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轼知密州时期的灾荒与社会

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来到密州，熙宁九年(1076)年十二月离开密州，在密州知州两年有余。苏轼刚入密州境地，即“见民以篙蔓裹蝗虫而埋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8](P260)蝗灾是伴随早灾而来，当时的密州“自今岁(1074)秋早，种麦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数寸雨雪，而地冷难种，虽种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种得二三。”[8](P246)。如此的早情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以致“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8](P227)，苏轼甚至产生“明年(1075)春夏之际，寇攘为患，甚于今日”[8](P245)的忧虑。从上面看，由饥荒导致盗贼增多更加剧了社会的混乱。再加上密州“风俗武悍，特好强劫”[8](P265)，更加重了强盗为害扰乱社会的程度。

那么面对这样的灾荒，当时密州的其他官吏是如何看待的呢?“议者不过欲散卖常平之粟，劝诱积蓄之家。盗贼纵横，议者不过欲增开告赏之门，申严辑捕之法。”[8](p246)这样做导致“常平之粟，累经赈发，所存无几矣，而饥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费丘山。积蓄之家，例皆困乏，贫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灾。”[8](p246)面对这样严重的灾荒，采取通常性的赈灾措施看来是于事无补的。更为令人气愤的是，当蝗灾来临之时，“然吏皆言蝗不为灾，甚者或言为民除草”[8](P260)，不知是出于对灾荒严重程度的无知，还是担忧自己的宦迹升迁刻意隐瞒灾情而不赈灾。

三、苏轼密州的救灾

苏轼在熙宁变法中因政见不合，触怒了变法派的执政者，被迫离开朝廷。他先是到杭州任通判，而后知密州。当时苏轼的政治处境并不安全，更何况他是从繁华的江南来到较为凄凉荒落的密州，“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8](P315)，苏轼消沉的心情可想而知。这种失意的心情在苏轼离开海州赴密州的路上所作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表现的较为充分: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擒锦，朝露团团。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蹲前。

“世路无穷”而“劳生有限”，胸有万卷“致君尧舜”但不被重用，当时苏轼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传统社会士大夫长期受到儒家忠君报国、忧国忧民思想的影响，面对密州严重的灾荒，苏轼是不可能置之不理的，更何况“他总是深深感激仁宗对他的举拔和神宗在变法初期对他的信任，而时时思报君恩于万一。”[8](P407)事实也是如此，苏轼在密州采取了很多措施应对灾荒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一)上书朝廷，减放税收

苏轼作为密州知州，既是朝廷派出的地方官员，又承担着征缴给国家赋税、维护地方社会稳定的多重使命。就个人来看，密州乃至京东、河北地区出现如此严重灾情，苏轼主张用国家调控的方式，对地方财政征收项目依照当地丰歉程度和国家需要作出调整，在灾荒年份可以省去一些不必要的征收，以保证地方贩灾的需要[9](P98)。

苏轼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申诉到:

“寻常检放灾伤，依法须是检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数。今来二麦元不曾种，即无根苗可检，官吏守法，无缘直放。若夏税一例不放，则人户必至逃移。寻常逃移，犹有逐熟去处，今千里无麦，去将安往，但恐良民举为盗矣。……欲乞河北、京东逐路选差臣僚一员，体量放税，更不检视。”

宋代政府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灾害救助程序，主要包括诉灾、检放和抄扎三部分，其中检放包括检查灾情和确定放税分数两层含义[10](P236-237)。而京东地区出现如此大范围的早灾而致“千里无麦”、“无根苗可检”，所以苏轼希望朝廷直接“选差臣僚一员”“体谅放税”。苏轼甚至进一步考虑到:

“若未欲如此施行，即乞将夏税解斗，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实直，令三等以上人户，取便纳见钱或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阁。……侯至秋熟，并将秋色折纳夏税。”[8](P247)

只有减缓赋税，小民才“不致大段失所”，强盗才不会迅速增多，社会才能能更趋于稳定。

灾荒的产生首先是由自然界的异常现象引起的，像密州的这次灾荒就是由于长时期的降水减少而引发，长期的干早又导致蝗虫激增为灾，早蝗叠加，早灾的严重程度自不待言。但是灾荒之所以如此严重，背后的“人祸”之灾不容小觑。对于密州乃至整个京东地区的大范围灾荒，“人祸”一方面来自由灾而起的盗行滋生，另一方面来自政策的不合理。苏轼认为根源在于后者。就像上文所说的在检放税收方面在“无根苗可检”的情况下，“官吏守法，无缘直放”，只会加重百姓逃移，甚至良民为盗的社会混乱形势。反过来强盗为害更加重了灾荒背后的“人祸”成分。苏轼在密州上书朝廷力陈盐法弊端同样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二)力陈盐法弊端，建议禁官榷盐

