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韩国人口结构变化及其影响

(一)韩国人口结构变化

目前，韩国人口结构处在新的变化时期正在从高龄化社会步入高龄社会，高龄化程度日渐加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如表1所示，据韩国统计厅未来人口预测，2015年，韩国总人口为5101.5万人，人口增长率为0.53%。此后，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2065年将至－1.03%。2030年左右，韩国人口总量将达到最高值，此后，开始呈下降趋势，2065年减少至4302.4万人，与1991年的总人口数量4329.6万人相近。0—14岁和15—64岁年龄段的人口均呈持续减少趋势，0—14岁人口所占比重从2015年的13.8%减少至2065年的9.6%;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从2015年的73.4%减少至2065年的47.9%。而65岁以上人口数量迅速增加，所占比重从2015年的12.8%增加至2065年的42.5%。80岁以上人口2015年至2065年增长5倍多，2015年所占比重为2.6%，2065年增至19.2%。

从统计数据来看，韩国人口减少速度和高龄化速度远远超过经合组织国家。从2017年至2037年，经合组织国家人口年均增长率为7.5%，韩国仅为1.3%;经合组织国家0—14岁人口增长率为－2.7%，韩国为－11.5%;经合组织国家15—64岁人口增长率为－0.1%，韩国为－18.9%;经合组织国家65岁以上人口增长率为47.4%，韩国为118.6%。与经合组织其他主要国家相比，韩国人口减少速度也是最快的。从2015年至2020年，韩国人口增长率为0.4%，同期，日本和德国已出现负增长，分别为－0.2%和－0.1%。但从2035年至2040年，韩国人口增长率将迅速降至－0.2%，同期，日本和德国则缓慢下降，分别降至－0.6%和－0.3%。2060年至2065年，日本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0.6%，德国降至－0.4%，韩国则将骤降至－1%。

2．低出生率和预期寿命延长加深了韩国社会的高龄化

韩国育龄女性人口减少和晚婚不婚者的增多是造成低出生率的直接原因。2004年，韩国20—39岁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16.9%，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3%，二者相差一倍。2015年20—39岁女性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减少至13.4%，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增加至13.1%。2015年，韩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0岁，生育年龄为32.2岁，出生率为1.24人，大大低于世界平均2.51人的水平。2016年，韩国总和生育率为1.17人，2017年降至1.05人。韩国政府很重视提高人口生育率，预计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之下，2050年将会增加至1.60人，但与法国1.96人和美国1.92人相比(如表2所示)，仍处于非常低的水平。2015年，韩国平均预期寿命为82.1岁，预计2030年将增加至85.2岁，2065年增加至90岁。低出生率和高预期寿命促使韩国社会高龄化加速。韩国高龄化指数呈跳跃式增长，2015年为93.1%，预计2065年将达到442.3%，在50年的时间里将增长近5倍。65岁以上人口也将出现不同的变化趋势，据统计厅未来人口统计和预测可知，1990年，65—69岁人口占高龄人口的41%，70—79岁人口占45.2%，80岁以上人口占13.8%;2017年65—69岁人口下降至32.4%，70—79岁人口略增加至46%，80岁以上人口直线上升，增长至21.7%;预计2060年，65—69岁人口和70—79岁人口将分别降至19.5%和36.2%，80岁以上人口则将上升至44.3%。

3．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

2015年，韩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3744.4万人，2016年为3762.7万人，均占总人口的73.4%。2017年，韩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3762万人，占总人口的73.1%。此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逐年呈下降趋势，预计2065年只占总人口的47.9%(2062万人)，比2016年减少45.2%。在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25—49岁人口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如表3所示，2015年，25—49岁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52.8%，2050年将降至44.7%，2065年将略有回升，增加至49.3%，但仍未恢复到2015年的水平。与之相反，2015年，50—64岁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29.2%，2050年将增至40%，此后略有下降，2065年将降至36%，但仍明显高于2015年的水平。这表明未来50年韩国将面临劳动力供应缺口扩大的局面。

