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滇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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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尧真正的麻烦不在于这些聒噪不休的文化人，而在于合议制和孤立主义的政策篮子赢得了滇军内部的支持者。避重就轻的让步，已经不足以灭火。他干涉巴蜀党争的帝国主义政策，又引起了逆向的秩序输出。驻蜀滇军大将顾品珍在滇、蜀两国孤立主义者的支持下，发动了云南自辛亥独立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成功的政变，向云南人民承诺朝野共治的民主，向西南联盟各国人民承诺久违的和平，一度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期许。“顾品珍上台后，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均派代表来滇联络，金汉鼎主张沉默主义，一方也不就。金认为云南人是拥顾的，地方稳定可以闭关自为。顾品珍政见与熊克武近似，主张西南联治，熊、顾之间电信来往，联系密切。” 唐继尧像失败的蜀军将领一样，流亡国外。蜀式安排按照桂枝标准已经极为仁厚，足以引起袁世凯的愤怒。后者曾认为成都军政府理应扣押癸丑战争失败者留在蜀中的土地财产，作为他们不在外国从事颠覆活动的保证。袁世凯在桂枝政治家当中，还算是比较正统和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僭主从袁世凯的失败吸取了教训，坚信杀全家才是长治久安的可靠保障。但是顾品珍按照滇军习惯的标准，颇有不忠不义之嫌。他们认为这次政变将云南秩序降低到巴蜀的水准，本身就属于孤立主义者想要抵制的非滇活动，顾品珍如果忠于云南传统，就应该建立自己的幕府，替唐继尧执行废督裁兵的承诺。蜀人则会认为政变本身就是承诺的破坏，只有愚蠢的蛮族才会觉得政变者有义务执行政变承诺，与其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如隔离一段时间，等待下一次洗牌。巴拉圭、阿根廷和乌拉圭在美洲合众国的泡沫破裂几十年后，就已经演化出互不相容的秩序。滇军和蜀军在独立十几年后，也感到很难相互理解了。

定期洗牌是蜀式安排的核心部分，被放逐者早晚会卷土重来。顾品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沦为蜀化的牺牲品。“一九二零年四川掀起川人治川驱逐滇军的运动，驻川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在泸州战死，绝大部分驻川滇军即归第一军军长顾品珍指挥。胡若愚原是赵又新所属混成旅长，张汝骥是胡部团长，驻在四川宜宾；李友勋时任滇南卫戍司令，龙云任第十一团团长，均驻蒙自地区，他们一向都拥唐最力。因为顾品珍赶走唐继尧，掌握了云南政权，他们都怕在云南立足不稳，适值孙中山先生组织五路讨桂军讨伐桂系陆荣廷，他们乘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胡若愚被任命为先遣军司令，张汝骥任先遣军前敌总指挥，经由贵州毕节、镇远、湖南洪江进攻广西桂林；龙云任李友勋部梯团长，会合贵州谷正伦进攻广西柳州。讨桂军事结束，孙中山曾经事先在广州争取唐继尧，任唐为副元帅，但唐拒绝接受，仍然折回香港，利用滇军久戍思归的心理，分别派人到桂林、柳州、长安（即融安）策动各部滇军回滇讨顾。这时，摆在滇军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拥孙北伐，一条是回云南踢唐继尧打天下。胡、龙、张走的是第二条路。原驻粤滇军的杨益谦虽已接受唐氏任命，但因朱培德秘密来到桂林，所部团长王均、胡思舜、杨青圃等（都是原来朱培德指挥的驻粤滇军团长）在朱培德的劝阻下突然拒绝回滇。胡、张所部从险恶环境中离开了桂林，到达柳州同李、龙所部汇合。唐继尧亦由香港来到柳州。当时，李友勋、田锺谷主张孙、唐合作，一致北伐，田并表示愿意回云南劝说顾品珍通电拥唐，服从唐氏命令。唐不采纳，并命令各部立即开到怀远整编，共编为十二个支队，约一万余人，于一九二二年元旦由怀远出发，回滇讨顾。”（1）国内的滇军普遍认为，唐继尧只是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顾品珍试图拷贝蜀军将领招安棒匪的应急手段，在混乱中为匪所戕。诸军不发一弹，迎接“东大陆”的小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归来。

