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寻常百姓眼中，作为帝国中枢在“王土”各处权力的映射，古代中国分布于各级行政区划的官署不仅代表了“三纲五常”等封建时代的特殊传统，同时也彰显着中华法系给予司法官员的独特权威。官署的建筑格局、官员的服饰仪容、公堂的器物用具、升堂的仪式与程序……这一系列令人生畏的表象如同道道壕沟，将庙堂与江湖清晰地隔绝开来。

这似乎有些黑色幽默，因为官署在设计上并没有、也不可能以隔绝百姓为目标，尤其是作为基层官署的县衙，反而凸显出“父母官”式的亲和。县衙既没有又高又陡的台阶，也没有如私家宅院中常见的高墙高阁，衙门——这一称呼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有了贬义色彩——正门两侧的门墙分别向东南、西南延伸，这一设计似乎更便于而不是阻碍外人寻访。从制度层面来看，历朝一向有“官不修衙”的传统，宋朝设“在司擅增修廨宇”之罪，明清亦有擅自营造官廨者“坐赃论罪”的律法，“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民谚固然流传甚广，但终究不是官署设计的初衷。

衙门外的八字墙

为什么如此“开放”的官署依然让百姓畏惧呢？根本原因固然源于官署所代表的权力内核，但直接原因则是其“刑以兵威”的表象，这一点从官署的俗称“衙门”就能品味出大概。“衙门”这一称呼源于“牙门”，据唐朝封演所撰的《封氏闻见记》记载：“祈父司马掌武修，象猛兽以爪牙为卫，故军前大旗谓之牙旗……军中听号令，必至牙旗之下，称与府朝无异。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字谬讹变，转而为衙也。”若将衙门等同于太平盛世中的军营，那背后的森然气息自然容易让市井小民两股战战了。

所谓“衙门深似海”，一脚踏入衙门，百姓将会感受到全方位的压迫感。比如提交诉状的百姓踏进衙门后需向官员下跪（当然据康有为等学者考证，跪拜之礼始于元朝：“惟元乃跪，后世从之”），反之官员升堂时则有一套堂威——在戏曲中，这种套堂威更具仪式感：公堂两边衙役一边低沉长音喊“威……武……”，一边用刑杖猛戳地面制造噪声，如此排场，也不由得百姓不心生敬畏。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对这种堂威不无讽刺：“凡官府坐堂，这些衙役就要大喊小叫的，名叫喊堂威。把那犯人吓昏了，就可以胡乱认供了。”

各种与衙门相关的民谚或是刘鹗的小说体现了百姓对衙门腐化蜕变的深恶痛绝，但这种负面评价绝对不代表官署礼仪的原始设计理念——这就形成了衙门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要解释这两张面孔的不同并非易事，但通过官署的建筑、陈设与器物，依然可以一窥个中内蕴：将这些元素背后的故事碎片一枚枚拾起，拼出的图景或许便是衙门最真实的形象。

《老残游记》毕竟是谴责小说

从戒石坊到肃静牌：朝廷眼中的亲民

衙门的建筑与陈设，较多保持了朝廷律法制度的本来面目，故其内涵与官方话语体系更为接近。

经过衙门门口的八字墙，最先见到的往往是照壁。照壁又称“萧墙”，早在宋金时期已多见于中原，并非衙门所独有；但衙门照壁上常刻的不是吉祥图案而是“犭贪吞日”图案。在神话中，犭贪是一种状如麒麟的三足神兽，嗜吞金银财宝。尽管犭贪的脚下已全是宝物还想吞日，最终因为急于奔而跌入海中溺亡。将“犭贪吞日”的典型刻于照壁自然不是为了震慑百姓，而是令官员戒贪。

犭贪吞日照壁

衙门大堂——也即是公堂前，又有戒石坊，上刻《令箴》铭文。《令箴》本为五代蜀主孟昶所作，宋太祖赵匡胤摘“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敕令各府县衙立石刻铭并护以亭，立于衙署大堂前。明清沿袭此制，而以牌坊代之，称为戒石坊。