0—14岁少儿人口2015年为703万人，所占比重为13.8%，2018年为668.1万人，所占比重为12.9%，2065年将为413.2万人，所占比重为9.6%，劳动年龄人口的后备力量也呈减少趋势。随着人口高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和少儿人口比重减少，赡养高龄人口的负担不断加重，2010年老年赡养费比是14.8%，2015年为17.5%，2016年为18%，2017年为18.8%，预计2065年将增至88.6%。随着人口高龄化的快速发展，韩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逐年减少，从长期来看，这不可避免地会对韩国劳动力的有效供给造成压力。

(二)韩国人口结构变化对高龄人口就业的影响

韩国人口结构高龄化的加速推进对韩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政府财政负担加重，企业劳动年龄人口短缺，家庭养老模式改变，高龄人口贫困化加深，这一系列问题使高龄人口再就业问题越发引人关注。政府、企业、家庭对高龄人口再就业的需求迅速增长，高龄人口自身再就业的愿望也受到激发。

第一，对政府来说，高龄化的加深导致高龄人口医疗费、养老金等各种财政负担越来越重。据韩国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统计，2015年，韩国健康保险中医疗费为58万亿韩元，人均114.9万韩元。其中65岁以上人口的医疗费为21.4万亿韩元，人均343.3万韩元。2016年为64.7万亿韩元，比上年增加11.5%。人均医疗费为127.4万韩元，比上年增加10.9%。其中65岁以上人口医疗费约为24.6万亿韩元，比上年增加15%，人均医疗费为381.1万韩元，比上年增加11%，是全国人均医疗费的3倍。为此，政府需要有工作能力的高龄人口继续发挥余热，创造社会财富，减轻财政负担。

第二，对企业来说，高龄化加剧企业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危机。目前，韩国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但企业对高龄社会的应对存在滞后性。在机械化和外包服务盛行的当下，韩国企业尚未普遍意识到雇用高龄人口的重要性。大企业对高龄人口雇用比重较低，高龄人口的就业岗位多集中在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制造业企业。尽管全球金融危机使人们再次认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但青年人仍回避在中小制造企业就业，大量的岗位空缺需要技能熟练的高龄人口加以补充。人口高龄化的日渐深化，迫使企业对高龄人口的认识发生转变，从而缩短对高龄人口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的进程，加快高龄人口雇用常态化的步伐。

第三，对家庭来说，高龄化促使人们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所持态度发生变化，将会引起韩国社会家庭养老模式的改变。近年来，高龄化使韩国家庭赡养老人的负担不断增加，主张父母自己解决养老问题的人越来越多，2010年这一比率为18.4%，2012年为22.3%，2014年为23.8%，2016年为27.2%。以2016年为例，32.6%的人认为养老义务应当由家庭承担，其中60%的人认为应当由所有子女共同承担;32.6%的人认为应当由家庭和政府、社会共同承担;7.6%的人认为应当由政府和社会承担;但也有27.2%的人认为养老应当由父母自己解决。这意味着高龄人口很难完全依赖青年人和中年人，家庭养老模式已不能满足高龄人口的养老需求。

第四，对高龄人口自身来说，高龄化会加深高龄人口的贫困化。韩国高龄人口贫困化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事实上，韩国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额度并不高，约为50万韩元左右，还不能很好地满足退休之后的安稳生活。而且目前韩国离职年龄平均为49岁左右，提前离职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面对高龄社会的到来，危机意识不足，不愿承担高龄员工的费用，惯于通过内部机构调整，辞退高龄员工。这些离职人员未能按规定年龄退休，无法领取社会养老金，往往陷入经济困境。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2017)的调研结果表明，对于晚年生活，韩国高龄人口最担心的是生活贫困，其次是疾病困扰。高龄人口的养老金领取比率总体上呈上涨趋势，2016年至2017年，55—79岁人口领取养老金的比率从44.1%增加至45.3%，但仍有超过半数的人领不到，还需要子女供养。高龄人口为摆脱生活困境，提高自身生活水平，将会有意愿再次走上工作岗位，谋求自食其力。此外,在韩国政府的积极扶持之下，出于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保持健康快乐等动机，有再就业意愿的高龄人口也在逐渐增多。

