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议论|关于《进击的巨人》大结局中艾伦的动机和行为的简要哲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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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议论|关于《进击的巨人》大结局中艾伦的动机和行为的简要哲学分析

2024-07-13 01:11:57|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日本漫画《进击的巨人》结局引起了巨大争议和讨论,其中不乏戏谑者,如下图。笔者今天这篇文章试着从道德哲学入手,思考漫画主角的行为动机问题。

一、漫画背景简介

在分析前,先给不了解这部漫画及其结局的读者做一个简要的概述。

漫画背景:

在一个岛屿上生活着一个曾经通过战争统治世界的民族,他们通过变身巨人的强大能力血腥征服其他民族,其中包括大量屠杀行为,但是该族第145代统治者厌倦了打打杀杀,决定自愿规束自己的民族(当然,这个决定的背后有其他深层次的原因,涉及到怪诞虫,这里不做展开);于是,他把自己的子民通过巨大的城墙束缚在岛上,并向他们灌输了虚假的历史,告诉他们墙外的人类已经被巨人全灭了,希望他们一辈子和平生活在墙内,不要再发生对外战争;在墙外世界的人类历史当中,岛上生活的全是恶魔,他们是被打败了以后才被束缚在其中的,岛上的城墙由可以灭世的巨人组成,为了让该民族的子民安心生活在城墙内,第145代统治者同时向墙外的世界发出威胁,如果外人胆敢进攻这个世外桃源,那么城墙就会复活成为巨人,消灭整个世界。

艾伦的作为:

艾伦是一个墙内的子民,身负“进击巨人”之力(在漫画的设定中,进击巨人是一个不受始祖巨人束缚的自由巨人)。有一天他发现了世界的真相,即,城墙外还生活着其他的人类,他们这些生活在岛上的人是被岛外其他人类憎恨和厌恶的恶魔般的存在。换言之,如果没有那些具有灭世威胁的巨人城墙存在,岛外的人希望完全消灭岛上的人。艾伦发现,无论做什么都改变不了来自岛外的敌意,于是他发动了地鸣,即用城墙巨人踏平岛外世界的灭世行动。艾伦的地鸣引发了世界性的大屠杀,他曾经的伙伴和敌人纷纷出来反对他的灭世行动,最终他被曾经的伙伴杀死。漫画的大结局对艾伦的行为进行了揭秘,原来一切都是艾伦安排好的,他自己扮演一个众叛亲离搞大屠杀的绝对反派,然后通过被岛上的人杀掉的方式,打造一出岛上英雄拯救世界的戏码,以此让当岛外人对岛内人彻底改观,从而使岛内人获得全世界的谅解,以自己背负全部罪孽的方式,终结累世的仇恨。

这个结局引来了巨大的争议,许多中国读者纷纷斥之为作者的极端右翼思想现形,以知乎作者Hoison的提法为代表,获得了大量肯定。

据笔者观察,关于艾伦的真正争议核心有两个:

一是,艾伦发动地鸣消灭了80%的人类的大屠杀行为,被读者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战败后的言行思想联系在了一起,关于这一点,以下简称“地鸣屠杀”;

地鸣

二是,艾伦掌握了穿越时间的能力,回到过去指挥巨人吃掉了自己的妈妈(这是剧情设定里,艾伦巨大悲愤情感的来源之一,最后却被发现其实是他自己主导的),关于这一点,以下简称“故意弑母”。

弑母梗图

二、论历史罪恶的继承问题

从各种角度来看,将《进击的巨人》漫画剧情和军国主义联系到一起是有一定根据的,比如岛上军队的徽章和日本自卫队徽章的外观极其相似。但是这部作品在结局之前一直被当成是一部反战作品,直到结局出来才被人痛骂。难道真的是因为区区一个结局就导致了如此剧烈的转折吗?显然不是,大部分人无法接受的是艾伦的行为和动机,作为一个之前一直为人称道的主角,艾伦在大结局中的所作所为实在和之前他们预想的差了太远,不仅“无耻至极”,而且极端反人类。

相似的标志

漫画中岛上人的历史和岛国日本的历史确实相似,读者很容易将二者拟合讨论,二者历史上都犯有大屠杀的过错,被全世界指责,直到现在也因为没有道歉不被原谅,甚至于岛上人(日本人)觉得即便道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原谅,于是才有艾伦发动地鸣屠杀这样的军国主义行为,并且最后还洗白成这是解决这种历史遗留问题的最佳办法,自然引来了无数战胜国人民愤怒的指责。

