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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教育家、思想家。著有《蔡元培全集》、《蔡元培选集》等。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创立者，对现代中国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包括：奠定中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确立了较为完整的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和制度，于中国现代教育、文化、科学的发展有开创之功；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作为现代中国美学的开创者、奠基人，尽力融合东西，全面倡导美育，成为在20世纪的中国提出美育的第一人。后人评价道：“他是新文化运动之父，他通过改变一所大学进而改变了一个民族！”

一、丰富而卓越的美学思想

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和艺术见解，都是围绕教育实践需要而发挥的，很少就理论而理论的纯学术研究。关于美感（在蔡元培那里美和美感是一回事）的性质的观点，是蔡元培美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他提倡审美教育、艺术教育的主要理论依据。蔡元培说，美感的性质，康德早已论证过的：“康德立美感之界说，一曰超脱，谓全无利益之关系也；二曰普遍，谓人心所同然也；三曰有则，谓无鹄的之可指，而自由其赴的之作用也；四曰必然，谓人性所固有，而无待乎外铄也。”（《哲学大纲·价值论》）蔡元培所标举的美感的特性——超脱和普遍，正是来源于此。但对康德的美感四种规定性只取其二。因为无目的而合目的以及“人性所固有”两项，都是“人心所同然”的延伸——蔡元培以普遍与超脱概括美感的性质，是举其要而不漏。他说：“美的对象，何以能陶养情感？因为他有两种特性：一是普遍；二是超脱。”“一瓢之水，一人饮之，他人就没有分润；容足之地，一人占了，他人就没得并立；这种物质上不相入的成例，是助长人我的区别、自私自利的计较的。转而观美的对象，就大不相同。凡味觉、嗅觉、肤觉之含有质的关系者，均不以美论；而美感的发动，乃以摄影及音波辗转传达之视觉与听觉为限。所以纯然有天下为公之概。名山大川，人人得而游览；夕阳明月，人人得而赏玩；公园的造像，美术馆的图画，人人得而畅观。……这都是美的普遍性的证明。植物的花，不过为果实的准备；而梅、杏、桃、李之属，诗人所咏叹的，以花为多。专供赏玩之花且有因人择的作用，而不能结果的。动物的毛羽，所以御寒，人因有制裘、组呢的习惯；然白鹭之羽，孔雀之尾，乃专以供装饰。宫室可以避风雨就好了，何以要雕刻与彩画？器具可以应用就好了，何以要图画？语言可以达意就好了，何以要特制音调的诗歌？可以证明美的作用，是超越乎利用的范围的。”“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的成见，又有超脱性以透出利害的关系；所以当着重要关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甚至有‘杀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仁’的勇敢；这种是完全不由于知识的计较，而由于感情的陶养，就是不源于智育，而源于美育。”（《美育与人生》）这三段话，一是证明美的普遍性，二是证明美的超脱性，三是论述普遍与超脱是美育根据。都是对康德审美无利害性观点的发挥。蔡元培受德国、尤其是康德美学思想影响很深，其美学着重论述了以下问题:

其一、美的观念不同于“科学之概念”和“哲学之理想”。概念、理想都是“毗于抽象”，“而美学观念，以具体者济之”，“以具体想象界限之”。美是与具体性形象性联在一起的。因此，审美判断也就不同于论理判断和伦理判断。他指出:“科学在乎探究，故伦理学之判断，所以别真伪。道德在乎执行，故伦理学之判断，所以别善恶。美感在乎鉴赏，故美学之判断，所以别美丑。”但是，道德、宗教、科学又与“美感结不解之缘”，“错综于美感之内容”。（《美学观念》）

其二、蔡元培把美分为“都丽之美”和“崇闳之美”为两大类，而在这两大类之下又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态。他说：“要之，美学之中，其大别为都丽之美，崇闳之美(日本人译言优美、壮美)。而附丽于崇闳之悲剧，附丽于都丽之滑稽，皆足以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则其所以陶养性情，使之日进于高尚者，固已足矣。”（《以美育代宗教说》）

其三、蔡元培认为美感具有“超越性”、“普遍性”。蔡元培论证道:“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食物之入我口者，不能兼果他人之腹；衣服之在我身者，不能兼供他人之温；以其非普遍性也。美则不然。即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无损于人，人亦无损于我也。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中央公园之花石，农事试验场之水木，人人得而赏之。埃及之金字塔，希腊之神祀，罗马之剧场，瞻望赏叹者若干人，且历若干年而价值如故，……美之普遍性可知矣”。在他看来，正因为美具有普遍性的品质，同时也必然是超利害的：“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

蔡元培在现代中国美学中最卓著的贡献体现在对美育的全力提倡。他的美育思想集中于《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说词》、《以美育代宗教》、《美育》、《美育与人生》等一系列文章。