“唐娃娃”从小到大就招人疼爱，尤其特别招女人爱，从心理上就很难接受云南人民可能真想抛弃他。兵不血刃的复辟在他看来，已经证明云南人民毕竟还是爱他的。他为祖国赢得了如此之多的荣誉，错误又没有超出人之常情的范围。蒋介石禁止滇版历史教科书以“大云南主义”史观叙述护国战争时，悲愤的浪潮席卷了上至龙云、下至小学生的云南各界，使法国小说《最后一课》的虚构显得黯然失色，证明他的想法并非全无根据。唐继尧复辟政权的改革像拿破仑在滑铁卢前夜的类似措施一样，以为增加一些自由化的宪政条款就能挽回人心，回避了内外交困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仍然留恋穷兵黩武的快乐。“滇署又设法制委员会，（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开会，公推予（周钟岳）为会长，遂草订《会章》，并修正《滇政府组织大纲》，滇署遂照《大纲》改组施行。”这时，吴佩孚给桂枝主义注入了新的生命。这次的威胁比段祺瑞时代更弱，但已经足以为唐继尧提供恢复帝国主义政策的论据。 “唐公以吴佩孚方助袁（祖铭）图黔，而粤中滇军有一部分亦时倡回滇之议，双方兼顾，备多力分，乃决意放弃黔事，专注大局，派何季获赴渝，与袁接洽，黔事归黔人自主，并劝令宣布与南方一致。适江浙直奉战事继起，冯玉祥回戈入京，拘囚曹锟，吴佩孚军大败。袁祖铭失所依傍，亦愿与滇谋和。唐公遂令滇军撤出黔境。滇军出师之无益而不损，未有甚于此举者。”（2）

唐继尧不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沉迷于各式各样的宏伟蓝图当中，然而无论战争还是建设，他为祖国留下的遗产，都是一片脚手架的森林。他的想象走得太快，云南的国力早就跟不上了。“（一九二四年的煮虾各邦当中，）仅有北京、沈阳两处有无线电台。唐继尧政府计划在昆明建立一个总台，重庆、南宁、贵阳、大理等处各设分台，构成覆盖西南各邦的通讯网。这一计划若能实现，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但因唐继尧向邻邦扩张势力的企图不能完全遂意，以致除总台外，其他分台的建立未能实现。”（3）他像传说中的猴子掰玉米一样，顾蜀则失粤，顾粤则失蜀，最后两头都落空了。“同年（一九二四年）秋，胡若愚军及吴学显部在四川失败，退到贵州的义兴一带。当时，唐氏同驻粤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勾结，决心放弃川、黔，全力以图两粤。于是，（唐继尧）同袁祖铭达成协议，滇军全部撤离贵州。同年冬，唐令二、五两军取道南宁，一、十两军及吴学显部取道柳州，会师进攻广东。”（4）只有外交方面，他主要不是因为策略高明，而是因为本能地守护滇文化对法统的封建式忠诚，反而为祖国和盟国留下了最宝贵的遗产。这时，西方文明在一战后的沉沦已不可掩。几年前仍然神圣不可侵犯的法统，沦为喜新厌旧的北京知识分子嘲弄对象。段祺瑞和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不再像以前的政变者一样，要么召集旧国会，要么选举新国会，而是第一次打出了废除法统的宗旨，彻底撕毁了辛亥以来的宪法契约。这意味着煮虾各邦重返辛亥独立战争时刻，收回满洲帝国放弃的主权，重新选择通过谈判达成新的联盟契约，或者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的主权。

