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以来，中央一视抑制兼并为正途，不但为了防止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也尽量避免因贫富不均导致农民战争暴发。虽然，这个政策成功的时期不多。皇室、外戚、公卿、宦官、豪商或竞争或勾结，对无权无助的农民进行蚕食，结果总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从汉末经魏晋至南北朝，甚至形成世族地主的庄园制度，长达四个世纪。中央试图调节贫富不均是基于皇权生存的考虑，但其立论常依据乌托邦式的理想。王莽的恢复”井田制”，与北魏北周的”均田制”，都宣称是对古代周礼的回归。

但自从中唐推行”两税制”以来，（此处有删节）国家基本上放弃大规模的平均土地的尝试，虽然这个思想深入民心，时隐时现。由于均田制的崩坏，唐朝于公元780年实行”两税制”，基本上是对两项现实——私有制和货币经济——的让步。在均田制底下，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死后必须归还国家，由国家对新户主重新分配，而国家在这个基础上抽取租庸调，并建立寓兵于农的府兵制。两税制把税制简单化，只收户税和地税，分摊夏秋两季征收，地税征收谷物，户税则全以现钱计算。宋代上承唐代两税制，也轻丁口税而重田产税。

从此国家基本上认可私有财产，并着眼于政府的现款运转。它”从由来以久的国家必须负责纠正土地分配不均的教义全面撤退。”至于”井田制”或”均田制”，虽然与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引起共鸣，却是财产关系与市场关系不发达的症候。北朝的北魏北周能够实行均田制，正因为华北落后，而执政者又是外族的原因。至隋唐大一统后，均田制并不实行于较发达的华南。

宋代”不抑兼并”，并不造成魏晋南北朝式的世族庄园所有制，因为科举制度已大致上决定社会地位的升降，造成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市场的发达也促进地产转手之快速，”三世而衰”变成常态。士大夫和官宦家族为了保持家道不中落，遂有投资于族田之举，为了保持家族的延续，用修订族谱人工地维持家族不散这个风尚也开始盛行。

“不抑兼并”虽不造成世族对政权的垄断，仍不可免导致土地兼并。这个趋势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已颇为严重，但王安石主张国家对社会的干涉，不再是平均地权而是对小农作出贷款，亦即是提高生产、发展国民经济，而不是搞平均主义。而王安石把老百姓对国家的服役变成用现钱折算，地方对中央的贡改为比较市价后进行采购，都是市场和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出现的政策。

在宋代，中古式的身份制虽仍残存，但政府基于财政的考虑把全国居民分为”主户”与”客户”，亦即是只看财产，不看身份。拥有财产的主户直接承担各种赋税，无产业的客户则不直接承担。在乡间，客户是指佃农，他们不再是从前世族地主的”私属”，而是直接编入国家的户籍。在城市里，主户身份并不以房地产之有无为唯一标准，也包括有无店铺、库房，以及从事经营的资本，客户则是雇员或房客。这种分类法是根据财产关系，也把契约关系普遍化。

唐代城市多为行政中心，宋代市镇趋于工商业化。唐代都市内的贸易地区由官员严格控制，宋代则放任自由，因此商业区与住宅区的界限逐渐消失。宋代的新型都市有些发展至很大规模，例如开封和杭州都达到一百万人口。后者为马可波罗在元朝初所目睹，惊叹为前所未有。至元朝后期，世界旅行家阿拉伯人伊本．贝图塔(IbnBattuta)访问杭州，亦称之为”世上最大的城市”。当时在中国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达，在三十至五十万之间。

宋代的都市化也反映货币经济的发展。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十倍以上，但仍不敷应用，在缺铜的情形下，宋真宗年间出现民间发行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纸币，后来为政府接办。中国发展至宋代，商税也日形重要，它成为城镇征收的主要项目。从远洋贸易抽取的税收，也达史无前例的比重。

学者们曾为宋代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而进行讨论。在北宋，中国人已懂得用烧煤炼钢，大型企业雇佣数百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聘用八千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规模。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达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此外，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宋代中国是前现代的”高科技”之家：造纸、印刷、火药、罗盘虽然多发明于前代，但至宋代成为大规模制造业。

宋代中国的”现代性”，也表现为中古佛教的衰微和世俗精神之来临。在世界其他各地仍盛行宗教艺术之时，宋代的绘画题材已开始表现市集与贸易，而文人创造的山水画则呈现一种写实主义，宋代的原创不像后来被注入禅学的明代山水画，而是对自然界忠实的模拟。这个入世的精神也表现为儒家理学之抬头。理学以人伦为天理，在今日或被视为一种宗教，因为今日对世俗化的定义是个人从任何权威底下解放，基本上是西方的设定。宋代的理学不妨视作中国式的集体主义人间观的哲学体现。对不服膺神道观的中国人来说，这就是他们在现世的行为方式，在现代社会中也如是。

宋代承继隋唐帝国，却不能重组”天下”，而必须和辽、西夏、金、蒙古等敌国并存，在中国历代的皇朝史中呈现一种非常态，反倒更近似”近代”的邦国。宋朝长期积弱，非但没法重建汉唐的规模，反而令抵抗外族入侵成为国民生活的常态。长期下来，一种初期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宋代已经有印刷术这种传媒。按照班奈狄克．安德生的说法，印刷术是形成近代国家这个”想像的团体”的主要因素。宋代的岳飞和文天祥后来在中华民国诞生时期编织的”民族英雄”谱系里变成先烈，正因为宋朝有点像近代列强交侵底下的受难国家。

宋代这幅图像”近代化”得有点惊人，有加以修订的必要。该指出：它不可免遮盖了地域性差异，一般来说，先进的社会关系是江南盛于华北，东部盛于西部。整体来说，宋代的市场和契约关系的普遍化不及工业革命后的西方。虽然从宋代以后，土地关系是以契约为主导，但到了清代的雍正朝，国家对残留的人身依附关系还得颁布最后一次解除法令。”两税制”轫始的重产业轻丁口的措施，后起的朝代又必须重新执行——如明代的”一条鞭”和清代的”摊丁入亩”，似乎并非一劳永逸，而是循环出现。宋代的文官统治，在后起的朝代——尤其是由外族入侵建立者——也屡受贵族统治的干扰。至于宋代印刷术虽然发达，但大多数人仍是文盲。当时或许已有近代”民族”观念的萌芽，但这和近代国家用国民教育和大众传媒塑造”国民”的积极措施还差得很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