戒石坊

衙门格局为“前衙后邸”，公堂为处理政务的治事之所，大多会挂官联，其内容多表述为官之道。从存世县衙的官联作品来看，这些楹联称得上言辞平实、内涵深远，且往往能突出地方特色，如内乡县衙的“治菊潭，一柱擎天势头重；爱郦民，十年踏地脚跟牢”，南阳府署的“召父劝农，杜母兴工，南阳自古多循吏；弹琴悬镜，爱莲对月，赤子从来盼好官”，霍州州署的“我虽爱民,毕竟见官非好事尔；如责己,须知恕彼得便宜”等，其内容基本不外乎爱民、清廉之意。

内乡县衙官联

公堂是衙门的核心，也是戏曲、影视剧中表现公堂的主舞台。公堂正中，是官员处理政务的公案，公案背后的墙壁或屏风大多绘有“海水朝日图”，亦有“松鹤长青图”（如霍州州署）、“云燕朝日图”（如内乡县衙）等。公案左右各列“肃静”、“回避”牌、官员职衔牌以及军杖等物，统称为“执事”，以壮声威。

海水朝日图

所谓“执事”，即官员出行或民间婚丧使用的仪仗用具，衙门执事之中，“肃静”、“回避”牌最具特色，同时也最容易被误解。据《清史稿·舆服志四》中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厘定仪卫之制，各级官员配备不同仪仗，道一级为“青旗四， 杏黄伞、青扇各一，桐棍、槊各二，回避、肃静牌各二。知府同”，县一级已经变成了“府佐贰仪卫：蓝伞、青扇各一，桐棍、槊各二，肃静牌二，青旗四。知州、知县同”，而知县下的“县丞蓝伞一，桐棍二”。可见，县以上“肃静”、“回避”牌，知县只有“肃静”牌而无“回避”牌，至县丞一级，则连“回避”牌都没有了。知县没有“回避”牌，未必是因为知县品级较低，其意义更在于县官“与小民朝夕相处，勿使隔绝不通也”，个中仍是亲民的政治考量。

“肃静”、“回避”牌

随着时间的流逝，“肃静”、“回避”牌已经淡出的政治舞台，反而常见于佛教仪式中——不过这种借鉴与古代官员出巡时“”的礼制相似，倒与衙门内的执事关系不大了。

毋庸多言，八字墙、照壁、戒石坊、官联、屏风、执事等元素寄托了整个帝国对官员秉公执法、爱民如子、大公无私等官德的期待，这也正是衙门所应当具备的官方解读。然而将视线转至民间，故事却有了另一个版本。

鸣锣开道

从惊堂木到杀威棒：说书人眼中的官威

与衙门的建筑、陈设相对，公案上的器物通过各类民间文学作品，展现出了衙门的另一张脸。

公案之上，通常依次陈列着印玺、诰封架、装着令签的签筒、笔筒、笔架、黑红砚台、惊堂木、放告听讼的牌子等什物。诰封架放皇帝圣旨及黄绸布包裹的主管印盒，令签、黑红砚台、惊堂木为主官发号施令的工具——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惊堂木。

公堂概念图

惊堂木，是官员在断案过程中震慑犯人，维持秩序的器物，与后世法槌相似。但法槌是十足的舶来品，其前身与惊堂木无关。

作为公堂里的常客，惊堂木的来源不可考，但民间有一个与惊堂木极为相似的器物，那就是说书人用的醒木。醒木也被称为醒目、响木，是一块长方形的小硬木块。尺寸无定式，一般长一寸，宽半寸。醒木上面抹边成四个等腰梯形，共二十条边线，十个平面。平置于桌上时，其中九个平面外露，所以也叫“九方”。关于“九方”又有一说法：和尚募化十方，而说书中不挣和尚钱，只能募化九方，所用“九方”之木。