2韩国高龄人口就业动向

韩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对高龄人口就业产生深刻影响，政府和家庭都需要有工作能力的高龄人口通过就业减轻养老负担;部分企业虽然存在提前辞退高龄员工的现象，但面对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的趋势，企业不可避免地存在雇用高龄人口的现实需求;一些家庭希望高龄人口能够分担家庭日常开销;高龄人口为摆脱贫困、提高生活质量就业意愿也有所增强，上述因素促使高龄人口就业率稳步提升。

受到法律、社会观念、代际划分、企业状况等因素的影响，韩国对高龄人口的年龄界定有多种标准:第一，《禁止雇佣中的年龄歧视及高龄者就业促进法》规定55岁以上为高龄者。第二，《禁止雇佣中的年龄歧视及高龄者就业促进法》规定的退休年龄为60岁以上。有人据此认为60岁以上为高龄者。第三，《老人福利法》规定的适用对象是65岁以上高龄者，高龄者就业帮扶对象也指65岁以上人口，也可根据某些就业岗位的特点将60—64岁的高龄者作为就业帮扶对象。第四，从经济活动人口的代际状况来看，韩国社会代际关系的两代，一个是指1971年以后出生的后冷战时期、信息化时代的一代，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50.38%;另一个是指1970年以前出生的产业化、民主化时期的一代(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41.87%)和殖民地、冷战时期的经历者(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7.75%)，这两代人共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49.62%。高龄者是产业化、民主化时期出生的一代，即1970年之前的出生者。第五，韩国大企业管理人员平均晋升年龄节点是51岁以上，但高龄者的标准也会因为企业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幼儿园教师41岁以上算是高龄者;疗养医师60岁以上算是高龄者，40岁属于年轻人;职业游戏选手平均年龄是22.48岁，30岁算是超高龄者;而在平均工作时间超过15年的造船业、重工业领域，30岁算是年轻人;等等。由此可见，韩国对高龄人口的年龄界定因对象年龄各项指标的性质与政策关注点不同、所规定的具体年龄范围也存在差异。但在探讨高龄人口就业问题时，普遍依据《禁止雇佣中的年龄歧视及高龄者就业促进法》的规定，即55岁以上为高龄人口。

据韩国统计厅调查显示，近年来，韩国55—79岁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就业人口数量缓慢上升。2015年为1180.7万人，2016年为1243.8万人，2017年为1292.9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49.1万人，增长率为3.9%。在55—79岁人口中，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逐年增加。2015年，经济活动人口为654.2万人，就业人口637.6万人，55—79岁人口中就业人口占54%。2017年，经济活动人口为728.7万人，就业人口711.7万人，55—79岁人口中就业人口占55%。其中55—64岁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口均不断增加。2015年，55—64岁人口为658.2万人，经济活动人口454.1万人，就业人口441.3万人，55—79岁人口中就业人口占67%。2017年，55—64岁人口为735.4万人，经济活动人口515.7万人，就业人口503万人，55—79岁人口中就业人口占68.4%。

从最长工作时间来看，2017年，55—64岁人口平均最长工作时间为15年零3.8个月，比2016年增加4.7个月，比2015年增加6.4个月。从各段工作时长所占比重来看，近年来，在55—64岁人口中，工作10—20年的人口所占比重最大，工作30年以上的人口所占比重最小，但工作30年以上的人口数量呈稳步增长态势。

从离职年龄来看，55—64岁人口平均离职年龄为49岁。离职的首要原因是事业不振、经营中断、休业或停业。其次是健康状况不好。再次是照顾家庭。最后是劝退、离休、裁员。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式退休的人口比重仅为8%。从求职和就业经历来看，

在55—79岁人口中，有就业经历者约占62%左右，此外，有求职经历者约占16%左右。以2017年为例，在55—79岁人口中，有就业经历的占61.7%，一次就业成功者占85.1%，二次就业成功者占8.4%，三次以上就业成功占6.4%。未就业者不就业的首要原因是健康问题，占37.7%，年龄问题占24.4%，家务多、家庭成员反对的占22.7%。与2016年5月相比，年龄问题下降1.6%，家务多、家庭成员反对上升的占1.2%，健康问题和不想工作都上升的0.6%。从领取国家养老金情况来看，在55—79岁人口中，2017年，领取养老金的占45.3%，比2016年5月上升1.2%。月均领取额为52万韩元，比上年增加1万韩元。10万—25万韩元的养老金领取者占46.8%，25万—50万韩元占26.2%，50万—100万韩元占13.6%，150万以上占8.7%，100万—150万韩元占4%，10万韩元以下占0.7%。

