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甫在《西厢记》中的性描写主要仍是用传统的写意手法，比《金瓶梅》的写实手法要含蓄得多，抽象得多。这恐怕就是《西厢记》原本不仅从未出现过删节本、洁本，而且始终在舞台上演出的原因。

蒋星煜

《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

翁敏华著

学林出版社

2004年3月第一版

369页，28.00元

《西厢记》问世以来，历来评论家均给予好评，也有一批以卫道者自居的，如明代何良俊之流，认为是有伤风化的淫词。最别出心裁的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他对《西厢记》用了非常形象化的手法，十分聪明地把当时大观园中各色人等对《西厢记》的内心深处的热爱、表面上的一意贬低像工笔画般精雕细刻了一番。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标题为《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惊芳心》，不言而喻，曹雪芹认为《西厢记》用心描摹崔莺莺与张君瑞的爱情故事的语词为妙词，并非淫靡之语也。

曹雪芹的时代是清代乾隆年间，距今已有二百年之久。就中国而言，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改革开放，社会有了飞跃的发展，应该说封建观念基本上清理得差不多了，尤其对于爱情、对于性文化，也许转变得太快，失去了分寸的也有。而翁敏华教授关于《西厢记》的述评，却让我大吃一惊。

其《性崇拜及其在戏剧中的面影》一文（原载《中国戏剧与民俗》，台北学海出版社，1997年），将结束时说：

东方传统戏剧的台本中，每每有大量的艳言猥语，令今人不堪入目。《西厢记》的唱词宾白就十分淫靡。尤其张生，大量的“下流话”使他几乎不符合身份。莺莺的唱词也很露骨。

我不知道翁敏华对《西厢记》是否真的如此评价，但使我不禁想起曹雪芹巧夺天工的处理。当贾宝玉先把《西厢记》给林黛玉看了，后来又对她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以后，林黛玉立刻满面通红，“薄面含嗔”，叱责宝玉：“……好好儿的，把这些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账话，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也许会有人以此为依据，断定林黛玉锁定《西厢记》为“淫词”的。

其实，前面还有一段文字：

“黛玉把花具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不顿饭时，已看了好几出了。但觉词句惊人，余香满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这才是她对《西厢记》的真实看法，之所以说成“淫词艳曲”，还声称要向贾政、王夫人告发这件事，原是逗弄贾宝玉，说着玩的。或者说，在大观园中，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公开表示对《西厢记》的热爱是不合时宜的。

林黛玉虽然不可能在大观园中谈论《西厢记》的文词，但她也没有设法隐瞒自己读过《西厢记》，《红楼梦》的第四十四回，凤姐要鸳鸯行酒令时，当然黛玉也得说一句。她们是这样说的：

鸳鸯：左边一个“天”。

黛玉：良辰美景奈何天。

鸳鸯：中间“锦屏”颜色俏。

黛玉：纱窗也没红娘报。

按黛玉对诗文的熟悉程度，她完全可以说任何别的东西，她却偏偏第一句说了《牡丹亭》，第二句说了《西厢记》，这是她的性格决定了的，无法改变也。甚至第五十一回中，宝琴吟诗《蒲东寺怀古》，要宝钗表态时，她也装着对《西厢记》一无所知，只推说“却无考”，企图搪塞过去。仍旧被黛玉加以点破，使之十分狼狈。当然黛玉是曹雪芹所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这一些情节都说明曹雪芹对《西厢记》评价之高，在论争时，寸步不让。

历代戏曲理论家对《西厢记》的评价如何？现择要列举之：

元代钟嗣成《录鬼簿》称此剧“天下夺魁”，也就是说，如果把元杂剧制作排行榜，其榜首即《西厢记》，这是总的评价，也包括流行之广在内。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唱词、宾白“天下夺魁”，但整个剧本就是唱词、宾白两部分组成的。因此，钟嗣成当然是赞赏其唱词、宾白的。

到了明初，宁献王朱权乃朱元璋第十六子，当朱棣成为明成祖之后，对这个兄弟采取了严密监视的办法，他知道朱权才略过人，所以必须防范，必要时找一借口杀掉。朱权的日子过得不太平，诚惶诚恐。他著《太和正音谱》，其《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一章谓：

