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经典的人格发展理论认为：人格在一个人成长的最初五年就已经定型，而其后的发展变化都是不重要的[弗洛伊德著,车文博译，1998]。如此看来我们只要研究家庭就够了。但现代西方有关人格的发展已在赶终身发展观的时氅，这样，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就不只是家庭，还包括学校和工作单位，以及时代的变迁。这后一种观点恰恰表明文化对人格是有重大影响的。

根据上述观点，中国人在其生命最初五年的发展也是摆脱不了文化的影响的,中国的核心家庭直到当代和西方也是大相径庭的。中国的家庭作为最小的社会单位确实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系统，他对塑造个体人格和社会角色，实现世代交替、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中国社会封建秩序的稳定性及其长期延续，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的作用和效力。

[邵伏先，1989]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的次序和规范也是家庭关系法则的扩展和演变，人们对家庭关系的意识是人际认知的基础。而且，家庭和国家存在同构效应。“中国家族制度实在决定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命运，乃至中国整个文化的命运！”[梁漱溟，2000] 同时，研究精神分析学的学者们认为人们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础均来自童年的亲情关系。

中国文化是错综复杂的，它的历程一直是多种文化相互冲突融合的过程。但儒家文化自始至终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是包含了一套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在内的庞大的体系，它通过集体无意识早已进入到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而且,中国的家庭形式保证了儒家文化仍在潜移默化地左右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李孟潮，2001]

由此，我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家庭这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系统上，探讨上述的一类病人在家庭环境中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在随后的发展中，他们到底内化了些什么文化规则？本研究利用对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个案的分析，尝试以此为基础，将研究从这些个体发生层面推进到中国文化的群体发生层面；从对个体的心理结构与功能的解释推进到对群体的无意识与意识的结构与功能的解释。

进而探讨这类人格障碍的社会文化因素。希翼能对我们群体生存环境更多一点理性的了解。也是从一个侧面来探讨中国弥漫着儒家文化的某些家庭对人的社会化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本文拟通过个案分析来做“质的研究”。“质的研究”是一种描述性研究。这是一种在西方被广泛应用，近年才被介绍到中国的研究方法。“质的研究”英文为“Qualitative Research”它与“定性研究”的英文一致，这意味着它们有许多类似之处，如强调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在研究方法上，“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习惯性和自发性，主要是发挥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景天魁,1994:46-48)。

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而“质的研究”十分强调在自然情境中与被研究者互动，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构结论或理论，其探究方式不包括纯粹的哲学思辩、个人见解和逻辑推理,也不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总结。在这一点上,“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有共同之处。

尽管两者在资料类型以及分析资料和利用资料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但都强调将原始资料作为立论的基础。

至今，“质的研究”已经建立起了一些比较系统的方法规范和制约机制，研究者需要对有可能影响研究的诸多个人因素以及研究的具体过程有明确的意识和反省，而“定性研究”尚未有这类意识和要求(高一虹,1998:4)。

从这个意义上看，“定性研究”似乎主要基于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辩的传统，而“质的研究”主要遵循的是现象学的、阐释学的传统。质的研究更加强调研究的过程性、情境性和具体性，而“定性研究”比较偏向研究的结论性、抽象性和概括性。”[ 陈向明，2000]

质的研究以解释性理解和提出新问题为研究的目的，它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研究过程中强调双方的互动，强调研究者的共情。[ 陈向明，2000]

本研究的对象来自自愿接受精神分析式心理治疗的病人以及患者的家人。人数为20人。接受访谈者的年龄在20--60岁之间。患者家人与治疗师的面谈多为应治疗师的要求，他们见治疗师的动机是帮助病人恢复而并不认为自已有问题。20人均接受了MMPI人格量表和PDQ--4人格量表测试。[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1999] 显示自恋型人格障碍倾向。

本研究经验的积累来自90年代中期，在临床中发现有类心理障碍的病人始终不能很好地认识，他们在现实中算得上通常意义的好人。带着这个疑惑，笔者去美国接受了近两年半的精神分析训练，并接受了100小时的个人分析。在美期间，对这类型人格障碍有了较全面深入的了解。

回国后就开始了对这类人格问题的探究。所以本研究蕴酿的时间要从90年代中期算起。真正动手收集资料是在2000年9月至2001年4月，时间跨度七个月。与每个被观察者（包括患者与患者家属）面谈的时间为1小时至43小时。属无结构式开放性访谈[风笑天，1996]。每周一次或每周2-3次，每次1小时，每次都是预先约好时间。地点为固定不变的心理治疗室。以现场笔录事后整理的方式收集资料。

第二章文献综述

梳理我们的研究思路，我们似必在以下几个方面整理他人的研究成果以作我们研究的基础。

一、有关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几个基本概念：

1．人格

人格（Personality）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我国心理学家陈仲庚认为：“人格是个体内在的在行为上的倾向性，它表现一个人在不断变化中的全体和综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持久的自我，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给予人特色的身心组织”[陈仲庚等，1986] 。

社会学家认为，人格指的是特殊的思想，感觉和自我观照的模式，它们构成了特殊个体的一系列鲜明的品质特征。人格可以分为几个主要部分：认知(思想、知识水平、知觉和记忆), 行为(技能、天赋和能力水平) 及情感(感觉这感情)[ 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 1999]。

2．健康人格

所谓健康人格是指在世界上一些行为方式使人生气勃勃, 并且还不危害他人、动物及供给我们一切生计的环境。这些行为方式，我们称之为健康人格。健康人格意味着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人，一个拥有自由和责任的人，而不是一个感情冲动的消极工具或他人所期望的人。对他人方面，健康人格也把他人看作是一个人，而不是物或工具。他们生活在与同等地位的人的“我与你”的对话关系之中，而不是“我与它”的关系。[悉尼. 乔拉德等著，刘劲等译，1990]