从是否有工作意愿来看，近年来有工作意愿的高龄人口逐步增加。在55—79岁人口中，2015年，有工作意愿的占61%，2016年略增至61.2%，2017年又比上年同期增加1.2%。期待劳动上限年龄平均为72岁，比经合组织国家平均高7—8岁。有意愿继续工作的理由占首位的是补贴生活费用，占58.3%;喜欢工作占34.4%;因为无聊占3.3%;因为社会需要占2.3%;保持健康占1.6%。从目前的工作状态来看，有92.1%的在职高龄人口有继续工作的意愿，有就业经验、尚未就业的占28.2%，没有工作经验的占4.8%。关于将来的工作模式，选择全日制的占64.5%，钟点工占35.5%，年龄越大的人越倾向于选择钟点工。

从就业岗位选择标准来看，在55—79岁人口中，有意愿工作者在选择就业岗位时的首要标准是工作量和工作时间段，其次是收入水平。此外，长期工作的可能性、工作内容、与以往就业经历相关性也是很重要的选择标准。从教育程度来看，中小学毕业者最关注工作量和工作时间段，高中毕业者最关注收入水平，大学以上毕业者最关注工作内容。学历越高的就业者越关注工作内容、与以往就业经历的相关性等因素。

此外，从就业企业规模分布来看，高龄人口在不到5人的企业和10—29人的企业就业比重最高。从就业的产业分布来看，在55—79岁人口中，在矿业和制造业领域就业的最少，在服务业领域就业的最多。在服务业领域当中事业服务业、个人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领域就业最多，其次是餐饮住宿业,再次是电气、运输、通信、金融业和建筑业。从就业职业分布来看，在55—79岁人口中，从事单纯劳动的人口最多，服务部门和销售部门人口增长速度最快。在55—64岁人口中，技术、机械、雕刻工作者增长最快，在65—79岁人口中，从事单纯劳动的人口增长最快。从职业能力开发培训来看，2017年，55—79岁人口的职业能力开发培训参与率为13.5%。他们参与职业培训的途径主要有企业提供培训(74.2%)和个人自我培训(22%)，职业培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培训机构和培训课程不足。

综上可知，近年来，韩国高龄人口的就业意愿逐步上升，平均最长工作时间经历了多年的缩短趋势后稳中有增。高龄人口倾向于选择弹性工作时间和与以往工作经历有相关性的就业岗位，年龄稍低的高龄者越来越重视需要特定技能的工作岗位，年龄稍长的高龄者则多选择从事技能要求不高的单纯劳动岗位。韩国50—59岁人口离职比重最高，平均离职年龄不到50岁，这表明韩国中高龄人口的就业稳定性有待提高，高龄人口的就业岗位多集中在中小企业，大企业对高龄人口雇用的比重较低。在职业培训方面，通常能够对员工进行职业培训的多是拥有一定实力的大企业，广大中小企业提供职业培训的能力不足;高龄人口也对职业培训的必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企业和高龄群体对高龄社会的应对都存在滞后性。

3韩国高龄人口就业促进政策

韩国政府在高龄人口就业问题上积极介入，统筹安排，旨在有效预防和减缓高龄社会带来的冲击，提高高龄人口的老年生活质量。1991年12月，韩国政府制定了《高龄者就业促进法》，1992年7月，《高龄者就业促进法》施行。2004年，韩国政府就设立了“高龄化与未来社会委员会”，韩国就业劳动部(负责高龄人力银行)与健康福利部(负责高龄就业中心、高龄就业坊)具体负责高龄人口的就业问题。2007年，韩国政府对《高龄者就业促进法》及其实施令进行修订，规定50岁以上、55岁以下的人口为“准高龄者”，55岁以上人口为“高龄者”。2008年，为避免高龄人口就业过程中的年龄歧视问题，韩国政府将《高龄者就业促进法》名称修改为《禁止雇佣中的年龄歧视及高龄者就业促进法》，禁止对高龄人口的年龄歧视，制定高龄人口在就业中遭受歧视后的救济制度。2012年，韩国雇佣劳动部在《禁止雇佣中的年龄歧视及高龄者就业促进法》部分修正案中，计划将50岁以上、65岁以下的人口称为“长年”，用“长年层”一词代替“高龄者”。为促进高龄人口就业，韩国政府依法保障高龄人口就业时的平等地位，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加强对高龄人口就业的服务援助。为了鼓励企业雇用高龄者，韩国政府还引导企业实施工资封顶制、不断修订《就业保险法》和《就业保险法施行令》。

