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宋易康

有一种观点认为主流经济学进入21世纪有“作茧自缚”的趋势，而这层茧壳就是数学模型和定量分析方法。由于过度强调数学模型和定量分析方法以至于忽略了一些重大的经济学课题，不可量化的制度与创新因素该如何用数学模型分析呢？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把经济学研究工具与理论创新对立起来的看法也十分普遍。 有经济学家诟病中国经济学的博士论文像是 “做习题”，套用一个西方模型，再把中国本土的数据带进去，缺乏创造力。就此，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和第一财经联合专访了著名计量经济学家——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洪永淼教授。

不该将数学模型和理论创新对立起来

《第一财经日报》：主流经济学派强调数学模型和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有人说这种模型和工具把当代主流经济学研究限制住了，一些因素如“创新”、“制度”无法量化，阻碍了当代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您如何看待经济学中数学模型和理论创新的关系？

洪永淼：三十年来，国内一些批评者认为经济学数学模型和量化分析方法与经济学原理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对立关系。如果看中国过去经济思想的争论，主要都集中在观点的争论上。这种观点争论的逻辑性并不强，有时甚至在争论过程中双方并不清楚对方和自己基本的假设前提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用数学的方法能够把经济理论成立的前提与边界划定清晰--我们常常说任何真理跨越半步就成为谬论了。确实，很多经济思想并不是通过数学推导产生的，但是，数学分析能更好指导理论成立。现代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博弈论、期权定价理论等等，都是借助数学而发展起来的很好的例子。

数学是理论分析的工具，从希腊的苏格拉底开始，全世界的思想家发现，数学模型会帮助理清紊乱的思维，只是一般人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不懂得使用这个分析工具。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把数学模型和量化分析与研究方法和经济思想对立起来？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经济学的教育方式存在问题。1980年以前，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是不用修读数学的，经济学教育内容以定性分析为主。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学理论阐释也不需要借用任何数学工具。

虽然数学只是逻辑工具，但是当经济现象越来越复杂时，数学可以帮助我们抽象与简化分析。经济理论就是从很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抽取最本质的经济关系。最本质的经济关系需要剔除很多支离的东西。这个去除过程若用到数学模型，就会事半功倍。数学是高度抽象的逻辑学，非常符合这种思维模式。数学的抽象符号，能突出问题的本质，让讨论不牵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现在研究的经济学范围和领域可能还没有超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研究范畴，但是每一次分析方法的创新与提升，都会带来一些新的洞见。

我在教学中发现很多中国学生并不清楚计量经济学模型的适用范围和边界条件是什么，他们会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和学术文献的计量模型照搬过来，然后套入中国的数据，得出结论。这不是一种科学的做法。但这并不代表量化分析方法本身有错误。上述做法应该归结为经济学教育的问题和经济学研究者在应用时产生的错误。

经济学的思想创新如果想真正成为一个理论的话，就必须能够用比较简洁的逻辑语言表述。这种逻辑语言可以不借助数学，但是数学是一种非常严谨的方式。如果单单有思想，没有把它升华为一种逻辑严密、可以被数据和经验验证的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就很难推广,也很难能够在共同的理论框架内深入探讨与积累,最后可能变为各说各话。

至于说到“创新”、“制度”等因素不能量化，谁说这些因素不能量化呢？比如，最近一、二十年在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兴起的政策评估计量经济学，就是专门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政策进行量化评估而发展起来的。创新和制度变革，其效果是可以量化研究与评估的。

日报：计量经济学与经济现实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如何？

洪永淼：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举一个例子。现代计量经济学有一个模型叫做波动模型，这个模型的最早提出在1982年,产生的背景就是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与石油危机。由于欧佩克成立导致世界原油价格大幅上升并剧烈波动，美国从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管理，导致很大的汇率波动，还有美联储的高利率政策等等，造成了西方经济的波动。波动实际上导致经济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于是，很多政府部门都需要量化、估计、测量不确定性有多大，波动模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很多经济学的论文一般都不会明确提及当初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但是从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研究与当时经济现实的大背景大都是紧密相关的。大部分经济理论的产生都有其时代背景。

数理模型在中国经济学界需要推广

日报：您认为造成人们把经济学理论创新和数学工具对立来看的原因是什么？是学派风格不同还是现实因素？

洪永淼：任何经济理论的发展都是为了解释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新近发生的经济现实问题。追随哪个流派实际上只是经济研究的路径依赖问题。