3．自恋型人格

人格分为不同类型，自恋型人格是其中之一。这种人格具有如下特征：

⑴无所不能

⑵喜欢被赞美

⑶较好的工作能力和社会适应，在公众场所获得较好的人格评价

⑷亲密关系的困难（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等）

⑸通常具有较高智能或漂亮的外貌[Otto.F.Kernberg,1999]

4．自恋型人格障碍

DSM--III—R[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中将许多症状描述为人格偏离或病态人格, 这些偏离和病态已成为习惯的模式并形成一种特质记忆而存留, 在遭遇某种情境时便重复开始和结束(如抑郁症的发作) 。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诊断也是如此。

自恋型人格障碍开始于成年的早期，并一直持续到目前，在临床上病人的表现符合下列五条以及五条以上即被认定为患自恋型人格障碍：

⑴对自身有无所不能的感觉。比如：夸大成就和天赋，虽然没有相应的成就，却期待被看作是最优秀的。

⑵被无限制的成功、权力、才气、美丽或理想爱情的幻想所迷惑。

⑶相信自己是特别的和唯一的，并相信自己仅能被其它同样特别的或高地位的人理解，或应该被联想到与上述的人为一类。

⑷对赞美成瘾。

⑸有特权者的自我感觉，比如，无由地期待特殊的好的对待，认为他人应自动地顺从自已。是人际间的冒险者，比如，摄取他人的利益，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⑹缺乏共情的能力，没有认识或认同其他人的情感和需要的欲望。

⑺常常嫉妒他人或相信其他人嫉妒自己。

⑻表现一种高傲自大的行为或态度。[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第四版，美国精神病协会，1994]

二、关于个体社会化的生理情感基础：

也许，在儿童社会化的研究中最重要的要算是弗洛伊德关于人格发展阶段的假定了。弗洛伊德将人格早期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并认为这些阶段提供不同的经验给不同发展水平的儿童。

这个发展模式描绘了个性的发展及其在各个不同阶段的本能愿望，每种愿望都与亲子关系相联系。亲子关系反映了对儿童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家庭环境。

比如，处在“生殖器期”（大约4，5—7岁）的孩子由于“恋父或恋母情结”的影响，冲突会在父---母---孩的三角关系中产生。这个时间，孩子会压抑自己的愿望，按照社会规范及家庭成员的道德标准行事，会竭力从道德规范到信念等仿效父亲或母亲。

因此，“恋父或恋母情结”也为超我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三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其中本我是一个与本能有关的，完全无意识积累的充满欲望和情感的非理性心理能量，追求内驱力的满足。

自我是指人格中的意识结构部分，它代表理智与常识，处于本我与超我之间，按照现实原则，充当仲裁者。超我指人格中最文明最道德的部分，它代表良心，自我理想，它限制本我，指导自我，达到自我典范。

弗洛伊德的理论强调了在社会化过程中生理基础和情感的力量。他认为我们大量的心理活动产生于无意识领域，这是我们的意识和“理性”难以进入的区域。但，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三个部分是由低级到高级的自我完善的质的变化，人格的形成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述三者保持平衡，就会实现人格的正常发展。[车文博，1998] 弗氏的这个观点提示了生命的本能是个体发展的基础，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自我完善是人格发展的趋势。

所有这些过程都发生在家庭关系中。因而，德国家庭治疗家佩塞施基安认为，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说，家庭的基本功能如下：家庭是满足需要的地方（本我功能）；家庭中良心遵循着行为规范，内驱力被家庭和社会规范所压制（超我功能）；家庭还需要妥协、寻求一致、以及防御（自我功能）[德：诺?佩塞施基安，1997]

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麦独孤认为本能是推动人类一切活动的力量，是策动和维持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而本能的核心是情绪体验。当若干本能指向同一客体时，这种混合情绪的集合就构成了感情。麦独孤认为感情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遂渐发展的过程，是在个体与其所属的有组织的社会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威廉?麦独孤，1998]所以任何高尚情感的发展离不开本能情绪的推动。

三、关于互动和自我的形成：

所谓自我，是指个体对他们的个人特征和社会认同的意识与感觉，就是我是谁，我怎样与他人区分开来？自我的发展，极大地依赖于社会化的过程[美: 戴维?波普诺著, 李强等译,1999]。

查尔斯?库利认为自我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可以说是对他人是如何想象我们的自己内在的反应。他人就象一面镜子呈现出我们自我的印象，这种自我被其称之为镜中我。库利相信，自我在初级群体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家庭就是这样一个最重要的群体，父母是这群体最重要的个体，孩子通过模仿和认同父母而试图成为父母期望的人。库利认为，家庭和儿童的嬉戏群体是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社会化主体，这类群体是“人类本性的培养所”。[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1999]

不可否认，在家庭这个人类本性的培养所中，最重要的互动是在亲子关系中。年幼的儿童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系统与他们的父母进行沟通和互动，他们通过模访父母的行为继而产生对他人行为意义的认识，学习文化的象征意义，并且从父母对自己行为的奖惩上对自已的行为进行修正。

因此，儿童的自我观念，在其早期，就是自己与其他自我间的关系系统。由于他人对儿童的态度，如称赞、责备、感激、愤怒等，儿童很快理解了这些态度的含义，根据别人对他的看法、态度来看待自已以及建构、修改自我观念。也就是说，儿童自我观念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接受他所了解的别人对他的观念而完成的。

[威廉 麦独孤，1998]

