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京京 王英鹏

《三字经》是中国三大国学启蒙读物之一，是中国古代儿童最重要的识文教材之一，也是影响深远的中国古代经典之一。《三字经》每句只有三个字，短小精悍，且富有韵律，朗朗上口，便于儿童记忆。在中国，《三字经》家喻户晓，有“熟读《三字经》，可知天下事”之说。《三字经》的内容十分广泛，涵盖历史典故、天文地理、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民间传说等，其传递出的核心思想有“仁、义、孝、诚”等。毫不夸张地说，言简义长、词明理晰的《三字经》，实是一部以儒家教育理念为支架，以名物伦常、经子诸史为内容，以劝学策励为宗旨，具有“蒙学之津逮，大学之滥觞”的问学导引功能的蒙学经典（陈文忠2016）。

《三字经》的作者、成书时代及版本都有不同的说法。多数学者认为《三字经》成书于宋代，作者为南宋末年大学者王应麟。也有学者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宋代文学家区适子（蔡若莲2000）。从宋代到民国，几乎每个时期都会对《三字经》重新修订，较之前的版本有所增补。明代赵南星（1550—1627）所撰的《三字经注》是现存最早的《三字经》刻本，也是现存最早的注释本；清代康熙年间有王相的《三字经训诂》；清代道光年间有贺兴思的《三字经注解备要》；清代同治年间有李文田的《登洲三字经》；清代光绪年间出现了两个版本的《三字经》，一个是云南学者许印芳重新订补《三字经》，取名为《增订发蒙三字经》，另一个是用广东方言注解的《三字经》版本；到民国时期，则出现了未署作者的《训蒙三字经》（程勇2015）。

虽然关于《三字经》的作者和成书时代并无定论，且每个时期又有不同的增订版本，但这正充分体现出《三字经》的价值所在。正因为《三字经》的思想价值和文化魅力广为世人所接受，才会出现那幺多研究《三字经》的优秀学者。他们根据前人所着，重新对《三字经》进行内容上的补充和注释，增加一些历史故事，传递出更多故事中包含的为人做事的道理，这是《三字经》的一大特点。由此也可以看出《三字经》在中国受喜爱的程度及其在蒙学方面对中国人的深远影响。

《三字经》作为着名的儿童启蒙读物，不仅在中国妇孺皆知，还在国外广为流传，其中就出现了许多英译本。郑中求（2016）以描述翻译学理论为指导，将《三字经》自1812 年至2015 年的英译史分为繁荣期（1812—1900）、沉寂期（1901—1988）和复兴期（1989—2015）三个阶段。

繁荣期一共出现了7 名译者，8 种译本，分别是：（1）1812 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伦敦出版了《三字经》英文译本，这是最早的英译本；（2）1835年，裨治文（E.C.Bridgman）发表了其翻译的《三字经》（Trimetrical Classic）；（3）1856 年，马兰（Solomon Caesar Malan）在伦敦出版了王应麟版《三字经》、基督教传教士版《三字经》和太平天国版《三字经》的英译本；（4）1864 年，儒莲（Stanislaus Julien）在巴黎出版了英汉对照本《三字经》；（5）翟里斯（H.A.Giles）分别于1873 年和1900 年出版了《三字经》译本；（6）1891 年出版的佚名译本，出版地为Rangoon：Printed at the“Victoria”；（7）1892 年，欧德理（E.J.Eitel）发表了《三字经》英译本（The Trimetrical Classic）。

沉寂期仅出现了3 个译本，分别是：（1）1904年出版的迂拙老人的《三字经》译本；（2）1941 年蒋克秋出版的《三字经》译本（The Three Character Classic）；（3）1943 年的S.H.Lindt 译本，这是作者申请California College in China 硕士学位的论文。

复兴期共出现了21 种译本。1989 年，潘世兹的《三字经》译文出版，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儿童道德教育丛书之一。在此之后掀起了一股《三字经》翻译的热潮。尤其是国内的众多学者，他们有非常强的对外译介中国文化的愿望和意识。在能确定译者的18 种译本中，有14 名译者来自中国大陆，仅毕少夫是奥地利人，其余译者则是华人或至少有华人血统。有5 种译本在境外出版。除纸质译本外，另外还有一种网络译本。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通过分析以上众多译本不难发现，西方学者翻译的《三字经》译本占有很大比例，这些译本基本都在境外出版。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华人的译本在境外出版。这体现出了西方国家想要了解中国的愿望。《三字经》作为一本启蒙读物，通俗易懂，适合大众阅读，因此许多西方学者以《三字经》翻译为起点，开始接触中国，将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传播到西方国家，让更多西方人了解这个在他们看来神秘的东方国度。