唐继尧派周钟岳代表本国和西南联盟各国，参加段祺瑞召集的善后会议。代表团很快发现，西南联盟因为坚持蔡松坡时代的法统理论，在进步思想泛滥成灾的北京城，已经被视为仅次于满洲帝国遗老遗少的保守派和顽固派。他们既说服不了任何人，也没有被任何人说服。“（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抵京，时（善后）会议已开十余日。予等到会，提出军事建议，请（段祺瑞执政府）宣布历年内外债用途案，并与湘代表共提确立联治基础案。此案内分划分国权、促制各邦宪法、设立联立参政院及军事财政两委员会诸端。又褚慧僧提出改组临时政府草案，主张用委员制，以各邦军民长官为执政。予以此案系推翻执政府，并变更各省军民长官地位，牵动太大，未肯联署。嗣得唐公电，乃允署名。时会议中分为数派：一、执政府派，二、满洲派，三、冯玉祥派，四、西南联治派，五、无所属派。执政府派深嫉西南派之联治主张，而于褚慧僧改组执政府案，则畏之尤甚，力图破坏，使不能成立……予谓西南主张设立参政院，因现在执政府既无立法机关，亦无补助机关。凡发布命令、执行政务、监督行政，皆由执政一人独裁，为世界共和国体所未有之政象，故拟设立参政院，以匡助政府。今执政府所拟条例，不过一咨询机关，徒为无聊政客设一噉饭地而已，非滇湘代表提案之本意也。执政府人禁不一语，嗣即不提交会议，径行公布，至对于联治及改组执政府两案，初则不列入议事日程，继则故为延搁。西南代表愤甚，拟全体退席以相抵制……予虽允不出京，然亦不复到会也。”（5）煮虾各邦的联盟，就这样走完了解体的最后一里路。西南联盟退出种花冥国以后，仍然共戴唐继尧为“联帅”。此刻从法理的角度讲，无疑是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但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讲，云南孤立主义者和地主资产阶级对他的耐心已经快要到头了。云南在任何意义上，都是西南联盟的柱石，像美国支撑北约一样，不断为联盟做出单方面的牺牲。云南一旦退盟，就会像危地马拉退出中美联合省一样，启动新一轮的解体，在旧帝国的边缘地带留下一堆萨尔瓦多式的小国。

周钟岳的“无益而不损”论，实际上是想回护老朋友。他的意思是滇军没有重大损失，就算是不损，但军事开支导致的财政崩溃，岂能仅以“无益”概括？唐继尧“把贵州看成殖民地，既要侵略四川，又要出兵广西，开支浩大，增发纸币就不可能再用缓进办法了。云南没有印刷纸币的凹纹版机器，向外印刷缓不济急，只有昆明由官印局用普通的石印机器，印刷纸币，纸用道林纸，最多数是五十元票面金额的大票，一般人通称白票。这种纸币印刷粗糙，纸质低劣，最易损坏和仿造。使用不久，伪币出现，连富滇银行的人也分不清真假，商人或老百姓更不敢收存，到手就用掉或暂时存入银行。同时物价飞涨，转而影响财政，收不敷支的赤字，逐年增大。别无他法，仍是以添发纸币以救燃眉……物价高涨已不是百分之几十，而是百分之几百。”（6）当时的危机虽然不能跟康米国际两个殖民政权的恶性通货膨胀相提并论，但较之富滇银行曾经实现和本来有望实现的卓越信用实在判若云壤。滇人以近代化优等生自诩的天真信念，经此一击再也没有恢复到护国战争的辉煌时代水准。财政危机回流到滇军，唐继尧终于面临他的滑铁卢时刻。“第一、十两军的士兵因久不发饷，鼓噪起来……在唐军被攻时，胡、龙均按兵不动，使桂军得转移兵力，将入桂滇军先后各个击破，撤回云南。”（7）

新军和议会素为云南地主资产阶级的左右手，现在都不再相信唐继尧的判断力，但他们遵循高升泰和高泰祥的封建传统，既要维护主君的荣誉和地位，又要替主君匡正政策的弊端。这样的操作对日本人而言，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巴蜀人而言，就跟三代上古的传说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滇人鼓吹云南例外论，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周钟岳在他的回忆录中，描绘了军、绅两界的博弈。

