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50年前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与20世纪后期发生的东欧剧变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以1956年匈牙利事件为背景审视东欧剧变可以使人感悟更深。作者认为这两件事发生的原因是同一个,那就是东欧各国对战后强加给它们的“斯大林主义”一直无法接受,因而这些国家不时发生政治风波,直到1990年前后它们彻底改变了社会制度。因此,可以说,早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就已拉开东欧剧变的序幕。作者还认为,东欧剧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应该从文化、历史的层面去寻找。东欧国家处于基督教文化圈,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生活习惯都更接近西方,对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的意识形态更加认同,因而在战后几十年不顾苏联的压制,不断要求改革社会制度和争取“回归欧洲”。

　　【关键词】 1956年匈牙利事件 东欧剧变 纳吉 拉科西

　　【作者简介】 侯凤菁,1942年生,新华社高级编辑。(北京 100031)

　　今年10月23日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50周年。匈牙利人民群众当年从进行和平示威到发动武装起义,以纳吉·伊姆雷为首的政府改行多党制和宣布退出华沙条约、保持国家中立,最后遭到苏联的武装镇压。经过半个世纪的历史沉淀,这个事件的形成原因以及它对国际政治产生的影 响更加清晰。事实表明,它的发生主要是苏联当时的东欧政策造成的,从此也拉开了日后东欧剧变的序幕。

震惊世界的12天

　　1956年10月23日,在被苏联红军解放10多年之后,长期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及其主要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不满的匈牙利居民走上首都布达佩斯的街头。这时波兰刚刚发生波兹南事件,他们以声援波兰人民的名义举行示威游行。游行者高呼口号穿过城市主要街道,然后分别在贝姆广场和国会大厦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人数最多时达二三十万之众。这一行动的参加者主要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等。他们要求苏联从匈牙利撤除驻军、党内以直选的方式选举各级领导干部、由受排挤的前总理纳吉·伊姆雷主持改组政府和解除在斯大林—拉科西时期犯有罪行的领导人的职务、审判拉科西、选举有多党参加的新国会、调整与苏联及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改革经济体制、公布向苏联提供铀的情况、调整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工资、取消农产品义务征收制、释放被判刑的无辜者、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拆除各地作为“斯大林主义”象征的斯大林塑像以及更换苏联式的国徽等。这些要求主要集中在实行民主政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实现民族独立上。

　　群众在游行的过程中挖掉了国旗上的苏式国徽,高喊“自由”、“拥护纳吉·伊姆雷”和“苏联军队滚出去”等口号。

　　在一部分人游行到国会大厦门前秉烛举行集会时,另一部分人自发地来到城市公园,推倒了矗立在那里的巨大的斯大林铜像。晚上9点左右,广播电台门前响起枪声,聚集在那里的群众与守卫部队发生了冲突,愤怒的群众用夺得的枪支向电台开火。于是,群众的和平示威游行演化成一场武装起义。

　　官方宣传曾长期把1956年10月23日夜晚所发生的一切解释为是经过事先精心策划的行动,然而一直难以服众。连曾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卡达尔·亚诺什撰写传记的作家久 尔科·拉斯洛都在他的书中写道:“事件爆发得如此突然,以至事前根本无法周密准备……我不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全面、精确和有领导、有周密准备的计划安排下发生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本领高强的秘密组织能够制订和执行这种计划”[1]。卡达尔·亚诺什本人也认为,当时“大部分(游行)参加者怀有崇高的目的”[2]。

　　群众拿起武器起义之举立即得到布达佩斯警察和人民军部队的同情和支持,大量武器、弹药流入他们手中。党中央在这紧急关头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决定让因在1953~1955年进行深受群众欢迎的改革而被贬黜的纳吉·伊姆雷重新出山,组织政府。刚刚恢复党籍的纳吉临危受命,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任命。然而,这个在几天前可能会很起作用的举措这时对缓和紧张局势已无济于事。于是,时任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的格罗·埃尔诺等人便招来苏联军队帮助恢复秩序。