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

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

按王实甫所作杂剧种数不多，传世之完整作品仅《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西厢记》之知名度超过其他两种多矣！花间美人之誉，称赞《西厢记》自无疑问。二十世纪中叶研究《西厢记》之专家王季思有《西厢记》校注本问世，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一再重版。书中有附录：《关于西厢记作者的进一步探讨》，说：“《古今群英乐府格势》称，‘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这里所形容的王实甫的词曲风格跟今本《西厢记》基本符合。”

明代中叶以后，论《西厢记》的词采的人颇多，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西厢主韵度风神，太白之诗也。”王骥德著《曲律》，校注了一部《西厢记》，也推崇“西厢，风之遗也”，“西厢似李”，他与胡应麟不约而同地将《西厢记》与李白的诗相提并论。

王骥德又将《西厢记》与封建统治阶级比较欣赏的《琵琶记》作比较，认为“《琵琶》终以法让《西厢》”。清初李渔对《西厢记》爱之甚深，或称誉为“千金狐腋”，或称誉为“一片精金”，似乎感到言语难以形容。《闲情偶寄》之《词采第二》则说：“吾于古曲之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鲜瑕者，惟《西厢》能之。”把话说得毫无保留的余地了。

“五四”以来，当代文学艺术界学贯中西的郑振铎，对古籍的保存、收藏、传承做了一系列工作。《西厢记》是他的重点之一。他主持工程浩大的《古本戏曲丛刊》的编印。第一集就收进了明刻善本弘治岳刻本、刘龙田本、张深之本三种《西厢记》。都是他亲自在上海等地茹苦含辛收购到的。果真此书属于“淫靡之词”，他决不能付出各方面重大的代价而这样做的。

而且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即便有人贬低、指摘此书，而且明、清两代，版本之多无以复加，而始终没有出现过删节本、洁本，可见还是得到了广泛的爱护、认同的。

再看国外，这两三百年以来，无论中国国内有任何重大政治事件发生，文艺思潮有过急遽的变化，对于中国古典戏曲的翻译与介绍始终以《西厢记》居英、法、德等语之首位。到了1995年，加州伯克利大学韦斯脱(West Stephen H)与哈佛大学伊维德（L Idema）两位教授合作完成了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弘治岳刻本《西厢记》全译，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令全世界所有中国古典戏曲爱好者有了欣赏《西厢记》原貌的机会，真乃大盛举。

在日本，他们尚采用汉文的时代，《西厢记》就广泛流行，改用平假名、片假名的日文（和文）以后，日文译本就陆续出现，而且有训译本、歌译本等不同体例的译本出现，远山荷塘、盐谷温、田中谦二等均有译本，研究《西厢记》的专家如波多野太郎、岩城秀夫等，也很多，不仅没有出现过删节本，他们在评论《西厢记》的专著中也从未认为《西厢记》是“淫靡之词”也。

话说回来，《西厢记》的《月下佳期》一折，确实有〔上马娇〕、〔胜葫芦〕、〔幺篇〕、〔后庭花〕四支曲子对性生活有直接的描写，尤其〔胜葫芦〕：

我这里软玉温香抱满怀，呀！阮肇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

几乎成为卫道君子们的众矢之的，莫不认为“淫靡之词”。其实王实甫这些描写主要仍是用传统的写意手法，比《金瓶梅》的写实手法要含蓄得多，抽象得多。这恐怕就是《西厢记》原本以及传奇改编本《南西厢》的《佳期》不仅也从未出现过删节本、洁本，而且始终在舞台上演出的原因。在国外，当然更不致引起非议，因为这方面的描写，远逊于他们的经典名著《十日谈》那么具体，当然比英国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露骨的直白的展示，更是望尘莫及。

此曲王实甫将女性性器官喻之为牡丹，应该说是不同寻常的处理，因为牡丹在唐代先成为美女的象征，又是盛唐时期繁荣昌盛的象征，实际上已成为“国花”了，所以先后被李正封、白居易等诗人誉之为“国色”、“天香”。这情况，翁敏华不可能不知道。

翁敏华在《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一书中，第三章为《性崇拜及其在戏剧中的面影》，先说到“探索性崇拜意识与东方戏剧的发生关系”是“本文所力图做到的”，也这样做了。并举日本早先的艺能叫“田游”，“也有举男根女阴道具表演的”。又说：“现今最常见的是由——翁——妪（皆戴面具）拥抱而舞，作交欢状。”那么，在王实甫的时代用写意的手法交代“交欢”又有何不可呢？