一袭长衫，一方醒木

之所以将醒木与惊堂木相比，是因为这两种器物形式上相近，而且在说书人的语言体系中，醒木本是各行各业均需之物，只是因为使用者职业不同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名称。说书人有一段著名的“醒木词”：“一块醒木上下分，上至君王下至臣。君王一块辖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传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僧家一块说佛法，道家一块劝玄门。一块落在江湖手，流落八方劝世人。湖海朋友不供我，如要有艺论家门。”

从中可以看出，醒木为君臣文武、三教九流所广泛使用，所谓惊堂木，则应当归类于“文武一块管黎民”一句。对于这一体系，说书界有描述得更为详细的表述，如王决《曲艺漫谈》中所介绍的“十三木归源”：皇帝所用者名“龙胆”，皇后所用者名“凤霞”，文臣所用者名“运筹”，武将所用者名“虎威”，知县所用者名“惊堂”，塾师所用者名“醒误”，说书人所用者名“醒目”，当铺所用者名“唤出”，药铺所用者名“审慎”，点心铺所用者名“茯苓”，郎中所用者名“慎沉”，戏子所用者名“如意”，客栈所用者名“镇静”。

惊堂木

以上种种说法不一而足。将惊堂木视为醒木的一种显然缺乏史料支撑，不过从说书人给朝廷所用醒木定的名字来看，醒木终究是彰显官威的器物。纵然惊堂木与醒木终非同源，但从文化层面来看，说书人所代表的民间文化已经将惊堂木纳入了醒木的体系——“龙胆”“运筹”“虎威”“惊堂”等称呼，与其说是“戏说”，更不如说是民间对衙门甚至于朝廷印象的具象化。

“彰官威”的另一面是“杀民威”，这就又要提到常见于公案小说中的“杀威棒”了。

杀威棒

关于“杀威棒”，最著名的典故莫过于《水浒传》中曾让林冲、武松和宋江折腰“一百杀威棒”。据书中所述，“太祖武德皇帝旧制，但凡初到配军，须打一百杀威棒”——这里的太祖武德皇帝是指宋太祖赵匡胤，其谥号全称为“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虽然《水浒传》里将“杀威棒”的起源说得分明，但史书中并不见“杀威棒”的记载，与之相应的是自秦以降所流传的“笞刑”（秦时的“笞”写作“治”）。

公堂之上多有拷打之刑，倒未必是因为受刑者一定有罪。《唐律疏议·名例》有言：“笞者，击也。又训为耻，言人有小愆，法须惩诫，故加捶挞以耻之。”可见笞刑之中更有教耻的教化意义，这与《水浒传》中的“杀威”之意大有相近之处。考虑到官方器物在往往有民间流传的非正式称呼，“杀威棒”倒也不一定不存在，这一名称仅源于民间而未见于史书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从民间文化的角度来看，惊堂木与“杀威棒”是公堂中最常见的器物，而其踪迹少见于史书而多见于文学作品或许也更能说明衙门在民间的印象：从朝廷的角度来看，官署的一切元素都在努力体现其亲民的一面；而在百姓眼中，官署终究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衙门。

水火棍

从令签到犯由牌：庙堂与江湖的合流

公案上还有一件颇具仪式感的器物，那就是令签。与“肃静”牌或是惊堂木相比，令签上少有文化内涵，这反而让它多了一丝“价值中立”。

戏剧与影视剧中常有一样一幕：官员断案过后认定有罪，遂从签筒里抽出一枚令签掷于地上，于是衙役或持棍施刑，或押犯人下狱。这一过程的确极有画面感，但在历史上，令签的用途却远远不止于此。

令签概念图

清朝余怀所著《板桥杂记·雅游》中记载：“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籤牌之类。”这里的籤牌即签牌，指的是拘捕犯人的片状凭证。公案上的签多为木制，因以朱墨作记故也称“朱签”。清朝蒲松龄所著的《聊斋志异·诗谳》中有“先生标朱签，立拘南郭某肆主人”一句——官员书写文书多喜用红色标记，三国吴谢承《后汉书》中有“盛吉为廷尉，每至冬节，罪囚当断，妻夜执烛，吉持丹笔，夫妻相对，垂泣决罪”的典故，朱签的形制也正合此传统。不过有时签上需要记录更多内容，木签的形制就不够书写了，于是签票渐渐流行开来。清朝爱新觉罗·昭梿所著《啸亭杂录》中有一则名为“武虚谷”的故事：