“云南近年，因发行纸币过多，未能兑现，币价暴跌，金融恐慌，政府屡筹救济之策，乃于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八、十九、二十一等日，召集整理金融会议，提出筹增巨款，收毁纸币，为金融之根本救济议案（此案系由昆明镇守使龙云主张，财政司拟稿），经三日之会议，大体通过，略加修正，即报告行政首长，请予裁择施行。至六月二十九日国务会议，行政首长提出报告书，谓此案已经金融会议通过，惟有三事，尚须讨论。一、原案谓各项收入，照现定税率加倍征收两年，与事实稍有不符，名目应否修改。二、加征各款，性质不同，应否体察情形，分别加减。三、此案已经金融会议议决，应否再加滇议会通过，抑或即由滇政府执行。

予谓此次议决加征各款，有改为借征者，有改为公债者，已与加征名义不同，且加征各款，如盐捐未免过重，业经修改。而予所最注意者，则在田赋一项，当金融会议开会之先，一夜，行政首长召集政府人员会议，曾经议决两事：一则田赋加征名目，改为田赋公债；二则原案其余各项，详加讨论，分别增减。及会议开幕之日，陈道尹（钧）提议盐税加捐，及锡税公债两项，未免过重。经审查结果，盐捐建去一元，公债每锡一张减去五十元，惟田赋加征，改为公债一事，无人提议。予因列名提案，未便倡议更张，乃嘱萧石斋君提议，以借征名目，不甚相宜，请改为随粮公债，因有人驳议，仍决定用随粮借征名目。敝意对于此项，心中终觉未安，以现在粮价日涨，而田赋仍照数十年以前税率完纳，加征亦不为过，但诸夏数千年以来，皆以加赋为暴政，前清为安定人心计，亦有永不加赋之美名，今云南独首先增加一倍，虽名为借征，将来仍须偿还，但人民只计目前，而不计后日，且他项增收，人民每不注意，而加征田赋，则散在一般农民，将来此事恐遂人民丛怨政府之根。况年来水旱偏灾，土匪充斥，田亩之收获已少，粮之积欠甚多，旧欠者尚难收，新增者更无望，即能收入，每年亦不过百万元左右，如果他项款目，能如额增收，则两年所得之二千余万，于整理金融，已可大收效果，即减免田赋之加征，于大体计划，亦无妨碍。此案虽经金融会议议决，然此时尚未实行，不妨由政府毅然将此款删去，亦可以表示行政首长体恤民隐之心，且交滇议会时，亦或易于通过也。

至现在金融紧迫至此，无人不望政府能设法维持，故此次议案提议之初，内部多属赞同，及提出金融会议，亦无人出而反对，故全案遂得通过。惟实行此案，人民之负担既重，而政府之责任亦匪轻，故办理手续，不能不求妥当与周到。最好此案第一步，由金融会议讨论，作为全体会员提出之意见书，建议于政府；第二步，政府根据金融会议之建议，咨请滇议会通过后，始由政府公布施行。此为正当办法，乃此次议案，仅由数人署名，不啻表示此仅由数人发端，而非金融会议全体之意见。现此案虽经会议议决，然鄙意凡增加人民负担，不能不求人民代表之承认，质言之，此案不能不求滇议会通过也。况吾滇历来系护法之邦，行政首长又为首先提倡民治之人，设此案由政府即便执行，不交议会，将来实恐发生困难，且政府地步，亦站不稳，故无论如何，以交滇议会为妥。是日财政司颇有争论，厥后议决修改加倍征收名目，并交滇议会审议。惟取消加征田赋一层，则恐牵动全案，仍议定改为随粮公债。至七月二日，国务会议财政司提出《随粮公债条例案》。予谓财政司主张募集随粮公债两年，总额为二百八十万，每年合一百四十万，盖以本邦田赋每年额征此数也。然自联盟十余年以来，田赋收入，无一年能及此额，况近来水旱地震，兵事匪扰，时有豁免，积欠亦多。近日有由迤西来者，谓因匪患，麦熟未收，秧成难插，已成荒象；南防亦正苦匪扰，情形相同；惟有迤东稍安，而各县向多杂粮，出米甚少，今年恐正额田赋，犹不能收，何能议及公债。且财政司定公债总额为二百八十万，必须分配各县，将来恐钱粮尚可豁免，而公债必须勒收，民间受累，将不可言。况本邦多系小农，零粮甚多，其上粮数角者占多数，而公债至少为一元，公债条例，虽许数人凑足一元，而债票应交何人领受，又因县境辽阔，零粮多由粮头包解，将来公债恐尽入此辈之私囊。故愚意办理公债，流弊亦多，不如毅然决然，将田赋完全废止为妥。