我认为王实甫用牡丹象征女阴也可以认为是古代性崇拜在元代戏曲中的反映。王实甫认为张君瑞、崔莺莺的爱情纯洁真挚，《月下佳期》的幽会是灵肉一致的结合，所以才用国色天香的牡丹。任何文化都有传承发展的过程，王实甫《西厢记》的《月下佳期》正是过程中的一个标本，称为“淫词”，在分寸上显然失控了。

清代金圣叹在他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中对《月下佳期》（金本称《酬简》）有十分干脆的看法，他说：“夫论此事，则自从盘古至于今日，谁人家中无此事者乎？”看来是如何处理的问题。王实甫用的写意手法，而且写得很美。与《金瓶梅》里那些非常直白而庸俗的描写有天渊之别，所以士大夫也容忍了。人们没有因为金圣叹本不顾其戏曲结构、舞台效果任意删削而舍弃之，反而在清代最流行，版本将近百种，也许他这一番言论深得读者之心，所以就畅销了。

在国外，《西厢记》译本极多，到目前为止，仍以用金圣叹本者居十之七八，原因何在？大可研究。也可能和他对《月下佳期》的评论和西方的文艺工作者更接近吧！

我们知道元代的文化与宋代文化属于不同类型。元人精通四书五经者较少，但由于游牧民族尚未多受封建礼教熏陶，因此，对于男女的爱情问题反而比较开放。王实甫敢于在《月下佳期》中如是处理，不仅是他个人的才华、热情，可能蒙古族的习俗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注意到了翁敏华认为张君瑞的某些说唱是有失身份的，他是尚书之子也。《红楼梦》中，黛玉、宝钗都是贾府至亲，身份相等，黛玉敢于和宝玉背地阅读，总的感觉是读后“余香满口”，宝钗甚至一定要假装根本不知道《西厢记》的剧本，当然也不知道故事情节，当然是出于身份的考虑。为此，我曾写《〈西厢记〉——大观园中的一面镜子》把好几位小姐的虚伪的或尴尬的或机智应付的镜头都显示了一下。

作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而且又是一位女性，翁敏华在三部中国戏曲史著作中，对古代民俗中的性崇拜、性交崇拜都有精辟的论述，的确有胆有识，在研究中国戏曲史这一领域是第一人。但是她却如此评价《西厢记》，令我不解。当时张君瑞所用的语言，崔相国之女莺莺觉得很真诚可爱，愿以身相许。王实甫为之发出了“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赞美之词。我认为风俗习惯乃至整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如果彼时彼刻张君瑞、崔莺莺仍举着男根女阴的模型而舞呢？恐怕更不合适罢。中外圣贤周公、孔子、柏拉图等都没有留下男女相爱达到高峰时的规范语言，咋办呢？

张君瑞的语言也许并不是最理想的，但比《金瓶梅》中色情狂西门庆的语言已经净化多了，比较诗情画意，何“下流”之有。

翁敏华第三部中国戏曲史论著《古剧民俗论》写得很充实，能广泛联系日本、韩国戏剧作比较研究，对中国民俗的关注则较前辈戏曲家黄芝冈、徐嘉瑞等更多、更深入，作为女性，对剧中女性的命运演变比我们的理解也更到位。但是，她对《西厢记》的唱词似乎清规戒律过多，担心过多，批判过严，拒之过远，仍视为“淫词”。那么，“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也是“淫词”么？因为“成眷属”的男女双方虽然不可能是“性崇拜者”或“性交崇拜者”，但是既然成眷属，也就必然有“性生活”的，而且过程中也有语言交流的。咋办呢？

我们决不能允许社会淫靡、混乱之风盛行，公安部门为之做了大量工作，是必要的。现实社会中某些《色│戒》等拥有大量观众的影视作品应如何评论，该是首要问题，且慢将“淫词”之罪状加在《西厢记》头上吧！

再说《牡丹亭》在这方面的宾白、唱词，如《惊梦》、《寻梦》两出中的〔鲍老催〕、〔山桃红〕、〔品令〕、〔豆叶黄〕等曲对性的描写较《西厢记》更多更细腻，为什么不加批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