弗洛伊德也强调了早年家庭中亲子关系对儿童社会化的重大影响，他认为成年期人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建立在幼年与父母关系的基础上，儿童期遭遇的重要事件将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

米德认为角色扮演是互动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够进行互动，就是因为人们能够辨认和理解他人所使用的交往符号的意义并通过角色而预知对方的反应。[周晓虹，2001] 儿童的角色扮演来自两个方面，一为模仿认同父母，二为对父母期待的执行。

在这样的过程中，符号互动理论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是在经过主观定义后的世界中活动的，而不是对客观的现实进行直接的反应。[周晓红，2001] 这一规律运用到个人身份的层次上就是：如果周围的人把我看作是一个“生活放荡的人”，那么事实如何并不重要，但这些人对我的界定和反应却很重要。

面对人们的定义和反应，我别无选择，我只能按“生活放荡”的方式去生活。因而，人们自我角色的扮演是否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取决于人们在互动中的自我形象。角色扮演是否成功的另一个关键性因素则取决于情感的投入。

如父母在与孩子的沟通互动中，对孩子的需要投入了共情的理解，就能帮助孩子发展相同的情感，而使孩子们在角色扮演中角色与情感融为一体。同时，儿童在发展自我概念的同时，也在发展有关他人的基本概念，他们总是对那些对儿童的需要作出恰当反应的人产生信任感。

人类的互动和动物行为的区别在于它是由文化意义所规定的。在儿童早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家长通过有意或无意的行为将从社会文化中习得的道德价值、对角色的期待（如中国文化中的望子成龙）以及行为规范传承给后代。

儿童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行为的奖惩、模仿和认同父母，以及内化从父母那儿习得的价值规范、角色期待逐步发展自我，从生物人变为社会人。

四、关于儿童道德社会化：

随着情感的发展，儿童的道德发展也经历了由低到高的过程。麦独孤认为儿童行为在经过了社会奖惩机制的控制后，逐步发展到以社会的赞许和反对进行行为调节。

他将这个阶段的利他行为描述为虚假的利他行为和准利他行为，他认为它们均产生于利已的基础上。比如说，虚假的利他动机者不愿看到旁人阴郁不悦的面孔，因为这让他们沮丧，他们为了让阴郁者高兴起来而做些有益于人的事情，但前提是能从自己慷慨行为受益者的认可中得到满足，尤其是受惠者表现出感激与尊敬之情。

与虚假利他相并列的是准利他行为，麦独孤认为这类行为源自自我感情的扩展，在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比如，我们热爱一个人并为此产生为某人的幸福贡献一切的心愿。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能从这种为所爱者奉献的过程中获得快乐。

自我的获得快乐似乎是利己行为，但是，这种自我感情可以沿着因爱这个人而扩展到爱他的家人、国家等。扩展了的自我感情可以衍生许多动机，推动人们做出可能包括自我牺性在内的种种行为。

麦独孤认为这些利已感情的准利他扩张，构成了个体道德特质的极重要部分。这也为道德向更高水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道德发展的最高阶段，个人有能力进行道德判断，认识到现行社会规范并不都是完善的。

“行为准则由‘理想行为’调控，个体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行动，而不计较周围社会环境的称许或责难”。[威廉?麦独孤，1998]

认知发展理论的学者们认为儿童的社会化（包括道德发展在内）是与其认知水平的发展并行不悖的过程。

柯尔伯格认为虽然儿童的理智（智力或逻辑思维）发展是个体道德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个体道德发展的动力是来自个体之间的互动、个体之间直接的道德争论。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随着个体承担社会角色机会的增多，个体的道德经验不断

结构化，不断同化吸收和调整平衡新的道德经验，从而使个体的道德结构产生新的质变，飞跃到新的发展水平。[KOHIBERG.L,1984]

五、精神分析学关于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研究：

弗洛伊德认为成年期人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建立在幼年与父母关系的基础上，儿童期遭遇的重要事件将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为此，他强调了早年家庭中亲子关系对儿童社会化的重大影响。

弗洛依德认为个体在生命的早期是自恋的。随着个体社会化正常的发展，个体逐步将爱自己的能力发展至爱他人。自恋是一种精神能量，见于生命的早期。个体为了应付与母体分离的焦虑，在一段时期内需要将养育者当成自己的一部份来体验。在这个时期，孩子爱养育自已的人是将其当作自已的一体来爱的。这被称之为原始的自恋，它是一种活命的功能，其目的在于自我保护。

原始自恋见于每一个人。随着个体发展的健康，这种爱将会投向他人（客体）。但是，如果投向他人的爱遭受挫折，这种朝向外的爱会折返回自我，这种现象被称为继发性自恋，亦即临床上的病理性自恋。这类人在以后爱的选择中，不是以他者为模型，而是以自我为模型，他们明显地将自我或自我理想作为爱的对象。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成熟起来，就不会长久地保持这种童年期完美自恋的幻觉，他将以寻求理想化的自我来代替自恋的爱。[弗洛依德文集，车文博译，1998]

阿德勒强调了社会文化因素对自恋的影响。他认为自恋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自尊，而自尊与优越、安全、完美以及成功等社会价值是分不开的。如果社会文化价值系统对以上诸方面的要求过高，人们在正常生活中满足不了的自尊就要用病态的方式满足。[Heinz.L.Ausbacher, 1985]

霍妮认为神经症人格（霍妮对一切心理障碍和人格障碍的总称）本质上来源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对个人施加的影响。她认为人性，人的各种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和焦虑，乃至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所有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

她认为病人身上反复发生的那些心理困扰与正常人相比仅是程度的差异。同一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会面临同样问题，这是由存在于我们时代和我们文化中的种种困境造就的。[杨鑫辉主编，1998]

