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命脉，在人类进步与发展中始终担当着导向和推动的重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文化建设。毛泽东认为“文化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周恩来也强调:“笔战是枪战的前提，也是枪战的后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化建设的好坏关系到治党、治国的兴衰成败。

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实行“局部执政”的红色舞台，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集中全党智慧，充分重视文化建设，不断探索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仅赢得了苏区人民的支持，而且为根据地的巩固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央苏区文化，指的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以后，持续至1934年10月这段时间内创造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区域文化，它涵盖了中央苏区范围内的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各个精神层面的活动，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全新体制机制，改变了当地的社会心理与风俗习尚，极大地改变了该区域人民的精神面貌。下面将从四个方面阐述苏区文化建设的内涵：

一、文化继承

（一）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继承了传统文化

文化建设如果不思变、不图变，便会原地踏步，停滞不前；如果忽视传统文化的可继承性，一味强调“新”，则会导致文化断裂、无根可循。苏区时期，毛泽东、张闻天、瞿秋白、徐特立等是文化建设的主要领导人，他们早年都受过一段时间比较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这种教育必然在他们的思想意识深处形成一定的心理沉淀，从而影响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并最终反映到他们制定的文化政策与领导的文化建设活动之中，以毛泽东为例，具体表现在：

1、传统文化的思想与党的思想路线的结合。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路线形成的佳作，明确提出了学习孔夫子的要求。他指出:“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2、传统文化军事辩证法与战略运用的结合。毛泽东在首创井冈山根据地时，正确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口诀。这个口诀，同《孙子兵法·谋攻篇》所说的“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避之”的精神实质完全一致。毛泽东在指挥作战前，还要求选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力求通过不断取得战役的胜利，最后达到战略上的转弱为强，这更是《孙子兵法·虚实篇》“十攻其一”的策略思想的出色运用和重要发展。

3、传统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与自我创作的结合。据粗略统计，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使用了西江月、清平乐、如梦令、减字木兰花、蝶恋花、渔家傲、菩萨蛮等传统曲牌、词牌名，撰写了《西江月·秋收起义》、《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等数十首脍炙人口的诗词。在这些诗词中，毛泽东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艺术传统， 认真地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二）苏区文化建设继承了五四文化

五四精神历久弥新，是中国文化史的“节点”所在，对后世有着巨大的辐射力和文化影响力。五四文化传统包括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传统、文学革命的传统、启蒙大众与社会改造相结合的传统。中央苏区时期，活跃于五四文化战场的一帮知识分子来到赣南、闽西，他们没有忘记当初投身新文化运动的初衷，而是带着改造中国必须建设新文化的坚定信念，以苏维埃政权为依托，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与文化改造活动，实现了从追寻新文化到建设“苏维埃文化”、从民主观的改造到新型民主的建构、从捍卫科学的价值观到培养科学精神与普及科学知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倡导妇女解放到解放妇女等方面对于五四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从而把民主、科学、文学革命、启蒙与改造等精神深深地植入这块缺乏先进文化基因的“文化荒原”。

二、文化创新

文化创新，是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央苏区文化创新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文化建设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社会实践是文化创作的源泉。所以，立足于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是中央苏区一切工作的核心和主题，也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形势，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开展，因此革命根据地的文化运动往往先从军队开始。中央苏区文化的创新集中反映在革命队伍的文化建设实践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认识到中国革命道路并制定有关方针、政策。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论述，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提出的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方针政策，以及重视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等等，都是对先进文化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具体化，从而对中国革命实践在整体上发生了重大影响。

2、倡导新型的道德价值观和精神作风。如引兵井冈山以后，毛泽东针对红军政治思想工作提出和创造的官兵平等，党指挥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对自由主义，克服传统农民起义的流寇习气，高扬革命英雄主义的荣誉感，以及明白为什么打仗、为谁牺牲等等。以上两个方面的文化创新，一旦为红军官兵接受以后，即可转化为灵魂深处的忠诚信念和空前的战斗力。

总之，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在实践中始终同中国革命实践密切联系，是真正为革命为战争和共产主义服务的先进文化、新型文化。

（二）苏区文化与世界先进的文化相互影响

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借鉴与融合，也是文化创新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实现文化创新，需要博采众长。在文化交流、借鉴与融合的过程中，必须以世界优秀文化为营养，充分吸收外国文化的有益成果。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将中华苏维埃文化置于世界革命新格局下，可以看出，中国新文化是世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它同世界先进文化构成互相影响的关系。

首先，苏区的文化活动与世界苏维埃文化的交汇融合。苏区革命文化的领导人大多留学苏联，受苏俄革命和文艺影响较深。通过他们的实践活动，使苏区的艺术活动与世界苏维埃文化交汇、融合。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各苏区组建了苏维埃业余剧团，红色戏剧运动渐成规模。1932年，在红军学校政治部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央苏区的第一个专业话剧团——八一剧团。剧团先后在瑞金、兴国、宁都、汀州等地进行演出，影响不断扩大。其后八一剧团改组扩编为工农剧社，各地分社会员多达六七百人。工农剧社以提高工农劳苦群众政治文化水平，激发群众革命热情，参加革命战争，弘扬无产阶级艺术为宗旨，其创作题材广泛，主题鲜明，表演活泼，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1934年2月，根据教育部长瞿秋白的建议，工农剧社改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由李伯钊担任校长。瞿秋白对学校工作十分重视，在他的具体指导下，制定出《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与《苏维埃剧团组织法》，对教学原则、教学内容以及课程进度都做出了详细、切实的规定。苏区戏剧运动波澜壮阔，戏剧艺术逐渐成熟，推动着中央苏区文化运动不断深入发展。

