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两党夹击下的备受熬煎:这里的“两党”，是指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变法派。当王安石在神宗熙宁初年全面推行变法时，苏轼刚刚为父守制期满，返回京城任职于史馆。由于王安石“骤变”的方式与自己“渐变”的思路差距过大，苏轼只能选择离京外任。在外期间，他一方面尽心于吏事、努力改善民生;另一方面继续察验新法之弊，且以诗文表达了不满情绪。元丰二年(1079)当权者制造的“乌台诗案”，使苏轼在狱中饱受折磨、几近于死。因不满新法而招致的这一大祸，对苏轼思想和生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神宗去世之后，主政的高太后任命司马光为相，开始对新法进行全面清理与废止。苏轼被司马光视为同道，在数月之间由登州知州擢升至知制诰。此间，因反对“尽废新法”而与“反变法派”不合，使他再次选择了自请外任。绍圣元年(1094)，亲政后的哲宗起用新党执政，苏轼又被视为司马光的“旧党”人物，受到惩治，连续贬至岭南的惠州、海南岛的儋州。直到哲宗去世、徽宗即位，他得因大赦内迁，但第二年(1101)夏天便病卒于常州。苏轼自正式入仕为官之后，数十年间煎熬于恶斗的官场，受到新、旧两党的共同迫害，遭遇比之他人，更加严酷凄惨。苏轼一生的经历，是十分坎坷不平的，身与心都受到极大的折磨。当然，正是这种多舛人生经历的磨炼，使他变得更加世事洞明，也更加从容不迫、笑对人生。

多种思想观念的支撑

苏轼能够做到“旷达处世”，与其思想构成有密切关系。他“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墨，博辨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矣”[51]。但苏轼对各家思想学说，并不是生吞活剥地全面接受，而是做到了取其所长、为己所用、融汇贯通、兼收并蓄。

儒家“兼济天下”、仁政爱民思想使他积极入世，关心时局，关心人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时弊的主张;而儒家的“中庸”思想又使他行事慎重平稳，以至产生某种保守的倾向。孔子、孟子大力提倡的礼乐仁义，苏轼是十分赞赏的;对荀子则提出了批评，说他“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喜为异说而不逊，敢为高论而不顾”、“李斯之徒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最终儒家的这种异端一直发展到“焚烧夫子之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的地步[52]。

苏轼从小就喜欢老、庄，特别是对庄子思想和文辞的喜爱，可谓生性使然。庄子潇洒的人生态度，亲和自然的思想，尤其是汪洋纵肆、美妙奇丽的文辞，使苏轼一接触便产生了契合于心的知音之感。但他主要是吸取老、庄的任其自然，而不赞成其玄虚。在身处逆境时，他常以庄子思想自我解脱，但只取其旷达而不取其颓放。他晚年又好佛，但他好其身心皆空、与世无争，而不取其懒散和无所事事。他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他对佛书，只是“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53]，并不沉溺于玄奥的佛学教义。

佛、道思想与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是矛盾的，但在苏轼身上，它们互相矛盾、又互相制约。佛、道思想的影响，使其具有超然、洒脱、豁达的襟怀，能够随缘自适、荣辱不惊;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现实(务实)的人生态度，又使他对佛家的懒散和道家的放逸有所警惕、扼制，儒、释、道三者达到了矛盾统一。此外他对法家的商鞅、李斯多有赞扬，主张厉法禁、明赏刑;而墨家的“兼爱”，也对其思想产生着影响。如此多样思想观念的互相作用，使他锐进而不过执、通达而不狂放，既有进取的动力，又有退避的所在。因而虽屡次遭贬，而政治热情不衰、创作精力不减。坚持政治“渐变”理念、“旷达处世”的人生选择，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