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反映苏轼当时心境的作品，莫过于在被贬黄州途中所作的《梅花二首》了，史称《梅花诗帖》。这是苏轼存世作品中唯一可信的一件狂草书。从苏轼对楷书的重视程度来看，他并不太喜好狂草。而且存世作品中为何不见其他狂草书，这本身也说明了苏轼既不善于也极少以狂草形式来书写。而这件作品的书写时间发生在他出狱之后，我们认为这是苏轼由对新法一派强烈不满而来的压抑、愤懑、悲凉的心情，转化到生活上即是对一切产生了怀疑，转化到艺术上即是对传统的大胆反叛。

苏轼《定惠院诗稿》， 苏轼书于元丰三年(1080)。纸本。行草书，诗稿二则。凡12行，255字。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苏轼到达黄州贬所，因为是犯官，没有官舍住，只得借住在城东南一座名为定慧院的小寺庙里。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首》。(原诗无题，篇之题乃后来所补写，或苏轼所缀，或后人编苏集时所加，皆未可知。)

释文： 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参差玉宇(下夫“飞木末，缭绕香”)烟来月下。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下夫“泻。已惊弱柳万”)丝垂广尚有残梅一枝亚。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不词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自知醉耳爱松风，会拣霜林绕苑舍。浮浮大甑长炊玉，溜溜小槽如压蔗。饮中直(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但当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嘲骂。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万事如花不可期。余年似酒那禁泻。忆昔还乡诉巴峡，落帆武口高桅亚。长江衮衮流不尽，白发纷纷宁少借。竟无五亩继沮溺，空有千篇凌鲍谢。至今归计负云山，未免孤衾眠客舍。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清闲如啖蔗。饥寒未至且安居，忧患已空犹自伯。

与《梅花诗帖》相应，苏轼还有一幅空前绝后的书帖，这就是作于元丰三年（一〇八〇）二月，刚到黄州寄居定惠院之东时所写的《定惠院月夜偶出诗稿》。这件作品的独特之处是整幅作品不修边幅，修修改改、涂涂抹抹，点画一片狼藉，宛如乱草丛生。这种书风也正好应证了作品内容所反映的苏轼刚到黄州时那种惊恐、落寞的心境。

苏轼书前赤壁赋卷（局部）

赤壁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诵明月之诗。

另外，还有一件楷书作品《前赤壁赋卷》也可以说明苏轼的反叛精神。这件作品的内容作于元丰五年（一〇八二）七月，写于元丰六年（一〇八三）初，这也是苏轼到黄州的第三个年头。

我们认为苏轼的这三件作品可以说在他的整个作品中处于一个分水岭的位置，是其作品发生突变的重要标志。因为这些作品成了他由晋人“风味”之碍逐渐转为通体透达的征兆，由刻意摹仿的“外求”表现转为真正“抒情写意”的“份内”行为的必经过程。而这一切的“突变”之所以可能，除了外在诸如失意、痛苦这些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乃是佛教思想对其产生的影响。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局部）

《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在元丰五年（一〇八二），即到黄州后的第三年所写的一件行书作品。相比于上一节谈及的几件反叛之作的“激动”，这件作品显得平和、规矩，并且已经属于逐渐远离刻意摹仿、真正关于“份内”的“抒情写意”之作，也是目前存世作品中最为精彩的墨迹之一。苏轼在这两首诗里，清楚地描述了自己当时落魄潦倒的困苦窘境，与被监视的无奈以及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这种心境为他以书法的形式进行“抒情写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但是这种契机再也不会给他带来只是一味地“激动”创作，我们认为这与苏轼这一段时期的虔诚向佛有关。原先因失意而引起的“激动”经过佛教思想这一层的过滤，得到的便是另一种带有追求空阔无碍的平和心境。这一点，《黄州寒食诗帖》所表现出来的书风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这一时期，苏轼以尺牍小品形式出现的作品有很多，以下分为两大类讨论。

宋　苏轼　行书啜茶帖

第一类是短信、便条。以《京酒帖》《啜茶帖》（《一夜帖》《覆盆子帖》《久留帖》《屏事帖》等帖为代表。其中《京酒帖》《啜茶帖》都是写给杜道源（生卒年不详）的短信。

第二类是字数较多的长信。如写于元丰四年（一〇八一）的《新岁展庆帖》与写于元丰四年（一〇八一）至元丰六年（一〇八三）之间的《人来得书帖》。这两个帖子除却章法上灵活多变之外，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尚有“准备期”的《兰亭》情结。《新岁展庆帖》是苏轼来黄州后第二年写的一件行楷尺牍，可能是属于刚刚脱胎换骨的缘故，因而笔锋外露，略显锐气。而《人来得书帖》在这一方面就比《新岁展庆帖》显得厚重质朴。但是就笔触间透露出来的气息看，这两个帖子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放心而为”的境地。这一点与《黄州寒食诗帖》甚为相似。

我们认为苏轼对待这些尺牍的心境，乃是无意而为，随兴而书，没有一定的法则，即就所谓的“法无定法”，故而显得轻松活泼、妙趣横生。另外，相比于宋代其他书家乃至元明清流行的尺牍信札，苏轼的信札形式多样，丰富多彩，长短句节奏不一，章法错落有致，使得件件不同，读之不厌。在我们看来，苏轼的尺牍作品之所以件件都是精品，或许与他深受禅宗“佛性论”思想的影响有关。即体悟自性，佛无处不在，“挑水砍柴，无非妙道”的禅理，对苏轼书写时形成的“放心为之，随处写去皆为佳作的心境”有很深的影响。根据苏轼在黄州期间对参禅研佛的热衷程度来看，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宋　苏轼　行书京酒帖

宋　苏轼　行书吏部陈公诗跋

宋　苏轼　行书职事帖

来源：书艺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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