近三十年来，国外对自恋的研究非常活跃。1967年杰夫（Joffe）指出“临床上认识自恋和自恋障碍必须要考虑到社会文化对其的影响，情感，态度，价值和理想是总体心理学很重要的部分，因而研究自恋必须考虑上述因素。”[Moore and Fine,1995]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家科胡特（Heinz.kohut）根据他的临床发现，给予了自恋型人格障碍最全面的描述和临床解释。他的主要观点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一体化的自我客体关系(selfobject) ①科胡特发现这类病人与客体显现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称之为自我客体关系[Sidney.Weissman,1999]。

在这种关系中，主体潜意识地将客体当作一个从属于自已的个体，当作自已身体的一部份。这种人际关系表现为严重的自我界限混乱或没有自我界限。

二是无所不能的自身。

科胡特认为在心理发育的早期孩子需要养育者共情(empath)②的接纳和肯定他们带有幻想的雄心, 并允许将养育者理想化。随着与养育者的互动，孩子学会分别哪些是幻想，哪些可成为真实，并发展出正常的自尊、雄心和自我理想。

这个阶段正常发展，才能保障随后与他人的关系的正常发展，才有能力区分自己与他人。反之，如果养育者不能共情地接纳，就会导致正常发展必需的早期的雄心和理想化父母印象的缺失[Gandolf.Alnes,1983]。缺失导致的后果为此种需要代偿性地加强，表现为在随后的人际交往中对他者过份理想化，以及自认为无所不能。

三是对赞美的无限需要。

将他人过份理想化反映了早年的心理创伤，是由于病人希望以此来代替自身缺失的那部分精神结构。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一个全能的神化的他人，并潜意识地将其当作自已的一部份。这类病人，在他们随后的人际关系中出于对早年缺失共情接纳的补偿，以对赞美无限的需要来证实自己无所不能。[Gandolf.Alnes,1983]

四是缺乏共情的能力。

所谓共情是指能站在他人角度体验他人苦和乐的能力。自恋者由于与他人之间缺乏人际界限，他们无能力去理解他人行为的意义，他们理解和体验他人是将他人当作自己或自己身体的一部份。他们赞美他人是将他人潜意识地当作一个自身客体以满足自己的自恋。

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在所有正常的爱的关系中，都包含有自恋的因素。如何区别正常与异常不太可能有一个定量的尺度。但是正常的爱的关系与病态的自恋的区别在于：正常爱的关系中，虽然有时也将自我理想投射⑶到对方身上，但能意识到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不同于自己的欲望和需要。对自已来讲是很好或很坏的东西，对他人就不一定好或坏。这被称之为共情的能力。[Miriam.Elson,1987]

但病态的自恋者则不同，在人际关系中，他们没有共情的能力，他们全按他或她自己的欲望来认知他人。极端一点地说，病态自恋者无视周围人的存在。他眼中只存在自己，周围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只被当作一个用具。

或仅被作为一面理想化的镜子，从中可照出同样理想化的自身。美国当代精神分析家肯伯格认为自恋型人格障碍者似乎除了自已之外，不爱任何人，但事实上他们爱自已象他们爱别人一样无能，因为他们根本无爱的能力。[Otto.F.Kernberg,1999]

五是环境与文化对自恋病理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科胡特是近代对自恋病理研究作出最伟大贡献的人物。他认为环境和文化对自恋病理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环境必须提供给人必须的经验，让一个孩子成长不光是作为一个人，而且要感觉到是个人[Stephen.A.Mitchell,1995]”。

他认为自恋型人格障碍者是一群“悲剧性的人(tragic man)”[ Johan.Gedo,1999]。这种悲剧性人格表现在他们除了在乎他人、社会的评价外，并不知道自已真正需要什么。由于既不能感受自己、也不能感受他人而成为真正精神上的孤独者。

六、东西方文化中有关儒家文化与人格关系的研究：

1．黑子刻的研究

美国学者黑子刻认为儒家人格被一种需要依赖其社会上层以求得权威指导的沉重焦虑所支配。这种焦虑与紧张的心理基础成了刺激中国文明转换的一种“内部动力”。控制焦虑依赖于“神性自我”，即相信人人具有神性，对神性自我的相信具有宗教信仰的功效。但，由于“君君臣臣”的伦理要求，这种精神气质表现在现存社会中，就是“自我神性”式的极权主义具有最高最强的控制力。

也就是说，这种“神性自我”总是被放在现实中的权威身上，“神性自我”变成了“神性他人”。因而这样就导致了神性自律与对权威依赖之间的矛盾。个人寻求的是天人合一，天作为一种超越方式存在于自我之外时离人很远，但天作为内在自我的一种特定感情状态-----即合一时，那又离人很近。

因此，个人的道德感和认同感就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行为规范之间来回摇摆。墨子刻的学贯中西的大手笔确让人有震耳发馈之感。[沙莲香等,2001]

2．20世纪上中叶中国学者的研究

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论及中国人的性格时，认为儒家，特别是宋代的儒家坚信理智可以压倒感情，控制感情。对生活和人性的老成的理解现在是，并且一直是中国人理想性格的根本，这种中国理性的崇高地位使中国人失去了自己对事物的希望与欲念。

他认为中国人性格中的保守性表现的是中国人的自豪感，“它是建立在对生活感到满足的基础上。由于人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中，通常很少有值得引以为傲和使人满足的东西，这样就成了内心丰富的标志。”[林语堂,2000]

中国近代大儒梁漱溟先生提出了中国人人格中有知耻要强，人生向上，爱面子以至于欺伪的特性。并列出中国文化患有早熟病且有五大病象。其一曰：“幼稚，中国文化实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或显露幼稚。举例言之，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