在中国最早使用“美育”这个名词的是蔡元培。20世纪初,他“从德文的Asthetisehe Erziehung译出，为从前所未有”。（《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

1912年春,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明确提出德育、智育、体育、世界观、美育作为教育内容，强调“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后来，他又把美育与体育、智育、德育并列为“培养健全的人格”所必不可少的内容，“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蔡元培破天荒地以教育行政当局身分明文把美育与德、智、体并列为教育方针,其意义是不可小看的。

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期，积极创议、支持、赞助建立各种与美育有关的学术研究团体，如音乐会、书法研究会等，特别是对画法研究会更是大力扶持，撰写《旨趣书》，指出“科学美术,同为新教育之要纲”，亲自聘请陈师曾、徐悲鸿等为指导老师，亲自到会演说。在北大专门开设美学课，蔡元培自己主讲达十余次之多。他对音乐同样重视，亲自为北大音乐研究会拟定章程，函请王心葵教授琴瑟等古乐，请萧友梅讲授西洋音乐。贝多芬交响曲在中国首次演出就是由这个团体组织的。1919年11月他在出席北大音乐研究会会议时指出：“音乐为美术之一种，与文化演进有密切之关系”，“音乐为一种助进文化之利器。”（《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之演说词》）又为所办的《音乐杂志》题写刊名，撰写《发刊词》。在此期间他还建议教育部创办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即后来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

蔡元培提倡美育，无时稍懈。如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上，他大讲小说、讲演、戏剧、影戏等与通俗教育的关系。在北京神州学会作《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演说，从理论上指出了美育的地位与作用。到保定育德学校等地讲话强调学习科学、美术的重要。1920年秋，他去湖南作了7次演讲，每次演讲，都着重讲美学与美术的问题。1921年5月，他在英国爱丁堡中国学生会与学术研究会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美术所以为高尚的消遣，就是提起创造精神”。（《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演说词》）1922年发表《美育实施的方法》，提出完整而系统的实施方法，规划了一幅全民实施美育的蓝图，也成为其美育思想的集大成。

对后来中国美育事业影响更大的，是蔡元培创办的两所驰誉中外的艺术院校。1917年10月设立国立音乐院于上海，请音乐家萧友梅为校长(第一年由蔡元培自己兼任校长)，次年改名为音乐专科学校，设预科、本科，井附设师范科。1928年3月筹建“国立艺术院”于杭州。精心选择校址，请画家林风眠任院长，从南京专程到校主持开学仪式，发表《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讲话。这两所院校一直保存到现在，即上海音乐学院与中国美术学院。

二、“以美育代宗教”说

“以美育代宗教”说，是蔡元培美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蔡元培学术研究中极为关注的话题。他曾以此题目撰写了3篇文章[①1917年在北京神州学会有《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讲，并发表在《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30年12月为《现代学生》杂志（第1卷第3期）撰写《以美育代宗教》。1932年为《近代名人言论集》一书撰写《美育代宗教》。]，观点基本一致，而内容的详略和论述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第一篇《以美育代宗教说》，主要内容是以美感的超脱性和普遍性的观点，批判宗教的狭隘性、排他性和欺骗性，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美学思想，是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要理论依据。后两篇分别为《以美育代宗教》和《美育代宗教》，主要是以哲学、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说明宗教的落后、保守和陈腐，因此要以美育代之。此外，他还准备撰写著作，系统论述“以美育代宗教”，但由于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的拖累，始终未能如愿而深感遗憾。他在1938年为肖瑜编著的《居友学说评论》一书作序时说：“余在二十年前，发表过‘以美育代宗教’一种主张，本欲专著一书，证成此议；所欲拟的条目有五：（一）推寻宗教所出自的神话；（二）论宗教全盛时期，包办智育、德育与美育；（三）论哲学、科学发展后，宗教对于智育、德育两方面逐渐缩减，以至于全无势力，而其所把持所利用的惟有美育；（四）论附宗教的美育，受哲学、科学的影响，而演进为独立的美育；（五）论独立的美育，宜取宗教而代之。此五条目，时往来于余心，而人事牵制，历二十年之久而尚未成书，真是憾事。”可见，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蔡元培认为，宗教的本质是一种信仰，而信仰应该是一种理智的情感活动，而不是愚昧的情感活动。因此，信仰必须建立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而不应该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神话是人类蒙昧时代的产物，那时没有科学，人类认识水平低下，宗教以神话解释自然界和社会人生的一切现象，来吸引人们去信仰，那是情有可原的。但是，现代社会，科学发达，哲学已脱离宗教，神话已无法成为现代人的信仰理想。蔡元培从进化发展的观点出发，通过历史经验和科学发展的事实，论证“以美育代宗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1.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缘由