　　当苏军坦克隆隆地驶上布达佩斯街头,又有更多的人拿起武器。他们把外国军队的干涉视作民族耻辱,各处的武装小分队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些年轻人筑起街垒,用轻武器和自制的称作“莫洛托夫鸡尾酒”的汽油燃烧瓶与苏军坦克搏斗,在短短的几天内炸毁苏联坦克200多辆。这些武装小分队是自发建立起来的,其成员大部分为工人和青年学生,也有脱掉军装出兵营的人民军官兵。他们虽然受过长期的匈苏友谊教育,但在苏军坦克出现后,这种教育的成果立刻土崩瓦解。他们所想到的只是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自己的民族尊严。有人估计,武装起义者的人数最初只有数百人,后来很快增加到一万人以上。为了抗议苏联的军事干涉和支援首都的武装起义者,全国工人举行了大罢工。

　　1956年10月25日,在抗击苏军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之时,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作为苏联特使来到布达佩斯。这时,苏联领导人认为匈牙利发生的是“反革命暴动”的定见已经形成,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才能先把局势稳定下来。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会议上,这两位苏联特使听取了党中央第一书记格罗·埃尔诺和政府新总理纳吉·伊姆雷的意见。格罗坚决主张使用暴力迫使“反革命势力”就范。纳吉则反对流血,主张通过政治让步平息群众的不满。两位特使最后接受了纳吉的立场,同时建议格罗辞去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卡达尔·亚诺什接替他的工作。匈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接受了苏共的这一建议。到1956年10月28日两位苏联特使离开布达佩斯时,纳吉已得到苏联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在他们走后的当天,匈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改变了对10月23日以来发生的事情的看法,指出虽然确有反革命分子混在这次起义中,但在本质上它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具有广泛人民性的民主运动。

　　不久,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再次来到布达佩斯,同时带来一件出人意料的“礼物”,即所署日期为10月30日的《苏联政府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问题的宣言》。这个正式文件承认,“由于产生了反常状态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平等的原则受到损害”。这无异于苏联领导人承担了自己犯下大国沙文主义错误的责任。文件同时保证,“今后应该坚决地贯彻各国人民平等的列宁主义原则”和“必须充分注意走上建设新生活道路的每 个国家的历史情况和特点”。它还令人欣喜地承诺,“一旦匈牙利政府认为时机成熟,立即将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并表示,苏联准备同匈政府“就苏军驻留匈牙利领土问题进行谈判”。事情已经再清楚不过,那就是苏联人正在反思和后退,同时表现出愿意同纳吉合作。不过,这种友善也有最低条件作代价,那就是必须“保卫人民民主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果”,即制止旧制度复辟和保住土地改革、工业化及其他的进步成果。

　　苏联政府的这份文件以及不久前格罗等一些人被撤换使纳吉被束缚的手脚得以放松。他意识到为了迅速稳定局势和尽早恢复一年多前中断的改革,必须满足群众的普遍要求。通过与群众频繁接触和经周围朋友的劝导,纳吉这位在莫斯科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时光的老共产党员几天内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保守和对事件抵触逐渐转为对群众意愿有了深刻的理解,摆脱了诸多心理上的束缚后踏上原本应该走的道路。

　　使纳吉感到最苦恼的是几天内收缴起义者武器、恢复正常秩序的工作进展不大。各处的武装小分队在苏军坦克仍留在布达佩斯的情况下,不愿轻易放下武器。与此同时,街上出现施私刑的现象。过去残害百姓的一些国家保安局人员一经被认出,便会被吊死在街上。首都的这股私刑风也刮到外地,极端分子们的恐怖行动引起社会不安。10月30日发生在布达佩斯共和国广场的杀害市委工作人员的事件使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恐怖行为达到顶点。警察和军队这时已经瘫痪,政府开始组建一支既有权威又有能力制止社会犯罪的国民警备队,用以维持社会治安。

　　1956年10月30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又同匈牙利领导人举行了长时间会谈,气氛极为融洽。双方讨论了匈牙利恢复多党制和苏联撤军等问题。他们对纳吉提出的所有主张都表示赞同,而坚持的唯一条件是不得使旧制度复辟和匈牙利不得成为反苏基地。

