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明

    长江流域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高等级贵族墓地、大型水利设施和大量精美而珍贵的玉器，给大家呈现出五千年前中原以外地区发达的区域文明盛况。而与良渚文化同时期的长江中游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一处处沉默的遗址、数不尽的陶片是几千年前文明留下的印迹，缺乏文字的记载，只能无声地掩埋在黄土之下。承载荆楚文化的长江中游地区无疑也是学界和大众关注的地方。

    《传说时代的南土文明：屈家岭文化》虽是一本研究长江中游的纯考古学著作，但其力图打破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固有印象，讲述一部以屈家岭文化人群为中心视角、涵盖周边诸多相关文化人群在史前时期共同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历史图景。做到了一本好的研究著作，既要有科学性，也要有一定的故事性。

    屈家岭文化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代表性文化，历年来也是长江中游史前考古研究的重点，近些年来诸多屈家岭文化城址系统考古工作与发现更是加深了大众对长江中游史前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的印象，如发现了大型祭祀场所、百万计红陶杯集散中心的天门石家河古城，墓葬数量众多且密集分布的沙洋城河古城，多重城垣结构体系的石首走马岭古城等。《传说时代的南土文明：屈家岭文化》一书高度总结了屈家岭文化的文化与文明成就，认为其在文化层面上，结束了以往多个文化系统林立的局面，实现了文化统一，并对外扩张，深刻影响了周边地区的文化格局。聚落与社会层面上，屈家岭文化时期遗址数量、密度和规模远超以往时期，大量兴建古城，人口空前膨胀，人群分层与分化，农业经济发达，宗教意识进一步发展，表明屈家岭文化已达到较高的社会复杂化程度，是长江中游史前文明进程的高峰。

    具体研究中，作者主要在文化谱系理论指导下，采用类型学方法，通过对屈家岭文化物质遗存的分期，构建屈家岭文化时空框架，再在此基础上讲述屈家岭文化人群生活、发展、迁徙、交流与互动的故事。正如后记所言，作者试图将一个考古学文化当作一个相对稳定且集中的人群共同体及其创造或相关的物质、意识遗存，以器物为根基又不唯器物论，在精细的器物形态及组合变化的尺度下考察一个文化的发展态势，对一个文化进行阶段性划分。具体来说，将屈家岭文化的年代范围定在距今5300-4500年，依据典型器形的演变将屈家岭文化分为四段。认为屈家岭文化在第一、二段时主要是以经营长江中游地区为主，小范围地突破到淮河上游的信阳地区。这一时期是屈家岭文化的形成和稳定期，大量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因素，巩固自身，也存在小规模的对外扩张、渗透。第三、四段时，在占据长江中游地区的基础上进行全面大规模对外扩张，广泛渗透到黄河中下游、长江下游、赣鄱等广大地区，更是深刻影响了黄河中、下游的文化格局，是屈家岭文化繁盛时期。由此，将屈家岭文化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包括第一、二段；晚期包括第三、四段。这样的分期，如同我们在对某个具体的历史王朝进行阶段划分，蕴含了对这个文化人群发展过程的理解。

    “透物见人”的理念更是贯穿到对屈家岭文化的谱系研究中，包括屈家岭文化对长江中游的整合和对外扩张两大部分。

    作者认为长江中游在屈家岭文化形成之前，大体以汉水和长江为界，分为西北部的北方文化系统、东部的汉东文化系统、西南部的汉西文化系统。将以屈家岭文化为代表的汉东文化系统统一长江中游分为五个阶段论述，详细梳理了汉东文化系统从最初少量出现在钟祥一带，到逐步分布到汉东平原，再到扩展到汉西地区，再到进入到澧阳平原、南襄盆地等，最终完成对整个长江中游的统一的动态过程。屈家岭文化的形成表明汉东文化系统完全取代汉西文化系统、北方文化系统并完成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整合，是汉东文化系统发展的高峰。并将长江中游整个史前文化变迁归纳为最初的汉西文化系统与北方文化系统南北对立，到汉西文化系统、汉东文化系统与北方文化系统三足鼎立，再到汉东文化系统与北方文化系统短暂的南北对立，然后被汉东文化系统完成统一，最后被北方文化系统纳入到控制范围的变迁历程。