京东地区是宋代海盐的重要产区，密州的涛雒场是京东地区的重要盐场之一，政府在此设置场务经营盐场，是为官榷食盐，严禁私人贩卖食盐。但是对于河北、京东地区来说“自来官不榷盐，小民仰以为生”[8](P247)，更何况“近年盐课日增”，“至熙宁六年，增至四十九万九千余贯。”[8](P247)原本京东地区应有的盐政生态是:“煮海之利，天以养活小民，是以不忍尽取其利，济惠鳏寡，阴销盗贼。”[8](P247) 这样不管是朝廷还是百姓都能从食盐的产销中获利，社会秩序也会相对稳定。但是随着苏轼知密州时期盐税的急剧增长，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生态平衡状态，再加上早蝗灾害并起，更促使社会混乱，灾情加重。就密州而言，虽然“去年一年，比祖额增二万贯，却支捉贼赏钱一万一千余贯”[8](P247)，朝廷和地方政府并没有真正从盐课的增长中获利，百姓则“偷税则赏重，纳税则利轻，欲为农夫，又值凶岁，若不为盗，惟有忍饥。”[8](P247)。

面对这样的形势，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禁止官方榷盐，适当地允许百姓贩盐。其实早在苏轼之前的密州知州蔡齐，就曾于密州发生早灾时“请弛盐禁”[11](卷二《总纪》P429)，并“因岁早，除公田租数千担”[11](卷二《总纪》P429)，所以苏轼上书朝廷提出减免税收和禁官榷的建议是有历史根据的。对于禁止官方榷盐来说.苏轼提出的具体办法是:

“应贩盐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并与权免收税，仍官给印本空头关子与灶户及长引大客，令上历破，使逐旋书填月日姓名斤两与小客。限十日内更不行用，如敢借名为人影带，分减盐货，许诸色人陈告，重立赏罚。”[8](P247)

这样放税后势必存在“盐税大亏”的隐忧，但苏轼看来未必如此，他继续议论到:

“今小商不出税钱，则所在争来分买(大盐商的积盐)，大商既不积滞，则轮流贩卖，收税必多。……损益相补，必无大亏之理。……若特放三百斤以下盐税半年，则两路之民，人人受赐，贫民有衣食之路，富民无盗贼之忧。”[8](P248)

在苏轼看来，有限度地减免小商小贩的盐税不仅有助于百姓度过灾荒，盗贼为患程度也会随之减轻，大盐商的食盐销路也更加畅通，国家的盐税收入也“必无大亏之理”。退一步看，“纵使(盐税)亏失，不过却只得祖额元钱，……苟朝廷捐十万贯钱，买此两路之人不为盗贼，所由多矣”[8](P248)，即使是朝廷的盐税有亏损，能够换来河北京东地区的社会稳定也是值当的。再退一步讲，在严重的灾情面前，朝廷即使“特出一二十万贯，散与人户”[8](P248)，其结果也只能是“人得一贯，只及二十万人，而一贯之钱，亦未能济其性命”[8](P248)，良民为盗的局面也就得不到控制，最终还是加重灾荒中的“人祸”成分，危及朝廷的统治。

(三)率民捕蝗

面对严重的灾荒，苏轼一方面上书朝廷，寻求自上而下的政策救助，另一方面，苏轼积极采取多种措施治理灾荒，带领民众捕蝗和常山祈雨就是其中的两项重要行动。对朝廷和地方州县来说，为了鼓励民众灭蝗，根据民众交给官府所捕蝗子的多少发放一定的米粮给以奖励，即“州县募民捕蝗，每掘得其子，以斗升计，而给民米寡有数焉”[8](P100-101)，并将捕得的蝗虫和蝗子用“乘畀炎火”和“荷锄散掘”的古法烧死或坑埋。经过努力，没用多长时间苏轼就带领民众“得蝗子八千馀斛”[8](P99)并窖于县前。如果按“率以一升完一亩”[8](P99)的比率来算的话，则能使80多万亩农田免受蝗灾的破坏，这样看来还是取得一定的成效的。虽然灾民捕蝗能够“得米济饥还小补”[8](P99)苏轼募民捕蝗所获也不算少.但是官府的救灾米粮必定是有限的，更何况密州地区出现如此严重的干早，捕蝗也不能抵挡住持续干早带来的饥荒。“从来蝗早必相资”[8](P99)，若要抵御早蝗，还是要靠降水的增加来减缓早情，到常山祈雨也就成了苏轼密州救灾的另一项重要举措。