　　当天,苏军开始撤出布达佩斯,全市居民以喜悦的心情关注苏联的这一举动。与此同时,人们从电台广播中获悉政府决定废除一党制,恢复1945年那种多党联合执政的政体。卡达尔作为党中央第一书记也发表了讲话,表示支持恢复多党制,并呼吁全体党员与党的领导过去犯下的错误决裂。

　　1956年10月30日下午,纳吉宣布由多党组成的新政府名单,卡达尔也是这个内阁的成员。接着,匈牙利许多早先被取缔的政党又开始恢复活动。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这时除了中央领导机构依然存在外,实际上已经瘫痪。党在各地的一些办公机关被砸毁,90%的党员退 党,有人甚至把党证烧掉、撕毁。这样一个党已无法维持下去,唯一的出路是建立一个新政党。11月1日晚,卡达尔宣布解散老党,新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并站在纳吉政府一边。只是这个党还未来得及开展活动,局势便发生了突变。

　　在此前的几天里,局势已开始缓和。然而,就在这社会秩序的恢复出现希望之时,苏联军队又反扑过来。从边境传来的消息说,大量苏军从10月31日起潮水般地涌进了匈牙利,早先撤出首都的苏联军队停留在郊区并在那里构筑工事和占据有利地形。11月1日上午,纳吉紧急召见苏联大使安德罗波夫,要他解释苏军调动的原因,并要求苏联明确保证不再继续向匈派遣新的部队。安德罗波夫只是一味地敷衍,显然正在当面撒谎。纳吉这时意识到,莫斯科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当天下午,苏联军队开始包围各地民用机场和占领多瑙河以西地区。纳吉及时向新建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七人执委会说明了真实情况。这个党的领导机构作出决议:为了防止苏联再次进行军事干涉,建议匈牙利立即退出华沙条约和宣布国家保持中立。这个建议经政府讨论一致通过,并得到国家元首道比·伊什特万的批准。

　　当晚,内阁集体召见苏联大使安德罗波夫。纳吉把政府的决定通知了他,并宣布苏联如不停止向匈牙利派兵,匈政府将提请联合国讨论“匈牙利问题”。接着,政府主要成员都先后发言,表示支持纳吉的立场。兼任政府国务部长的卡达尔发言时抑制不住地对苏联大使高声喊道:“如果你们的坦克进入布达佩斯,我将走上街头,赤手空拳地和你们搏斗!”[3]匈牙利外交部立即把政府的决定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正式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和保持中立,并呼吁国际社会阻止苏联入侵匈牙利这个主权国家。

　　政府的中立宣言在国内很快产生了效果,社会秩序开始走向正常。然而这时,苏联进行第二次军事干涉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1956年11月3日晚,苏联人先是诱捕了与他们进行谈判的匈牙利军事代表团,然后在11月4日凌晨以5个师的兵力对匈牙利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很快控制了局面。纳吉下令匈军放弃抵抗,自己带领一部分党政要员及其家属进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

　　随着苏军的到来,前几天与苏联大使当面抗争后突然失踪的卡达尔出现了。他宣布组织“工农革命政府”取代纳吉政府,苏联就是以接受这个政府的“请求”为名向匈牙利出兵的。

　　苏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很快控制了全国。纳吉一行避难18天以后被骗出南斯拉夫大使馆并遭到苏联人劫持。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苏联支持的卡达尔政府遭到全国工人、知识分子的各种抵制,新政权的巩固相当艰难。纳吉拒绝与新政府合作,经过一年多的监禁后与同案的其他3人一起于1958年6月22日被处死。1956年匈牙利事件就这样被苏联镇压下去。

危机之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引发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社会矛盾是长期积累下来的。

