片

采访郑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面临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需要将准备好的采访大纲洗牌重来。

郑琼是个准备极其充分的被采访者，在采访开始之前，她先扔给了我很多资料，说：“这些应该会解决你大多数问题。”而于我来说，那些材料最大的价值，是避免我问出“蠢问题”，比如：你为什么执着于纪录片？

“什么执着于纪录片？”这是个让郑琼反感的问题，因为在她的眼中，这个问题存在严重的逻辑漏洞。纪录片，说白了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执着于某种形式，听上去就很本末倒置。但要说郑琼，不可能将“纪录片”三个字摆开不谈。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这句话总是与郑琼创办的iDOCS影展搭配出现。2006年，郑琼第一次参加了北美最大的纪录片节HotDocs。8天的电影节，她在看片室里整整呆了7天。结束那天，看片室只剩她一个人，最后一部影片放映结束，房间里漆黑一片，她就坐在黑暗里落泪。落泪是因为绝望：“你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但是这个世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样的绝望，让郑琼本能地萌发了把更多好的纪录片带进国门和更多人分享的愿望，也因此才有了后来一系列与纪录片有关的故事。

2.我一直都在当端茶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坐下喝上一口

从成立纪录片发行公司，办iDOCS影展，到自己拍片，这看上去这是个顺理成章的过程，但真实情况却没那么顺利。

郑琼的发行公司叫“零频道”，郑琼自嘲到：“又是‘正穷’，又是‘零’的，一听就赚不了钱。”

事实也的确如此。她常常自己带着片源、设备、人手甚至翻译，到处给人免费放映。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她在做的事情，明知道不赚钱为什么还要做？而她觉得自己不过是选择了做真正喜欢的事情罢了。

但单凭理想是撑不起一个公司的，“零频道”从一开始的6人小团队，后来只剩下3个人，到2012年彻底解散，只留郑琼一个光杆司令和十来个志愿者。即便是这样的情况，郑琼还将iDOCS影展办了起来，到今年已经是第6届了。

不过，iDOCS的最初创立实属偶然。

2009年，郑琼正计划拍摄自己的第一部影片，没有启动资金，只能满世界寻求资助，刚好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在为纪录片制作和推广发放专项基金。那时候，她也正好在为免费放映纪录片的事情东奔西走，所以她同时申请了两项基金。用她自己话说，是想试试看能不能“捞草打兔子”。

结果兔子打着了，更急需的草却没能捞上一捆。推广活动的基金申请下来了，制作基金却没了着落。更吊诡是，接下来几年依旧如此。iDOCS就这样“被”创立了，但巨大工作量几乎耗尽了郑琼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她自己的拍片计划只能被搁置在一旁。

郑琼把iDOCS形容成一个饥肠辘辘、永不满足的“狮子”，而自己就是孤独的驯兽师“用性命来抚慰它的撕咬”。办影展这件事情，逐渐成为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在郑琼胸口。每一届的成功，就意味着对下一届更高的要求，她还需要面对来自观众的满满期待，她感觉自己就像是站在马戏舞台中央，夹在猛兽与观众之间，不断取悦他人，压抑了自己真正的需求。

每一届，她都在死撑，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但她总在食言。

2011年连办了三年影展的郑琼终于受不了，她大哭一场：“我太累了，连一厘米都爬不动了！再也不办了！”于是，她停了两年，回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上——制作自己的纪录片。

郑琼的处女作《出·路》就是这样断断续续地拍了6年，期间BBC的一档记录节目（My Country My County）联系过她，问她手头有没有好的片源和素材。她在整理材料的时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的影片不就可以用吗？“我一直都在当端茶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坐下喝上一口。”于是她把《出·路》的片段附在最后交了上去，这也成了BBC唯一选中的一部片子。

2014年，iDOCS回归了，在闭幕式上，北京电影学院的展厅里777个座位上的观众，都在等待郑琼的发言。郑琼拖着近一米的长辫子，裹着旧棉袄，上台鞠了一躬，说了三个“谢谢”，就在观众诧异的表情里下台了。如果不是仪式必要，她连台都不想上，免得画蛇添足。“因为一场影展，片子足够好，就够了。”

在纪录片的面前，她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很低，她把自己比作是一只搬运纪录片的小蚂蚁。“如果你收到了一个好东西，何必非在乎那个快递员呢？”

她不愿意被戴上高帽，贴上标签，被当成什么纪录片的“圣母”或是“拯救者”。在她看来，别人想要给她戴上的这些看似灿烂的光环，其实都是“虚幻的手榴弹”。她不会被这些所谓的美名绑架。

