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156项工程”的建设构建了中国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雏形，为新中国确立现代工业和国防工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56项工程”启动了中国大推进式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工业化奠定了良好的物质技术基础；成规模地转移了苏联基础工业的基础技术，填补了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基础技术的空白，在短期内促进了技术进步，为中国形成较为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重构了中国工业化区域，造就了大批重要的工业基地，建立了一批多类型的工业城市群体，改变了建国之初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156项工程”是后发国家推进工业化发展实现工业赶超的成功典范。

关 键 词：156项工程  工业体系  技术转移  工业基地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以“自强求富”为旗号的洋务运动，到孙中山先生的实业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过渡时期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工业化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梦想。①作为现代化的载体和象征，工业化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经之路。

中国近代工业化可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相较于英国工业革命整整晚了一个世纪。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尽管曾有过近代工业的零星发展，也形成了一些现代工业的基础，但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以及多年的战乱，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破坏。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工业体系残缺不全，几乎没有自己的工业产业，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还不如同期也很落后的印度。②为尽快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新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集中力量进行苏联援华的“156项工程”及其配套的694个限额以上项目建设，建立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③。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中国已建立起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2020年，中华民族一百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已基本达到。当前，中国成为全球唯一的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全产链国家④，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实现了从以农业为主到以工业为主的转变，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跨越⑤。

“156项工程”的建设构建了中国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雏形，为新中国确立现代工业和国防工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为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工业化奠定了良好的物质技术基础。通过“156项工程”的建设，中国成规模地引进了苏联基础工业的基础技术，填补了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基础技术的空白，能源、机械、原材料等重工业的技术水平向前跃进了几十年，一下子提高到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汽车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重型设备制造业、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业等一系列重工业部门以及航空航天、电子等当时新兴的高科技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得以快速发展，仅用几十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历程，与改革开放前以“156项工程”为代表的基础性投资和建设有密切的关系。⑥可以说，如果没有以“156项工程”为代表的1978年以前的国家这种长期性的、基础性的投资和建设，就不可能有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之际，重新审视新中国工业化发展历程、客观评价“156项工程”的历史贡献，对于进一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二、“156项工程”的确立及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

“156项工程”是我国“一五”时期苏联援助我国建设156个工业项目的统称。这一庞大的项目是中苏两国在1950年至1957年期间前后多次协商分批确定并逐步实施的。

(一)“156项工程”的确定过程

1.第一批50个项目的确定

第一批项目确立于1950年。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⑦根据协议，苏联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年利率仅为1％的援助性贷款，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⑧为感谢苏联的帮助，中国向苏联提供大米、桐油、钨砂、猪鬃及植物油等分十年付还贷款本金及利息。⑨通过这3亿美元贷款，中国从苏联获得了50个大型工程项目，此即156项工程的第一批项目。⑩这50个项目以军事工业和基础工业为主，涉及煤炭、冶金、钢铁、电力等领域。(11)其中，军工项目占了较大比重，如1950年中国使用的6000万美元借款中，有1/3用于军事订货。

从1950年至1952年1月，苏联帮助设计的项目共计42个，其中已作出初步设计并获批的项目有15个。(12)1952年底，苏联援华的50个重点项目陆续确定，涉及钢铁、电力、煤炭、机械、化学、冶金、汽车、造纸等领域。

2.第二批91个项目的确定

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及其《协议书》。(13)协议规定，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含钢铁、石油、有色、化学、机器、电力、煤矿、医药等的大型工程项目91个。具体为：石油炼油1个、钢铁5个、机器制造32个、动力机器及电力机器制造16个、煤炭12个、电站10个、冶金8个、化学7个、食品加工1个、医药2个。根据协议，该批项目连同第一批的50个项目将于1953-1959年6年间陆续开工，由苏联负责提供技术参数和资料，供应相关设备，指导和培训中国技术人员开展项目设计。(14)为补偿苏联对援建项目的部分支出，中国承诺向苏联提供精钼矿3万5千吨、钨砂16万吨、锡11万吨、锑3万吨、黄麻、橡胶、茶叶、猪肉、羊毛等9万吨。(15)

根据当时预估，第一批和第二批共计141个项目建成后，中国将拥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工业生产能力将大大增长。到1959年，中国发电量将达到200多亿度，煤炭产出将增至1亿吨，钢铁产量逾500万吨，这将达到苏联1928年至1932年期间的水平，也超过中国1937年的水平。