在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基督教青年教会发起了旨在拉拢青年学生信教的“宗教运动”，蔡元培针对这股逆流，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讲。蔡元培反对宗教教会插手教育，理由有三：第一，任何宗教信仰都是建立在“神话”迷信的基础上的，对于宇宙人生的各种现象的解释，都是以“神道为其唯一之理由”，迫使人盲从、迷信。“苟有教会之人为教员，则往往诱导学生使之皈依宗教。”他说：“盖以吾人当未开化时代，脑力简单，视吾人一身与世界万物，均为一种不可思议之事。生自何来？死将何往？创造之者何人？管理之者何术？凡此种种皆当时之人所提出之问题，以求解答者也。于是有宗教家勉强解答之。如基督教推本于上帝，印度旧教则归之梵天，我国神话则归之盘古。其他各种现象，亦皆以神道为惟一之理由。”第二，宗教在思想上专断、保守，决不允许任何人提出怀疑和异议，毫无自由可言。为维护“宗教专制”，还制定一系列清规戒律，要求信教之人绝对服从教义，否则即被严惩。蔡元培说：“譬如一部圣经，那一个人敢修改？这和进化（论）刚刚相反。”又说：“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引起无知识人盲从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第三，凡是宗教都是唯我独尊，具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的侵略性。蔡元培指出：“盖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者之条件。回教之穆罕默德，左手持可兰经而右手持剑，不从其教者杀之。基督教与回教冲突，而有十字军之战，几及百年。基督教中又有新旧教之战，亦亘数十年之久。至佛教之圆通，非他教所能及。而学佛者苟牵教义之成见，则崇拜舍利受持经忏之陋习，虽通人亦肯为之。”宗教的本性既然如此，如果由它来掌管教育事业，将把人类带向何方？

社会发展到现代，宗教已经走向没落，对人类精神生活已毫无积极作用。在现代中国，宗教常常与某种政治势力相勾结，或被某种政治势力所利用，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蔡元培说，宗教之为物，在欧洲各国，已成为过去的问题，宗教的内容，经过学者科学的研究，现已解决了。至于宗教的仪式，虽然仍在流传，但那不过是一种历史习惯，并无多大意义。“所可怪者，我中国既无欧人此种特别之习惯，乃以彼邦过去之事实作为新知，竟有多人提出讨论。此则由于留学外国之学生，见彼国社会之进化，而误听教士之言，一切归功于宗教，遂欲以基督教劝导国人。而一部分之沿习旧思想者，则承前说而稍变之，以孔子为我国之基督，遂欲组织孔教，奔走呼号，视为今日重要问题。”“甚至为护法起见，不惜于共和时代，附和帝制。宗教之为累，一至于此。皆激刺感情之作用为之地。”“又何取乎侈言阴骘、攻击异派之宗教，以激刺人心，而使之渐丧其纯粹之美感为也！”在西方，宗教之问题已成为历史，虽然他们还要进教堂，进行礼拜，但那不过是一种仪式，一种习惯。而在中国，宗教势力早已退出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也包括教育领域，为什么还要把它请回来呢？

所谓“激刺感情”，就是从某个教派的狭隘利益和政治目的出发，一味地煽动、激发人们的感情，把人们的感情紧紧束缚在某种狭隘的功利目的上，因此，不可能使人们的感情得到涵养和教育。蔡元培说：“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所谓“陶养感情”，就是用美和艺术去陶冶、净化人的感情，使人的感情具有美的超脱性和普遍性，从而陶铸高尚的情操。蔡元培认为，美育是随时代而进步的，而“宗教却绝对的保守”，所以，随着历史的前进，已见美育脱离宗教的趋势。因为美育的性能与宗教的性能相反：“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则都有界限。佛教和道教相互争斗，基督教和回教到现在还不能调和，印度教和回教也极不相容，甚至基督教中间也有新教旧教耶稣教之分，界限大，利害也就很清楚。美育不要有界限，要能独立，要很自由，所以宗教可以去掉。”总之，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

2.“以美育代宗教”的实质

“以美育代宗教”的提出，其实质是以什么样的文化理想来吸引人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人道”，还是虚幻的“神道”？蔡元培通过深刻的论述，说明宗教的“神话”“天国”世界，早已被科学所揭破，宗教家的谎言早已失去了诱惑力。如果说宗教在现代还有什么存在价值，那就是它的附丽物——艺术和美了——仍然可以作为美育的“陶养的工具”。他说：“宗教上所被认为尚有价值的，止有美育的原素了。庄严伟大的建筑，优美的雕刻和绘画，奥秘的音乐，雄深或婉挚的文学，无论其属于何教，而异教的或反对一切宗教的人，绝不能抹杀其美的价值，是宗教上不朽的一点，止有美。然则保留宗教，以当美育，可行么？我说不可。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因为宗教中美育的原素虽不朽，而既认为宗教的一部分，则往往引起审美者的联想，使彼受其智育德育诸部分的影响，而不能为纯粹的美感，故不能以宗教充美育，而止能以美育代宗教。”

