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地位授予功能：大众媒介赋予社会问题、个人、团体以及社会运动以地位。使个人和集体的地位合法化，从而提高其权威性。

（2）强制执行社会规范：大众传媒可以通过“曝光”某些背离公共道德的行为，发起有组织的社会行动，被迫接受社会规范的对象不仅限于公众人物，也包括普通民众，通过让某些问题暴露，人们必须表明自己支持或者反对社会准则。

（3）麻醉的负功能：大众媒体使广大群众把大量时间用在阅读、收听、思考大众媒体中，把对当代种种问题的了解作为采取行动的替代品，但实际上并没有对解决它做出实际的贡献，在政治上冷漠和迟钝。

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 ）

美籍以色列社会学家，哥伦比亚学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人际影响：大众传播流中个人的作用》、《大众传播的使用》、《休闲的世俗化》、《大众传媒于社会变迁》等。

（1）与拉扎斯菲尔德一起进行了两级传播的研究，尤其是意见领袖和传播流的研究，指出意见领袖的特点是：与被影响者基本处于同一阶层、意见领袖知识咋某些特定领域上具有权威性、意见领袖具有通过适当的媒介把本群体与群体环境的对应部分联系起来的功能、意见领袖具有易接近的特点、一般情况下，意见领袖的影响要大于大众传播的影响。意见领袖的确认与三个因素有关：体现了某些价值、能力以及在社会中的位置。将大众媒介的信息经过群体、意见领袖等多级最后到达个人的流动过程，称为“传播流”。

（2）开创了积极受众理论，站在受众的角度上提出了“使用与满足”理论：由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产生了需求，这种需求又导致了人们对大众传播或其他信源的期待，这种期待引起了不同类型的媒介接触（或者其他行为），其结果导致需求的满足和其他后果。

（3）卡茨提出了“媒介事件”理论，在和戴扬合著的《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中将媒介事件定义为：在电视上进行现场直播的国家级历史事件，并将其概括为“竞争、征服、加冕”三种模式。在2007年将媒介事件修改为：“冲突、幻想破灭、脱轨”。

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 )

贝雷尔森是美国社会学家，哥伦比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没有报纸意味着什么》，与拉扎斯菲尔德一起合作进行伊里县的调查研究，曾经做过报纸的使用与满足研究。他将内容分析法定义为“一种对具有明确特定的传播内容进行的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技术，使其成为了一种成熟的研究方法”，并推动了内容分析法在传播研究中的应用。1959年，他提出了“传播研究正在枯萎”问题，开启了对传播学转型的思考。

政治经济学派

又称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他们以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为基本观点分析传播现象，将大众传播看成是“一种交换的社会过程，其产品或是社会关系的标志，或是它的具体体现”，传播系统被视为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基本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关注各种社会关系对传播生产、分配、销售、消费、再生产全过程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社会的反作用，尤其是其中的权力和不平等现象的后果。政治经济学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关注不同的议题，形成了北美、欧洲和第三世界三个研究传统，但该学派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三个：文化产品生产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化消费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达拉斯·斯迈兹（Dallas Walker Smythe）

斯迈兹是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主要代表作有《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等。他的主要观点有：提出了“受众商品论”，大众传播最终的产品是受众的劳动，或者说是受众的劳动时间。以电视为例，在看电视的过程中，电视台生产节目，吸引我们把线下的事件投入观看活动中，然后电视台把时间出售给广告商。受众的劳动创造了广告商品的需求，受众没有不仅没有获得报酬，反而促使他们消费新商品。除此以外，受众还学习各种品牌知识，以便在相同的产品中做出选择，但是这也是在为广告商服务。

存在的不足：忽略了新技术的变化；只解释了商品的形式，忽略了文化产品内容背后的意识形态控制与斗争。

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

席勒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有《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传播和政治文化统治》等。他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描述了美国的媒介产品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入侵”，首次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做出了定义：“在某个社会步入现代世界系统过程中，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被迫接受该世界系统中的恶核心势力的价值，并使社会制度与这个世界系统相适应的过程”。跨国公司和美国政府操纵和控制着跨国媒介公司，对外输出含有意识形态的广告和文化产品，以此掠夺他国的消费品市场和文化产品市场。在获取利润的同时，对全世界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入侵；在美国国内，大公司和美国政府操纵和控制着国内媒介公司，执行意识形态控制功能，对美国社会进行思想控制，即文化和意识形态控制。

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

加拿大传播学者，北美政治传播学派新一代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传播政治经济学》。

（受众商品、政府（包括军队）对传播工业的干预和控制、媒体垄断对民主的影响、垄断资本通过生产结构造成的思想管理、美国自由经济的全球扩张对国际传播秩序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关注的内容。）