　　苏联军队在1945年4月解放了匈牙利全境,战时长期在苏联流亡的拉科西·马加什等人回国领导匈牙利共产党。在此后几年由各政党联合执政的人民民主时期,共产党是整个国家生活民主化和恢复战争创伤的主导力量。它使人民相信“匈牙利将获得新生”。苏联也大力帮助匈牙利进行重建工作。例如,1945年,在苏联本身物资十分匮乏的情况下,还将1.5万吨粮食、3 000吨肉、2 000吨糖、2 000吨土豆及其他食品运送到陷于饥荒状态的匈牙利。1947年,斯大林改变了政治主张,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尽快将国内其他政党排挤出联合政府,加速共产党一党执政的进程。匈共于1948年取缔了其他政党,该党本身与社会民主党左翼合并建立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独掌政权。然而,在此后短短的几年当中,拉科西等人追随苏联政策,无视本国具体条件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严重失误。

　　(一)急于消灭个体经济

　　从1948年起,匈牙利的经济政策出现了大的转折,其中包括对生产关系的改造急于求成。国家先对所有100人以上的工厂实行国有化,国营企业职工在工业部门所占的比重很快达到83%以上。1949年12月,又颁布新的国有化法律,对10人以上的企业也实行了国有化。对小手工业进行的改造使小手工业工人的人数由1948年的18.7万人减少到1950年的2.9万人。在农业上则急于实现集体化,确定在3~4年内完成这一任务。由于缺乏物质、社会和思想准备,只能依靠行政命令和使用暴力强迫农民放弃自己的土地而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使全国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到1953年,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全国10%的耕地已经荒芜。强制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使农民生活贫困,1952年有2/3的农户没有足够的食粮和种籽粮。此时与战前相比,农业生产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10%,农产品的市场供应量减少了20%[4]。

　　(二)急于实行工业化

　　按照斯大林“没有重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即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想,匈牙利从1948年起加快了工业化的速度,提出在5年内将这个农业-工业国发展为工业-农业国,进而将匈变为“钢铁的国家”。于是,本来正在执行的三年恢复计划成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的开端。

　　1950年开始执行的一五计划的指标在1951年2月平均提高了一倍。原定工业增长86.4%,改为增长200%;重工业生产从原定增长104%提高到增长280%;采矿业由原定增长55.2%提高到增长142%;冶金业从原定增长15%提高到增长162%。为了实现这个计划,生产过程中不顾产品质量和经济规律,只追求在数量上达标。这种高速工业化项目往往匆忙上马,普遍缺少必要的准备。

　　以1950年上半年为例,75%的工业建设项目是在没有计划和资料的情况下仓促启动的,其结果不难想象[5]。

　　(三)投资过度

　　原定的一五计划规定总投资为280亿福林,1949年春天追加到350亿福林,同年年底追加到510亿福林,1950年追加到600亿福林。在1951年2月的匈党二大上,这个投资计划又被追加到850亿福林。而领导人在报告中还说它“不仅现实,而且偏于谨慎”。在工业投资中,90%的资金都用于发展重工业,用于发展采矿业和冶金业的资金占工业总投资的2/3。用于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则少得可怜,影响了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只能以限制居民消费来平衡供求关系,市场供应非常紧张。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更受到限制。与此同时,由于冷战加剧,军费开支大大膨胀,国防费用达到民用投资的一半以上[6]。

　　(四)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1948年秋到1951年年初,由于投资计划指标不断提高,使国民经济的资金积累比重达到35%这一世界上罕见的水平。在1919~1939年匈牙利平稳发展时期,最好年景的积累比重也只有8%。这样,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资金被国家积累所吸吮,人民生活状况不断恶化。一五计划规定居民生活水平提高50%,但到1953年工人和职员的人均实际工资反而下降20%以上,农民1952年的实际收入尚不足1949年的2/3[7]。

　　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恶劣。1941年停止的民居建设在1945年以后一直没有起步,许多工人、职员家庭蜗居于斗室,甚至简易的棚户房内。在这福利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工厂、企业大力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任意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定额,鼓吹“定额永无止境”,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五)拉科西等人大搞个人迷信,独断专行,破坏民主与法制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拉科西长期被奉为当然领袖、“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匈牙利人民英明的父亲”等等。这个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曾在反革命的法庭及监狱里大义凛然、无比坚强的共产党人,在效法苏联的个人迷信的气氛中失去了理智,对人民开始采取命令主义和专横政策。他与格罗、法尔卡和雷瓦伊一起结为“四人团伙”,主宰着党内外一切事务的决定权。党的政治局、书记处形同虚设。拉科西本人还兼任总理,政府工作也在他的控制之下。

