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荷兰的黄金时代，荷兰的战舰与航海技术（在英国人看来）和英国的一样好，有时候甚至比英国的更好。但是，这些战争的结果是让英国海上力量超越了所有竞争者。

17世纪是一个战争不断的时代，在不削弱其他战争的重要性和带来的痛苦的情况下，就对后世历史的重要影响而言，英荷战争仅次于三十年战争，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两个海上强国的海外贸易和支配地位越来越强大，因此处于激烈竞争状态。

《天才时代：17世纪的乱世与现代世界观的创立》，原书名：The Age of Genius: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Mind (英) A.C.格雷林著，吴万伟, 肖志清译，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19年12月出版

假设性的预测是，如果荷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7世纪之后的世界性质会有何不同？或者，如果奥兰治家族没有为英国带来国王威廉三世，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但事实是一系列的战争――即便不是所有的战斗――最终对英国一边有利，历史正是这样发展的。

考虑到两国之间的相似性，1652―1654年的第一次英荷战争是双方都不愿意打的战争。这场战争本来就不应该发生。两国都是新政府上台――联合省的德・维特（De Witt）政府和英国的克伦威尔政府，他们都是新教徒，都是共和派，都在警惕被推翻的王朝复辟，都得到迫切渴望海外扩张的商人和贸易界人士的支持，这些人希望能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势力衰弱中获利。

第一次英荷战争

事实上，克伦威尔不仅渴望与荷兰结为联盟，而且还打算寻求两国合并的可能性。

他有关政治和外交关系统一战线的某种理想主义渴望与尾闾议会（Rump Parliament）追求商业利益的实用主义并不吻合。尾闾议会成功地通过了《航海法案》，以阻止荷兰与英国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该法案规定只有英国船只才能从海外进口商品，该法案比克伦威尔空位期本身更持久、更强力，也就是说英国商人决心尽可能多地从世界贸易中获得并维持长久的利益。

他们意识到荷兰在东印度群岛利用葡萄牙的虚弱而取得的成功，如今荷兰控制了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荷兰造船业发达也是主要因素，荷兰造的船舶质量好，造价低，支持了荷兰快速发展的海上贸易，其贸易范围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远东等地。

1631年，查理一世曾尝试做了一件危险的事：与西班牙签订秘密条约，旨在限制荷兰的海上力量，虽然英国在战争中应该站在新教徒一边。英国最初很少采取行动来遏制荷兰海上力量崛起，主要原因是英国正经历内战，那场冲突干扰、削弱和耗尽了它的财富，英国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足够的海上实力与崛起的荷兰并驾齐驱。

查理一世

荷兰对英国1652年《航海法案》的反应因为其他刺激而愈发激烈。这些刺激包括克伦威尔要求在英国海岸30英里（50千米）内捕获的鲱鱼缴纳一笔税款，还要求通过英吉利海峡的船只必须向英国战舰致敬。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荷兰战舰司令官海军上将马丁・特龙普（Martin Tromp）下令不要向英国海军致敬。而英国海军司令官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的回应是下令对荷兰舰队开炮。

接下来几个月里，出现了一系列的战斗，前两仗布莱克取得胜利，第三仗是特龙普取胜。接下来一年，即1653年，荷兰的战果更糟糕。在波特兰海战（Battle of Portland）――有时候被称为“三日战争”的过程中，特龙普损失了12艘战舰和50名商人的性命。布莱克将军在战斗中受伤，这次受伤恰好给了他时间，在休养中深思与荷兰人的遭遇，并撰写了著名的《战斗训令》（Fighting Instructions），这是海战学的一个巨大进展。

罗伯特・布莱克将军

在1653年6月的加巴德沙洲海战（Battle of Gabbard）中，英国舰船指挥官乔治・蒙克（George Monk）将《战斗训令》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接下来的斯海弗宁恩战役（Battle of Scheveningen）中，英国打败了荷兰舰队。特龙普战死。

巴德沙洲海战

战争的结果是英国摧毁了荷兰舰队的一大部分，并抓获了1000名荷兰商人作为俘虏。

第二次英荷战争是在远离两国海岸的地方进行的。1663年，荷兰奴隶主以低于英国船只从西非运来的奴隶的价格抢生意，所以英国一支海军战舰中队攻击并占领了荷兰使用的两个西非港口。次年英国占领了美洲东海岸的新阿姆斯特丹，并将其更名为新约克（纽约）。第二次事件拉开了全面海战的序幕，并一直持续到1667年。

第二次英荷战争

1665年，约克公爵（后来的詹姆士二世）率领海军在洛斯托夫特（Lowestoft）外的北海上打败了荷兰军队。作为回应，荷兰与英国舰队开始了残酷的四日海战，最终英国伤亡更为惨重，战舰“皇太子号”（Prince Royal）被荷兰掠去，但英国人称这次战役取得了胜利，因为荷兰舰队先撤退了。英国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包括泰尔斯海灵岛之劫（Sack of Terschelling）。