到今天，离第6届iDOCS开幕还有半年，郑琼仍然斩钉截铁地声明：“今年绝对是最后一届了！”

3.做这么一个破片子，还没有出路

郑琼的第一部影片《出·路》，一拍就是6年，其间经历了无数次难产。

零预算，是影片面临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没钱就只能精打细算，设备全靠借。听起来挺寒酸的，就连拍摄用的摄影机，还得从四个地方分别借裸机、云台、电池、三脚架。

6年的拍摄，郑琼跟6个摄影师合作过，中间没少让她操心，其中一位拍摄对象，是一个生活在甘肃山区的小女孩。前期的调研已经做好了，拍摄计划也定下了，但到了要买机票的当口，摄影师突然跳票，死活打不通电话。

而到了拍摄后期，这位甘肃小女孩的父亲又突然变卦不给拍了，非要郑琼拿10万。这样的变故，让郑琼措手不及，跟拍那么多年的素材难道就这样废了吗？

正常沟通不行，郑琼只能想点“歪”招。首先是想来个自上而下的施压，她找到女孩哥哥的工作单位，请工厂的领导吃饭，拜托他们帮忙，可动用“权力”并没起到什么作用。后来她又找到这家人的亲戚朋友，想通过“舆论”的压力让女孩的父亲松口。亲戚们开着拖拉机进村就开骂，但老头依旧没有动摇。

郑琼被逼急了，因为知道不可能有钱再跑一趟，她甚至想到，要不然找一个朋友，假装黑道大哥打电话威胁一下吧。结果反倒被“大哥”打电话教训一顿：“你不提前花时间跟人慢慢建立情感，怎么能搞这种歪门邪道。”郑琼摸着兜里数得过来的几块硬币，心里委屈得要死，当时就想：老子不拍了!

历经磕磕绊绊，片子好不容易制作完成，但发行又是个问题。

一开始签了一个法国发行方，用郑琼的话说，那就是个“大忽悠”。一年基本没什么动静，到最后结算的，杂七杂八的费用加起来郑琼还倒欠2400欧。回到国内，遇到一个好心的制片人来帮着发行，可是片子交出去了，进展一直不顺利。更令人头疼的是，她自己做了2年调研的新纪录片，所有的申请都被拒绝。

走投无路的感觉让郑琼压抑到极点，当时就想：真他妈的倒霉，做这么一个破片子，还没有出路。那段时间，她说自己的心理变得很阴暗，凡是在朋友圈里晒幸福的，她全屏蔽了。

电影要能公映，还必须得拿到龙标，但和政府打交道，总让郑琼有点发怵。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影片是个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实题材：另一方面如果拿不下龙标，就相当于给影片判了死刑。但出人意料的是，反倒是这个阶段走得最顺。

摄影师、甘肃小姑娘马百娟和郑琼

《出·路》的名字里有个点，这个点也是有说头的。

一开始去申请公映许可证时，“出路”这个名字就没给通过，办事员让郑琼改一个。郑琼联合朋友一起开洞脑筋，想出了“出の路”、“出 a way out 路”等一大堆片名，办事员问她：“那么多名字，你究竟选哪一个？”郑琼很无奈：“我不知道，哪一个能过就选哪一个。”

这样打太极也没打出结果，郑琼只能两眼一抹黑选了个中英夹生“出 a way out 路”。到底合不合格，办事员也没直接说，只是反问了一句：“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一问把郑琼给问蒙了，后来问他们领导才知道，名字里不能夹英文。郑琼追问，可不可以中间加一个点？对方让她先交上去看看。

“其实当时是以一个死人的心情申请，没想到过了。”接下来就是初审，除了交DVD之外，还需要刻录一份磁带。郑琼清晰地记得刻一盘磁带要400块钱。她当时就拿着钱就开始纠结：“要是最终没结果，这钱就花得太冤了！”

后来，《出·路》顺利地拿到龙标，将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映，也顺利被大象点映签下即将和更多观众见面。现在的郑琼，就像一个功成身退又疲惫不堪的老母亲一样常对我们说：片子就交给你们了。

“选择走这条路，我就是弱者，我就是没力量保护自己，我也在我这个行业的底层。干这一行真是这样，经常觉得想死的心都有了，不过庆幸当时没死。哈哈。”