其次，世界文化与苏区民间艺术的互动。中央苏区的戏剧运动根植于革命斗争火热的现实土壤中，在广泛采用民间艺术的同时，还注重对区域民间艺术的开发、创新，把革命内容同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民族的、大众的革命文化。同时它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方面，它有各阶层民众的广泛参与，并同国统区的左翼戏剧运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国统区的左翼戏剧运动本身就是在世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苏区戏剧戏剧主要承袭了苏联无产阶级戏剧的风格，形成了区域民间艺术与世界革命文化契合、多元互补的新格局。

三、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又称文化扩散，指人类文化由文化源地向外辐射传播或由一个社会群体向另一群体的散布过程。中央苏区文化传播主要指实现文化在苏区的大众化，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宣传以及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

（一）各种教育机构及教育决议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文化教育工作领导机构，中央设有教育人民委员部，各省设有文化部、教育部，各县设有文化教育科(委员会)，各区、乡设有文化教育委员会，具体负责组织领导工作。并先后作出了一系列决议和决定，发布了一系列指示、训令、条例和大纲，指导和推动苏维埃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作了明确指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此外，还广泛开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央苏区大力发展各类学校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当时在苏区每村设立了一所列宁小学， 6岁至10岁的学龄儿童普遍进入列宁小学学习，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据1934年统计，在2932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学龄儿童多数进了列宁小学。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形式主要有夜校和识字班。它以政治教育和识字扫盲为中心。夜校的设立十分普遍。据1933年统计，在中央苏区的2932个乡中有夜校6052所，学生9710人。识字班则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方法进行学习，规定每5天认识5个生字，要求每人识3000字，才算已经扫盲。县、区文化部门经常举办识字比赛，推动识字运动的开展。到1934年，毛泽东同志曾赞叹道:“现在的苏维埃区域，虽然是处在残酷的国内战争环境，并且大都是过去文化很落后的地方，但已经在加速度的进行着革命的文化建设了”。

（二）歌谣、戏剧及其他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央苏区人民群众的文化层次普遍不高的现状，努力通过具体的文化活动，使用大众的语言，创造人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来反映他们的生活和精神风貌，展示他们的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苏区的歌谣、美术、舞蹈、图书馆、群众俱乐部、列宁室等，都十分活跃。以兴国山歌为代表的红色歌谣，在苏区广为传唱，充分展示了苏区军民的精神风貌和豪迈情怀，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还有中央苏区的八一剧团、工农剧社、蓝衫团、苏维埃剧团等，创作演出了一批反映苏区斗争的戏剧及各种活报剧，受到苏区军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的形象也出现在中央苏区的舞台上。另外，面向群众的普及性文化在苏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夜校、半日学校、补习班、识字班、俱乐部、列宁室、识字牌等遍布城乡各地，形成密集的业余教育网络，广泛开展了扫盲识字运动，提高了农村青壮年的文化水平。

文化建设的强大力量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不仅是受教育者，也是教育者。社会地位的改变，唤醒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激发了他们的主人翁精神，也激发了他们的创造精神。他们群策群力，献计献策，不仅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而且大大提高了效率。在苏区，共产党人同人民群众一起创造、一起享受，真正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实践证明，只有切实代表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才能充分调动他们发展文化的积极性更好地传播文化成果。

四、文化实践

文化只有运用到实践中才能体现其价值，中央苏区文化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具体体现在：

（一）民主的制度化建构。通过确立工农民主专政、健全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建立权威高效的监督体制、倡导民主的工作作风等措施，宣示与实现了苏区绝大多数群众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权利在内的广泛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民主，从而实现了对于五四之核心诉求——民主的制度化建构。

（二）科学知识的普及。在极其残酷的反“围剿”的战争环境条件下，苏维埃政府依然设法传播与普及科学知识，特别是从中央苏区军民文化素质低下与环境条件恶劣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了以普及卫生知识为切入点，构建全方位的卫生防疫体系，开展持续的卫生防疫运动，从而使得科学精神与科学知识在中央苏区这块极为闭塞偏僻之地深深地扎根。

（三）文艺运动的推动。通过充分挖掘民间文艺资源，大力提倡通俗化，推动此起彼伏的群众化歌谣、戏剧等文艺运动，从而把五四的革命文学呼喊落实为革命文学的运动。

（四）妇女解放的实践。中央苏区时期的妇女解放进入到了实践操作层面，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推进教育公平、促进妇女思想启蒙，保障妇女经济平等的权利，健全妇女工作领导机构，实现妇女权益的制度化等。从其效果看，妇女解放的价值观念深深地植入到了近代中国最为偏远地区，男女平权在这里成了社会现实，苏区妇女焕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在参战支前、扩红和经济建设方面，成为一支伟大的革命力量，极大地改变了苏区的社会面貌。

（五）科学精神与科学生活方式的培养。土地革命之前，宗教迷信几乎成了当地人民精神生活的主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钳制着人们的思想，造成极端地愚昧、无知与落后。为此，苏维埃政府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全面批判了宗教迷信，强调“菩萨是压迫阶级用来欺骗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菩萨并不能免除劳苦群众的任何痛苦，只有斗争才能得到自己的解放。”其次，发动全苏区反宗教迷信的群众运动，动员群众自动起来不烧香、不敬菩萨及废除神像、匾额、祖牌、宗谱等，禁止一切影响苏区治安的集体行动等。

（六）体育运动的提倡。中央苏区建立起了广泛的体育运动网络与组织领导机构，并以“体育军事化”为主动力与突破口，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群众体育活动，举办了此起彼伏的体育竞赛，“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现虽偏僻乡村中也有了田径赛，而运动场则在许多地方都设备了。”

总之，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创举，它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很值得我们去探讨、去研究，它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也由此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执政的经验之一，对当今文化建设有重要启示。

（责任编辑：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