(四)祈雨常山

早灾祈雨的习俗由来已久，唐代政府对于祈雨有明确规定:“早甚，则修零，秋分以后，虽早不零，雨足皆报祀。若州县，则先祈社稷及境内山川。[12](P92)宋朝政府更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早灾祈雨体系，面对连年严重的早灾，作为一州知州的苏轼也亲率百姓到常山祈雨。

常山，“直州之南二十里而近，地志以为祈雨而常应，故名曰‘常山’。”[3](卷十一《杂著》P125)在苏轼之前不久的密州知州吴奎就因天早而祈雨常山，“皇祐四年，自正月不雨至于首夏”[3](卷十一《杂著》P125)当时吴奎携其他官员在常山神祠读祝辞后，“越晨，浓荫四合，徐徐泛晒。……润境周扎，群物苏醒，类久病之顿愈，妖烧融结，茂郁如也。”[3](卷十一《杂著》P125)吴奎祈雨成功，同时也兑现了之前“三日雨，足当新其庙”的承诺，重修了常山神祠。

苏轼知密州时期正值严重的早蝗灾害，他多次到常山祈雨。苏轼第一次祈雨当在熙宁八年四月，当时苏轼“谨以四月初吉，斋居蔬食，至于闰月辛丑”[8](P301)，并许下“若时雨沾恰，蝗不能生，当与吏民躬执牲币以答神休”[8] (P301)的承诺，这次祈雨的效果如何呢?“即退之三日，时雨周恰，去城百里而近，蝗不独生。”[8] (P306)这在苏轼所作的《次韵章传道喜雨》也能得到证明。然而“一雨之后，弥月不继。百里之外，缘生如初。”[8] (P306)苏轼再次来到常山祈雨，并承诺“若时赐霈泽，驱攘虫灾，以完我西成之资，岁秋九月，当与吏民复走庙下。”[8] (P306)这次祈雨后，当年(1075)十月“岁得中熟”[8 ](P302)，苏轼重修常山神祠庙宇并写谢雨文。自熙宁八年五月苏轼第二次祈雨常山后，“虽尝一雨”[8](P304)，但“不及肤寸”[8] (P304)，所以苏轼于熙宁九年五月再赴常山祈雨，同年七月，皇帝下诏封常山神为润民侯。自苏轼第三次祈雨常山后，“自秋不雨，霜露杀寂。黄穈黑黍，不满囷麓。麦田未耕，狼顾相目”[8](P303)，早情依然十分严重，苏轼遂又于熙宁九年的七月和十月再赴常山祈雨，并在最后一次祈雨时以少劳之礼祭告于常山神庙。

大气降雨受自然规律控制有其自身的规律，在生产力低下的传统社会是很难改变的，祈雨不过是早灾中宋代地方政府的一项必然举措，“虽然客观上不一定能取得理想的结果，但当蝗灾发生时，对神灵的祈祷，也就成了人们信念上的支撑，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能在一系列的宗教活动中得到一丝慰藉，可以起到安民心、国柞，以固根本的作用”[13](P292)，苏轼多次祈雨常山，虽然效果不大，但是对于稳定地方社会秩序，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余论

总体看来，面对密州严重的早蝗灾害，作为密州知州的苏轼，带领地方官员和百姓做出了积极的应对，一方面苏轼大胆上书朝廷减免税收、禁官榷盐，另一方面他亲自率领群众捕蝗，并到常山祈雨。除此之外，苏轼还凿零泉、修筑扶淇河堤，采取多种措施应对灾荒，同时面对日益增多的盗贼，苏轼“明立够赏”[8](P265)，推行治盗的新方法。但是，从苏轼的密州救灾的效果来看，上书朝廷提出的建议并没有被实施，他率领百姓捕蝗和多次到常山祈雨虽然对于早灾的缓解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相对熙宁七年至熙宁九年的三年持续早蝗灾害收到的成效仍然是较小的。鉴于此，我们或许不能过高地赞誉苏轼的密州治绩。