    屈家岭文化北扩，逐鹿中原是屈家岭文化完成统一长江中游后的文化发展主线，其扩张路线可分为三条：一是沿丹江上游溯流而上至渭河盆地及邻近地区；二是越过伏牛山一线，往北至中原地区；三是从淮河上游顺流而下至皖北，再北上、东进到达山东及邻近地区。这三条路线主要针对的是黄河中、下游自西向东四个不同的文化：泉护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秦王寨文化、大汶口文化。三条路线也并非完全同时的，第三条最早开始于屈家岭文化早期第一段，第一条最早开始于屈家岭文化早期第二段，均延续至屈家岭文化晚期；第二条主要集中在屈家岭文化晚期。但屈家岭文化全面大范围的扩张主要发生在屈家岭文化晚期。

    同时，又以屈家岭文化的谱系结构考察为切入点，归纳出中国境内主要地区仰韶时代晚期前后发生的两次大规模的文化格局变动。第一次是由屈家岭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共同引发的，先是屈家岭文化的北上，促使大汶口文化中期向晚期的转变；再是屈家岭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同时向中原推进，导致了秦王寨文化向西退缩、衰落至瓦解；而屈家岭文化对关中地区的大量介入及大汶口文化的持续西进，也促成了泉护文化向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转化。第二次主要是由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共同引发的，良渚文化的逐步向西推进，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沿途的北阴阳营文化、凌家滩文化、薛家岗文化的消逝或瓦解，迫使石峡文化南迁；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的扩张，在皖西南地区与良渚文化接触组成张四墩文化，扩张到嵩山以南，对后续煤山文化的形成有直接影响；与良渚文化同时进入长江中游，促使屈家岭文化向石家河文化转化。

    就屈家岭文化而言，其在发展过程中大规模对外扩张，深刻地影响了北方地区同时期文化，改变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格局，是中国文明化进程的重要一环。

    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历史族群的对应，考古学材料与历史文献的结合，也是史前考古学研究的一大要旨。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及其后续石家河文化一般认为其族属是三苗部族，分布在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及其后续文化的族属是华夏部族。屈家岭文化扩张的西北路线即是沿丹江上游溯流而上至关中地区，与文献所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吕氏春秋·召类》）大致相合。屈家岭文化往北、东北进入到狭义中原地区及山东地区，也与文献所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史记·五帝本纪》）大致相应。

    近几年的考古发现也在不断充实相关证据，如河南南阳黄山遗址、驻马店国楼遗址，都发现了大面积的屈家岭文化聚落，表明原属华夏部族控制的豫西南地区已被三苗部族纳入势力版图。远在中原腹地的洛阳苏阳遗址发现了大量屈家岭文化器物。考古研究与历史文献共同呈现了五千年前两大部族的战争图景。

    《传说时代的南土文明：屈家岭文化》的研究范式摒弃了单纯静态的文化因素分组或举例，而是借此讨论不同阶段不同区域文化互动的路线、模式、影响，使一处处遗存、一件件器物活起来，力图呈现不同文化背后人群之间接触、碰撞与交流的情形以及影响。向读者展现了考古学文化谱系理论不但可以较好地揭示文化变迁过程，还能阐释文化变迁动因，深入解释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结构的形成过程。

    《传说时代的南土文明：屈家岭文化》对屈家岭文化的聚落形态分析没有深入涉及，可能是考虑到篇幅的原因。作者在书中已有透露，提到屈家岭文化的聚落形态除以大量不同功能的城址为显著特征外，结合其他一般性聚落综合考察，可以发现其在不同层次都有较严格的多层级聚落规格划分，反映出严密的多层级社会结构。其超大型中心聚落石家河遗址还是屈家岭文化的宗教中心，举行大规模宗教仪式活动。这些表明屈家岭文化达到较高的社会复杂化程度，是中国文明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期待未来有续篇，让屈家岭文化研究更加丰满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