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中，白凤翔最先与我地下组织接触，最早接受并认可进步思想，对老蒋政策深恶痛绝。

不仅如此，他还让骑六师参谋长汪镛，与红一军政治部主任朱瑞秘密签署了局部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几条协议，得到了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小平同志的批准。

此举，比张学良部下王以哲在洛川与红军签订的停战协议还早了一年多。

在张学良的授意下，白凤翔去临潼华清池拜见了老蒋，说是去热河一带开展游击战向总裁辞行，其实是为了观察老蒋的住所地形。

12月11日下午，张学良在张公馆对白凤翔郑重地说：“我想了好久，决定把委员长扣留起来，逼着他进行抗日……”

白凤翔，1942年在内蒙古被日本敌特毒杀

但张学良还不死心，决定再见一下老蒋，看他能否改变主张。

12月11日下午4点多钟，张学良同老蒋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蒋固执己见。

走到头道门时，张学良一眼看见了正在那里值勤的一营长王玉瓒，将他带到了位于金家巷一号的张公馆。

张学良让众人退下，只留下他和王玉瓒。

他上下打量着王玉瓒，神情严峻，但态度镇定，说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我命令你把蒋委员长抓进城，要抓活的，不要打死他。”

王玉瓒两腿一并立正，敬礼说：“保证完成任务！”

当时老蒋做梦也没想到张杨会捉他，身边的侍卫只有二三十人，加上外面的宪兵也不到一百人。

而王玉瓒指挥的步、骑兵两个连，总兵力300余人，实力完全碾压对方，因此信心满满。

尽管如此，张学良还不放心，补充说：“我打算让孙铭九跟你一起执行任务，确保万无一失。”

停了停，张学良又说：“你营担任华清池行辕警卫，应先行动……”

“为了和蒋的侍卫区分开来，回去之后让你的部队穿蓝色棉军服”，张学良又说，“具体事情由谭海副官长安排。”

夜幕降临后，王玉瓒带人到谭副官长那里领了军服，放在了营部。

12日凌晨2时许，王玉瓒乘摩托车到了十里铺，向骑兵连的邵连长出示了张学良的手令：

“张副司令命令你控制华清池外围，不让一个人逃出去，别问为什么。”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临走的时候张学良交代，事关重大，知道捉蒋秘密的人越少越好，以免走露消息。

因此参加兵变的部队官兵，大多数人不知道任务的最终目的，只是事变发生后才知情。

不然的话，只要有一个人有二心，不必去告密，只须提前打枪也能让计划失败。

交代完毕，王玉瓒又赶到灞桥镇，给手枪排金万普排长下达命令：“你，带领全排战士，迅速到华清池去。”

紧接着，王玉瓒又对守卫华清池第一连的王世民连长下达命令，让他三个排长马体玉、匡德润、王金铭着急起来，部署捉蒋事宜。

老蒋的宪兵和这几个派住在一起，或者距离很近，他们的任务就是乘其不备，将这些宪兵缴械。

完成这一切之后，王玉瓒便带着王世民的一连战士，进入头道门。

夜出奇的静，虽然他们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但是一想到捉拿的是老蒋，大家的心情还是非常紧张。

王玉瓒回忆，他经历大小战斗无数，见惯了血雨腥风，但内衣还是被汗水湿透，攥枪的手渗出汗来。

摸向二道门时，留在大门外面的战士就哗啦哗啦地子弹上膛。

王玉瓒心里一惊，急忙小声对马排长说：“别让他们闹出动静，我们枪响之后再上也来得及。”

凌晨4时许，外面的宪兵全被控制，王玉瓒在二道门向老蒋的岗哨举起了手枪。

他对着哨兵扣动扳机，一打就是三发，这是约定的动手信号。

听到枪响，一营的战士全都开始进攻。

这时候，孙铭九的二营才从灞桥镇赶来加入战斗。

是王玉瓒打响了西安事变第一枪，拉开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的帷幕！

哨兵被击倒之后，王玉瓒率部下冲进二道门，与被枪声惊醒后跑出房门的大汉撞到一起。

此人身高马大，王玉瓒不敢肯定他是不是老蒋。

正在这时，那人开口了，用浙江话喊道：“出了什么事？”

