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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近千名日本战俘由苏联政府移交中国，关押于抚顺等地。1953年，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调查这批战俘的罪行。1956年7月，中国政府分别在沈阳、太原对当时关押在中国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本文作者陈弘，1924年出生于台湾台北，后进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就读，并走上革命道路。1953年，精通日语的他被抽调进入“东北工作团”翻译工作组，完整参与了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整个过程。多年以后，陈弘这样回忆：很多日本战俘讲到自己罪行时都下跪了，还有一些受审时一直痛哭，一场审讯下来，战俘脚下的地毯都被哭湿变了颜色。这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

2023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8周年纪念日，我们编发这篇回忆文字，向读者还原一段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真实历史。不忘过去，正视历史，才能更好地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1956年7月1日至20日，沈阳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一场报告

让原本顽固不化的战犯

低下了头

1956年审判的战犯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1950年7月苏联移交给中国的日本战犯，总共有969人，另有伪满汉奸71人，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一举击垮日本关东军后，把俘虏直接就送到了苏联。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把这些人移交给中方。二是关押在山西太原战犯管理所的140名日本战犯。他们在日本投降后，被阎锡山拉拢而组建“第十总队”以抗拒解放军，后在解放战争中被俘获。

195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相关部门决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从全国抽调公安、检察、法院系统有经验、优秀的干部和日文翻译共三百多人到北京集训，之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来审判这些战犯。

抚顺战犯管理所

当年，大家集中后在北京真武庙接受培训，由谭政文副检察长亲自讲审讯学：怎样审讯罪犯，甚至连桌子怎么摆，怎么对待犯人等等都讲得很详细。受训三个月后，1954年2月，我们就被派到抚顺工作了。

刚去的时候，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所长向大家介绍情况。说这些战犯一看到管理所门前的“战犯”两个字就特别生气，说：“我们是俘虏，怎么会是战犯呢？如果是战犯，还要接受审判，这要关多少年啊！” 他们本以为会被遣返回日本，没想到回到了中国，觉得这下是必死无疑。一些少壮派日本校级军官就开始故意捣乱，把管理所发的犯人配牌，撕下来扔在地上；进了监号，看到监房守则，也撕下来踩在地上。有个战犯，名叫藤田茂，即使在监号里面，每天早上还要面向东方遥拜日本天皇。

抚顺战犯管理所内景

战犯们还公然说：“我们根本不是败在了中国人手里，是美国用两颗原子弹把我们打败的。你们没有权利来审判我们，也没有权利关押我们。”还有的校级军官说：“我们是帮助满洲国建设的，何罪之有，谈何认罪？”至于将军一级的军官就比较老奸巨猾了，一般不会直接对抗，而是和声细语地说：“你们不要关我们太长时间了，如果再关下去，会很被动的。”这一切都说明他们从骨子里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罪。这种情况当时非常普遍。

面对这一情况，我们经过审慎研究，决定在管理所里开展认罪教育。由工作团领导李甫山给战犯作形势报告，由我作翻译。这批战犯之前对外面的情况了解较少。报告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告诉他们，日本推行侵略政策，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报告讲了目前日本的很多情况：美军的轰炸造成了日本到处都是废墟，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日本军人复员后失业的很多，生活很困难；有的妇女为了生存，不得不做“棒棒女郎”（应召女郎），饱受凌辱。我看台下的人都很沉重，头都低着，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是静静地聆听。

参与审判的工作人员与最高检领导在抚顺合影（后排右四为作者）

吃饭的时候，伙房里报告，今天剩饭很多，犯人们的饭量明显地减少了。在报告里，我们强调了一点，就是只有认罪，才能得到中国人民的宽大处理，只有承认他们参与了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杀害了3500万中国人的侵略战争罪行，真心认罪，才能有出路和前途。这一点他们是听明白了。

严谨举证

让所有战犯心服口服

苏联方面把这些战犯交给中国的时候，什么材料都没有，只有一张写有姓名、出生年月等简单信息的登记表。在他们普遍不承认有罪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审判他们呢？