　　1945年以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惩处措施,一些做法令人发指。且不说对旧政权官员和在战争中犯有罪行者的惩处是否过度,就连新政权的一些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普通老百姓都人人自危。

　　首先,为了削弱其他政党的社会影响,拉科西等人采取所谓“逐段切香肠”的政策,为这些党的领导人制造冤案以便清洗。前小农党、社会民主党等政党的领导人都受到这样的迫害。明曾蒂案、内务部“同仁会案”等也牵连到一大批受害者。

　　其次,在领导层内部寻找“敌人”。拉科西等人 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在社会上的“阶级敌人”被清除后转向在共产党内以及在高层领导中“挖掘”不可靠的人物。他们首先把矛头指向战时在国内坚持斗争的地下共产党领导人,捏造各种罪名把他们投入监狱。著名的“拉伊克案”便是这样的代表作。拉伊克曾是地下共产党的总书记,解放后任政府内务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在民众中颇有威望,对拉科西的地位构成威胁。拉科西从宗派主义出发,1949年选中拉伊克作为打击对象,用以提高全党的“警惕性”。这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的清党工作已经展开,匈牙利抓住了拉伊克这条“大鱼”,最后以“间谍”、“铁托代理人”和“托派”的罪名将他处死。斯大林的私人代表、苏联秘密警察东南欧头目费多尔·别尔金将军直接参与了此事。此后不久,卡达尔·亚诺什等一些“国内派”领导人也被捕入狱,军队中一批不驯服的将领和中级军官也未幸免于难。

　　第三,制造群众性恐怖。当时告密之风盛行,窃听成为掌握群众思想动向的重要手段。许多有不同见解而又无法给他们罗织罪名的人被送进“古拉格群岛”式的“拘留营”强制劳改。居住在毗邻南斯拉夫边境的“阶级异己分子”被强行搬迁到东北部荒凉的霍尔多巴吉草原居住。首都的“不可靠分子”纷纷被迁往外地,有时只是因为他们有国外社会关系,据说是担心他们成为西方国家的“第五纵队”。在农村里,富农是主要打击对象。共有7万户人家被列入“富农名单”,其中至少有2.2万户人早已没有土地。不少依靠勤劳致富的中农也被列入这样的名单,处处受到歧视。警察和地方干部对富农和不肯入社的农民随意殴打[8]。对群众进行的其他惩处更加花样繁多,其中以罚款最为常见。1950~1953年夏天,法院共审理了65万起案件,对其中的38.7万人课以罚款。在内务部门处理的85万起经济案件中,也有83.1万起课以罚款,另外的1.9万起被处以关禁闭。就当时法 规而言,这些惩处大部分也不合法[9]。

　　此外,出于意识形态上的需要,特别是为了加强“匈苏友谊”,当局一方面对文化传播和文艺创作加以各种限制,另一方面进行不真实宣传。甚至在自然科学方面都有许多不实之词。例如,小学生们被告知从蒸汽机到灯泡、电话都是俄国人发明的。这样的思想禁锢和虚假现象使有着浓厚民族意识的匈牙利人难以忍受。

　　拉科西等人就是这样追随莫斯科,把一种陌生的“斯大林主义”制度强加在本民族头上。其结果是很快失去解放之初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搞得怨声载道,到1953年已形成全国性的“民族对抗”[10]局面。这种“对抗”的一方是匈牙利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是以拉科西为代表的机械推行苏联政策的匈牙利领导集团。

莫斯科的指挥进一步加剧矛盾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领导想改变对外政策,其中包括恢复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和解决战后遗留的德国问题、奥地利问题等。匈牙利与南、奥接壤,其地位相当重要。然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几年来把这个国家引上经济即将崩溃的道路,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这时已发生了柏林起义,苏联新领导担心民主德国发生的事情在匈牙利重演。这年6月,匈牙利的几个主要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由贝利亚带头狠狠地批评了他们。苏联领导人指示他们要避免国家经济破产,并要求拉科西只保留党的总书记的职务,让出他兼任的政府总理职务,由纳吉·伊姆雷担任。

