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中多次被贬，始终被迫迁移，足迹几乎遍布整个中国。最远时，他被贬至琼州岛，也就是今天的海南，那里在当时远离政治中心，也少有汉人，而他那时已有六十岁。从诗词作品中来看，无论身在何处、身居何位，苏轼都鲜少沉湎于哀叹和抱怨，对于深陷其中的逆境常常只予以几句婉转的讽刺，一笑过后依旧是那个淳朴、豁达的自己。四十三岁时（1079年），苏轼在新旧党争中受奸人所害身陷乌台诗案，幸亏多方力保才免于一死，改为贬谪到黄州。黄州是一个穷苦的镇子，在那里这个天纵奇才成了个农夫。农作以外，他结交了一众好友，时常远足出行。林语堂写道：

的确，在黄州经历成为了苏轼精神和艺术旅程上的宝贵养料，他的一些最负盛名的作品都是在被贬黄州期间创作的，如《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念奴娇·赤壁怀古》《寒食帖》等。他在《记承天寺夜游》中写道一天夜晚与好友张怀民一同散步赏月的心情。张怀民与他一样是被贬于黄州的。苏轼说那晚准备入睡时见“月色入户”便“欣然起行”，文末写道，“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把被迫离开高堂之上的“闲”解释成了让他有心去散步赏月的闲适。

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人的一生起伏不定，许多事情无法由自己掌控，而在苏轼漫长的贬谪生涯中，他告诉人们，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人生意义应该由自己诠释。这样超脱的态度在今天这个巨变的世界当中弥足珍贵：“无论外物如何变化，我依然可以保持本真的我”。

苏东坡始终是一个仁爱的人。无论在哪里、做什么样的官，他都极其关注当地百姓，常与他们打成一片。在饥荒到来的前夕，他极具先见之明地预测出将要到来的灾难，向朝廷上书十几次，请求批准他的解决方案。他曾将自己所有的积蓄捐给萍水相逢的穷苦老妇人，自己和一家几口却还没有保证吃饭的问题。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他都以最友善的方式对待不同阶层的人；上至朝廷重臣，下至小镇路旁做生意的普通百姓，他的朋友遍布整个中国。

林语堂写《苏东坡传》，核心目的之一在于挖掘苏轼的精神内核，书写一个人生榜样。苏轼在林语堂笔下始终潇洒肆意，他的心境会改变和发展，但他豁达和仁爱的品格永远不会动摇，不会经历自我质疑，不会退却。从这点上来评价，林语堂对于苏轼的描绘是较为理想化的。

这并不等于本书中的苏轼形象是片面的，相反，林语堂笔下的苏轼是个复杂的多面体，正如任何人一样。林语堂本身是位杰出的作家，曾先后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在史料的基础上，给苏轼的生活场景进行了细节上填补和艺术加工，他笔下的苏轼真实、鲜活。无论是苏轼于内于外众多不同的身份，还是他醉酒、耕田、下厨等等的生活细节，都得到了丰富的展现。

书中说苏轼在黄州的某日，镇子里传出谣言说苏轼趁前一天夜晚乘船逃离了本地，引得黄州太守惊慌：“这谣言传到太守耳朵里，他大惊，因为它有职责监视苏东坡不得越出他的县境。他立刻出去，结果发现苏东坡尚卧床未起，鼾声如雷，仍在酣睡。这谣也传到了京都，甚至传到皇帝的耳朵里。”（《苏东坡传》，第十六章）

本书原为林语堂先生用英文所书写，先后有宋碧云和张振玉两个中文译本。张译本在今天流传较广，他的翻译读起来很接地气，一些句子刻意使用了较为生活化的词句，在描写苏轼豁达的生活时，译文本身便与苏轼的幽默和不拘小节、以及他生活上的与民同乐相契合了。譬如说道苏轼被贬黄州时是如何趁此机会享受田园生活，张振玉对林语堂的翻译如下：

林语堂的细节勾勒让苏轼这个大文豪务农的样子变得鲜活，张振玉 “从老家托人找菜种”这句译文，读来更是颇有生活气，就好像听自己身边的某个人在讲一个他所熟悉的人一样。全书通读下来，倘若读者事先不知道的话，大概根本看不出原书是用英文写的。这一点与张振玉在译者序中表达的翻译理念相契合：“本书虽属翻译，但力避三十年代弱小民族自卑心理下之欧化文体。诸如‘当……时候’‘假若……的话’……等句法文词，全避而不用。”（《苏东坡传》译者序）

在本作中，苏轼的旷达、作者林语堂对苏轼生活情境的想象和诠释、以及译者张振玉对于译文风格的把握，三者合而为一，让作品在各方面基调统一圆润、阅读体验舒畅。从内容上来讲，在林语堂笔下，苏轼的一生起伏不定却始终坚持着本真的自己，堪称一大幸事，怎能不令人赞许和向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