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柳艇图》· 宋 · 夏圭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上书皇帝反对变法

树欲静而风不止，被卷入政治旋涡的苏轼，命运也由此改变。 在变法之初，苏轼仍然拿出了自己的意见。

王安石将科举进行了改革，考试内容由诗斌、明经改为经义、策论。这一科举改革，引来了苏轼的反对。为此，苏轼特意作了一篇《议学校贡举状》。文中苏轼认为，科举考诗赋远优于考策论和经义。虽然，宋神宗对苏轼的意见大加赞赏，但科举改革并没有因苏轼的举状而改变。

变法时期，是一个群情激奋的年代。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学士，不只是苏轼一人。当时朝政里反对王安石变法最强的势力，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

而王安石在变法中大肆提拔那些支持变法的人物，则被斌予「新党」之名。在新、旧党争中， 苏轼虽与司马光等人共同反对变法，但对变法的意见，则有其独立的见解。

为此，苏轼写下了在变法争论中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

△熙宁四年（1071 年），苏轼写了《上神宗皇帝书》，上书宋神宗，理性批判了王安石施行的新法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反对变法，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其一，结人心；其二，厚风俗；其三，存纪纲。

在对「结人心」的论述中，苏轼举「商鞅变法」说：「商鞅变法，不顾人心，虽能聚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

显然，在苏轼看来，变法满遭议，不得人心；在朝政上，也不是国是共举之事。在对「厚风俗」的论述中，苏轼说：「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於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

在苏轼看来，国家贫弱的改善，必须以风俗为基础。若是社会风俗骄奢，则即使去其贫弱也是无益。而在对「存纪纲」的论述中，苏轼则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谓曰：「然而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

在苏轼看来，国家治理不仅是去其贫弱，还在于纲举目张，防患于未然。不能因为一时没有奸鼠，就失去了养猫狗以预防其患的意义。苏轼所言，其实是指出王安石在新政变法中所出现的不良影响，以及对变法未来走向的担忧。

△宋仁宗后曹氏（1016-1079年）坐像。苏轼因「乌台诗案」，有性命之危，太皇太后曹氏、王安石等人出面力挽，才转危为安

在神宗大举新政变法之际，苏轼洋洋洒洒，上书近万言，敢于纳速变法之流弊，可见其士人风骨，更可见苏轼对现实的敏锐观察。

苏轼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改革太过于激进，所以他说：「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在治理上，太急必然欲速则不达；在进言中，太广则必然失之主次，以至混乱无序；在用人上，太锐则必然会带来矛盾。

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可谓诚意直言，但并没有打动神宗，神宗丝毫没有改辙变法的迹象。

007特集 《幸会！苏东坡》

撰文 | 九诫、曹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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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入词的台湾民歌运动，承载着异乡人的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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