　　匈牙利领导人从莫斯科回国后把苏联的决定向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传达,然后按照苏联的指示作出决议批评以前的政策,指出党内以个人迷信取代集体领导,从而脱离人民群众。拉科西在会上作了检讨,但暗中一直想夺回失去的权力。

　　出于种种原因,党中央的决议没有公开发表,一般人并不了解党的政策的调整。然而,这个决议的部分内容包含在新总理纳吉1953年7月4日在国会发表的政府纲领中,不明真相的广大群众误认为这是纳吉个人的主张。纳吉宣读的政府纲领提出放慢工业化速度、促进轻工业发展、放慢农业集体化步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取缔非法的惩处制度等。这些举措恰恰符合当时人民的心愿。从此,这一被称之为“新阶段”的改革深入人心。

　　只是“新阶段”刚刚起步便受到来自苏联的干扰。这时贝利亚垮台了,马林科夫的地位随之大大削弱。马林科夫在苏联是经济改革的主要代言人,纳吉被认为是他的门徒。苏共领导中的强硬派莫洛托夫在贝利亚倒台后马上打电话警告拉科西和纳吉,说匈党中央的决议对1953年以前的工作批评过火。这时,一直想收回权力的拉科西受到鼓舞,便开始对“新阶段”发起攻击。他在布达佩斯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煽动党员抵制“新阶段”政策,造成群众思想混乱。

　　然而“新阶段”难以阻挡。纳吉政府认真地调整了经济发展重点,采取了有效的农业发展措施,提高了居民的生活,限制了强力部门的权力和为无辜的受害者平反,并且着手改造政权结构。到1954年秋天,“新阶段”政策已取得显著成效:国家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均有明显的改善,民主、自由的气氛增强,人们心情好转。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也产生了某些难以避免的混乱,拉科西等人对此大加渲染,社会上那些因改革使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加以配合,最后成功地使政治局确定将“右倾”当作主要危险。

　　1954年年底,纳吉、拉科西等人又被召到莫斯科,这次板子打在了纳吉的身上。苏联领导人指责纳吉政府没有取得1953年夏天他们所期待的那种成果。纳吉据理力争并拒绝作检讨,受到苏联领导人的批评,好在1953年的纲领还未遭到全面封杀。其实,令苏联领导人不满的主要是纳吉没有准确地扮演1953年莫斯科分配给他的角色:克里姆林宫只希望通过一定的纠正步骤使匈牙利形势稳定,而纳吉则致力于进行实质性的社会主义改革,其中包括改变政治机制和加强民主,这同莫斯科的意图不一致。

　　从莫斯科回国以后,纳吉还想挽救“新阶段”,拉科西等人则对不屈服的纳吉展开批判。1955年3月党中央作出决议谴责“新阶段”政策,接着撤销了纳吉的总理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党。纳吉的支持者也大多被排挤出原来的工作岗位。这样,“新阶段”结束。在此后的日子里,1953年以前的许多做法又得以恢复。人民群众普遍怀念“新阶段”、怀念纳吉,“民族对抗”进一步升级。这时,劳动人民党内部从上到下已形成一个要求改革和支持纳吉的反对派。

　　苏共二十大标志着“新阶段”改革政策在匈牙利复苏。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在匈牙利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要求清算拉科西的罪行。主要由知识分子参加的“裴多菲俱乐部”成为“民族对抗”的论坛。它频繁组织学术讨论会,研讨民主、新闻自由、哲学现状以及工农业等重大问题。在这些会议上,与会者群情激昂。拉科西当时曾对人说,“我感到自己像是坐在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11]。

　　在这种形势之下,苏联领导人为平息匈国内的民愤,决定撤销拉科西党的总书记职务,选择格罗·埃尔诺接替他,改用党的第一书记之称。这一指挥无疑又是一处败笔,因为格罗过去与拉科西的关系太密切了,连邻国的铁托都当即表态说格罗“同拉科西毫无区别”。苏联的这种不当选择非但没有为匈国内的不满降温,反而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在1956年10月初为拉伊克平反的国葬仪式上就可预感到火山即将爆发。然而,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为配合苏联同南斯拉夫重修旧好的意图,格罗率领匈党政主要领导人赴贝尔格莱德进行了长达10天的访问,失去了控制国内局势的最后机会。