子女若为其尊亲所属有，妇人若为其丈夫所属有。乃至主奴之分，……其实它乃以走伦理情谊之路，既鲜西洋中古对于个人过分之压制干涉，遂亦无西洋近世个人自由之确然奠立。”其二为老衰。

其三为不落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发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现实，有不落实之病。”其四落于消极亦再无前途，由于过份的理想主义导致与现实的隔离而致消极无望。其五暖昧而不明爽。梁氏对中国文化的把脉问诊可谓锐利独到。[梁漱溟,2000]

3．沙莲香等人的研究

沙莲香等将研究的兴趣放在中国人百年奋斗的精神人格力量上。她的研究在寻求正面的，积极的精神力量。她认为忠恕是最能体现“仁道”“修身”精神的人格质素，恕道至诚人格是人格中的精品，是种理想人格。

她将恕道至诚人格与中庸人格区分开来，认为中庸人格次于至诚人格，是中国人基础人格的核心。[沙莲香,2001] 沙氏的观点给本研究这样的启示：当我们将自恋型人格与儒家文化连在一起时，似乎带来了这样的矛盾----即与儒家中庸之道的矛盾。但如果我们将自恋型人格障碍视作所谓“精品”人格的病态发展，沙氏的观点则给本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

青年学者翟学伟在对被鲁讯先生称为是“中国人精神的纲领”---面子的研究上独树一帜。他以为，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重视和讲究“关系”的社会，中国人相应地把重点放在面子上，因为，面子关系到他人的评价，而评价的好坏影响到关系的保持。由于老要顾全“面子”，希望在他人的心目中保有良好的印象，

常不得不说有违自已意愿的话和不得不做有违自已意愿的事。因而在社会互动中并非要以自我形象“脸”的建立来获得心理地位---“面子”，做人的重点已不落在自已的人格与品性的施展上，而是放在他人的评价或表面应酬上。[沙莲香等,1998]翟的观点具有闪光之处。

总之，有关人格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中国近代的落后与奋进也让许许多多的目光聚焦在中国文化与人格的研究上，这些研究成果提供给我们认识自己的工具，也激起我们对未解之谜深究的兴趣。

七、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分析了近代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现那些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主要作用的人，绝大多数是来源于有新教家庭背景的新教徒。

由此，韦伯认为环境-----即家族共同体和父母家庭所首肯的新教伦理影响了资本主义性格的形成。[于晓等译,1987]

韦伯的理论引发了本研究的思路，使我试图探讨以下问题：本文所涉及的一组自恋型人格障碍病人家庭中主导的文化是什么？该文化与这种人格障碍有否关系？这种文化的哪些要素引导了家庭中的亲子互动从而影响了这种人格障碍的形成。

学术界的一个较为共同的看法是：遗传的素质仅为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取决于个体所加入的社会生活，取决于个体经历的社会化进程。而社会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宏观的社会文化层次和微观的个体生活情境层次。

社会文化层次是个体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宏观背景，个体生活情境层次是个体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微观机制。对个体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影响重大的是个体童年期的家庭生活，其中包括儿童在家庭内所处的地位，亲子关系以及父母的抚养方式[周晓虹，2001]。而实际上，个体的家庭环境是社会文化在某些方面的缩影，并传承了社会文化。

持人格发展终身观的学者将认为生命其它时期的社会化过程也很重要。但笔者在本研究中将研究的视野放在家庭文化对其成员社会化所起的作用上。因为，中国社会直到当代仍有着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家庭系统。

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它是一个社会单位，一个社会文化系统，它对中国人有着终身的影响。学者们在上述六个方面的观点，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⑴生理情感是社会化的重要基础，是人格发展的动力因素。

⑵幼年期家庭内亲子互动的方式是自我形成的关键。

⑶道德发展是渐进性的，是在自我满足、自我保护的前提下，随着情感发展而逐步完善，并发生利他的质的变化。

⑷自恋是人性中固有的成份，但随着个体社会化正常的发展，自恋可以发展为爱他人。自恋的固着与环境文化相关。

⑸儒家文化的有关要素导致了中国人性格上的过份理性、过份理想化、权威崇拜、依赖、幼稚、过份在意评价爱面子以致欺伪等特性。

第三章不同家庭背景的一组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的描述及分析

我常常在动笔整理我的求治者们的资料时，内心沉重。我知道，作为一个观察者或研究者需要职业上的中立（neutrality）态度。是什么扰动了你的情感？我问我自已。牛津版的精神病学教科书上开宗名义：精神障碍者的病史是血和泪写成的。

这句话几手成了我职业的“圣经”，它教导我站在病人的角度去理解和体验病人。这是唯一的原因吗？不，在与患者的互动中，我常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已的影子，因为，我与他们一样保存有对共和国苦难历史的记忆，也一同经历着社会变迁带来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同承载着我们二千年文化铸就的集体潜意识。拥有这一切，我难以客观，了解这一切，我学会客观。

（说明：在下面的描述中笔者将以第一人称展现医患互动，因为心理分析理论的前提是，随着医患关系的进展，在治疗场所，求治者会再现他现实中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模式源自早年与父母的关系。从而笔者试图再现在家庭这个最重要的初级群体和特殊的社会文化系统中被研究者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对他们人格障碍形成的影响。)

一、乡村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患者（文中将分别以英文字母代替他们的名子）

案例A

一个现代“柳下惠”的故事

求治原因及一般情况

A，男性，37岁，已婚。某名校应用数学专业毕业生，现为一合资企业中方总经理。有自已的车和房，并称拥有的存款一辈子也花不完。但觉生活没意义。自16岁起就一直为“人终究避免不了一死”这样的问题所困扰，感到紧张恐惧。二十年来常用努力工作和学习来转移注意力。