在政策规划方面，韩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三个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在第一次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2006—2010)和第二次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2011—2015)期间，尽管韩国政府做出了积极努力，但韩国社会的高龄化现象依然不容乐观。2016年，韩国政府又推出第三次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2016—2020)。如果说第二次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着眼于老后所得保障,那么第三次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则重点强调对劳动力短缺危机的预先应对,扶持企业为高龄人口创造稳定的就业岗位，提升高龄人口就业综合服务。其具体政策如下:注重依法避免对高龄人口的就业歧视;提供就业援助金服务;增设职业生涯规划服务;构建终生教育培训体制;打造高龄人口亲和型就业市场;创造高龄人口就业的便利条件，在高龄化时代为具有工作意愿和工作能力的高龄人口提供广阔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平台。

(一)保障高龄人口的平等就业权益

2016年9月，韩国雇佣劳动部公布了《禁止雇佣中的年龄歧视及高龄者就业促进法》部分修正案的立法草案，将“准高龄者”(50岁以上、55岁以下)和“高龄者”(55岁以上)的表述变更为“长年”。“高龄者”一词给人以就业市场上“应该退休的人”或就业上需要受照顾的对象的感觉;而“长年”一词强调这些人具备社会经验和资历，是积极活跃在就业市场上的主体，韩国政府期望用这一改动修补“高龄者”一词所带来的负面认识。据韩国雇佣劳动部2016年10月统计，韩国就业市场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为72岁，男子为72.9岁女子为70.6岁。有鉴于此在2016年12月27日召开的国务会议上，韩国国会通过了立法草案，正式取消“准高龄者”和“高龄者”的表述将“高龄者”一词变更为“长年”(55岁以上)。

(二)提供多种就业援助金

为了加强员工就业稳定性、减轻企业负担，韩国政府为实行工资封顶制的员工提供工资补贴援助。2016年1月1日，《延长退休年龄法》开始正式生效，退休年龄由50岁延长至60岁。2016年开始，公共机关和300人以上工作单位实施60岁退休制，2017年开始，60岁退休制已扩大至300人以下的工作单位。55—60岁的企业员工工资每年会比封顶工资减少10%，政府会对这些员工的工资进行额度不等的补贴，补贴最高额度每人每年不超过1080万韩元，从2016年施行到2018年。从55岁工资开始减少以后，年薪超过7250万韩元的员工不在援助范围之内。这项补贴将支付至2018年12月31日。

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2017年，韩国雇佣劳动部为有意愿在中小企业就业的、职场经验丰富的高龄未就业者提供了就业援助金。政府为45岁以上未就业者提供在企业实习的机会，提升他们的就业信心和职场适应能力。对雇用45岁以上未就业者的5人以上规模的企业提供优先援助，对提供3个月实习机会的企业提供60万韩元/月的援助，正式录用后提供每人最高540万韩元(60万韩元/月，共6个月)的援助。对雇用60岁以上员工1年以上的企业每季度提供每人18万韩元的援助(要求企业雇用60岁以上员工数量占总员工数量的20%，大企业占10%)。要求企业60岁以上员工雇用率必须超过基准雇用率(1%—23%)。2017年，为了缓解企业的负担，保障高龄人口就业稳定，政府提出将60岁以上人口的雇佣延长援助金再延长3年，从之前援助到2017年延长至2020年。政府计划2018年将投入援助金173亿韩元(1.8万多人)，每季度每人18万韩元，但这一数字到2020年将提高至30万韩元。