到了现代，中国宗教的存在，主要是借自然之美来吸引人。人们经常成群结队去登山涉水，烧香拜佛，看似信教，实际上，大多数人是为了游山观景，欣赏自然美，佛祖宗道如何，并不在他们的心里。宗教家深知人们这种普遍心理，所以，中国的佛寺道观，大都建在青山绿水的美景之间，正是这个缘故。蔡元培在《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一文中说：“宗教是靠人心信仰而存在，但是宗教是空空渺渺的，不能使人都信，永久维持着他的势力，故必借着优美的山林，才能无形之中引诱一般人来信他的。”又说：“自然美不能完全满足人的爱美欲望，所以必定要于自然美外有人造美。艺术是创造美的，实现美的，西湖既有自然美，必定要再加上人造美，所以大学院在此地设立艺术院。宗教是靠着自然美，而维持着他们的势力存在。现在要以纯粹的美来唤醒人的心，就是以艺术来代宗教。因为西湖的寺庙最多，来烧香的人也最多，所以大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移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完成人们的生活。”也就是说，人的信仰心理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文化教育的成果。因此，不仅充分利用自然美来吸引人心，更要创造艺术美，要用美的理想来吸引人的信仰，通过美育来完成这种信仰心理的塑造，来取代宗教信仰。

蔡元培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认为中国是“以人道为教育”，而不以“神道”为教育。这个传统不该丢弃。蔡元培反复强调“以美育代宗教”，反对照搬西方的宗教观，突出地表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刻体认。他说：“中国自来在历史上便与宗教没有甚么深切的关系，也未尝感非有宗教不可的必要。将来的中国，当然是向新的和完美的方面进行，各人有一种哲学主义的信仰。在这个时候，与宗教的关系当然是更薄弱，或竟至无宗教的存在。”多数中国人的理想和信仰是来自儒家的学说，这种学说所追求的形而上境界，主要是靠艺术——审美而实现的。这种实现方式是躬身体验和直觉感悟，靠的是情感与想象，不同于宗教迷信。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如其信仰一种外在的、强加的空幻的“天国”或“来世”，不如通过自由的想象与情感体验去享受精神自由境界——即艺术与审美境界。这样，才觉得现实一些，可靠一些。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艺术与审美，而非宗教；中国人的道德人格培养是靠内省的、完全是自由自觉的，毫无外在强迫的。这两点都是靠艺术教育，或审美教育来完成的。蔡元培在借鉴、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始终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在贯通古今的基础上，进行中西比较研究，因此，才把中国固有的优良传统和西方文化的长处加以融化而出新。

3.美育方针与美育的实施

1912年2月蔡元培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的演说，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和美学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把美育确立为国家教育方针。他批判地继承了清朝末年学部所制定的教育方针。完全否定了“忠君”、“尊孔”两项。吸收了“尚公”、“尚武”、“尚实”三项，并作出新的解释。蔡元培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地充实、完善新式教育体制。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便以北大为基地，全面贯彻他的新式教育方针。1920年，他把新式教育方针精炼地归纳为体智德美全面发展，认为“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其宗旨是“养成健全的人格”，“发展共和的精神”（《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人生不外乎意志；人与人互相关系，莫大乎行，故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适当之行为，即以德育为中心是也。顾欲求行为之适当，必有两方面之准备：一方面，计较利害，考察因果，以冷静之头脑判定之；凡保身卫国之德，属于此类，赖智育之助者也。又一方面，不顾祸福，不计生死，以热烈之感情奔赴之。凡与人同乐、舍己为群之德，属于此类，赖美育之助者也。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教育大辞书·美育》）前已述及，蔡元培从民国政府成立到1940年逝世，多次担任国家文化教育的最高行政领导者，制定教育方针，进行新式教育体制创设，同时把他的美学思想付诸教育实践。一是开设美育课；二是创办各种群众性学术团体，特别是艺术教育团体，如文学、新闻、音乐会、书法等研究会；三是充分运用社会影响，倡议和支持创办美术、音乐、戏曲等专门艺术学校，培养艺术人材，使艺术教育逐渐走向现代化。成为美育思想的卓越理论家，同时也成为美育实践的伟大推动者。

对于美育之现代意义的深刻发掘与高度重视，使得蔡元培的美育思想穿越20世纪的风风雨雨而历久弥新。在全社会上上下下强调审美教育与艺术教育的当代，他的思想和实践极具理论启示意义与实践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1]蔡元培.蔡元培全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2]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3]聂振斌.蔡元培美学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摘自陈刚《20世纪中国文艺美学名作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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