或谓废止此项公债，则每年少收百余万元，于整理金融大有影响，如欲废止，宜另筹抵补之法。行政首长主张办普通公债，予极赞同，而财政司谓从前办爱国公债，收入甚少，仍坚持随粮公债，会议中亦多有和之者，遂照案咨滇议会。厥后滇议会改为只收一年，仍照案咨复实行也。”（8）

滇军、政界本来应该是财政扩张主义的最大受益者，现在却带头维护紧缩政策，只能解释为他们自己就是资产阶级的子弟，跟资产阶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致于个人职业前途的上升希望，都不足以抵偿本阶级利益的现实损失。地主在资产阶级面前，处于弱势地位。工商业资产阶级在金融资产阶级面前，又处于弱势地位。但弱势集团的土豪性和有机性反而更大，在议会中又占据了更多的席位，经过资产阶级内部有底线的斗争，仍然能够达成大致平衡的分配协议。国家权力扩张和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燃料无产阶级，完全被排斥在博弈之外。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宪政理念，通过这次会议大致得以实现。1930年代的财政平衡和滇币坚挺，都以此为出发点。

事已至此，唐继尧政府名存实亡，但怎样才能做到两全其美，仍然是政治上的一篇大文章。滇议会遵循云南的习惯法，将改革军府的任务留给了新军，尽管依据《政府组织大纲》，议会是有权干涉的。云南的封建传统深厚，忌讳乱臣贼子。活动越积极，越不可能继位。如果换到巴蜀，就是越保守越没希望了。这次政变不仅关系到云南本身，而且关系到西南各邦的主权。西南联盟建立在都督制的基础上，唐继尧以滇督兼任联帅。合议制和孤立主义一旦载入云南基本法，西南联盟唯一的纽带就不复存在了，然而云南若不解除额外的负担，就不可能恢复财政平衡和维持资产阶级统治。“一九二六年春……胡（若愚）提出了联合倒唐的意见。本来龙云对唐继虞一贯坚决反对的，但对唐继尧则以深受知遇之恩，一向表示忠诚，认为以下犯上，难免遭人唾骂。如果我们今天以下犯上，将来自己的部下也可以以下犯上。他并且主张：唐氏有过，大家可以劝告，一次、二次不听，再来第三次，一直到他接受为止。因为龙不同意胡的意见，事就暂时搁置下来。同年秋，张汝骥派他的同乡同学上校参谋刘丽生到昆明专做联络工作。胡若愚又向龙云说明倒唐是实逼处此，不得不干。谈的时间很长，次数也不少，但都没有结果。最后胡若愚找卢汉去劝龙云，龙才同意进行兵谏……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龙云在昆明发出胡、龙、张、李的联名通电，要求唐氏驱逐宵小唐继虞、陈维庚、李伯勋、白之瀚、李秉扬、李子由等，胡、张两军即向昆明前进（龙部原驻昆明附近）。二月十日，胡若愚、龙云在宜良会议后，又以四镇守使的名义，发出第二次通电，提出立即改组滇政府，确立合议制度，提前成立军事机构，统一军权的要求。”（9）