“文化”与“文化软实力”是当今社会被人们反复提到的词语。任何国家在提升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同时，也要提升其文化软实力。那幺，如何将本国的优秀文化传播到不同语言的国家中呢？毫无疑问是通过翻译。翻译作为沟通两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桥梁，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许建平、张荣曦2002）。在众多翻译策略中，归化翻译是一种能有效传播外来文化的翻译方法。美国着名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认为归化翻译需要以一种透明、流畅、无形的方式进行翻译，最大程度地降低读者对译作的陌生感，并且要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引导作者向读者靠近（Munday，Jeremy 2012）。就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方式，陈刚（2006）提出“归化表达”。所谓“归化表达”，就是采用地道的译入语（target language）来交流，即用符合讲英语民族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等的译入语来讲述中国故事、宣传中国文化，用译入语文化传统来替代或描述中国特有文化的表达法（陈刚2006）。

想要将中国文化通过翻译传播出去，首先要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译文的可读性。讨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策略，不仅要考虑对文字本身的翻译，还要考虑翻译出来的东西能否被译入语读者接受。只有被大多数译入语读者接受了，才能说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了（汪庆华2015）。归化翻译下的译作，以译入语读者熟悉的行文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内涵，使原作与其引发共鸣，令其自然而然地接受他国文化并且不会产生陌生感。因为“语言反映文化并受文化的制约，任何语言文学都是某种文化的反映，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在领会其含义时，不能忽略源语（source language）与译入语之间的文化差异及译入语背景知识所起的作用，这样一来，才能在翻译中把作者的特殊风格及其所表现的文化背景表露出来，合乎跨文化的社会习惯”（骆贤凤2003）。归化翻译遵循译入语的语言习惯，以译入语的习惯传递另一种译入语读者所不熟悉的文化内涵，不给译入语读者带来阅读和理解的障碍，容易使他们产生认同感，从而接受他国的文化，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

文化典籍的翻译要传递忠实于原文的文本信息，还要尽可能地再现原文本的诗学传统和美学传统。形式和内容双重忠实才是好的译本（朱振武2016）。赵彦春所译的《英韵三字经》采用了三词格偶韵体，力图再现这一国学经典的超拔魅力和韵文风采（赵彦春2014）。在译文内容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其流畅自然的语言，精妙生动的用词，也增加了译文的文学性和可读性。翻译中国文化典籍目的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首先要考虑译文的可读性，即让读者看懂译文，并能理解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通过分析赵彦春教授的《英韵三字经》不难发现，译本中也运用了归化翻译法，减少了译入语读者的阅读障碍。下文将结合实例，从引用西方经典、寻找英文中的对应词和选用宗教词汇三个方面出发，讨论译文中的归化翻译。

例1：

原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译文：Man on earth，/Good at birth./The same nature，/Varies on nurture.

在人性论上，中国有着“性善论”一说，即人在太初或刚出生时其本性都是善良的，由于后天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不同，人的性情才发生了改变。西方也有类似的论说。《圣经》中就有上帝造人的故事：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及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And God said，let us make man in our image，after our likeness，and let them have dominion over the fish of the sea，and over the fowl of the air，and over the cattle，and over all the earth，and over every creeping thing that creepeth upon the earth.）。上帝代表善，上帝最初造出的人也为善，只是后来人类受到诱惑才变为恶。这与中国的“性善论”存在共通之处。可以看到，《圣经》中用到了“man”和“earth”，赵彦春则活用这两个词，将原文译为“Man on earth，/Good at birth”。通过这两个词，借用西方的经典——《圣经》，巧妙地将中国的“性善论”和西方的“性善论”联系起来，让译入语读者看到译文就能清楚地了解内容。西方几乎无人不读《圣经》，他们自然对《圣经》里的故事了如指掌。以西方人熟悉的《圣经》故事为媒介，拉近了译文与译入语读者之间的距离，自然而然地传递出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

例2：

原文：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译文：Son of Man，/ Mature you can. / Teacher or peer，/Hold them dear.

为人子女，终会长大成人。在成长过程中应学会亲近师友，当心存感激，不要轻慢无礼，要学一些为人处世的礼节。同例1 一样，人子（Son of Man）也出自《圣经》典故，指的是耶稣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圣经》中，耶稣常常以“人子”自称，表示自己是神所差来的拯救者，并强调他所处的卑微地位和将来要显现的荣耀，体现出他身为“人子”的责任。引用这一典故，大大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赵彦春教授在翻译完《三字经》后，曾对一对美国母子进行阅读测试。他在书的后记里这样写道：“她对这简短的文字感到十分惊奇，连说‘like proverbs’。就‘Son of Man’这一用法，她还想证实我是否知道它的典故。”由此可见，译文并没有给这对外国母子带来阅读障碍，而且还能欣赏。翻译时活用西方人熟悉的典故，使外国读者更容易接受译文，理解译文，并且欣赏译文。在这一过程中，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也了解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

例3：

原文：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译 文：Grace，justice，courtesy，/ Wisdom，and fidelity./Good order derive，/From Constants Five.