3.第一批和第二批项目变动及“156项工程”的确立

1953年《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签订后，第一批50个项目中的沈阳和南昌两个飞机修理厂以及洛阳和株洲两个航空发动机修理厂共四个项目合并入第二批的91个项中，同时停止营城子银矿山八号竖和牙克石纸厂两个项目，并把兴安台选煤厂从兴安台一号竖井项目中分离。这样一来，原先第一批50项和第二批91项共计141项减少至136项。1954年8月，第二批91项中的武汉电厂取消，并把抚顺镁厂并入抚顺铝厂，避雷器车间并入西安高压电瓷厂，同时新增5个热电站(株洲热电站、成都热电站、洛阳热电站、包头第二热电站、佳木斯热电站)、2个电站(赣南电站和个旧电站(二期))以及白银冶炼厂、洛阳铜加工厂、哈尔滨滚珠轴承厂和高射炮指挥仪制造厂共11个项目。(16)经此变动，苏联援助我国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共计144项。

1954年10月，中苏两国签订《对于〈1953年5月15日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的协议书》和《备忘录》。根据协议书，苏联援助我国新建和改建项目13个。这13个项目中有10个为前述1954年8月新增11个项目中除高射炮指挥仪制造厂的其他项目。其中新建5个热电厂、2个电站、白银冶炼厂、洛阳铜加工制造厂共9个项目，改建哈尔滨滚珠轴承厂1个项目。13个项目中的另外3个项目分别是新建1个选煤厂和2个煤井。至此，苏联援华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增至147项。根据《备忘录》，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15项工业企业。新增的15个项目以制造业、能源和原材料为主，具体包括：渤海造船厂、高速柴油机制造厂、中速柴油机制造厂、哈尔滨蒸汽透平制造厂(即汽轮机厂扩建)、抚顺东露天矿(代替鹤岗大陆竖井)、抚顺第二制油厂、炼油设备制造厂、小型拖拉机制造厂、哈尔滨锅炉厂(扩建)、鱼雷制造厂、船用电机车间(扩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云南东川有色金属公司、云南会泽有色金属公司、富拉尔基特殊钢厂(二期)。加上这新增15项，苏联援华项目共计162个。这些项目经过反复核查调整，有的合并，有的拆分，有的推迟，有的取消，1954年底被确定为“156项建设项目”。

4.“156项工程”确立后项目的变动

“156项工程”确定后，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形势的变化有所增减，但因公布156项在先，所以仍称为“156项工程”。1955年3月，中苏两国协议新增16个援华建设项目，包括国防工业、机器制造业、船舶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1955年中苏两国口头协议再次增加2个项目。1956年4月，中苏再次签订协议新增55个苏联援华项目，包括49个工业企业、3个研究所、2个电站的二期工程，1个国防工业的重复项目。(17)1954年9月，中苏两国又签订苏联援华项目12个。至1957年3月，中苏两国签订协议的援华工业项目244个，非工业项目11个，两者共计255项。扣除重复计算的项目13个和双方同意撤销的10项后剩下232项。在这232项目中，63项可于1957年底建成，其余169项留待“二五”计划继续建设或修改协议。(18)

1957年五六月份，国家计划委员会与苏联代表商讨苏联援华项目协议的修改和1958年设备分交事宜。苏方按照中方的意愿同意撤销部分项目以及调整部分项目的建设规模和建设进度。对于留待“二五”计划期间建设的或修改协议的169个项目作出如下调整(19)：

一是，按原协议的规模和建设进度不变的项目共计28个，这些项目凡设计或设备能由中国自行提供的皆由中国自行设计或自行制造。

二是，解除苏联承担设计和设备供应义务的项目51个，其中10项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制造，苏方仅提供技术援助。剩余41项因各种原因予以撤销，“二五”计划时期将不再建设。

三是，缩小建设规模或推进建设进度(推迟6个月至3年)的项目共计90个，其中缩小建设规模9项，推迟建设进度52项，既缩小建设规模又推迟建设进度29项。

在以上变动项目中，以1955年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签订的项目(即156项)变动较少，而在此之后签订的项目(包括1956年4月签订的55项和同年9月签订的12项)变动较多。从撤销项目数来看，1955年之前和之后签订项目分别撤销17项和32项。从部门来看，第一机械部、第二机械部和煤炭部的项目变动较多，其他部门项目变动较少。经此变动，“二五”计划期间建设项目由169项减少至118项(其中28项建设规模和建设进度均未改变)，加上“一五”计划期内建成的63项，“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华项目尚保留181项，比原先的255项减少了74项。