从这人的口音可以听出，这是个小伙子，肯定是老蒋的卫士长。

于是王玉瓒一挥手，部下一起开枪，将卫士长的身体打成马蜂窝。

与此同时，老蒋的侍卫们也惊醒了，他们全都惊慌失措。

身为委员长侍卫，他们之前觉得这是世界上最风光的事，也是最安全的事。

毕竟，老蒋手握百万大军，谁敢招惹？

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保护“总裁”要真刀真枪。

不过能成为老蒋侍卫的，“忠心”绝对没有问题，尽管惊慌，但他们全都拼命抵抗。

可是他们手中大多都是短枪，尽管枪法很好，但是黑灯瞎火的，也发挥不了作用。

而且在强大火力面前，他们的武器显得非常可怜。

于是，没用多久，卫士们便喋血华清池，一个个成为枪下之鬼。

王玉瓒带领部下，长驱直入， 很快逼近了蒋卧室所在的五间厅。

这时，二营孙营长的50余人乘两辆卡车赶到了华清池，很快加入战斗。

外围侍卫消灭之后，接下来到了重头戏，捉拿老蒋。

因为张学良交代过，不能伤了老蒋性命，王玉瓒不敢怠慢，自己和王世民连长亲自去捉拿。

老蒋住的小院外面大门紧闭，王玉瓒只好和连长绕过贵妃池，爬到了五间厅门前的平台上。

老蒋住的三号厅的门半开着，两人三步并做两步闯进卧室，一看大吃一惊。

床上被子掀开，早已无人。

他们在屋里找了一遍，包括床底下也看了，没有发现老蒋。

“营长，人不见了，咋办？“王世民的声音有点颤抖。

王玉瓒一摸被窝，还有余温，老蒋的衣服、帽子都在，假牙还泡在杯子里，蒋的标配黑斗篷还挂在衣架上。

“他没走远，赶快就近搜查！”王玉瓒说。

官兵四处寻找的时候，电话响了。

“委员长呢？”这是张学良的声音。

“报告副司令，还在找。”王玉瓒回答道。

“捉不到蒋，以叛逆论罪！”电话那边张学良也慌了，他的声音低沉而严厉。

王玉瓒的心揪了起来，紧张而急躁。

这时候，一营手枪排战士石志中跑来报告：“营长，后墙发现一只鞋！”

“委员长可能越墙逃往后面的骊山了，快点搜山！”王玉瓒焦急地说。

王玉瓒指挥一营的战士从左侧搜山，二营孙营长带领战士从右侧开始搜山。

这时东方出现鱼肚白，骊山漫山遍野都是搜山战士。

老蒋（左）、张学良

老蒋年龄不小，不可能走太远，到底去了哪里？

王玉瓒心乱如麻，一边搜一边在不停思考。

正在此时，忽然传来一个声音：“营长，委员长在这！”

原来枪声惊醒了老蒋，他慌慌张张翻墙出去，跑到了距离住所五百米外的半山腰，躲在了一块大石头后面。

当时正值隆冬，出来的时候慌慌张张没有穿外套，乱草丛中的老蒋冻得瑟瑟发抖。

再加上恐惧，他时不时向外探头张望，恰被一营手枪排的班长刘允政等3名战士发现，抓了个正着。

王玉瓒听了激动万分，急忙向发出声音的地方跑去，果然看见了老蒋。

只见他身穿古铜色绸袍，下穿白色睡裤，光头赤足，满身尘土，样子非常滑稽，又非常狼狈。

王玉瓒急忙上前敬了一个军礼，对老蒋说：“我奉张副司令之命前来请您！”

老蒋铁青着脸没有说话，官兵们把他连推带搡地架下山来。

上了公路，他一屁股坐地上，惊慌失措地连问道：“你们张副司令呢？怎么不见？”

王玉瓒正考虑如何回答，他一扭头，看见捉蒋行动总指挥、105师刘多荃师长。

为什么是刘多荃不是别人？因为此人与何世礼、姜化南、谭海，并称为张学良四大保镖，对其忠心不二。

刘多荃是辽宁金城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保定军校同学、张学良保镖姜化南的推荐下，到了张学良的卫队，被提拔为卫队少校副队长。

刘多荃

由于刘多荃忠诚可靠，足智多谋，被提拔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副总司令（张学良）北平行营卫队统带、北平绥靖公署卫队统带部少将统带。

1933年，刘多荃调任东北军独立第105师师长。

捉拿老蒋对张学良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他只能依靠刘多荃。

王玉瓒看到刘多荃就站在不远处（头道门外）的公路上，就跑过去，兴奋地向他报告：“报告刘师长，委员长被我们抓到了。”

刘师长说：“好、好，我知道了，我都看到了！”