日本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演奏乐器

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决定从日本战犯古海忠之入手。这个人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高才生，考上了高等文官之后到伪满工作，一直做到伪满的总务厅次长，相当于常务副部长。伪满名义上的总理是张景惠，其实他完全听命于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可是武部六藏一直生病，住院治疗，因此，大多数时间由古海忠之主持工作。

古海忠之揭发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不少罪行：第一，日本是为了转移国内的经济危机，才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第二，日伪政府在热河大面积种植鸦片，收获以后，卖到关内去。而伪满设立的戒烟总局，名义上是禁烟，实际上是诱骗中国人去抽鸦片。他揭发说，日本贩卖鸦片除了从中获取高额的利润外，主要目的就是要使中华民族灭亡。

日本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绘画

古海忠之官职够高，又是日本的精英人物，因此他的认罪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贩卖毒品是国际法所禁止的，是一种公认的罪恶，而日本通过贩毒来残害中华民族，这是无可争辩的巨大罪行。与古海忠之的罪行相比，其他人的罪行就差远了。他们因此受到触动，心理防线开始动摇，思考通过认罪来争取宽大处理。

当时，中方的手边什么材料都没有，而定罪不能单凭笔供。所以中方开始组织大批人员到战犯们曾经活动过的地方去调查，外调回来以后再一个一个地核实，同时找来了证人，为后来的审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到了要审判的时候，我们更加慎重，起诉书怎么写，怎样措辞，都考虑得很周全，还请法律专家进行琢磨，力求起诉书客观公正。

日本战犯古海忠之的家属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和亲人见面

彭真就曾经对我们说过，一旦起诉的话，只要一个证据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怀疑其他的证据也有问题；一个人出现了问题，就会怀疑别的人是不是也有问题。所以证据不足准备不充分的宁愿不起诉，再去调查取证，直至确凿无误。审讯笔录、口供、证人证词、有关档案、同案犯揭发，这五个方面都齐备了，才予以起诉。事后，连那些战犯在接受审判后都不得不承认，中方的审判完全合乎国际标准，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审判得到了各方面高度肯定。

法庭上的地毯

被战犯的眼泪打湿

那些当初还顽固不化的军国主义分子，由于中方的思想工作，小兵们纷纷组织起来开师团长的批斗会。“我自己参加了什么行动，犯下了什么严重的罪行，杀害了多少中国人，这都是师团长佐佐真之助下的命令，这是你下命令所犯的罪行，你应该认罪！” 下级军官、士兵“造”上级军官的“反”，这样面对面的斗争，在日本军队里是从来没有过的。自己的罪行被揭露了，原先顽固不化的日军将军终于坐不住了，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日本战犯走进沈阳特别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在管理中，中方一贯坚持人道主义政策，这一举措产生了极强的感化作用。在管理所，战犯吃的都是大米白面。对生病的战犯，都给予了充分的照料。譬如官职最大的武部六藏，由于脑血栓一直病在床上，管理所专门给他安排了一个护士。他最后被判了20年，刑期期满后，中方把他释放了。他老婆来天津接他，发现他没有长褥疮，这对于瘫痪在床的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因此非常吃惊，一再表示感谢。有一个犯人患了精神病，我们很耐心地为他看病，竟然治好了。他后来到中国故地重游时，拉着曾经照顾他的护士长的手痛哭，表示感谢。

1956年，陈弘（右）在太原特别军事法庭上

朝鲜战争的胜利为我们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朝鲜战争发生以后，这些战犯觉得美国人会很快打过来解救他们，因此虽然他们嘴上没有说，但看得出骨子里的兴高采烈。但是美国人被赶回三八线，他们幻想破灭了，思想也被彻底打垮了，从此之后就老老实实认罪了。所以说，国家的实力是最重要的。

1956年7月，一次历史性的审判拉开了帷幕。审判在沈阳和太原分别进行，我因为担任首席检察官的翻译，所以两处的审判我都参加了。

日本战犯在军事法庭上痛哭认罪

那些战犯经过教育以后，确实是变了，在法庭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自己有几条命都没有办法偿还，但是中国人竟然把我这个杀人的魔鬼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人了。我今天良心发现了，我没有脸向中国人民要求从宽处理！”