按照儒家学说，为人处世应当牢记仁、义、礼、智、信这五种不变的法则，这样社会才能稳定、祥和。这五种法则被称为“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是中国价值体系的核心因素。“仁”就是宽厚，它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grace”也有风度、气派、态度优雅的意思。“义”是正直之意，指公正坦率，不偏邪，“justice”也有公正、公平、正直、正义的意思。“礼”是谦让之意，指谦虚地礼让或退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courtesy”很好地表达了这一含义。“智”代表着才能、智慧，“wisdom”也是智慧、才智之意。“信”是诚实、守信用、讲信义，“fidelity”有忠诚、守信、尽职之意，“信”和“fidelity”很好地对应起来。仁、义、礼、智、信讲了做人、做事的原则，是中华民族公认的价值标准，但西方人可能并不了解其内涵。译文从每个法则的具体内涵出发，找到英文中贴切的对应词，让译入语读者轻松了解中国人所追求的价值标准并接受它们。

例4：

原文：斩齐衰，大小功。至缌麻，五服终。

译文：Cuts and completes，/ Merits and feats，/And linen，too，/For funeral blue.

中国古代有五等丧服，分别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斩衰是最重的丧服，由最粗的生麻布制成，断处外露不缉边，表示毫不修饰以尽哀痛。齐衰次于斩衰，由粗疏的麻布制成，缘边部分缝缉整齐，有别于斩衰的毛边。大功居中国古代五等丧服制第三等，由熟麻布制成，其名也有纪念去世之人功绩的意思。小功重于缌麻轻于大功，用较细的熟麻布做成，也有纪念功绩之意。缌麻则是中国古代五等丧服制中最轻的一等，由细熟麻布制成。译文中“cuts”和“completes”体现出了丧服的制作工艺，一个粗糙，另一个则是裁剪整齐。“merits”和“feats”解释出了大功、小功这两种丧服名的含义。“linen”则道出了丧服的材质为亚麻布。同例3 类似，这一节的译文也在英语中找到与原文意义相近的词语，将西方人不熟悉的中国丧服制度，用他们所熟悉的单词来表达。这样既对中国古代的丧服制有了一个大概的介绍，也不至于让译入语读者不知所云，造成阅读障碍。

例5：

原文：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译 文：What’s a father? / A good teacher. /What’s a good teacher?/A strict preacher.

养育儿女，不仅仅是供其吃穿，还要对其进行良好的教育。父亲和老师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古话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在传授知识、解答疑惑的同时，也给学生传授做人的道理。在中国古代，老师享有很高的地位。译文中选择了“preacher”一词来表达原文的含义。在西方，“preacher”指牧师或传道者，是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词汇。要成为牧师，就必须先成为接受洗礼的基督徒，因此他们会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同中国古代的老师一样，牧师也会传授一些知识，但更多的是讲解《圣经》，宣扬基督教教义。对于信仰基督教的西方读者来说，“preacher”就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词汇。通过这一宗教词汇，译者把中国古代老师的职责同西方牧师相联系，能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译文。

例6：

原文：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

译文：Stress piety，/Than your lore./ Learn some numeracy，/Know some literacy.

中国古代重视伦理教育，孔子也认为孝悌是做人、做学问的根本。孝，指对父母的敬爱；悌，指对兄弟姐妹的友爱。简言之，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是比学习知识还要重要的事情。如果说伦理道德在中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幺宗教思想则在西方占据主导，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存在。“Stress piety”这一译文就体现出了译者的归化翻译思想。“piety”也是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词汇，意为“虔诚”。虔诚的对象则是宗教神明，即上帝。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真理的启示者，当西方读者读到该译文时，他们会联想到自己的宗教信仰，想到信奉上帝的重要性，从而增加对译文的亲近感。

当今社会重视文化软实力，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传统文化也在积极走出国门。翻译作为文化传播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一定要发挥好自身独特的作用。通过以上对《英韵三字经》的分析可以看到，引用西方典故，寻找英文中的对应词及选用宗教词汇的归化翻译法，可以拉近译文与译入语读者之间的距离，减少译文给译入语读者带来的陌生感，有利于译入语读者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消除文化障碍，从而使译文和译文中蕴含的文化内涵自然而然地为译入语读者所接受。因此，在进行中国的典籍文化翻译和传播时，也应该多考虑归化翻译策略的作用，并将其灵活运用于翻译之中，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从而达到翻译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