近几年来，每当想到死亡问题时就控制不住恐惧不安，需用拳头捶打自已或墙面，直到出血方能控制。有时在飞机上出现这样的问题时甚至有劫机的冲动，伴随而来的是更深、更沉重的犯罪的恐惧。A困惑不解自已并不是个胆小鬼为什么患了“恐死症”（患者自己给的诊断），因为越来越觉痛苦，故下决心仃止工作半年来治疗自已的心理疾病，并计划如果在中国找不到好医生就去美国治疗。

在对其作了排除器质性疾病的检查后，我思考：他的精神症状下隐藏的是些什么意义呢？我不排除这个症状包含着人类面对死亡的焦虑感。但这并非他的主要问题。我脑子里有了这样的假设：这种自疟性的行为可能是种反向形成④，即将指向他人的攻击性转向自已，因为这种指向他人的攻击性被患者认为是不道德的，是需要压抑的。

狂妄的自我与缺乏自我界限的人际关系模式

A在最初几次会谈中表现出傲慢，较多地介绍自已的辉煌，声称自己患的是绝无仅有的病。以前问过其他心理医生听说过“恐死症”吗，皆曰否。这次是因为听说我是从美国回来，故才来试试。在这种情形下我试着探讨了一些关于人生的问题并对他的痛苦表示了同情与理解。

几次面谈后，A迅速将我理想化，觉得是遇到了最好的治疗师，自已的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对我用尽了赞美之词。夸张地声称在中国，我是唯一能治疗他的人，正是由于我如此的渊博才能解决他如此特殊的问题。并反复要求我查查外文资料，看看国外有无类似疾病的报道。他在讲这些时，并未顾及我的感受，似乎是与一个他意向中的人的对话，给人一种距离和情感上的空白感。

作为一名观察者，我的感觉是：A在叙述自己的辉煌和特殊的疾病时，是要治疗师将其当作一个特殊患者对待，这是典型的病态自恋。这类病人如此赞美治疗师时实际上是在赞美自已，就象一个漂亮的人要配一件漂亮衣衫一样，特别的病人需要特别优秀的治疗师相配。这来自于他过去的经历----是对早年缺乏肯定接纳式关爱的代偿。当然这也是他无论是读书或工作总是比别人优秀的动机。

紧接着不久一次，A看见我买盒饭，在面谈时，A迅速将我贬值，称我与家庭妇女没有什么区别，不象他想象的那样，A为此感到失望并嘲笑我不打扮，不化妆且收费太低。我对这一切表示理解与宽容，因为对A来说，他拥有的治疗师的价值正是他自身价值的一部分，他因为不允许自已平凡故而也就不允许他的治疗师平凡。他缺乏将他人与自已独立区别开来的能力。

在这一阶段中，A呈现了他的人际关系模式，理想化对方，并希望对方如他想象的十全十美或神化。反过来说，他把对方看作自已希望的化身。但现实中，不可能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这就让他经常失望。我想探究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不敢或不愿去做一个平常的人？

家庭背景及个人成长史

A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爷爷和奶奶靠着勤扒苦做创下了一份产业（中农）。父亲是当地的文化人，A家是当地的书香门弟。A有一兄一姐，A兄与A在恢复高考后相继考上了大学。爷爷在A出生不久去世，在当地有较好的声望。父亲尽管很有才学，乡亲们一应文字上的需求皆是父亲代劳。父亲一生不得志，自“土改”起一直在大队或公社做着写写算算的工作，但一生也没有农转非。母亲出生在大户人家（外祖父被镇压），从小被教授三从四德。A称母亲善良勤劳贤惠，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母亲尽管能干贤惠，做事利落，但对父亲百依百顺，父亲在家时，连刷牙的牙膏也要帮他挤上。父亲因工作在外，家里一应农活皆由母亲打理。

父亲在外有好名声，父亲对乡亲们的事有求必应。A称父亲喜欢人家求他和崇拜他。记忆深刻的是：每当他从公社回来，绝不先回家，必围着村子转一圈让所有他的崇拜者知道他回来了。这样，父亲在家时，家里总有乡亲围着他听他高谈阔论家事国事天下事。父亲经常教育他们哥俩的是，男人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告诉他们哥俩“扶老携幼”是人生第一要务。但A没有留下父亲向家人表达感情的记忆。

父亲还有一件必做的事情是：每年大年三十，吃团年饭前，必开一次家庭会，每个家庭成员必须检讨一年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哥俩离开家上大学。当A回忆这些时说：“那真是些要命的记忆，桌上摆着一年中难得一见的好饭莱，村子里鞭炮声声，家里在开批斗会，我们得一个一个将自已的缺点讲够讲透，马虎应付还不能通过”。父亲经常对他的崇拜者们说的是：我堂前教子，枕边教妻。

有几件事A记忆深刻，A 4--5岁时，与父母一起去镇上，母亲背着一袋米，好几十斤重，几十里的路，就没看见父亲帮母亲一下。另有一个傍晚，父母亲带着A访亲回来，途中经过村中的坟场，A知村中一位很熟悉的并抱过自已的老奶奶刚死不久，埋在那儿，因而吓得大哭。

父亲呵道：这样胆小，将来能有什么出息。自此之后，A数次试着在傍晚走过坟场，但每次都因害怕而未成功。以至后来白天都不敢经过，为此，当A上学时，因必路过坟场而要母亲护送了二年。16岁患病后，曾想以独自穿越坟场来克服自己一想到死亡问题就恐惧的情绪，此次偿试获得了成功，情绪因而好了一阵，但终不能持久。