　　从这些事实中不难看出,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与苏联政策的变化和领导层的人事变动息息相关:1953年之前因追随苏联政策在国内孕育了危机;之后,莫斯科的错误指导使危机不断加剧,最后以波兰事件为导火线爆发了群众游行示威和武装起义。

启动东欧剧变历程

　　各国观察家普遍认为,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苏联领导在某种程度的慌乱中基本上面临着三种选择。第一种是不干涉与避免卷入,让匈牙利人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前途。第二种是允许匈牙利进行改革和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但以不危及过去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和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底线。第三是进行军事干涉,以武装镇压解决问题。第一种方案显然行不通,只能在后两种方案中进行选择。看来第二种方案曾是他们的最初 选择,米高扬、苏斯洛夫在布达佩斯的许诺和1956年10月30日的《苏联政府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问题的宣言》都是建立在这个选择的基础上。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始终也未放弃作为应急方案的第三种选择,军事打击的准备工作一直在进行。因此,从乌克兰中部地区调来的苏军早在1956年10月30日就向匈牙利边境移动了。

　　也是在1956年10月30日这一天,匈牙利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情况,那就是纳吉宣布恢复多党制并组成了多党联合执政的政府。如此离经叛道的行为对苏联人是很大的刺激。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实行集体领导,在匈牙利问题 上态度比较温和的赫鲁晓夫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是强硬派的领导人绝不会允许匈牙利回到议会民主的道路上去。况且恢复多党制的做法还有很大“传染性”,容易引起连锁反应,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东欧各国的民众都可能要求效法。忧心忡忡的乌布利希、诺沃提尼、乔治乌—德治和日夫科夫等东欧国家领导人急忙打来电话,要求苏联尽快平息匈牙利事件,以免大火殃及他们的国家。面对国内外压力,赫鲁晓夫这时不愿再冒政治风险。此外,如果苏联真的从匈牙利撤军,势必开罪苏军领导人,而这时地位未稳的赫鲁晓夫正需要军方的支持。于是,赫鲁晓夫后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在1956年10月31日~11月1日期间作出对匈出兵的决定。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对纳吉的承诺和刚刚出炉的苏联政府宣言都被抛到脑后。

　　有人说苏联出兵是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保持中立造成的。实际上,匈牙利政府1956年11月3日宣布这一决定时,苏联进行军事入侵的方案早已确定,而且苏军已经大兵压境,匈牙利的退约之举对苏联的出兵决策不可能起决定性作用,最多也只是更加坚定了苏联领导人的镇压决心。

　　长期以来,匈牙利这场“民族悲剧”一直发人深省,其深层次的原因有待进一步去认识。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无视具体国情地强制推行苏联式的社会制度是导致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匈牙利事件发生时任政府总理的赫格居什·安德拉什当时是拉科西集团的重要人物,对那个事件的发生当然也负有责任。事件发生的当晚纳吉被任命为政府总理,赫格居什去职并被送到苏联躲避冲击,事件平定后回国一直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几十年之后,他痛定思痛地反思这个事件时说,“匈牙利社会历来是面向西方的。这并不单纯因为我们向西方学习了技术,也不出于我们的感情因素,而是传统上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生活习惯的总体是属于西方的。然而,我们(指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拉科西等人——作者注)却想把整个民族的这些东西都扭向东方,因此它注定是徒劳的,早晚要失败。”[12]他认为,当年拉科西等人没有领导匈牙利人民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强加给他们”。他说,“人民反对这个逼迫他们的力量,反对者不是一个阶层,不是旧社会的领导人,而是人民,是整个逐渐觉悟过来的民族”。“面对整个民族的不满,领导人试图以更激烈和更不合情理的办法进行压制,但招来的却是更强烈的反抗”[13]。赫格居什这反戈一击的看法恰中问题的要害。因此,在1956年以后的几十年当中,尽管卡达尔政权向人民做出许多让步,还率先进行了世界闻名的经济体制改革,把匈牙利变成了“消费者的天堂”和“快乐的大兵营”,但是整个社会还是难以容纳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在1990年通过“和平演进”最终改变了社会制度。