“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胡、张两军部队先后到达昆明。（诸滇元老）经过反复多次的协商，最后决定废除一长制，采合议制，于三月初由「各法团联合会」拟定《组织大纲》，根据《组织大纲》推唐继尧为云南政府总裁；推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王人文、王九龄、周钟岳、马聪、张耀曾九人为国务委员会委员；推由龙云、胡瑛、丁兆冠、陈钧、熊廷权为候补委员。国务委员会下设军政、内务、财政、外交、司法、教育、实业、交通八个厅，即以原滇政府公署的八个司改组为八厅（根据一九二七年《云南公报》）。当时，有人批评国务委员会之上加设总裁，是佛头着粪。这种非驴非马的组织形式，主要原因是大家封建意识浓厚，不愿背犯上作乱的名。这种思想以龙云为代表，尤想藉此笼络唐氏嫡系好抓近卫部队。”（10）“（三月）十八日，予（周钟岳）拟一新政府大政方计意见书，略谓吾滇近年之患，其原因皆起于用兵，因用兵而军费浩繁，财政竭蹶，士兵怨愤，土匪纵横，以至内则民不聊生，外则为人仇视，而吾滇遂处于内忧外患，不能安居之境也。”（11）云南的帝国主义时代，就此落下帷幕。从宪法意义上讲，滇、黔、湘、蜀等国自动恢复了1912年契约签署前的完全独立和完整主权。康米入侵这些国家以前，她们像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一样完全独立。康米占领这些国家以后，他们像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一样随时有权驱逐侵略者和恢复独立。

唐继尧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只能满足于像大理段氏王室一样垂拱而治。幕府政权和合议制国家的虚位元首虽然不能管理具体的政务，但仍然拥有自己的卫队和金库，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元首尊严的非常事件，有启动应急措施的特殊权力。1920年代末，只有康米的垫付活动符合上述条件。唐继尧行使的紧急权力，赢得了云南政府各分支和云南爱国者的一致赞誉。鲍罗廷将垫付云南资产阶级政权的重任，交给了久经考验的特务头子莫斯克斯·五号同志。“五号同志……决定由王德三同志负责筹划政治训练班的具体事项，并指示：这个训练班的任务是：一、为第三军培训政治工作干部；二、为开展云南境内的革命工作培养骨干……这个训练班分两批结业。第三军攻克南昌后，朱培德任江西主席，部队亦有扩充，需人孔急，所以一部分学员提前结业，由唐太昆、张培初、李梓白、赵生白等约三十人组成宣传队，新滇社员杨青田带赴江西工作。第二批赵祚传、毕昌杰、严英俊、赵琴仙、杜涛、张绍楚、刘玉瑞、杨正元、张世谨、宋嘉琼等十余人经康米广东蛆萎分派，由王德三同志带回云南工作。”（12）云南完全杜丽后，三迤的治理井井有条。国际恐怖组织的最初几次渗透，都落到了有去无回的下场。“1926年5月，康米广东蛆萎派由KMT中央任命为KMT云南裆部筹备员的王复生和杨青田回云南，准备建立康米云南地方组织和筹备建立KMT云南裆部。杨青田刚从越南海防经老街进入河口，就被唐继尧政府的密探跟踪监视，未果返回。”（13）

1926年夏，常凯申统率的殖民军大举入侵煮虾各邦。昆明政府出于现实政治和外交需要，不得不放宽对飞碟的限制。云南的KMT组织，一开始就是康米替他们建立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二七桂枝康米领导云南人民群众进行割命斗争，裆的领导人有王德三、李国柱等同志，在教育界组织了「六校教联会」、「小学教联会」，妇女方面有「妇女协会」，通过这些组织，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团结着广大群众，向KMT反动派（当时昆明有以张邦瀚、张禄等为首的KMT右派 — — 圆通派）进行斗争，要求人民自由和妇女解放。许多进步教师，纷纷参加「妇女协会」、「小学教联会」等组织活动……校里成立了团支部，许多学生入了团。教师里，有徐梦麟、刘幼堂、孙东明等入了档。”（14）国际恐怖组织将滇府的让步视为软弱的证明，随即展开了变本加厉的垫付活动。李国柱和他的情妇吴澄熟练地运用五号在广州沙基英租界实验过的人肉盾牌技术，派康米的妇女协会冲到碰瓷的第一线，准备好好开发一下资产阶级歧视妇女的反动意识形态。如果剥削阶级迂腐地坚持“好男不跟女斗”，真正的革命战士就可以跟在女权主义的裙子后面长驱直入。如果剥削阶级竟敢命令军警还击，康米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发明“昆明大屠杀”和“三十万妇女儿童”的血泪史。所以无论反动派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历史必然性的携带者都赢定了。康米领导们百密一疏，没有想到唐总裁是一位朴素的经验主义者。他知道策略都是有成本的，性价比最高的策略自古以来就是重复敌人的做法。