A的姐姐上学时成绩很好，但家中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不需要读那么多书，因而初中毕业后便辍学在家。

A上学后，学习一直很好，父亲经常与老师联系要其对儿子严加管教，因此，在学校如有任何差错父亲必然教训一顿。A称父亲一辈子对我们指责多，夸奖极少。

A第一次反抗父亲是初中二年级：“你自已没有蛮大的能力，你凭什么教训我”

但事后，A深感内疚，觉得自己不孝。大哥自上大学后，一直与父亲关系紧张。大哥也很成功，是所私立学校的校长。最近几年一直都不愿意回家看望父亲，因大哥是长子，父亲对他更苛刻。

A对父亲最终的评价是为人不圆滑，只会讲直话。但对家庭是个负责任的人，他生活节俭，抽劣质烟，他那样做是想帮我们成长。

在谈到父亲时，A呈现出明显的怨恨心情，但又对这种感情感到内疚。并称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扶老携幼”这些父亲常说的话好象铭刻在了自己心中。这表现在工作上永远是最优秀的，自己挣钱后资助了许多亲戚。A

称自已大学时的很多同学尽管他们已是教授或博士后，但仍然喜欢到自已的家中，不管多远一年中总要聚会几次，并且自已仍象大学时一样是他们中的头。我心里明白A内化了父亲的行为和价值观。当A讲到这儿时，我提醒道：这情景与你父亲年经时经常邀请乡亲到家里的情形有没有一点类似？A显得震惊，但没有反驳。

对神性自我的追求

A告诉了我，他求治前生意上的首次失败（这也是他症状加重的原因），自认为很丢面子，也不愿在家人面前流露沮丧情绪。这阶段A回顾了初中时一次考试成绩不理想，父亲带其到老师面前表态下不为例的情形。事后，父亲写了一幅对联贴在A的房门上，具体内容记不清，好象是头悬梁，椎剌骨的意思。

谈到这里，A显得很激动，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我好象总在跟自己脆弱的意志博斗，小时候，过坟地怕鬼遭父亲斥责后，总认为自己是胆小鬼，一直想在夜里穿过坟墓。读大学时，有一中学女同学（在另一大学）爱上了我，拚命追求我，有一次周末，我去她学校玩时，她留宿了我，我们睡在一张床上，一晚上，我克制住我的冲动，对她秋毫无损。

两年后我们又一次睡在一张床上，这次，这位女同学主动脱光了衣服，一晚上，我仍然未对她怎样。”我说：你似乎可以避免两人睡在一张床上，你不见得爱这位女生，但你要用这种行为证明你的理性和道德感。柳下惠坐怀不乱也不见得到你这种程度。A接受我的这种分析。

过份社会化的付反应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坚信了我的假设----症状下压抑的是对他人的攻击性。因为我的一位好友患病去世，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当A又一次谈起死亡问题时，我自已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谈这个话题，此时的我已违背病人中心的原则，当这个话题占去40分钟时，A喃喃地说：“我要发作了……死亡不可控制……童医生；我对你很失望……我不能对你失望……你是最优秀的医生……你是最好的……”A边说边将俩只捏得紧紧的拳头打向自已。在这一瞬间我读懂了A病症的全部意义。

正象美国著名分析家科胡特（Kohut）所言: 分析师的治疗室就是一个实验室，在这儿我们能够观察到人类最细微的精神现象。象所有的心理障碍者一样，症状只不过是表面的伪装。此时的分析师在A眼里是父亲，道德说教的象征，分析师并未真正理解A内心的需要，甚至违背了A内心的需要，A为此有满腔的愤怒，但这种愤怒被更强大的道德伦理所压制，最终这种攻击性转向成自疟式的症状。

我向A解读了他症状的含义。A有种防线攻破的感觉。诉述了自已总希望得到赞美，总希望得到别人肯定的需要，诉述了对父亲的愤怒：“他这辈子并未给家庭带来任何益处，但对子女百倍苛求并操纵子女的选择。我原想当一名教师，可他硬是不让。他扼杀了我想当一名教师的愿望。他从来也不曾了解过子女们的需要。而且还要口口声声说这是为我们负责任”。

以已为出发点缺乏共情能力的行为方式

A撕去了自己婚姻美满的假象，诉述了婚姻中的许多问题。并告诉我，想在孩子18岁后离开妻子。他说妻子没有什么才华，又不愿做贤妻良母，没有母亲一半的贤良。并告诉我：女人还是做贤妻良母的好，应以相夫教子为已任。我明白这是A内化了父母行为的表现。这期间，我约见了A的妻子。

她称丈夫算得上好丈夫，事业也成功，对自已在外人看来确实不错。但自已有种感觉，他好象是做给别人看的。他总是在同学聚会时做得最好，闹得每次聚会，他那些男同学的妻子都要他们的丈夫向他学习，他喜欢别人在各方面赞美自己。A再次来访时，我们讨论了他的婚姻问题。A说：“我总记得男人的职责是哺老携幼，我总是将最好的尽量地给我的妻儿，但我妻子并无感谢之意。”我说：“你认为好的并不见得就是妻子需要的，就象你父亲认为他将自己最好的东西----做人的准则给了你一样，但你并没感觉到他顾及了你的需要。”A感到震惊，并开始反省自己：“我既在反抗父亲，很多方面做的却与父亲类似。