　　匈牙利的这段社会变化史其实就是整个东欧的缩影。东欧其他各国在战后大体也都有类似匈牙利的经历,即传统的价值观与陌生的“斯大林主义”不断碰撞、博弈,政治危机不断发生。在20世纪50~90年代之间,整个东欧至少发生过10次政治风波,而且较大的政治风波都呈周期性,大约每隔12年发生一次:自1944年苏军进入东欧到1956年发生波匈事件相隔12年;此后到1968年发生“布拉格之春”相隔12年;此后到1980年发生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相隔12年;此后再到东欧剧变全部完成也大体相隔12年。与匈牙利一样,东欧其他国家在那个年代动乱不止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排异性”,即对以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为特征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难以接受。与此相反,它们对欧洲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和工党)的意识形态,对“民主社会主义”却有很大向心力,这成为导致东欧剧变发生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对这种状况的形成除考虑其他因素外,更应该认识到这是由东欧国家的文化、历史背景 所造成的。

　　在人类社会中,从来都是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意识、意识决定行为的。东欧国家与苏联不同,是处于基督教文化圈,在文化和历史上与欧洲社会民主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观念和意识上与其有不少相通之处,从而对其容易认同。这主要缘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是以欧洲古典哲学、基督教伦理学和人道主义为基础,植根于欧洲的文化土壤,其价值观容易被大多为基督教徒的东欧民众所接受。第二,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就已先后诞生,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还有执政的经历与经验,其社会影响深远。第三,在与东欧相邻的西欧、北欧国家,战后大多由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它们取得的成就和这些国家居民比较富裕的生活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短缺经济”形成鲜明对照,对长期经济落后和贫困的东欧国家具有很大吸引力。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在东欧国家战后的历次政治风波中,民众的斗争目标无不集中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改革现行社会制度上。只是由于苏联长期压制,才使他们的目标迟迟无法实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也大步地进行改革,放弃了严密控制东欧的政策。在这偶然出现的宽松历史条件下,东欧剧变才得以在短期内完成。东欧各国共产党在社会制度改变后大多改建为社会民主党式的政党,谋求在市场经济和多党制的框架内实现社会公正,从而结束了战后几十年东欧国家普遍经历过的先为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化、之后又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轮回过程。

　　由此来看,匈牙利50年前的那场群众游行示威和武装起义绝非一个偶然发生的孤立事件,而是与整个东欧的政治气候息息相通的。它与几乎同时发生的波兰事件一起,在本地区的8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启动了一个历时30多年、最终以东欧剧变为结局的历史进程。

　　(责任编辑 刘庚岑)

[1]〔匈牙利〕久尔科·拉斯洛:《1956年》,匈牙利播种出版社1987年匈文版,第106页。[2]〔匈牙利〕欧莫尔纳尔·米克洛什:《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的12天》,匈牙利自由广场出版社1989年匈文版。[3]〔匈牙利〕梅洛什·蒂博尔:《纳吉·伊姆雷的生与死》,匈牙利书库出版社1989年匈文版,第275页。[4]这一段中的各数字引自时任匈牙利科学院院长的拜兰德·特—伊万1990年发表的题为《匈牙利50年代经济政策的走向与歧途》的报告。[5]同上。[6]同上。[7]这一段中的各数字引自时任匈牙利科学院院长的拜兰德·特—伊万1990年发表的题为《匈牙利50年代经济政策的走向与歧途》的报告。[8]参见《匈牙利民族报》1990年7月9日。[9]参见〔匈牙利〕拜赖茨·亚诺什《反革命的笔杆子与枪杆子》,匈牙利科苏特出版社1986年匈文版,第26页。[10]〔匈牙利〕赫格居什·安德拉什:《赫格居什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267页。[11]前引书:《赫格居什回忆录》,第268页。[12]前引书:《赫格居什回忆录》,第166页。[13]同上,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