“武虚谷亿，河南偃师人。中庚子进士。任山东博山县县令，有德声。甲午秋，寿张王伦倡乱，为舒文襄公所扑灭，或传伦实未死，潜匿于他方。庚戌间，山西人董二告王伦藏匿山西某县，和相时专柄，欲希封赏，乃授意觉罗牧庵相公长麟，令其侦缉。牧庵拂其意，以虚妄对，和相艴然。其属番役某，欲获和相欢心，因献计仍向齐省缉访，或可得踪迹。和相乃密签役往山东，至博山县，其役恃和相势，擅作威福。公擒至署中，取捕役签票视，票惟书二公役名，而同伙行者凡十五人。公督责之，捕役抗横无礼，公大怒，以大杖责数十。”

故事中表明，签票上只写了两个公役的姓名，而“同伙行者凡十五人”，可见签票不仅要注明公役权限，更要注明授权人员的具体情况。这种内容丰富签票从其名称上也可以推断出其材质不是木与竹，而应当是纸。

而出具令签的行为则叫“发签”，关于此，《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有详细描述：贾雨村接到案件后先是大怒，欲“发签差公人立刻将凶犯家属拿来拷问”，门子暗示后又问“方才何故不令发签”，最后门子又提议“老爷明日坐堂，只管虚张声势，动文书发签拿人……”虽然小说中关于坐堂的情形一笔带过，但来回三次发签已足以让人了解令签之用。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除了普通的令签之外，还有一种火签，用于官署紧急拘传人犯之用。这一器物也常见于小说，如《儒林外史》第五一回：“祁太爷立即拈了一技火签，差原差立拿凤鸣歧，当堂回话。”这种火签与签票形制相似，无非又多加急之意罢了。

从中可以看出，令签更近于传唤文书而非戏剧、影视剧中所表达的“定罪量刑”的器物。如《红楼梦》中，贾雨村发签之后，还是要经升堂断案才能确定嫌犯是否有罪。真正公布犯人罪行的，是犯由牌——《水浒传》中也有提及，如协助西门庆勾引潘金莲的王婆，便在“写了犯由牌，画了伏状”之后被行刑。《水浒传》第四十回中甚至还有一份完整的犯由牌：“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吟反诗，妄造妖言，结连梁山泊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递私书，勾结梁山泊强寇，通同谋叛，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某。”虽然小说不能当史料，但这一份犯由牌，已然与刑事法律文书无异了。

明清以降小说盛行，许多史书中所未尽的历史细节都能从各类文学作品中找到记录，而令签作为以实用性为主的器物，同时淡退了朝廷与民间两方的语境，反而在文化意义上成为庙堂与江湖合流的载体。或许衙门没有那么亲切，也没有那么森严，真实的衙门正如令签一样，只是在努力扮演自己的角色而已。

嗯……

结语

从衙门门前的照壁到大堂的匾额楹联，从“海水朝日图”两旁的肃静牌到公案上的惊堂木，从材质各异的令签到犯由牌，都承载了太多公堂往事。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些公堂器物，文学作品中的描述远远要多于史书中的记载，这对于后世研究来说有利有弊。利在于，文学作品能给予后人更直观的感受，使得这些器物脱离官方话语的生硬；弊在于，文学作品源于生活毕竟高于生活，惊堂木到底是不是醒木的一种？杀威棒到底存不存在？这些问题都不是仅仅靠一部小说、几折戏曲就能盖棺定论的。

不过，从历史遗迹与文学作品两个角度审视衙门的建筑、陈设与器物，依然有重要意义。历史遗迹更能代表官方话语，从现存的官署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朝廷对各级行政机构的期待；而文学作品更能代表民间话语，小说与戏曲中作者为衙门贬多于褒，本身就表达了前述期待的走样。虚虚实实之间，会不会让中华法系的身影更加立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