但是，因为查理二世管理国家经济的蹩脚水平，他被迫削减海军开支。更糟糕的是，1665年英国发生了瘟疫，1666年伦敦发生大火，荷兰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在一次大胆的进攻中，他们沿泰晤士河而上进入梅德韦（Medway），摧毁了停泊在那里的英国战舰，拖走了英国最引以为傲的战舰“统一号”（Unity）和“皇家查尔斯号”（RoyalCharles）。

查理二世

这些敌对行动出现在大西洋的欧洲一侧时，著名的海盗亨利・摩根（Henry Morgan）正在加勒比海享乐。在战事结束之后他依然继续着冒险经历，导致他受到海上劫掠的指控，他被押解回英国的时候身负枷锁，并一度被关进监狱。但是，当第三次英荷战争在1672年爆发时，他被授予骑士头衔，并被派遣返回加勒比海担任牙买加总督。他的故事说明了17世纪的冲突是半私人性质的，虽然通常会被官方认定为国家之间的战争。

需要牢记的是，英国和荷兰之间的这些争夺往往有自治的背景因素。对英语读者而言，英伦三岛上的人凶恶和内向的习性为人所熟知。但是，通过弑君和内战，他们已经比世界上同时期任何地方的人更快地向未来前进。回过头来看，非常清楚的是，英国的新政治思想，以及民众和君王之间的竞争已经奠定了18世纪大革命及其余波的基础。

但是，荷兰也拥有通过艰苦奋斗得到的宝贵遗产：它经受了与西班牙80年的战争才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它的航海家和商人在让国家繁荣强盛方面是绝对成功的。

荷兰画家艾曼努尔 德 维特(Emanuel de Witte)作于1678年的这幅作品，描绘了荷兰的一个富裕家庭。

财富就像水一样从大海流进各个城市的运河中，“荷兰黄金时代”的说法难以充分展现历史上的这个阶段。荷兰艺术的奔放灿烂是众所周知的；不怎么为人所知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都市化与工业化历史比联合省更加悠久的尼德兰南部两省布拉班特（Brabant）和佛兰德（Flanders）在16世纪后期一直是富庶之地，在经济上处于欧洲的领导地位，这主要是因为自中世纪以来就存在的纺织业。

但是，北部省份的渔业、农业和造船业为荷兰在17世纪扩张成为庞大的海上贸易帝国提供了基础，所以当联合省单方面从西班牙独立出来的时候，尼德兰南部的新教徒迁移到北部沿海省份，为这里带来了经验和创业的推动力，进一步增强了北部省份的实力。

北部省份的海运贸易输出食盐、布匹、砖瓦，从丹麦运来肉类，从波罗的海运来木材和粮食，粮食运输一直是联合省早年的主要收入来源。北海的荷兰渔民每年捕获3万余吨鲱鱼，远远超过苏格兰的渔业收获。1580年南北分裂之后，逃往北部省份的新教徒织工很快让莱顿（Leiden）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

但是，当海上贸易扩张和殖民活动开始之后，荷兰黄金时代才真正繁荣起来。从蔗糖到香料，荷兰人控制了利润丰厚的商品贸易：他们在波罗的海的主要市场―汉萨同盟的城市和进出欧洲内陆的通道―吸收了他们从世界各地运回来的大部分商品。就在不久前，香料贸易还依靠经过中东的陆路通道，但是欧洲三个航海大国即葡萄牙、荷兰和英格兰的航海探险绕过了阿拉伯和奥斯曼帝国，荷兰从一开始就是这三个国家中最成功和最强大的。

1680年，荷兰位于印度胡格利区的军事基地

来荷兰共和国的旅游者和流亡者会对荷兰城市的清洁、舒适，民众的秩序和宽容印象深刻。除了这个世纪最初几十年戈马罗派和亚米纽斯派之间打打杀杀的不愉快事件之外，尼德兰北部是那些动荡不定时代中一个和平共处的绿洲。但是，它的成功激发了英国与它的竞争和法国对它的觊觎。毫无疑问，路易十四常常在思考，如果荷兰成为更大的大陆帝国的一部分，那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财源。

或许因为上述原因，第三次英荷战争与前两次战争完全不同。法国曾与荷兰打仗，这让查理二世看到了机会，与法国结盟对付荷兰。英国海军支持法国入侵的目的是削弱荷兰在更广大的世界范围内对其造成的商业威胁。但是，荷兰拥有了不起的海军指挥官米希尔・德勒伊特（Michiel deRuyter）和精明而审慎的战略家、荷兰王子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两人的默契配合使得两个大国的联合努力成为徒劳。就是在这次战争中，荷兰放水淹没了阿姆斯特丹附近的圩田（围海而造的低洼田地）来阻止法国的入侵；也是在这次战争中，荷兰与从前的宿敌西班牙结盟，因为西班牙也在与法国作战――“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此言不虚。