为促进高龄人口就业稳定增长，改善高龄人口就业环境，韩国政府为企业在高龄者亲和设施和设备的安装、改善、替换、购买等方面的投入提供融资服务。企业贷款以10亿韩元为上限，3年保留，5年分期偿还，融资金额达到1亿韩元的企业需雇用1名高龄者。政府指定的融资银行为国民银行、产业银行、企业银行等16家银行，年利率为1%。

(三)增设职业生涯规划服务

为支持高龄者再次成功就业，韩国政府从2015年开始进行相关制度准备，即对高龄在职者提供免费职业生涯规划服务。该服务项目实施的初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例如，服务对象主要集中于大企业的在职者，中小企业在职者的受惠依然不足;而且职业生涯规划服务实施范围较小，只提供给12个高龄就业岗位希望中心，尚未惠及其他地区;服务项目也过于单一化，主要以职业生活为中心，尚未均衡至闲暇生活、人际关系等其他领域。尽管如此，该项服务仍获得很高的满意度，高龄者对其需求也持续增加。

2017年3月，为了更好地帮助求职者规划职业生涯，提高职场工作能力，韩国雇佣劳动部进一步扩大了职业生涯规划服务范围，服务对象从在职者扩大至求职者，次数也从1次增加到3次。雇佣劳动部规定为40岁以上的求职者在其40岁、50岁、退休前后最少提供3次职业规划服务。政府向全国31个高龄就业岗位希望中心提供服务，高龄人口就业信息网也于2017年4月1日开始与专门工作网站www.work.go.kr合并运营，高龄求职者如需要职业生涯规划服务可以先注册为网站会员，再进行服务申请。该网站还发布招工或求职公告、提供申请职业生涯规划服务计划(针对在职者提供的6—12个小时的服务计划、针对求职者提供的6—20个小时的服务计划)、再飞跃计划(针对求职者提供的20个小时的服务计划)、转岗学校计划(针对计划退休者提供的A—F六级服务计划)等各种服务，积极推动高龄人口就业服务的务实化。随着职业生涯规划服务机会的增多，参与的人数迅速增加，2016年申请职业生涯规划服务者约1万人，2017年增加至2万多人。

(四)构建终生教育培训体制

以往韩国政府对高龄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准备不足，企业受提前退休惯例的影响，对50岁以上在职者的教育培训不够，培训机构的职业培训对高龄者缺乏吸引力，高龄在职者和失业者的参与率都很低。随着年龄的增长，高龄人口的劳动技能水平越来越低，特别在第四次科技革命背景下，众多高龄者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能力亟待提高。韩国政府为提高高龄人口的职业技能，积极构建终生教育培训体制。

第一，支持企业制定按年龄分类的教育培训计划。即制定从劳动者步入职场到退出职场的系统的教育培训计划，鼓励和引导在职者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职业技能熟练度。2017年向30个民间专门机构提供人力资源咨询，在韩国技术教育大学对企业人事负责人进行人力资源培训。政府对制定教育培训计划和展开职业培训的企业提供相应奖励。

第二，投资推动企业提高培训能力。政府支持企业对打算离职员工进行转职培训，向开展转职培训的企业提供培训费，发掘和推广优秀培训模式。并将转职培训模式由企业自我培训模式扩大至委托培训机构培训模式，使自我培训能力不足的中小企业可以利用委托培训模式对员工进行培训，逐步扩大高龄人口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

第三，激活劳动者主导型职业能力开发模式。政府针对因参与培训而减少工作时间者，推出明天学习卡制度，尽量将培训时间调整到周末，该卡的有效期也被延长至1年或3年。为了弥补工作时间缩短而减少的工资，政府设立了工作时间缩短援助金，还针对在就业中心申请工作时间缩短援助金者，提供自动链接职业培训指导咨询计划的服务，引导其参与职业培训。针对45岁以上求职补助金领取者，职业稳定机构负责人会积极指导其在新产业领域实现再就业，或通过全国17个创造经济革新中心进行创业援助。针对非正式员工等不能长期参与培训的弱势群体，提供培训延长补助金，促进其职业能力的提高。