“156项工程”实际完工150项，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到1969年项目全部完工，历时19年。其建设高峰集中在“一五”计划期间，截至“一五”计划结束的1957年底，50％以上“156项工程”已按期全部建成或部分投产。项目涵盖军事、化学、机械、能源、冶金、轻工和医药等，其中能源和军事工业企业占了较大比例，分别为34.67％和29.33％，两者合计达64％，轻工业和医药占比最少，仅为2％。(20)这些项目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安徽、陕西、甘肃、内蒙古、云南、新疆、河北、四川、北京共17个省、市、自治区，其中黑龙江22项、吉林10项、辽宁24项、山西15项、河南10项、江西4项、湖北3项、湖南4项、安徽1项、陕西24项、甘肃8项、内蒙古5项、云南4项、新疆1项、河北5项、四川6项、北京4项。(21)

(二)“156项工程”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

“156项工程”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到1969年项目全部完工，短短的19年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工业生产能力飞速增长。在“156项工程”建设期间，特别是在其建设高潮的“一五”时期，中国新增工业能力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空前。以钢铁工业为例，从纵向看，仅1956年新增炼钢能力高达142.2万吨，而旧中国在最高年产量的1943年也仅92.37万吨。从横向看，该时期中国钢铁发展速度也高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仅用5年时间就使得钢铁年产量从135万吨(1952年)提高到535万吨(1957年)，而美国用了12年才使得钢铁年产量从127万吨(1880年)提高到501万吨(1892年)，英国更是用了23年才使得钢铁年产量从131万吨(1880年)提高到511万吨(1903年)。(22)换而言之，中国钢铁工业5年走过了美国钢铁工业12年、英国钢铁工业23年走过的路程。工业生产能力的高速增长，为我国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其次，工业化速度大大提高。工业化率，即工业增加值在全部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是一国工业化速度的指标，通常用制造业份额每10年平均增加的百分比作为衡量指标。据库茨涅茨的估算，工业国工业化率在1％-6％之间。由于上世纪70年代之前，我国没有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因此无法直接计算我国当时的工业化率。但我们可以用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的统计资料替代国民生产总值，从而获取关于中国工业化率的描述。1952年，中国工业(不含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净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为19.5％，工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占比为34.38％，到1965年这两个比重分别提高到36.4％和52％。(23)平均每十年增加速度分别高达13.5％和13％，远高于工业国平均3.6％的工业化率(24)。

第三，工业化结构水平不断优化。1962年中国广义工业(含制造、建筑、通讯、电力、煤气、供水等)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为51.11％，而根据库茨涅茨的估算，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00美元时，广义工业部门(含制造、建筑、通讯、电力、煤气、供水等)的比重将达到48.4％，制造业比重达29.6％。根据该标准，中国当时的工业结构水平已超过到人均 GDP1000美元的国际平均水平，已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众所周知，建国初新中国工业基础几乎为零，而通过“156项工程”的建设，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可见当时中国工业化的速度提高较快，进而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向工业和制造业倾斜。

“156项工程”完工后，这些新建、改建和扩建的企业为中国工业化作出巨大的贡献。一方面，这些企业的产品包括设备、能源、材料不断向全国各地输送，支持了各地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156项工程”建设过程中培养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成为新工业基地的技术骨干，使得中国工业的星星之火逐步形成燎原之势。(25)时至今日，仍有不少“156项工程”中的国有企业是行业中的翘楚，在行业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如已成为世界五百强企业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鞍钢集团公司、潞安集团等均是当年“156项工程”建设项目发展而来。

三、156项工程的历史贡献

“156项工程”是新中国第一次全方位、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实践，其建设快速推进了新中国工业化进程，构建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雏形，奠定了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基础，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26)

(一)启动了大推进式工业化发展道路，奠定了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基础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可分计划经济时期(1950-1978年)和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至今)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国实行大推进式工业化发展模式，推行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第二阶段，中国实行协调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推行农、轻、重全面发展的战略。