出生在二战后的日本人是否应该背负其祖先造成的大面积历史苦难?这个问题一直是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和其他战胜国之间争论的话题。这一争论有两方面确定的视角:在战胜国后人眼里,德国人和日本人必须背负二战历史的罪孽,向大家道歉和赎罪;在战败国后人眼里,自己和那些暴行没有一点关系,战争既不是自己这一代人发动的,自己手上也没有沾上鲜血,强迫自己道歉是不可接受的,是违反战败国后人无辜的自由意志的霸权行为。

从争论中还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另外几点:在战败国人民的眼里,战争的双方都不干净,没有正义和邪恶之分,而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即“我错了是因为我打了败仗”,如果当年自己打了胜仗,一切的恶行就都可以被美化成为必要之恶和无可奈何的损失,也由此引出了作品是反战败而不反战的呼声。

凡此种种,批判军国主义和右翼思想,并不是笔者今天想要讨论的内容。说了这么多,不是要进行历史和政治上的引申,本文只想探讨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以艾伦为代表,看着背负在日本人肩头的那些历史指责,我们在关于正义的哲学上该做何观想?

美国的奴隶制、对印第安人的种族屠杀和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一直是困扰美国社会的类似历史遗留问题。美国黑人和印第安人自然坚持要求美国政府和白人后代们从道德和物质上对其进行双重补偿,既要他们道歉,也要得到赔偿。当代美国人和战败国后代的视角类似,有人主张“我从未拥有过奴隶,也从来没有压迫过任何人,我不知道自己还得为了在我出生几代之前曾经拥有过奴隶的那些人还债”(语出美国共和党议员Henry Hyde)。这两种观点的核心冲突在于,后人是否应该为前人的过错负责呢?这个问题放在中国,就是,满族后人是否要对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负责?或者再久远一点,张献忠的后人是否要对四川人道歉和负责?一旦牵涉到国内,可能很多人就不能那么客观的观想问题了,也会按照族群或者因为是谁的后代而撕裂,争论的喋喋不休。

桑德尔在《公正》第九章中写道:

“如果我们在思考公正的时候,必须从我们的各种特殊身份中抽离出来,那么就很难说,当代的德国人肩负着一种弥补大屠杀的特殊责任;也很难说这一代的美国人,肩负着纠正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之不公正的特殊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我搁置了我作为德国人或美国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并将自己看做自由的、独立的自我,那么就没有理由说,我纠正这些历史性的不公正的责任,要比别人更大。将人们看做自由的、独立的自我,不仅使代与代之间的集体责任问题有所不同,它还有一个影响深远的含义:以这种方式来思考道德主体,会给我们更为一般性地思考公正问题的方式带来影响。“我们是自由选择的、独立的自我”的这一观念,支持了这样一种观念—那些界定我们各种权利的公正原则,不应当建立在任何一种特殊的道德和宗教的观念之上;相反,它们应当中立于各种不同的良善生活观”

我们作为读者,完全可以暂时抛开战胜国人民的身份,站在艾伦的角度想一想这个问题,然后看看自己是否会得出不一样的答案。在自由主义哲学中,个人应该只对个人本身的行为负责,而不应该对他人的行为或那些自己无法掌控的事件负责,否则无限追溯下去会没完没了,如此追溯下去,那么汉族也需要向国内一些少数民族负起道歉责任,对于当今社会而言,这是毫无必要且多余的,因为我们确确实实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从过往的责任中解脱出来了。但是仍需注意,虽然我们已经解脱出来了,但并不代表我们和这些事件已经毫无关联了,恰恰相反,正是这些美好或不美好的共同历史记忆铸就了我们。

《公正》第九章“我们负有什么义务?”的另外几段写道:

“这种自由主义的自由观的薄弱之处,与它的吸引力密切相关。如果我们将自己看做自由的、独立的自我,不受任何未经我们选择的道德纽带的束缚,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很多我们通常认可甚至奖励的道德和政治义务。这包括团结和忠诚的义务、历史性的记忆和宗教信仰—也就是一些产生于塑造我们身份的、共同体的和传统的道德主张。除非我们将自己看做受约束的自我,对一些我们并不想要的道德主张开放,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我们的道德和政治经验中的这些方面。”“从叙述性的关于人的观念来看,自由主义关于义务的论证过于浅薄。它没有说明我们作为公民而对同胞所具有的特殊义务;再者,它没有捕捉到那些忠诚和责任—它们的道德力量部分地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依靠它们而生存,与将我们理解为已然所是的特殊的人—作为这个家庭、国家或民族的成员,作为那种历史的承担者,作为这一共和国的公民—不可分割。基于这种叙述性的论证,这些身份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当我们慎议道德和公正时应当搁置的,它们就是我们所是的一部分,并因此正当地与我们的道德责任有关。因此,在唯意志论的人的观念和叙述性的人的观念之间,做出裁决的一种方式就是:询问自己是否认为有第三种不能在契约论术语中得到解释的义务—称之为团结的义务或成员的义务。与自然的义务不同,团结的义务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它们涉及一些我们对那些与我们共享某种历史的人—而非理性存在,所亏欠的道德责任。但是与自愿的义务不同,团结义务并不取决于同意的行为。与之相反,它们的道德力度源于道德反思的情境性的方面,源自于这样一种认知:我的生活故事暗含于他人的故事之中。”