此外，政府还设立针对高龄人口的特殊课程，将信息与通信技术学习课程模块化，普及标准应用程序，推动高龄者提高信息与通信技术能力。针对为50岁以上、工作超过10年的员工进行带薪休假培训的企业，政府向其提供培训费和培训讲师的劳务费。

(五)打造高龄人口亲和型就业市场

为应对高龄社会的到来，在企业层面，以中坚企业为中心，构建以岗位和业绩为主的企业文化，打造不计年龄按照能力获取工资待遇的、高龄人口与青壮年人口互融共生的工作场所，支持企业发掘适合高龄人口的业务。在产业层面，以产业、行业协会为主导打造无年龄歧视的工作场所，支持企业制定实施适合高龄人口的就业指南。此外，政府也引导和支持业绩和工资水平较高的企业实行工资封顶制，持续提供岗位工资改革咨询，引进符合企业特点的、以岗位和业绩为中心的工资制度。

扩大适合高龄人口的派遣就业机会。在基础产业领域，派遣就业年龄被放宽至55岁以上，以扩大高龄人口的就业机会。为提高高龄人口就业质量，政府强化派遣高龄人口的权益保护，扶持公益型高龄人口派遣企业。政府还支持高龄人口就业援助机构、社会企业、免费职业介绍所的希望机构向高龄人口派遣企业转变，并提供运营费、教育培训费等援助。

支持空缺岗位雇用高龄人口。如果中小制造业的空缺岗位雇用高龄人口，政府将每月补贴60万韩元的就业促进奖励金，引导企业缩小企业支付工资和求职者希望工资之间的差距，改善以高龄就业者为主的企业的劳动条件和工作环境。针对高龄人口低工资的比重较高的问题，政府强化对高龄人口就业较多的保安、运输业、保健和社会福利服务业等行业是否遵守劳动关系法的审查和指导，重点关注最低工资、周末休息日工资、加班补贴等的支付情况。此外，政府还支持企业购置高龄人口亲和设施(工作设备和装备等)的资金融入。

(六)创造高龄人口就业的便利条件

韩国政府为了增加高龄者的就业机会，积极支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首先，构建促进高龄人口就业组织机构。近年来，政府除了此前设立的就业劳动部和健康福利部负责高龄人口就业问题之外，还整合了提供高龄人口就业服务的多个机构，将高龄就业岗位希望中心、高龄人力银行、骨干专业人才就业援助中心等机构合并为高龄就业援助机构，构建一站式服务体系。其次，强化对有离职意愿者提供再就业援助，引导再就业援助服务民间市场的发展。目前，韩国就业市场变动性日渐增大，为适应离职或转职的需要，提高再就业援助服务的能力，韩国政府于2017年新设国家技术资格项目，开发“离职能力顾问”资格项目，修订国家技术资格法实施规则，引进并推动民间再就业援助服务优秀模式认证制，扩大高龄就业岗位希望中心提供的上门服务，帮助企业提升雇用能力。

第一，缩小就业援助服务盲区。增加就业成功全方位服务项目的年龄范围，从64岁以下延长至69岁;扩大50—64岁人口就业成功全方位服务项目的参与规模;针对早期有就业意愿者，最大限度缩短求职各阶段所需时间，强化对就业促进援助金、高龄就业援助金等的宣传介绍;针对有意愿提高能力者，保持、提高其职业能力，以免落后于经济数字化、技术高速发展等职场环境的变化。

第二，强化高龄人口就业安全服务。扩大雇用高龄人口较多的企业参加就业保险。在清洁、保安、护理等高龄人口就业较多的行业，查找未参加就业保险的企业，通过上门投保服务提高参保率。针对回避参加就业保险的企业，强化对其自觉改善工作条件等薄弱环节的集中查改。规定65岁以上人口在雇佣关系存续期间，即使企业负责人出现变更，仍可享受失业援助金。

第三，扩大高龄人口的就业岗位。以往高龄人口就业岗位大都是公益型岗位，因才就业的岗位不多。为帮助有劳动能力的高龄人口就业，有计划地扩大市场型高龄人口就业岗位的比重，社会贡献活动援助项目要与高龄人口就业岗位项目差别对待，尽可能充分利用高学历、熟练度高的高龄专门人才。政府还规定公共部门的清扫、保安等47种职业优先雇用中高龄人口，其雇用年龄从50岁扩大至55岁。