在这本书中，莫斯可指出达拉斯·斯麦兹和赫伯特·席勒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派的开创者，并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提出了三种过程:商业化、空间化、结构化，由此，针对传播察也分为三个层次:媒介内容的商品化(一次售卖)、受众的商品化（二次售卖）、传播劳动的商品化(剥削不断专业化)。

他在书中还提出了“控制论的商品”。在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基础上，他认为媒介和广告客户之间的商品交换是通过媒介测量公司所测量的收视收听率进行的，这种过程的商品实际上是收视率这种信息性商品，而非有形商品。

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

戈尔丁是欧洲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的当代媒体研究专家，主要是从考察媒介所有权的集中和垄断程度入手,揭示资本主义媒介为垄断资本服务的本质。

戈尔丁依据时间和意图，将传播效果分为4类：

（1）短期的预期效果：个人的反应、对媒介集中宣传报道；

（2）短期的非预期效果：与传播者意图无关，个人的自发反应和集合的自觉反应，有益或有害；

（3）长期的预期效果：与传播者意图相符的累积效果，知识的传播，推广和普及等；

（4）长期的非预期效果：整个传播事业日常的，持久的传播活动产生的综合或客观效果，个人社会化、媒介的社会控制、媒介与社会变革。

欧洲政治经济学派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传播问题，也将文化研究对于文本意义和受众解释的研究纳入到政治经济的研究中，以经济条件为基础，阐明实践所有条件对现实表征的影响。与北美学者认为“媒体掌握在垄断资产阶级手中就会自觉反映其意识形态”不同，主张以非工具性、非决定性的方式来看待经济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 ）

默多克是欧洲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拉夫堡大学传媒研究中心教授。主张以物质生产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因素对整个大众传播系统，乃至文化系统的影响，将文本意义和受众解释纳入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中。

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rlart）

法国的阿芒·马特拉也是欧洲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主要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播问题。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

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一书中，马特拉指出“传播的全球化，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全球化”。书中主要从三个方面阐释这个观点：

（1）战争推动了传播发展。战争对信息的需求，促进了传播的发展；战争对动员的需求，促进了宣传的发展。

（2）民族国家独立性受到威胁。发展主义神话促使经济全球化以及民族边界减弱，最终信息传播的新网络将按照资本重新分配边界，民族国家的独立性相应的受到威胁。

（3）本士文化受到侵蚀。信息全球流动引发文化认同危机，跨国媒介集团以工业化、规模化的方式推行本国文化并输出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受到侵蚀。

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

乔姆斯基是美国哲学家，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的荣誉退休教授。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上最伟大的贡献。

乔姆斯基认为，“大众媒介成为社会控制或是社会解放的工具，关键是看大众媒介掌握在谁手中，除非大众操纵媒介，否则媒介将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对此乔姆斯基持悲观立场。

乔姆斯基提出五重宣传过滤模式（五重过滤网），指出媒体发布的信息需要经过五重过滤。因此，无论何种制度，媒介终究是为既存的经济力量和政治体制服务的：①媒体的所有权与利益驱动。②广告的影响。③专家的作用。④炮轰作为媒体自律的手段。⑤反共的修辞策略。

多伦多学派

多伦多传播学派是上世纪60年代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者哈罗德·英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共同创立的，后继工作由目前的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文化与技术研究所而得以开展，将媒介本身对文化的影响作为研究的核心，对后来的媒介环境学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哈罗德·亚当斯·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

伊尼斯是加拿大经济史学家、政治经济家，多伦多学派的鼻祖。主要代表作有《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采用“洞察”式研究方法，即不再囿于经验性细节的论证，而将看似不相关的事物并置在一起，并通过它们之间的关系来解释历史的进程。他以传播媒介为轴心，以时间和空间为基本维度，考察了媒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伊尼斯根据偏向性，把媒介分为两种——偏时间的媒介和偏空间的媒介。偏时间的媒介指的是石刻文字、泥板文字之类能够保存较长时间的媒介；偏空间的媒介指的是埃及纸莎草和中国纸这样轻便容易携带、扩散范围较大的媒介。偏时间的媒介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以该媒介为主的文化重视传统，权力纵向集中，但是不够灵活，统治的地域较小。偏空间的媒介则适合知识在空间中横向传播，这种媒介使得一个文化更重视空间的扩展，权力比较分散，但是也容易离心。伊尼斯认为古代帝国的盛衰可以从这两种媒介是否平衡来加以解释。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麦克卢汉是20世纪原厂媒介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多伦多学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机器新娘》、《古登堡群英》、《理解媒介》、《媒介定律》等。他的主要观点有：