“（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日新政府成立，总裁及国务委员会宣布就职，在第一次国务委员会会议上，公推胡若愚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国务会议）接着发布了《云南大政方针宣言》，其内容列举了十条纲领，作为改革滇政的施政方针，但是结果并没有见诸实施，所谓政治改革，仅徒有虚名，不过欺骗人民而已。号称政府组织，实际是个人独裁变为集体统治。而唐继尧仍然高高在上逞其个人淫威。即如三月八日新政府成立之日，适为国际妇女节，昆明妇女举行示威游行，队伍行至现在现在的华山南路同华山西路交叉路口，正遇着唐继尧乘坐大轿到滇政府（现在的八中）去就职，群众高呼打倒军阀等口号，唐氏当时怒形于色。当天晚上，昆明市妇女在滇议会（现在华山南路昆明海关）举行庆祝晚会。（唐继尧）令王洁修派翊卫队士兵数十人换上便衣，手执铁器木棒，先将电灯线割断，蜂拥冲入会场，肆行殴打参加晚会的妇女，情形十分凄惨。这种灭绝人性的残暴行为不仅暴露了唐继尧作威作福的狰狞面目，而且是对以改革政治为号召的二六郑汴的最大讽刺。”（15）面子既然撕破，敌我矛盾从此以后自然就要按照敌我矛盾的方式解决。“多少裆的好儿女遭到逮捕和迫害，女中教师刘幼堂、张培光、王竹雅等被捕，小学教师吴澄、赵琴仙、陈金雯、李尚志等也遭逮捕，吴澄、赵琴仙惨遭杀害。”（16）龙云和滇军诸将对他们的国家元首和精神领袖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强化飞碟整肃的军官会议上，一再引用唐总裁的嘉言懿行。

滇人的宠儿为祖国做出最后一次贡献后不久，就永远离开了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周钟岳回忆说：“（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晨八时顷，北门花园（唐公住宅）来电话云，联帅请到寓一坐。时唐公病已数月，心疑唐公病必沉重，急往省视，侍者云昨日即经失知觉，予问之数语，所答尚明瞭，然目往往瞪视，手足抽搐，且热度甚高，虑病已不可为，劝略进噎吗连，神稍清醒，旋请法医来诊视，云心血妄行，已不可救，随打补针即去，移时仍请之来，则云数日前制造一疮，移病外出，或尚可治，今已无及。又请中医谢浩如、吴梓伯诸人来视，皆云脉平可救，乃用羚羊角、牛黄等剂，仍服两道，至十二时疾大渐，十二时半遂逝矣。”（17）他的德才都不及恩师蔡松坡将军，死得其时的幸运也稍逊一筹，没有死在生命的巅峰，不得不在后半生经历许多不如意事，但即使在外界的挫折和自身的错误当中，他也从没有背离荣耀乡邦的初心。他在祖国面前，始终问心无愧。父老和袍泽也懂得尊重他的品格，宽恕他的错误。因此他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自幼的坦荡和欢愉都没有改变。他在当时的新事物 — — 电影《洪宪之战》中扮演自己，一张娃娃脸仿佛不曾遭遇时间的摧残。四十岁的男人必须为面相承担部分责任，残忍、诡诈和仇恨都会留下自己的印刻。四十岁的唐继尧将他的形象留给了世界，仍然是蔡松坡十多年前为之心折的一派活泼和勇敢。同胞们在“会泽唐公冥墓”前留下了一副对联：“功业须当垂永久，风云常为护储胥。”1948年8月，唐继尧的学生、韩国总理李范在大韩民国成立文告向他致敬。大韩民国建国勋章曾经授予八十八位外国人，他也是其中之一。泛亚主义硕果仅存的苗裔用这种方式，在煮虾最黑暗的时刻回馈了父辈的遗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