但是，英国的反战情绪非常强烈，因为有人怀疑查理二世是在使用战争作为幌子来招引罗马天主教重返英国。战争的徒劳无功和僵局让反战人士的观点占了上风。1674年的《威斯敏斯特条约》标志着对立的终结。

其条款中包括这样的要求：荷兰共和国向英国支付一笔补偿费，奥兰治的威廉娶查理二世的女儿玛丽（威廉是查理二世的侄子，是她的堂兄）为妻。14年后，奥兰治的威廉成为英国国王，之前他一直与其堂兄交战。这个堂兄就是玛丽的哥哥，后来的詹姆士二世，威廉就是接替了他留下的王位空缺。詹姆士是约克公爵，也是骁勇善战的海军司令官，曾经带领英国舰船打赢了几次针对荷兰的大胜仗。这就是为什么1664年从荷兰手里抢过来的纽约以他的封地命名。

詹姆士二世

有人敏锐地指出，英国历史学家倾向于忽略英荷战争，将其置于对17世纪后英国尤其是英国海军的发展进程的影响不那么显著的次要位置。但是，事实上战争的总体结果是确立了英国作为支配性的全球商业帝国的地位，这个意义是不能忽略的。这些战争是为了英国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打的，他们在内战中影响力显著上升，这就是一心经商的中产阶级，这些男人（我有意使用男性词语）的胜利依靠1680年“光荣革命”的宪法条款而彻底实现，在这种宪政体制下，议会（他们的利益工具）拥有了最高权力。

议会政治模式，为其本质和权力辩护的政治原则，以及对商业中产阶级利益至关重要的公民生活，通过海上霸权在世界性的大帝国中推行开来，这个帝国在接下来3个世纪中大部分时间里是主要的世界大国。

英国这颗橡果之所以能长成参天大橡树，正是因为牢牢抓住了独一无二的海上霸主地位。在荷兰的黄金时代，荷兰的战舰与航海技术（在英国人看来）和英国的一样好，有时候―经常如此―甚至比英国的更好。但是，这些战争的结果是让英国海上力量超越了所有竞争者，海军胜利的结果是不可忽视的。

在19世纪，英国海军及其带来的不列颠治世（PaxBritannica）是建立在“两强标准”（two-powerstandard）之上的，这是对英国海上霸权威力的一种衡量标准。两强标准的意思是，英国海军足够大足够强，不仅能够打败世界上任何一支强大的海军，而且能打败第二和第三强大海军的联军。

一战前的英国海军舰队

在海洋历史学家格伦・奥哈拉（GlenO’Hara）看来，这种遥遥领先的优势和随意将武力投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能力显然归功于英荷战争。他的讨论“追溯了英格兰（后来是不列颠）海军在17世纪中叶的崛起，那是与荷兰共和国发生意识形态和经济冲突的时期，经过三次战争才结束，帮助英国走上了海上霸权的道路”。

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今每个大洲，在各种机构、政治实践和对待法律管理、教育体制甚至板球与橄榄球游戏和体育等的态度中，都有英国船只在17世纪以来从欧洲西海岸外面的小岛上运往世界其他地区的东西的残留与沉积。这不是让人心跳加速的高谈阔论，虽然有些英国历史学家（和政客）今天仍然忘不了从前的伟大辉煌――也不记得糟糕的历史部分――英国海上霸权和坚定不移的重商主义所取得的成果。这只是事实描述。

英国的海上霸权和重商主义是17世纪的遗产之一，17世纪的一系列海战虽然本身相对不重要，但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本文摘选自《天才时代：17世纪的乱世与现代世界观的创立》，原书名：The Age of Genius: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Mind (英) A.C.格雷林著，吴万伟, 肖志清译，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19年12月出版，内容有删改。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介绍：

A. C. 格雷林，英国哲学家、私立大学“新人文学院”院长、英国人文主义协会副会长，皇家艺术学会和皇家文学学会成员。他出版了《怀疑论的反驳》《道德价值的未来》《维特根斯坦与哲学》《什么是好的？》《物的意义》《好书》《上帝的争论》《天才时代》《民主及其危机》《生活、性与思想》等30余部著作，广泛论及哲学、伦理学、美学、历史、戏剧等各个方面。

他推崇哲学的现实实践意义，是欧洲非常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常为《卫报》《观察家》《星期日泰晤士报》《经济学人》等媒体撰稿，并参与BBC（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的节目。其成立的私立大学“新人文学院”，旨在填补高层次的人文研究的空白，获得了道金斯、尼尔 弗格森等明星学者的加盟支持。格雷林于2015年获得伯特兰 罗素奖，2017年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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