一旦回到战胜国人民的角度,日本并没有道歉,而我们这些受害者的后代仍然期盼着他们的道歉,以告慰那些无辜受到屠戮的祖先,这是从中国人这个共同体出发所提出的必然要求。似乎二者在公正进路上都是合理的,并且二者都是难以反驳的,前者是个人自由主义的道德理由,后者是集体主义的合理诉求。我们都是叙述性的人,天生带有历史背景,我出生以前无法选择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但我出生以后就必然要背负国家历史带给我的苦难或自豪。

若要调和二者的矛盾,就必须在承认集体道德分量的基础上,又给自己留有余地。换句话说就是,从历史角度看来,日本人确实需要道歉,但又不能承认作为后代的自己对此负有切实的责任,否则会让自己陷入永久的道德困境——如果下一代人要道歉,那么十代人以后,一百代人以后还要不要道歉?

要解决此问题,最好能出现一位这样的日本人:此人既不认为自己对祖先的过错负有责任,同时也确实认为祖先做错了,祖先应该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害国人民道歉,但相关的道歉和补偿必须是此人自己自愿背负,而不是外来的压力强迫所致。如此,战败国一方在自由主义道德上站住了脚,自由意志得到了维护,而战胜国一方也能获得自己一直希望得到的道歉和赔偿。可这毕竟只是一种调和方案,现实中很难有日本人自愿站出来承担这样的责任,而愿意承担战争责任的日本人,往往不认为自己的祖先做错了(即,右翼分子)。

漫画作者通过艾伦这个人物给出了夸张大胆只能存在于漫画中的矛盾解决方案:由自己挑起一个更大的过错,它能掩盖掉之前的种种,然后自愿由一个人背负起所有罪责,以此达到理想中的对整个日本民族的救赎。理想状态下,艾伦在自由意志的引导下洗刷掉了岛国人的深重罪孽,岛外世界彻底消除了对岛国人的唾弃和恐惧。不过,作者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战争还会继续,只是时间问题。

作者对日本战败的一系列反思不可谓不上心,但终究选错了路,才会有如此可笑的解决方案诞生。他反战吗?在地鸣之前的章节中确实是反战的,只是现在已经坐实了他的思想上有问题,甚至可以说,他就是反战败,而不是纯粹的反战。反战败的情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在日本现实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日本人的一般心态,因为他们战败了啊。但这种人是右翼吗?我认为不是。他可能偏右,可能变成右翼,但至少这篇漫画里还没有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观点,并且很多情节都可以看出作者对岛内秉承军国主义的耶派掌权势力并不认同。所以,这是一个从普通日本人视角出发,对战争影响的一本自我反思之作。我们没必要太当回事,抓住一些枝节问题,大肆批判一番,只要知道他们是这么个态度就行了。解读是自己的事,脑子也是自己的,无需洗地,也无需愤怒。这个漫画,真完全代入进去了,那你得是个日本人才行。

真正经历过战争年代漫画家,比如哆啦A梦的作者藤子·F·不二雄,反倒可以让主角大大方方的喊出“不用担心,反正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日本会战败啦! ”。另一位日本国宝级漫画大师手冢治虫也留下了许多反战作品,如《多罗罗》和《三个阿道夫》,看问题的视角和反思的深度都是当代日本漫画家远远难及的,因为高远深邃的反战作品往往来自战争年代的真实人生经验。在这个创作区间内,即便是有着严重反战败不反战嫌疑的《萤火虫之墓》,也依然深刻地洞察了人性,其中生动刻画的战争苦难,虽然是战争年代日本人的苦难,却仍让中国观众留下了热泪。而战后出生的漫画家,生来就处于失败的环境当中,产生反战败的情绪是理所当然的。有部分中国人不也常常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旧梦里吗?正是历史上中华帝国的强大和后来的衰弱共同作用带来的叙述性人生记忆所致。

《哆啦A梦》反战台词:日本战败了三、艾伦的动机:功利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的局限性问题