新中国工业化前期参照苏联模式，采取大推进式工业化发展模式，即利用政府力量，采取计划的机制，推行重化工业的优先发展战略。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恶劣的国内外环境，借鉴苏联在二战前后工业化的成功经验，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当时中国不二的选择。因为：一是建国之初，新中国内外交困。在内经济和国防基础薄弱，在外面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为保障国家安全，中国共产党只能效仿苏联，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策略，大力发展属于重工业的国防工业。把经济发展首先与迅速建立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联系起来，以维护国家政权和经济的独立，对于一个几经列强侵略才获得民族和国家独立却又马上要面临抗美援朝战争的新中国是唯一的选择。二是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新中国面对薄弱的工业基础，实行赶超模式的工业化成为当时全社会的共识。(27)作为后发国家，中国想要在几十年内赶上发达国家，只有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才能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众所周知，投资重工业具有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能提高轻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金融外部性则能有效降低中间品的进入门槛，从而提高整个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28)因此，要达到较高增长速度，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大推进式工业化，钢铁厂、电厂、汽车厂、城市等先进经济体所必须的各项要素要先建设而且需同时建设。(29)1952年，中共中央在《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中指出：“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在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建设资金极度匮乏、建设力量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显得尤为迫切，特别是发展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和巩固国防的重工业。基于历史、现实以及国内外形势，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中国最终确定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并把发展重工业作为“一五”计划的重点。

基于此，发展重工业被列入“一五”计划的重点，并把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集中到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建设。根据“一五”计划，1953年至1957年间，中国各产业部门基本建设投资共计427.4亿元，工业则占了一半以上，占比为58.2％。而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机械工业、重工业和染料工业三者投资共计合202.1亿元，占比高达75.9％。“一五”计划还要求，五年内工业方面重点建设限额(国家对各类基本建设单位的投资限额)以上694个项目，其中重化工业559项，占80.5％。从投资比例来看，“一五”计划确定生产生产资料(包括建筑业与资源勘探)与生产消费资料工业投资的比为8∶1，而实际投资中，重工业与轻工业投资比为6.5∶1，重工业与轻工业加农业之和的投资比为2.9∶1。重工业建设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作为“一五”计划的核心，“156项工程”实际施工150项，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分别为106个和44个，涉及诸多重要工业领域，如有色、煤炭、机械、电力、航空、船舶、钢铁、石油、机械、化工、电子、轻工业和医药等领域。(30)除轻工业和医药工业共计3项外，其余147项均属于重工业，占建设项目的98％。除“156项工程”外，我国“一五”期间施工的工程还包括限额以上921个建设项目及其他建设项目上万个。在这些项目中，重工业也占了较大比重。如黑色金属工业312个、电力工业599个、煤炭工业600个、石油工业22个、金属加工工业1922个、化学工业637个、建筑材料工业832个、造纸工业253个、纺织工业613个。因此，可以说“156项工程”启动了我国大推进式工业化发展的道路。

(二)促进了技术进步，构建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雏形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工业技术的引进、升级和改造是后发国家实现工业赶超的关键。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意识到要在一个满目疮痍、重工业几乎为零的烂摊子上尽快实现工业化，除了要自力更生外，还必须借助别国的援助。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就明确要适当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学习成功经验。(31)事实上，自建国以来，中国从未停止过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步伐。

“156项工程”是新中国大规模引进技术的第一个高潮，它拉开新中国全方位、系统性引进国外技术的序幕，在短期内极大地促进了技术进步。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苏联和东欧签订的引进项目合同金额高达27亿美元。(32)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思想的指导下，重工业项目在引进项目中的占比最大，且以基础工业和国防军事工业项目为主。如从苏联引进的技术设备投资总额中，基础工业约占80％，其中能源、冶金、机械、化学占比分别为34.3％、22％、15.7％、7.9％；国防军事工业约占12％，基础工业和国防军事工业两者合计约92％。(33)

为了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构建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中国采取购置成套设备为主的技术引进方式。1950年至1959年，中国从苏联、波兰、罗马尼亚、民主德国、捷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国家引进415项成套项目，其中苏联304项。(34)这些设备消耗的外汇在全部进口金额中的占比高达89.3％(表1)。(35)除购置成套设备之外，中国还从苏联引进64个单独车间、研究所和装置，建成或基本建成29项，废止35项。此外，中国还通过各种渠道从国外获得了大量的技术资料。截至1959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各国所引进的资料约达4000项，涵盖机床、机械、冶金、汽车等领域，其中苏联所提供的资料和设计图纸仅1953年这一年就达23吨，1954年为55吨。(36)据统计，1952-1957年，中国生产的51000台金属切削机床中，85％是根据苏联提供的技术参数和工艺资料生产出来的。(37)通过对引进资料和技术的学习、消化和吸收，中国工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新产品的能力大大提高。