有些人受到某个或某些经济学派的影响比较深，比如现在的美国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的论文基本都是采用数学模型和量化分析的方法，这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学者大都是在美国的经济学教育背景环境下成长出来的。数学模型和量化分析成了美国经济学研究的规范。自从二战之后，世界经济学学术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因此其他地方的经济学研究如果没有按照这种规范表述出来，就很难得到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国际经济学术界的承认，这是我们在现阶段面临的一个现实。应该说，美国严谨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有其合理成分。并非对经济学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成为合格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需要经过系统训练（这不排除自我成才），他们以这个领域中共同的专门术语、共同的研究范式，来探讨、交流经济学术问题。如没有经过专门的系统训练，当然可能就看不懂当代经济学学术文献。在国内，需要将经济学的专门研究与经济学知识的普及相互区分开来。

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是符合了社会的某种需求。国内过去三十年，数量分析能够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快速推广，其实是一种客观需要。并不是现在年轻人数学好，就愿意去做数量分析。1980年以前中国经济学定性分析居多，定量分析严重缺乏，现在定量分析多了，是对以前研究不足之处的一种补充，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

但当代中国经济学中数理模型和量化分析的发展会不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上面提到，国内一些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国外期刊看到模型以后，马上套用中国数据。这种生搬硬套的方式在国外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眼中也是严重错误的。

应该指出，并不是不懂数学的人专门生产思想，懂数学的人就不能产生思想。在经济学中，数学公式本身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经济含义，这就跟物理学中数学公式包含丰富的物理含义一样。我在上计量经济学概率统计课时，会将数理概念和模型方法给予经济学解释。我会教授学生哪些工具可以应用到经济学的哪些领域，而这些应用内容在纯粹的数学概率统计课中是没有的。我认为对中国经济学教育来讲，经济思维的训练和模型方法论的训练需要齐头并进，不可偏废。现在国内有不少学生，一方面经济思维的训练不够，另一方面数学的基础又比较差。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在学习经济学数学模型和量化工具的时候，就可能会把注意力只集中在数学功力的提升上，而缺少对经济思维的重视和训练。同时，在学习数学建模与量化工具时，注意加进中国元素，如制度、历史文化等因素，使数理模型“中国化”，我们应该学会用国际经济学界通用的语言来讲述中国故事，而不是自说自话。

日报：您认为当下中国经济学的痛点和难点是什么?

洪永淼：国内经济学的痛点在于，中国经济学家的成名方式与西方经济学家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家一般都是经过长期专注于某一个经济领域的严谨研究，通过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学术期刊中的发表来建立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中国经济学的学术标准是什么？有不少学校，学者写一个政策报告和建议获得有关领导批示，就可以顶替A类学术论文的发表。政策建议非常重要，但应与学术研究区别开来，如果这种标准依旧延续下去的话，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创新肯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经济学需要有一个共识，有大家公认的客观学术标准。比如，很多专家都喜欢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做出评论，这值得欢迎。但是，如果缺乏严谨有效的逻辑分析与数据支持,那么这些评价或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就可能沦为臆测。虽然也可能使会用图表和数字，但是在讲述结论时很少有比较科学的数据量化分析和严谨的推论过程。

中国应该提倡科学的社会经济政策研究特别是对政策成效的量化实证评估。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确实包含许多潜在的重要的经济理论问题。对这些重要问题的探讨如果只停留在社会公众层面，可能不需要用非常严谨的方法。但在经济学术界，还是应该提倡使用比较严谨的研究方法和比较客观的学术评价标准。唯有如此，才能提升中国经济学研究质量与水平。

日报：对于近期即将成立的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您有何期望？

洪永淼: 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的成立，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教育将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的经济学在过去几十年发展过程中很多内容都是从西方引进来的。从外面引进的理论，如何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进行新的理论扬弃与创新，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做得并不好，这是中国经济学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的本土经济学家很少,也鲜有在国际上提出比较知名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所以以经济学创新为主要目的的经济学基金会，正好切中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要害。在中国推动设立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与国际经济学学术界接轨的经济学评价标准，将能够创造有利于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学术氛围。

（本文发表于第一财经基金会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