苏轼密州救荒之时，正值王安石变法不久，虽然此时苏轼自身的政治处境较为危险，但他仍多次上书朝廷，其中还有涉及新法中手实法的弊端的书文，他忧国忧民、不怕牺牲的精神成了留给密州人们的巨大财富。同时，当时苏轼的政治处境和熙宁变法社会背景很可能导致苏轼的上书减免税收、禁官榷盐的失败，所以，对苏轼这位特殊的密州知州来说，他的密州救灾或许不具有普遍性，但这对于我们了解王安石变法期间地方社会的灾荒救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当时的密州号称为“山东第二州”[8] (P124)但与繁华的杭州相比，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但即使这样，即使是在严重灾情影响之下，苏轼仍能保持一种乐观超然的精神，积极采取多种措施救灾，他这种精神对救灾无疑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对后世救灾富有教益。时至今日，苏轼的这种精神依然激励着密州人民奋勇前进!

注释:

①研究成果主要有:郝文著《试论明代山东蝗灾中的政府行为》，载《农业考古》2012年第1期;李庆勇著《明代山东蝗灾地域分布分析》，载《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李庆勇著《明代山东蝗灾危害分析》，载《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叶瑜等著《从动乱与水旱灾害的关系看清代山东气候变化的区域社会响应与适应》，载《地理科学》2004年第6期;赵家才著《清代山东民间社会的灾害救济》，载《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孙百亮、梁飞著《清代山东自然灾害与政府救灾能力的变迁》，载《气象灾害与减灾》2008年第1期;董传岭著《晚清山东旱灾》，载《兰州学刊》2009年第6期;董传岭著《晚清山东的自然灾害与社会信仰》，载《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②研究成果主要有:董龙凯著《1855-1874年黄河漫流与山东人口迁移》，载《文史哲》1998年第3期;王林、袁澄澄著《1933年山东黄河水灾与救济》，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穆釜臣著《试论乾隆十二年山东水灾与灾后应对》，载《古今农业》2008年第4期;董传岭著《晚清山东的黄河水灾》，载《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刘壮壮、樊志民著《基于应灾机制的考察:1730年山东沂沐河流域洪灾》，载《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魏思艳著《清代山东沂沭河流域水灾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梁姗姗著《清代沂沐河流域自然灾害与社会应对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③习惯上今天的鲁东地区主要包括烟台、威海、青岛的大部分和潍坊的大部分，从北宋密州的地理位置和辖域范围看，境内大部分属于今天的鲁东地区，小部分属于鲁南地区，苏辙也曾有“东鲁遗风今犹在，十万人家尽读书”的诗句，据此，笔者认为今天将北宋密州辖境划归为鲁东地区更为妥当。

④研究成果主要有张蕾蕾著《密州板桥镇港口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贾茜著《北宋密州区域经济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卢厚杰著《北宋密州地区人才崛起探因》，载《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⑤研究成果主要有朱靖华著《旷世英才在密州》，载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55-361页;邹金祥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苏轼官密州治绩略谈》，载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86-404页。

⑥胶西县，隋开皇十六年((596)析黔阻县置胶西县，其范围相当于今高密市东部、胶州市西北部;唐武德三年(620)复置胶西县(属高密郡)，唐武德六年(623)并胶西入高密县;北宋元佑三年(1088)析高密、诸城2县东境置胶西县，属京东东路密州，其范围相当于今胶州市与胶南市北部。

〔参考文献〕

[l](宋)乐史.太平寰宇记[M].光绪金陵书局本.

[2](元)脱脱.宋史[Z].卷八十五.地理志京东路.北京:中华书局，1977.

[3](明)陈烨.诸城县志.载诸城市档案馆编《诸城历代方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J].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3).

[8]李增坡.苏轼在密州[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

[9]张喜琴.苏轼救荒思想述略[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7,(4).

[10]郭文佳.论宋代灾害救助程序[J].求索，2004, (9).

[11](清)宫憋让.诸城县志.载诸城市档案馆编《诸城历代方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2]张健斌.唐代的祈雨习俗[J].民俗研究，2001, (4).

[13]郝文.试论明代山东蝗灾中的政府行为[J].农业考古，2012,(1).

转自《农业考古》2015年第3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