（1）媒介即讯息：媒介具有自治性，不是人在使用媒介，而是媒介在塑造人的行为和社会形态。媒介与讯息，两者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媒介，不同的媒介会传递出不同的信息。

（2）媒介是人的延伸：不同媒介延伸了人们不同的部分，也延伸了不同的感觉器官，“感觉”是麦克卢汉媒介的理论的中心概念，并以泛媒介的观点看待各种现象，把所有的媒介都视为人体的延伸，使得我们身体某一部分功能加强。

（3）热媒介与冷媒介：以“信息的清晰程度”和“人的参与程度”为两个维度，将媒介划分为“冷媒介”与“热媒介”。信息清晰程度高、人参与度低的媒介是热媒介，信息清晰程度低、人参与度高的媒介是冷媒介。麦克卢汉对媒介冷热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是相当主观的。

（4）媒介定律：媒介的四项定律，它们分别是：提升、过时、复活、逆转。

提升意味着媒介使我们的身体得到延伸，使人类的活动能力与认识能力得到提高；过时意味着新媒介的出现，会使某些旧媒介和人类的行为方式淘汰；复活意味着过时的东西又会以新的形式出现，并且复活并不是简单的再生，而是在新的条件下以“提升”的方式复活；逆转意味着新的形式被推向潜能的极限后，原有特征会发生逆转，“每一种省力的设备都是一种乔装打扮的更新更重的工作形态”。

（5）对媒介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根据媒介特征将社会划分为：部落化时代——脱部落化时代——重新部落化时代。部落化时代以面对面的口语传播为主，具有参与的、整合的、去中心的社会特征；脱部落化时代以印刷传播为主，具有个人的、碎片的、中心的社会特征；重新部落化以电子媒介为主，具有参与的、整合的、“地球村”的社会特征。通过媒介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的全是，说明媒介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媒介环境学派

1968年，波斯曼首先提出了“媒介生态”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媒介作为一种环境结构，制约着我们的感觉、思维和表达方式，我们从媒介的内在符号世界中思考、感知、谈论和表现身边的世界时，没有办法完全摆脱媒介来进行思考、讨论、描述这个世界；不同媒介之间还存在着相互影响，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媒介环境。因此媒介共存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互动产生新的合成环境，这也是媒介环境学关注的问题。

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

美国媒介理论家、科幻小说家，曾任美国科幻小说研究会会长，屡获美国及世界级大奖和提名。他完美的实现了科学文化与文学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结合。被称作“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后麦克卢汉第一人”。他是波兹曼的博士生。　莱文森出版有科幻作品《丝绸密码》、《意识灾难》等。他的理论著作有《数字麦克卢汉》、《手机》等。 莱文森的理论主要有：

（1）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趋势”理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是在模仿或复制人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

（2）“补偿性媒介”理论：人在媒介演化过程中进行着理性选择：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换言之，人类的技术越来越完美。

（3）“后麦克卢汉”主义：莱文森的技术乐观主义扬弃了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认为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人对技术具有控制的能力。

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

波斯曼是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首创了媒介生态学专业。

主要代表作有《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等。他的主要观点有：

（1）在《童年的消逝》中，阐述了“童年”的产生、发展以及日益走向消逝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伴随着人类传播方式的变迁而完成的，信息与媒介与“童年”的起止始终相伴，文学、印刷、电视等都在“童年”的变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电视的出现使童年概念消逝，过去是使儿童接触特殊的媒介（儿童读物），而电视的出现使得所有的信息都对儿童开放，可以看到成人的一切，“童年”消逝。

（2）对电视文化的批判：在《娱乐至死》中，他提出电视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电视里一切都是娱乐。当一切都趋向娱乐时，所有一切都变成了娱乐。现实社会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精神，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教育等都成为了娱乐的附庸。

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他的研究焦点是电视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梅洛维茨将麦克卢汉和戈夫曼两个人结合，采用麦克卢汉的传播理论——认为电子媒介改变了社会互动的情境，打破了墙。同时使用了戈夫曼的互动论——情境改变了我们的行为，因此电子媒介改变了社会，即媒体影响了我们行动的情境，进而影响了社会文化。代表作是《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动的影响》，通过论述电视媒介对于总统选举、儿童与成年人的界限、女权发展的影响，分析了媒介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虽然梅洛维茨认为媒介对个人的行为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他也强调，社会的变化是多因一果的，承认媒介的重大影响并不意味着这种影响是必然的或者决定性的。但是如何将媒介的影响、内容的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区分开，媒介究竟是原因还是中间变量，在他的理论中并没有得到理想的解释。

好啦，这期传播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推送到这里就结束啦～

晚上睡个好觉，没睡好也没关系，适度的紧张也有利于发挥嘛～

明天加油呀，祝旗开得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