日本作者在长年战败反思教育氛围下的畅想根本不值得中国读者大惊小怪,因为真正值得批判的是艾伦充斥着功利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的行为动机。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有一大批读者被艾伦的行为感动。让我们放下之前已经讨论过的岛上人应不应该背负历史罪责的问题,代入到艾伦的视角看一看他所追求的自由和救赎。

漫画对艾伦的设定是进击的巨人,也就是一个追求自由的巨人。这里的自由象征着不被巨人之力所束缚,引申开去,即是斩断历史背景带给自己的枷锁。往大了说,他选择背负巨大的罪恶,也证明了他所追求的是岛上人民族集体解放的自由(让所有岛族都脱离巨人之力的束缚),而不是单纯的个人自由。就这一点而言,艾伦的初始动机确实是伟大和令人感动的。可偏偏他为了达成目的不择手段,最终,地鸣灭世和弑母的暴行彻底摧毁了他的正义人设。但仍有许多日本读者,甚至是中国读者,与其产生共鸣,其中不乏笔者认识的人,也正是他们的言论促使笔者写了这篇文章。问题何在?

第一个问题,在于功利主义对于自由价值的计算不当。

显然,艾伦将对自由的追求和岛族解放置于利益天平的最顶端,任何有碍这一目标实现的阻力,都必须被清除,不管是自己的爱情也好,母亲的性命也罢,甚至是地球上80%的人命,都是可以被牺牲掉的,并且这种牺牲赋予了艾伦一种悲壮的感觉,带着某种迫不得已和无可奈何的情绪,很容易让共鸣者沉浸其中。在艾伦心中,他所追求的自由无疑具有全世界最大的价值,真应了那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任何一个信奉个人自由,追求个人自由,打算挣脱世俗对自己束缚的人,一定会对艾伦的所作所为有所感触。毕竟,谁不想要自由呢?可自由的价值真的可以凌驾于别人的生命之上吗?艾伦最大的错误,并不是他令人感动的为了自由而牺牲自我,恰恰是因为他为了自由牺牲别人。如果未经过同意,那么牺牲别人性命的行为就是一种对别人权利的践踏,其中就包括对别人自由权利的蔑视。

桑德尔在《公正》公开课里举了一个救生艇案例,用来类比非常合适:

“1884年夏,四名英国海员被困在南大西洋的一只小救生艇上,远离陆地一千多英里。他们的船—“米尼奈特号”(Mignonette)在一场暴风雨中沉没了,他们几个人逃到救生艇上,食物仅剩两罐腌制的芜菁甘蓝,而且没有淡水。托马斯·达德利(Thomas Dudley)是船长,埃德温·斯蒂芬斯(Edwin Stephens)是大副,埃德蒙·布鲁克斯(Edmund Brooks)是船员—据报纸报道,“这些人全都具有高尚的品德”。这组船员中的第四个成员是船舱男仆理查德·帕克(Richard Parker),年仅17岁。他是个孤儿,这是他的第一次海上长途航行。他没有听取朋友们的建议,而是“怀揣年轻人的梦想”,认为这次旅途会使他成为一个男人。可悲的是,结果并不是这样。四名被困的船员在救生艇上凝望着地平线,希望能有一艘船经过并解救他们。在最初的三天里,他们按定量分食了部分甘蓝。第四天,他们抓住一只海龟,并以这只海龟和剩下来的甘蓝维持了一些日子。然后,连续八天,他们什么都没吃。当时,男仆帕克蜷缩在救生艇的小角落里。他不顾别人的劝告喝了海水,并因此生了病,看起来快要死了。在他们经受严峻考验的第19天,船长达德利建议用抓阄来决定让谁死,这样其他人也许能够活下去。但是布鲁克斯拒绝了,因此他们没有抓阄。接下来的这一天,仍然不见别的船只。达德利让布鲁克斯把目光移开,并向斯蒂芬斯示意,他们不得不杀掉帕克。达德利做了个祷告,告诉男孩他的大限到了,然后用一把袖珍小刀刺进他的喉部静脉,杀死了他。布鲁克斯摆脱了来自良心的谴责,分享了这可怕的施舍。三人以男仆的尸体和血为食,又支撑了四天。救援终于来了!达德利用犹豫而委婉的口吻在日记里描述了他们的获救过程:“第24天,正当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一艘船只终于出现了,这三个人被救了上来。在回到英格兰之后,他们被捕并接受了审判。布鲁克斯成为污点证人,达德利和斯蒂芬斯则被送上了法庭。他们直白地承认他们杀害并吃掉了帕克,他们声称自己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必要。经过法律技术方面的讨论后,合议庭发现,无论是基于法律先例,还是基于伦理与道德,在普通法上,根本没有任何针对谋杀指控所涉及的危急状态的辩护理由。法庭依法判处达德利和史蒂芬斯死刑,但建议予以宽赦。最终女王将刑期减至6个月监禁。后来,达德利移居澳大利亚,但始终认为对他的有罪判决是不正当的。”