通过“156项”工程的建设，中国从苏联和东欧转移了机械、仪表、机床、汽车、拖拉机、坦克、轴承、发动机、整流器、无线电零件等产品的设计、制造和加工技术。(39)相较于过去，中国的基础工业产品如原煤、原油、发电量、钢铁等产量得到大幅提升，中国已能制造一些新的工业产品，如载重汽车、货轮、新型机床、成套水力发电设备等。此外，中国还建立了诸如飞机、汽车、冶金设备、机床等新工业部门。虽然彼时的中国工业与苏联和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但独立的工业体系框架已基本搭建起来。

通过引进项目的建设和全方位的学习，中国技术改造和积累创新能力有所提高。首先，中国初步掌握了现代工业工程的勘察、设计和施工技术。到1956-1957年，中国已经能够设计“二五”计划中的绝大部分建设项目中比较大型的、技术复杂的工程。如年产150万吨钢材的钢铁联合企业，年产250万吨原煤的煤矿，年产7.5万吨合成氨的化肥厂，设备总容量100万千瓦的水电站，65万千瓦的火电站等。(40)其次，中国的制造技术和生产工艺技术水平大大提升。“一五”计划结束后，中国在重轨、大型型钢、无缝钢管等材料以及化学农药、机械设备等方面的自给率都有明显提高，而且还能出口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品。1957年中国机械设备和钢材的自给率分别超过60％和80％(41)，钢材的品种也日益完备。1956年和1957年，中国开始陆续出口钢材、机床、机器设备及成套设备。1950年中国工业品出口总额比重仅为15.4％，1955年迅速上升到40.4％。(42)

通过“156项工程”建设，当时较为先进的技术大规模地转移到中国，中国的技术水平得到迅速提升。据国家经委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评估，中国彼时的整体工业技术水平基本达到上世纪40年代的世界水平，而煤炭和石油工业更是达到了50年代的世界水平。(43)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全面的大规模的技术转移，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技术转移史上也是有特点的和不常见的(44)，为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奠定了改革开放性前中国工业化的技术基础。

(三)重构了中国工业化区域，奠定了重要的工业基地

为改变我国建国初期工业布局不合理、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在充分考虑资源分布和国防安全等因素的基础上，中国政府把“156项工程”主要安排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改变了旧中国70％左右的工业企业集中在沿海、少量内地工业企业只集中在大城市的畸形状况。

第一，156项工程重构了新中国工业化区域，使得原先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得以优化。在“156项工程”的150个施工项目中，内地项目数量是沿海项目的3倍多，为118项，而沿海仅为21项。具体来看，106个民用项目中，东北、中部和西部等内地项目合计高达100项，44个国防项目仅四川和陕西就占了将近一半，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国防项目占比将近80％。(45)1957年，中国先后建成东北、华北、山西、湖北、郑洛、陕西、甘肃、川南八大工业区。(46)随着城市工业投资重心和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逐步从长江中下游地区北移至东北、华北地区，中国逐渐形成了沿哈大线的重工业城市发展中轴线、华北和西北工业城市集聚区以及西南工业城市集聚区。(47)随着“156项工程”的不断推进，大批工业城市迅速崛起，不仅原有工业城市规模得以扩大，而且在原先发展严重滞后的京广线以西地区，也出现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工业区和工业镇。这些新工业城市、新兴工业区和新兴工业镇的建成和发展，使得中国工业发展的空间格局得到调整，工业区域分布趋向平衡。

第二，156项工程建设带动了新中国城市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工业基地。建国之初，中国建制市为134个，其中仅上海等少数几个大城市拥有重工业，其余城市的产业以商业和饮食等服务业为主，工业则很少。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后，新中国建制市迅速增加。1952年全国设市城市增加至160个，到1957年全国建制市已达176个，1961年增跃至208个。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现了一批核心工业城市和重要的配套工业城市。如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吉林、沈阳、鞍山、包头、兰州、白银、西安、咸阳、武汉、太原、石家庄、北京、郑州、洛阳、湘潭、株洲、抚顺、阜新、南昌、重庆、成都24个城市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城市。此外，随着“156项工程”的建设，各种工业城市群体在中国大地上成批出现。如太原、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重庆成为综合性工业城市；大同、阜新、本溪则成为煤炭工业城市；鞍山、包头、武汉成为钢铁工业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洛阳、武汉、株洲、西安、兰州、成都等成为机械工业城市；抚顺、吉林、哈尔滨、株洲、个旧、白银等成为有色金属工业城市；兰州、抚顺等成为石油化工城市；吉林、太原、兰州等成为化工工业城市；北京、石家庄、邯郸、郑州、西安等成为新兴纺织工业城市；石家庄成为医药工业城市；佳木斯成为造纸工业城市；伊春成为森林工业城市(48)。此外，在“156项工程”及限额以上项目的建设过程中，由于需要大量农村劳动力参与到城市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中，其直接结果就是“一五”期间城镇化进入第一个高潮，城镇化率上升了2.93％，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城镇化率上升最快的一个时期。(49)

