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蔡元培谈模仿与创造的问题，是围绕中西文化问题而提出的。他曾就东西文明的媒合讲，“媒合的方法，必要先领得西洋科学精神，然后用他来整理中国的旧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21]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与李大钊、王光祈这类新文化人物相同的论调。与音乐美育中所产生的问题有关，蔡元培曾专门谈到：

　　美育之在普通学校内，为图工音乐等课。可是亦须活用，不可成为机械的作用。……儿童本喜自由嬉唱， 现在的学校内， 却多照日本式用 1234567等，填了谱，不管有无意义，教儿童去唱。这样完全和儿童的天真天籁相反。还有看见西洋教音乐的，要用风琴，于是也就买起风琴来，教小孩和着唱。实则我们中国，也有箫、笛等简单的乐器，何尝不可用？必要事事模仿人家，终不免带着机械性质，于美育上，就不可算是真美。[22]

　　今天重新回顾蔡元培的意见，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当时就已经发现并担忧的问题，事实上在一种同样是主动选择的倾向中，是被强化了的。这种倾向一旦在教育上成为普遍性，也就脱不了蔡元培讲的“强人盲从”之嫌。实际上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模仿和创造的问题依然存在。蔡元培将此问题视为美育实施中能否达到“真美”，是否能配得上“称之曰美术家”的问题，实际上是将文化的价值属性问题引入了美育（音乐教育）、美学（音乐创作）等问题中，这表明他已经从原先视美术为“完全世界主义”[23]的看法中走出。

　　关于如何学习西方，蔡元培曾于1916年作《文明之消化》一文，其中所谈，非常值得今人再读。蔡元培谈到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时说，“吸收者，消化之预备。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这是学习西方文化第一代人士关于文化“主动选择”的有关思考。蔡元培根据现实的担忧和对可以预见到的后遗症，特别地强调了“浑沦而吞之，则他日消化不良之弊”的危险，认为“审慎于吸收之台，毋为消化之时代障碍，此吾侪所当注意者也。”蔡元培还以历史上晋唐吸收印度文明为例，讲吸收应有消化的能力，说：“向使吾侪见彼此习俗之殊别，而不能推见其共通之公理；震新旧思想之冲突，而不能预为根本之调和，则臭味差池，即使强饮强食，其亦将出而哇之耳！当吸收之始，即参以消化之作用，俾得减吸收之时代之阻力，此亦吾人不可不注意者也。”视今日尚存消化时代之后遗症，重温蔡公之言，如何不让今人闻之而汗颜！

　　蔡元培创国立音乐院，是其组织新教育系统诸努力在美育方面的一个重要举措，也可以说是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在蔡元培的大学院组织计划中，美术院、音乐院都是一种研究的机构。[24]蔡元培创音乐院的初衷，是要将其纳入高等教育中主要进行研究的、真正具大学性质的系统，其目的，正如他所说的：“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所以本校提倡体育会、音乐会、书画研究会等，来涵养心灵。”[25]从蔡元培在北大的音乐美育实践看，他设音乐院似乎是想将对音乐的学理研究和培养能涵养心灵的“活泼的精神”结合在一起，虽然他对于独立的、以表演为主要专业的音乐院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仍然缺乏经验，但是，有一点在蔡元培是明确的，即技术的训练，是以普及而不是培养“尖子”为原则。他在这方面就体育问题发表的意见，不但同样适用于音乐，也是同他的整个美育思想是一致的。[26]至于蔡元培建大学院以保护教育不受政治影响的尝试并未延续多久， 便因当时国民党领导层的政治倾轧而于1928 年8月被废除，此后蔡元培断然辞去除中央研究院院长职以外在政府中的所有职务，1929年音乐院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蔡元培便再无机会实践其音乐美育的理想。这一转变，实际上意味着音乐教育开始由已形成的美育传统向学艺传统的倾斜。对这一点，今人似应有足够的认识。

【注】

　　[ 1]　《美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教育大辞书》条目），引自《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 2]　1909年蔡元培据日译本（蟹江义丸译）并参照原著翻译德国康德学派哲学家泡尔生（F・Paulsen,1846-1909）所著《伦理学原理》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19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在德留学时所写《中国伦理学史》。该书对国内知识层影响甚大。人格主义教育思想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主要流行于德国的教育流派理论。据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教育大辞书》相关条目，该教育思潮兴起、流行的重要原因，是“近世文明发达，人类生活顿形丰富，固属可喜，惟人不过自然之奴隶，国家之工具，苦于遂物之欲望，迫于外界之剌激，横被桎梏，人格之权利与自由，绝然不能发展，其实甚觉痛苦”。

　　[ 3]　翁同龠：《翁文恭公日记》壬辰年五月十七日（1892年6月11 日）记，壬辰册34b页。

　　[ 4]　转引自《蔡元培美学文选》第 231页。出自1938年蔡氏为萧瑜（子昂）编著的《居友学说评论》一书所作序文。

　　[ 5]　原载《大众画报》第18期，1935年4 月版。转引自《蔡元培美学文选》第212页。

　　[ 6]　（民主德国）ROLAND FELBER:《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载《论蔡元培》（纪念蔡元培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旅游教育出版社， 1989年版，第460页。

　　[ 7]　同[6]。

　　[ 8]　这五位教授及其课程是：

　　LAMPERCHT：《史学方法与历史艺术观》；《专制主义时期的德国文明史》；《德国现代文明史：其过去与现在》； 《德国古代与中世纪的文明史》；《德国现代文明史：世界观与科学观》； 《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文明》；《欧洲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的历史》。

　　WUNDT：《新哲学史――从康德到当代》：《心理学》；《心理学实验》；《民族心理学》。

　　WEULE：《文化的起源与原始形态》。

　　VOLKELT：《康德以后的哲学》；《希腊哲学史》；《伦理学基础》；《康德哲学》。

　　SCHMARSOW：《莱辛（LESSING）之利奥孔（LIAOKOON）:艺术对美学之贡献》；《古代荷兰绘画》；《古代巴罗克式（BAROCK）的艺术》；《造型艺术与美学》。

　　[ 9]　《在浙江第五师范学校演说词》（1916年11月26日）。

　　[10]　《〈大学院公报〉发刊词》（1928年1月）。

　　[11]　《传略（上）》（1919年8月）。

　　[12]　《美学的研究方法》（1921年2月21日）。

　　[13]　《美学的趋向》（1921年秋）。

　　[14]　《在育德学校演说之述意》（1918年1月5日）。

　　[15]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1931年6月15日）。

　　[16]　《国立美术学校成立及开学式演说词》（1918年4月15 日）称“美术本包有文学、音乐、建筑、雕刻、图画等科。……音乐则各国多立专校”。

　　 [17]　萧友梅在《十年来音乐界之成绩》一文中说：“自民国16年大学院长蔡孑先生创设国立音乐院，始有专校教授音乐学理与各项技术”。文载《萧友梅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第458页。

　　[18]　《〈大学院公报〉发刊词》（1928年1月）。

　　[19]　《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摘要）》（1927年12月）。

　　[20]　《在南京特别市教育局演说词》（1927年10月30日）。

　　[21]　《杜威六十岁生日晚餐会演说词》（1919年10月20日）。

　　[22]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1920年12月5日）

　　[23]　参阅《〈学风〉杂志发刊词》（1914年夏）。

　　[24] 《中国新教育的趋势》（1927年11月12日）。

　　[25]　《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1919年9月20日）。

　　[26]　参阅《在胶州铁路中学演说词》（1934年9月28日）、 《复兴民族与学生――在大夏大学学生自治会演说词》（1936年6月5日）

原文刊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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