在庭审上，古海忠之最后陈述的最后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要求处我以极刑！”在世界的审判史上，还没有一个被告要求如此从严处理自己的，只有在我们的军事法庭上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好几个被告都是这样，在现场都哭了，表示谢罪。良心发现以后没有脸向中国人民要求什么。审判庭上被告席下面有块地毯，因为几乎每一个被告都是跪下流着眼泪谢罪，那片地毯都湿了一大片，和其他部分的颜色都不一样了。这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当时的纪录片摄影师拍下了这些细节。

被释放的战犯朗读《感谢文》，感谢中国人民，忏悔自己的罪行

还有一个场景也令人难忘，就是当旁边证人一出来，站在证人席上，衣服一脱，露出背上长长的伤痕，被告马上跪下来谢罪。好多被告讲到自己的罪行的时候都是跪下来的，在那里哭泣。这种审判的场景真的是让人感动。

获释的战犯

成为促进中日友好的骨干

中方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审判少数，释放多数，所以大约有1017名战犯以不予起诉的名义都释放回去了。在释放这些人之前，分批组织他们到抚顺、鞍山、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参观学习。通过这样的教育不但让他们对自己的罪行心服口服，而且他们对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建设与伪满时期萧条的情形有了直观的对比。

日本战犯第一批被遣返，由天津塘沽乘船回国

1956年，被释放的第一批战犯坐船回到舞鹤码头，日本全国的媒体对此都很关心，以为不定会爆出什么重大的惊人消息。船一靠港，他们上岸以后，列队整齐，其中一位总代表发言：“今天我们回到祖国，能够看到亲人，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幸运。我们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不可饶恕的罪行，由于我们低头认罪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了我们宽大处理，而且把我们送了回来，这是中国人民的大德。我们的这条命是中国人给的，今后我们要重新做人，只能将今后的余生献给日中友好。”他们这样的表述让日本媒体目瞪口呆、大失所望。

媒体本以为会从他们口中听到骂中国的话，因为这些人在中国被关押了那么长的时间才给放回来，但结果竟然没有一个骂中国的。如果是在中国的法庭上，还能认为战犯是讲的违心话，但现在已经回到了日本，无需再讨好中国了，媒体只能承认他们讲的确实是真心话。第二天报纸的标题是：《回国的战犯集体总忏悔》

最高人民法院释放日本战犯的卷宗（中国法院博物馆藏）

这些战犯回去以后，组织了一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从事日中友好运动。会长是藤田茂，一个中将师团长，当会长后曾几次率团访华，周总理两次接见他们。最后一次，总理送给藤田一套中山装，他临终时就是穿着这一套中山装入殓的。从这一点上看，我们的政策使得这些人成了促进中日友好的骨干力量。

当时中日还没有恢复邦交，中方民间代表团如果去日本，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日本右翼有的时候会跑来干扰和破坏。在这样的情况下，凡有中方访日，中归联成员就自动组织起纠察队来保护。到了晚上，代表团在旅馆里休息，他们就通宵轮流站岗来保护。他们还会根据我们代表团的行程，通知下一站的人出面保护。譬如代表团坐火车离开东京去京都，京都火车站上就有中归联成员，他们打着旗子，也不回避，向我们代表团报告：“我们是中国释放回国的前日本战犯，我们的命是中国人给的，我们的余生要促进日中友好。”

前日本战犯重返抚顺战犯管理所

归国的前日本战犯出版的书籍

还有就是出书，因为当时日本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罪行，中归联成员根据回忆写了三本书：《三光》（三光政策）、《战犯》《侵略》，把自己的罪行都写了下来，要在日本出版，但是很困难，没有书店敢接手。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书店肯出，日本右翼就跑来威胁，敢出这本书就把书店毁掉。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坚持出版。

至于抚顺的战犯管理所，他们会经常来。对于他们来说，那里是再生之地，是受教育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地方。现今，那里有一座汉白玉的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是他们自己出钱修建的，以此永远铭记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忏悔和重获新生的感激之情。（作者：陈弘）

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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