4韩国高龄人口就业促进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截至2017年末，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2014年为15.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2014年为10.1%)，16—59岁人口(含不满60周岁)90199万人，占总人口的64.9%(2014年为67%)，可见，我国人口结构正呈现出高龄人口比重增加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趋势。高龄人口就业是克服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借鉴韩国高龄人口就业促进政策的经验，中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准备。

(一)增强对高龄人口就业重要性的认识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高龄人口就业将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中国对于高龄人口就业问题关注不足。从组织机构来看，中国负责就业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未设立高龄人口就业相关部门;负责老年人工作的老龄工作委员会及其下设的老龄办的工作重点主要在养老和福利方面，对于这一人群的就业问题也未给予足够关注。借鉴韩国的经验，中国可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设立管理高龄人口就业的专门机构，并建立负责具体事务的各级高龄就业援助机构。从法律制度来看，中国尚未制定保障高龄人口就业的法律制度体系，不能有效制止高龄人口就业中的年龄歧视问题。为此，中国可以借鉴韩国《禁止雇佣中的年龄歧视及高龄者就业促进法》制定的相关法律，针对高龄人口就业各项政策支持和年龄歧视作出明确规定。

(二)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和终生教育培训

在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等为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背景下，是否具备掌握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信心与能力是高龄者就业所面临的一大挑战。目前，中国职场偏重对年轻人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生涯规划，大多数40多岁以上的在职者或求职者的职业发展开始遭遇瓶颈，五六十岁以上的高龄者则更加缺乏继续学习的动力和培训途径。目前中国服务于老年群体的老年大学是以增长知识、丰富生活、陶冶情操、促进健康、服务社会为目的，作为职场培训其专业针对性和强度仍显不足。可见，中国中老年人的职业生涯规划和终生教育培训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借鉴韩国的经验，中国可以从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多个层面增设职业生涯规划服务，构建终生教育培训体制，促进高龄人口学习新的知识技能，提升高龄人口的职业适应性和竞争力。

(三)创造高龄人口就业的市场条件

目前，中国多数高龄人口在就业市场上的处境较为尴尬，或被视为年轻人的岗位竞争者而受到排斥，或被认为迟钝、僵化而受到企业的歧视。然而，高龄劳动者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技能，拥有良好的职业稳定性，承载着企业文化的沉淀与传递，多数企业往往会忽视高龄人口的这些优势，在招聘时设置年龄限制，减少了高龄人口的就业机会。为了更好地增加高龄人口就业，中国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构建忽略年龄而以岗位和业绩为主的企业文化，打造世代互融共生的工作环境，为企业和高龄就业人口提供就业援助金服务，化解企业因实行延迟退休而受到的冲击，引导再就业援助服务民间市场的发展，创造高龄人口就业的便利条件。通过促进高龄人口就业，缓解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养老负担，提高高龄人口的生活质量，改善企业劳动年龄人口短缺问题，从而缓解高龄化长期持续产生的诸多负面影响。

(四)提供高龄人口就业资金支持

为解决日渐严重的人口高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问题，中国正酝酿延迟退休方案。延迟退休方案延长了在职者的工作时间，但同时也增加了高龄者因竞争力不足而在退休前失业的风险。可见，落实延迟退休方案应以促进高龄人口就业为前提。目前，中国高龄人口的就业竞争力仍有待提高，还需强化针对高龄人口的职业能力培训，为此，政府应加大对高龄人口就业的资金援助力度。虽然企业为了赢取利益也对部分员工进行培训，但鉴于企业人员流动性大，培训任务繁重，培训经费不足，企业尚无力承担所有员工的培训。因此，中国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推行政府为主、企业为辅的援助模式，政府向求职者、企业以及相关就业援助机构提供必要的资金援助，提高高龄人口职业技能，优化高龄人口就业环境，打造高龄人口就业机会，构建高龄人口就业服务体系。（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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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亚评论》2019年01辑；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编辑首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