父亲很聪明，读书也不错，他年轻时有好几次机会可以离开家庭外出发展，都被奶奶以长子不离中堂拉回。也许他是把自己未实现的欲望放在了儿子身上。他一身怀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一辈子仕途不济，只好在家里操练。我记得有几年，他总拿着一本《红旗杂志》在村子里转，我现在认为，他是要在乡亲们面前显示自已。晚年，他总以他的两个儿子来做他教子有方的资本。这几年，大哥不回家，对他打击很大。去年春节，大哥在我的劝说下回家了，但父亲一见面仍是教训人，大哥都四十好几了，他没有想要尊重一下。”

与A的每次面谈都让人触动，一个具有正统儒家“修齐治平”理想而又怀才不遇的父亲，将家当成了变相展现自己欲望的戏台，因“家”“国”在中国人的心理层面有一体的定势。A在这种环境下压抑了太多的正常的欲望并内化了父亲的价值观。这种现象是这个家庭的独特现象还是具有某种普遍性？在与A面谈的同时，我还见到了两例几乎与A一样家庭背景的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患者。当初，正是这种类似一次一次地剌激了我要从中探究一点什么的欲望。

案例B

B，男，30岁，未婚，大学毕业，电脑工程师。以自已丧失感觉象行尸走肉一样来诊。他来自于几乎与A一样的家庭。父亲是位山村教师，母亲是具传统美德的中国妇女。这是一个在当地被视为楷模的家庭。在贫穷落后的乡村里，两个儿子，一个在加拿大念搏士，一个考取了名校的计算机系，现在是热门的电脑工程师。这个家庭的女儿们也和A家一样没有念太多书而留在了农村。

在这个家庭中，父亲是绝对权威，孩子们从小就被教导如何懂礼貌，如何做人才是正人君子的行为。有一次父亲告诉B：你知道为什么给你取名叫“有为”吗？男人建功立业才叫“有为”。哥哥尽管事业有成，但家庭关系很糟，前不久刚离婚。B称自已从来体验不到爱是什么感觉，故不愿结婚。他也谈过不少次恋爱，但一发现女方爱上自已时就赶紧逃掉。B称：“父母勤劳，严于律己。特别是父亲。他既要种地，又要教书，很劳累。对我们子女也很严历。在我们那一带，我父母是好家长的楷模……我爸平常说话口气挺重的，他总说我妈头发长，见识短，没头脑，没知识……从我记事起，父母除了教我怎样守规矩外，我从来没有体验到他们是怎样爱我的…..我父母经常对人夸我，从三岁起，就很懂事，对人礼貌……”

案例C

C，男，38岁，已婚，中国哲学博士，副教授。曾在西方国家作过一年访问学者。C因面临着做父亲而感极度恐惧来诊。C有一连串不成功的恋爱史，称目前的婚姻是理性的产物，与女方相识三个月后结婚。婚后，内心一直不愿意要小孩，此次，要小孩是妻子的意愿。

C来自一乡村书香门弟。爷爷，父亲都是读过老书的人。父亲在乡政府做些文职工作。C是家中长子，有二弟一妹。三个儿子都受过高等教育，女儿除外。C选择哲学专业，是因为心中有许多困惑。C说：“父亲在外面是个‘仁者’，在家里则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他说一，母亲不敢说二。他对子女从来没有好言语。我一直与父亲关系不好，因为，我从来没感到他的关爱。

我从他那儿得到的只是训斥，训斥，再训斥。许多年来，我一直在反省自已，因为我是学哲学的，弗洛伊德的书读过不少，我和我父亲也许都是非常自恋的人。父亲在外是谦谦君子，那是做给人看的，压抑的愤怒就在家里发，什么内圆外润的人格，什么园融，实际上做不到。也许我是个大逆不道者，也许我注定要下地狱，我父亲去世时，我居然一滴眼泪都没有。但我一直在寻找父亲……寻找一个理想的父亲……我的脾气也暴躁, 我妻子也对我百依百顺……真的，我非常害怕我的孩子重走我的路……我怕我不能胜任教育他的责任……”

三个如此相似的患者，我觉得他们好象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在探究这种相似性的原因时，我想起了霍妮的话：“同一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是由存在于我们时代和我们文化中的种种困境造就的。”

二、官员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患者

案例D

柳下惠之二

D，男，25岁，未婚，建筑系毕业生，某设计院工程师。以长期抑郁情绪就诊。

就诊时称：“你们的专家简介上，有三个人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一个男的，我不喜欢，因为他剪着小平头，象我奶奶的司机。你比他们显得有身份。我的问题复杂得很，不是谁都看得好的。”我问：“身份这样重要吗？”他答：“那当然，没身份，省委1号院让都不让你进去”我心里明白他是在暗示他特殊的身份。

接下来，D靠诉我：“我现在有点麻烦，一个女大学生疯狂追我，但我不爱她，又不忍心伤害她，结果让对方发生了误会，这让我心里很烦。”我问：“经常有女孩子这样爱你吗？”D答：“我比较有女孩缘，但我对她们都是负责任的”我问：“你爱过她们中的谁吗？”D答“你一问就到点子上，一听到别人这样问，我就犯糊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爱过谁。以前，我有一女友，是我大学的同学，她很优秀长得也很美，家里很有钱。我们恋爱了三年，本来，我以为我很爱她，结果有一天，我的一位室友问我：你爱她吗？我一下子就糊涂了，我不知道我爱不爱，我开始看心理医生。

后来，她的父母请我去南方，算是确定我们的关系。她是独生女，她父亲的生意很大，两位老人也很喜欢我，还带我去看了他们的房地产工地，那意思也很明白，我就是未来的继承人。在那儿住了半个月，吃喝玩乐很开心。但回来后我就写了断交信给她。她弄不清是什么回事，不停地给我打呼机打电话。我既不接电话也不回呼机，关系就断了。

（未完待续）

转载自乐享心理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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