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中的愧怍是文章的重点也是难点。最近讲过此课，又看了一些资料，相互碰撞，记录下来，以做研究。

      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原文结尾段：“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原文说得明白：杨绛先生认为，老王送鸡蛋和香油是来表达感谢，我已经领受，老王也是心领神会的。毕竟他们交往长久，彼此的为人都很清楚。作者也为内心的不安做出各种推测，比如占了老王的便宜，用钱侮辱他的好意，让他至死不能完成自己的心愿，但马上又否定——“都不是”。接下来就说了让人不大明白的“愧怍”。那么，这愧怍是什么？

      教学参考书是这样说的：“对“愧怍”的理解之一：老王抱病上门送礼要表达最深的谢意，而作者却没有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也没完全领会老王的用意，仅以金钱回报，与老王没有进行更多的交流，作者感到对不住老王的情义。理解之二：作者反思自己一直充当给予者，从来没有接受过老王的回赠和无偿的帮助。这样做貌似对得起老王，却让老王始终觉得欠了作者一家的情。最后老送鸡蛋和香油，自己不是感激地收下，而是又拿钱回赠老王，作者懊悔这样做等于“侮辱”了老王的心意，回想起来，老王似乎是带着伤感和遗憾离开自己家的。所以作者一直“琢磨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作者为自己的自命清高、不解人意而“愧怍”。作者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和解剖，体现了知识分子可贵的自省精神。

      ”现在想来，却有不适之处：但凡愧怍，一般是自己做得不好，又愧对他人之处，或者不够完美之处。根据上文，理解一主要说作者用钱侮辱老王好意，很明显被“都不是”否定了。这个理解不成立。至于“与老王没有进行更多的交流”，这是个程度问题，就不好判断。在那种情形下，老王身体极度虚弱，杨绛先生因为害怕而乱了方寸，恐怕谁也无法充分地唠嗑儿。因此，也不大会成为她愧怍的所指。理解二，其实还是抓住“作者懊悔这样做等于侮辱了老王的心意”这一点，与理解一没有本质不同。相反，还有瑕疵，比如“从来没有接受过老王的回赠和无偿的帮助”，这与老王送冰，免费送钟先生等事实不符合；“这样做貌似对得起老王”中的“这样”指代不明，表达上前后无法贯通，有语病之嫌。但“知识分子可贵的自省精神”是亮点。可是，她反省的是什么？作者误解人意是有的，但“自命清高”，我还看不出来。整篇文章，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杨绛先生一家队老王的谦和与善意，老王也因为杨先生一家的美德而倍感温暖，因此愿意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帮助，并在重病时送来当时尤为珍贵的香油和鸡蛋以表达感谢。全文没有“清高”，更无“自命”的行为和意识。那么，几年后才明白的“愧怍”，究竟是因为什么？

        一方面：杨绛在文章的结尾写道：几年来，我渐渐明白，这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的人的愧怍。这里的“愧怍”一词无疑是理解本文情感和主题的一大关键。何谓“愧怍”？为何“愧怍”？  古人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杨绛为何要感到心中有愧？通过前文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杨绛一家在于老王的交往过程中，对其是非常和善友好的。老王眼睛不好，杨绛女儿给他鱼肝油吃；老王要减半收费，杨绛坚持付全额；甚至老王临终前来表示感谢，送来大鸡蛋和好香油，杨绛也坚持付钱。这里就产生了矛盾：杨绛本该是问心无愧的，为何会感到愧怍？  矛盾的产生正是文本细读的开始：我们首先要问，杨绛是对哪件事情感到愧怍？当然就是临终前老王送鸡蛋和香油这件事。我们接着要问：老王为何要给杨绛一家送香油和鸡蛋？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尤其自己的生活条件如此差的情况下，他送这些东西过来，无非是想对一直关心帮助他的杨绛一家表示自己的谢意，这几乎也是口讷的老王唯一可以表达自己谢意的方式。也就是说，对于一辈子孤苦、无助的老王来讲，在他心中，他早就把真心对待他的杨绛一家当作了自己的朋友甚至是亲人。他送来香油和鸡蛋，虽然拿了钱，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不是要钱。”这里面不乏真诚，口讷的老王心中真正想说的是：我更想要的是，你们对我亲人般的关心，温暖和问候！

      可这些杨绛明白吗？至少当时不明白，杨绛已经“吓得糊涂了”，他当时内心真实的情感只是害怕。她对老王确实好，可是这种好仅仅定位物质交往的诚信和宽容上面，而对老王内心情感的付出和需求无动于衷。正是这种情感上的不对等，让杨绛觉得“不安”，由此而开始了对自我个体的反省和深思，等到几年以后，她又“渐渐”明白，这种不安正是愧怍的源头。

      还得从原文来仔细搜寻：（1）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2）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3）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4）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我一定要给钱。（5）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6）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7）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细细品味，我们不难发现，在他们的交往中，他们是不对等的。在“我”的潜意识里，老王是可怜的，她贫穷孤苦，需要钱，需要帮助。因此，常常坐老王的车，是给他带来生意；坚持给钱，是对他的救助。在与他的交往中，“我”一直处于优势地位，有优越感，有居高临下的视角。日常对他的善意，是“我”刻意做出的修养和礼貌，而在实际上，当在看到老王令人惊恐的病态和听到她的死讯时，“我”就完全暴露了自己这种潜意识。正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寻常情况下，人尚可处于理智。然而，突变或紧急情况下，往往才可见人的真正内心和潜意识。如果他是关系对等而交往很深的人，如何能在看到他惨不忍睹的病状时想到“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还“说得可笑些”？而在听老李说老王死了时，也仅仅是“没多问”。这是不是有点情感漠然？然而，这个老王，却是在病重时，倾注了自己的全部财力和心力来报答“我”的！可见，“我”和老王在交往中，情感的质量是不对等的，心理的地位上是不对等。

      另一方面：既然这“愧怍”是给老王的，而老王已经去世了，老王固然看不到也听不到杨绛的“愧怍”，那么，杨绛固执的“记愧”给谁看？当然是给“我们”看的。杨绛对老王，虽然没有像老王对杨绛一家那样巴心巴肠地付出，但毕竟也是有“礼尚往来”的；老王的死，杨绛更没有责任。所以，无论从人情还是从逻辑上来看，杨绛都没必要太过于自责，更没必要太过于“夸大”这份内心的“愧怍”。但杨绛的“愧怍”是真的，一点也不矫情。她是用“记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自省；也是用“记愧”的方式，力图唤醒我们大众的自省意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个民族是容易“健忘”的，是缺乏足够自省意识的。杨绛的先生钱钟书对于杨绛的“愧怍”写过这样一段话：（在wg运动中）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杨绛写自己的“愧怍”，有一层很深的用意，是什么呢？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时时地来反省自己，对于做过的事情要有一种自省的意识。wg运动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很多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受到了迫害，有的因此含冤去世。而迫害者鲜有主动反省自己的，所以wg就容易被人遗忘。杨绛一家也是wg运动的受害者，她女婿在运动中自杀，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她希望我们的民族时时都有一种反省的意识和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走出那段阴霾，走得更远。所以，唤起民族的自省意识才是杨绛表达“愧怍”之情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