在课堂上,有学生提出,如果男仆是自愿而不是被迫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整个事件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自愿代表着同意,是伟大的牺牲,被迫则代表着谋杀,是无耻的勾当。

功利主义的假设是,道德就在于权衡得失,道德仅仅是期望一种更完备的对社会后果的估算,只要社会总体幸福能够增加,对于个体权利的侵犯是可以接受的。换算成艾伦的思路,即,只要最终巨人之力的束缚能够消失,所有岛族和岛外的人都能跳脱出历史倾轧悲剧循环,那么所有付出的代价都是值得的,尽管他侵犯了茫茫多的其他个体的自由权利。

这种为了Great Good作出巨大牺牲的叙事非常套路,也非常流行,但作者一般都会坚守一个底线——牺牲的只能是自己。因为一旦涉及到他人的权利,功利主义的计算往往漏洞百出:凭什么你的自由权利比我的自由权利拥有更高的优先级呢?

另一个关于功利主义存在致命缺陷的案例,我们都很熟悉——禁烟。烟民对国家税收的贡献极大,同时由于吸烟,导致他们往往身患肺疾,死得比其他公民更早,因而比别人更少地消耗社会医疗成本和养老金,堪称模范公民。如果出于功利主义的计算,国家应该大力提倡所有公民吸烟,以得到更高的税收和更轻的养老负担。我们都知道,这是很荒谬的,因为生命权利并不能用来做如此冰冷的利益计算,所以国家政策提倡的是公共场合禁烟和禁止未成年人吸烟。

不过,功利主义者恰恰将我们在给人类生命设定货币价格时表现出的退缩倾向看做是一种应当克服的冲动,是一种妨碍清醒思考和理性社会选择的非理性禁忌。所以,对于艾伦这样的功利主义者而言,他们是不会被这样的非议所困扰的。因为,经过计算,自由的价值已经超越了其他,所以可以选择牺牲掉其他。这种理念上的矛盾导致了艾伦的共鸣者和功利主义的批评者在这一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

第二个问题,则是自由主义的边界问题。

自由主义者一般认为,他们完全的拥有自我,包括自我的身体、自我的生命、自我的思想,只要我不伤害他人,我就可以自由去做任何我想做之事。这种主张对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而言,都极具吸引力,因为自由主义就意味着责任自担,脱离了社会束缚,能让自我更加自由。其中暗含着个人权力与社会责任之间界限的划分,最终将个人和社会割裂。

人,是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的。亚里士多德说,离群索居者,不是神明,便是野兽。艾伦由于身负巨人之力,获得了巨大的灭世能力,宛若神明,但行事却与野兽无异,如果这是一种正经的讽刺,那作者还挺高明的,可惜不是。人的自由,是有底线的自由,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野兽才能拥有无限的自由。

巨大的能力若不是社会化,而是私有化,那么,拥有巨大能力者,相较于没有能力的弱势群体,便拥有巨大的优势地位,不仅造成权利上的不平等,更会危及到自由主义者眼中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任其自由发挥能力,便出现我们看到的地鸣灭世的后果,当别人的自由已经荡然无存,还谈什么追求自由呢?

美国漫画蜘蛛侠里有一句名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句话很好的为自由主义划定了边界,责任与义务并不是简单的建立在同意(即,自身的自由意愿)之上,它有着超越同意的身不由己属性。因为,我们不是单纯拥有着自我,我们还有一些属于自身所处社会范围内的一部分叙事,二者叠加,才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从人是叙事性的角度出发,人只有通过进入自己所处的背景故事,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艾伦的行为,可以看出,艾伦是在滥用自己的能力,将岛民的自由权利无限扩张,他无视岛外社会,专注于岛内叙事,是一种自私且狭隘的自由,是囿于小社会之中的小自由,未与其巨大的能力相匹配。所谓“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如果艾伦能够将其自由的边界画得更大一些,囊括五湖四海的所有人民的自由,他用巨大能力解脱巨人之力束缚的行为会比目前的结局具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力量。而且,作者也不必担心被外界批评为岛国右翼眼界低了~

以上就是对《进击的巨人》中艾伦行为动机的简要哲学分析,由于纯粹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全文未经整理和修改,所以文字整体可能有些混乱,篇幅也有些超长了,感谢您耐心看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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