在这部处女作里遭的罪，还没来得及消化干净，去年，郑琼又马不停蹄地在准备自己的第二个纪录片了，这一次是关于一位盲人的。

4.他们就像压在闷罐子里的鱼

我问郑琼，你怎么评价《出·路》这部作品？她没有打分，也没有给出具体评价，只用了两个形容词“孤独”、“寂寞”。

《出·路》记录了三个来自不同城市，不同阶层的年轻人，6年的成长经历和重要的人生选择。

马百娟，生活在甘肃山区，12岁的她才读二年级，村里就只有一个破败的小学。她在日记本里写到，她理想中的生活就是去北京上大学，打工赚钱，一个月挣1000元，给家里买够吃的面，够吃的水。但事实上，最后她连小学也没能念完。

徐佳，生活在湖北，是一名高三复读生，他已经复读了三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实现父亲的遗愿，考上好大学，分担家庭的压力，安安稳稳地成家立业。他将录取通知书带到了父亲的墓前，他今后一生也将按照规划毫无例外地走下去。

袁晗寒，生活在北京的艺术生，辍学在家。她有天马行空的想法，总是想一出是一出。她每天要对抗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无聊”。优渥的家境、丰富的资源、出众的绘画天赋却始终没能让她找到可以坚持的事情，她依旧在彷徨。

三个人，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三种大相径庭的人生态度。郑琼将他们公平地放在镜头面前。这样的并列，很容易让大家想到“阶级固化”，但这却不是郑琼想要着力呈现的。让她感到寒冷的，不是可以推给体制的社会矛盾，而是人与人从精神层面上的无法沟通。

山区的马百娟，无法想象另外两种人的生活，因为1000元就已经是她最具体的梦想了。徐佳也无法像袁晗寒一样追求自由自在，他把家庭的压力抗在肩上，“以自我为中心”是他不敢想象的事情。同样，可以轻易放弃学业，有能力出国的袁晗寒，也无法想象这世上还有前两种单调生活的存在，他们生活中的困境，对于袁晗寒来说都是小事一桩。

无论是马百娟、徐佳还是袁晗寒，他们都不是这个世界的特例，在这三个人的背后，有一大群同类人。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我们生活在彼此周围，但却如同活在平行时空一样无法沟通和交流，安静地凝固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生命，还有其他活法。生活的考题变成了按阶级分类的AB卷，我们对他人手中的试卷一无所知，拿着自己手中的填空题焦头烂额。

郑琼说，这是一部“孤独”、“寂寞”的影片。其实因为她所拍摄的，就是一个个兀自漂泊的孤岛。

郑琼不喜欢宣泄式的电影，她认为电影不应该只是发泄消极情绪，而是应该提倡什么或者张扬什么。当然这个体制也确实是不如人意，但是更可怕的是我们那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性思维。

“就像《盲山》的导演李扬讲的那样，把你捆起来放在缸子里，放久了，后来把缸子打碎了，把捆绑的绳子给铰断了，你还是不会动弹。我们比较习惯于给自己一个假想敌，而外部环境是最容易被装扮成我们的假想敌，有时候真正敌人其实是自己。所有的外在自由都可以被剥夺，但是你对一个短期无法改变的现实的态度，是任何人都无法左右的，你内心的自由谁都没法剥夺。”

郑琼不喜欢“拯救世界”这样的大主题，在她眼中拯救世界根本就不是人能完成的工作。我们能做的就是对身边的快递小哥好一点。

郑琼提到和她打过交道的快递小哥，她形容他们“就像压在闷罐子里的鱼”，他们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不懂得怎么表达，也没有太强的理解力。他们觉得自己就是做着螺丝钉一般的工作，完全没有价值感。但事实上，他们却是构成城市正常运作的重要一环，这不仅不渺小，还能称得上伟大。但这些没有人告诉他们，也没有人因此感谢他们，他们以为自己就是一粒没有重量的尘埃。

郑琼说：“在这个被单一成功学统治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在这拜物风行的时代，一支口红、一双鞋都能刷爆网络，价格翻上几倍。而最真真实实的活着的人，却反而显得廉价而普通，无人关注。

聊到最后，话题渐渐沉重，郑琼和我也沉默了许久。一开始说好了，只是一次轻松的闲聊，但谁都没能把握住话题最终的方向。就像她的纪录片一样，看似平静地展现一种真实，但这样真实的刺痛，最终是希望引起一份反思。

访问结束后，她发给我了一段最近参加一个豪华小学的感受。她看着眼前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称得上顶级配置的学校，很难不联想到去年大批外地人被迫离京的事情。她看到干净的楼道，想到了这里的清洁工阿姨。她不知道在这里读书的孩子，看到阿姨会不会想，这个阿姨的孩子在哪里读书？他为什么不能和我读同一所学校？又或者，在这里读书的孩子，根本看不见清洁工阿姨，更看不见她们的孩子。

“每个生命都需要被看见被听见，每个生命也值得被看见被听见。”这是郑琼写在最后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