四、小结

“156项工程”是新中国首次大规模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进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一庞大的项目是中苏两国在1950年至1957年期间前后多次协商分批确定并逐步实施的。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获得了恢复经济所需的建设资金和当时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根据形势的变化，“156项工程”项目在确立过程和确立之后不断调整，最后实际完工150项。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到1969年项目全部完工，历时19年。“156项工程”的建设构建了中国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雏形，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56项工程”是后发国家推进工业化发展实现工业赶超的成功典范，其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它奠定了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基础，在短期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工业技术进步，重构了中国工业化区域，改变了建国之初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推动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注释：

①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21：5.

②莫兰琼.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程及经验[J].上海经济研究，2022(9).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1955年7月31日)[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410-411.

④黄群慧.“十四五”时期深化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大挑战与战略选择[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2)：5-16.

⑤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21：3.

⑥武力.总结新中国工业发展历史经验的一部力作——《新中国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评介[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5)：109-111.

⑦冯国磊.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外资政策研究(1949-1956)[D].西南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21.

⑧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4)：93-107.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7+26.

⑩“156项工程”的尘封记忆[EB/OL].人民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5/0312/c85037-26683214.html.

(11)冯国磊.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外资政策研究(1949-1956)[D].西南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12.

(12)中财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两年来聘请苏联帮助改建和新建工厂的设计情况，1952年2月9日.

(13)牟慧芬.甘肃工业的奠基之举——浅谈“一五”时期甘肃重点工程建设[J].社科纵横，2008(3).

(14)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4)：93-107.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6)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4)：93-107.

(17)国家计委党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5年远景计划的汇报，第一部分：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预计和经验教训，1956年，GE21/30.

(18)国家计委党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签订的苏联援助我国建设协议的项目的报告[R].1957-8-1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57年9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计委党组关于修改中苏两国经济协议的报告[A].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M].北京：中国财政科学出版社，1989：364.

(19)刘振华.建国初“156项”工程项目的确立[J].国档案，2009(3)：82-83.

(2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97.

(21)何一民，周明长.156项工程与新中国工业城市发展(1949-1957年)[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3).

(22)董志凯.“一五”计划与156项建设投资[J].中国投资，2008(1)：108-111.

(23)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物资统计司.1949-1984中国工业的发展统计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国家统计局.1949-1984光辉的三十五年统计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24)西蒙·库茨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5)同(22)。

(26)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1950-2000)[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

(27)莫兰琼.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程及经验[J].上海经济研究，2022(9).

(28)姚洋，郑东雅.外部性与重工业优先发展[J].南开经济研究，1994(2).

(29)罗伯特·C·艾伦.全球经济史[M].陆赞，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132-146.

(30)陈夕.中国共产党与156项工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549.

(31)董志凯.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40.

(32)国家计划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司，对外经济贸易部技术进出口司，机械电子工业部技术引进信息交流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四十年(1950-1990)资料汇编[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2：14.

(33)彭敏.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53-55.

(3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卡当案资料选编(1953-1957)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441-442.

(35)同(34)。

(36)陈夕.156项工程与中国工业的现代化[J].党的文献，1999(5)：33.

(37)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153.

(38)国家计划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司，对外经济贸易部技术进出口司，机械电子工业部技术引进信息交流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四十年(1950-1990)资料汇编[M].北京：文汇出版社，1992：13.

(39)张久春.20世纪50年代工业建设“156项工程”研究[J].工程研究，2009(9)：220.

(40)林柏.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引进[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39.

(4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1140.

(4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1959年苏联援华项目谈判的一组文献[J].中共党史资料，2003(2)：6-7.

(43)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8-1965)工业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194-195.

(44)张柏春，姚芳，张久春，蒋龙.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401+4-06+408.

(45)何一明，周明长.156项工程与中国工业城市的新生[J].中国城市经济，2009(9).

(46)周明长.“一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工业城市的发展[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增刊).

(47)何一明，周明长.156项工程与新中国工业城市的发展(1949-1957)[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14(2).

(48)何一明，周明长.156项工程与新中国工业城市的发展(1949-1957)[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14(2).

(49)吴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历程变迁与反思[J].社会学评论，2019(6)：8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