这时候已经是早上8点，刘多荃一挥手，大家把老蒋塞进一辆小汽车，由张学良副官长谭海等人押送到西安城里的新城大楼。

在此之前，张学良也一夜没睡，心里忐忑不安，一旦老蒋逃走或者被打死，计划就失败了。

捉到老蒋，张学良高悬的心终于落下来，他非常高兴，给了王玉瓒一笔奖金，还提升王玉瓒为东北军15旅43团团长。

后来，王玉瓒参加了八年抗战。

1949年冬，作为蒋军将领的王玉瓒弃暗投明，参加了云南起义。

之后，王玉瓒回到家乡，隐姓埋名，当了一名农民。

在信中，王玉瓒对叶帅说，“老蒋是我捉住的，我们应该对历史负责，还以真相，恳请查证。”

叶委员长见信后非常重视，立即做出批示，安排有关部门对此进行调查。

王玉瓒家乡所在地抚顺市的统战部门立即行动，历时三个半月，行程将近9000公里，查证了线索数十个。

1979年10月，结果出来了，老蒋确实是王玉瓒带人捉住的。

抚顺有关部门给王玉瓒写了回信，说他受了“不白之枉”，邀请他与事变经历人当面座谈。

1979年，抚顺市统战部致王玉瓒的公函

但是，孙铭九在文章中一直坚持是他率领的卫队二营捉住了老蒋。

整个捉蒋过程，都是由孙所带的卫二营的五六十人完成的（有关教科书和电视剧也都这样叙述）。

叶帅

既然各执己见，那就来个辩论吧，当面鼓对面锣辩论一下，理不辩不明嘛。

1981年，西安事变发生45年之际，“华清池捉蒋座谈会”上在北京举行。

说是座谈，其实就是辩论。

座谈会由张学良将军原机要秘书、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将军主持，地点是在政协。

参会者除了一营二营营长，还有张学良二弟张学铭、捉蒋亲历者陈大章和张治邦两位团长以及张学良随从副官朱宗愈，以及几位西安事变史学者，共14人。

与会者们提出质疑，两位营长面对面辩论。

王玉瓒说：“1936年10月和12月4日老蒋两次抵达西安时，所住华清池头道门的警卫任务，都是我的第一营奉命担任的，对此有异议的，请提出。”

郭维城也站起来说：“卫一营担任守卫华清池蒋行辕是事实，我可以证明，不须多讨论了。”

就这样，卫队第一营警卫华清池头道门这一事实被与会者确认。

王玉瓒质疑道：“原来二营长的回忆录说，‘我们刚到头道门，就被蒋的卫兵发觉……’

既然华清池头道门是由卫一营警卫的，头道门蒋的卫兵哪里来的？”

有位社科院的与会者大声质问：“我有个问题，华清池捉蒋时，究竟是谁开的第一枪？”

王玉瓒用肯定的语气说：“是我，是我打响的第一枪，并且是接连打响三枪。”

此言一出，现场鸦雀无声，包括卫二营营长在内，无任何人提出异议。

到此，真相大白。

在西安事变纪念馆中，王玉瓒的戎装照下写有“负责临潼兵谏的张学良卫队1营营长王玉瓒，12月12日清晨6时打响了临潼兵谏第一枪”字样。

西安事变纪念馆中王玉瓒照片及其说明

王玉瓒在《我是怎样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假如12月11日下午，张副司令没有通知我捉蒋，而某人径自带队前去捉蒋的话，我肯定下令开火，因为我的职责就是保证蒋的安全，绝对不准许其他人进入头道门一步。”

“因为事先得到命令，我才下令部下允许他带二营顺利地进入我一营负责警卫的华清池头道门。否则，必将是卫队一、二两营之间的一场残杀，哪还能顺利捉蒋？”

令人感慨的是，之前举行无数次西安事变纪念活动的时候，王玉瓒在偏远山区为农，无人知道他的名字。

直到1979年，在叶帅的过问下，组织上给王玉瓒做出“爱国”、“正义”、“有功”的历史结论。

这时候的王玉瓒，已经85岁。

1981年12月，童小鹏建议安排王玉瓒重游华清池。

王玉瓒老人重回华清池

王玉瓒和妻子一道，来到45年前他打响捉蒋第一枪的华清池。

看着五间厅墙上战友们留下的一个个弹孔，老人家心潮澎湃，耳边又响起激战的枪声和官兵们的嘶喊声。

故人风雨数十载，昔日战场物是人非，抗日的烽火早已成为历史。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的英杰，功绩永远被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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