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林

摘要：建制性的翻译研究历经50年的发展，主要采取还原主义的研究进路，从不同向度揭示了翻译的分殊之理，呈现典型的界面研究特征，产生了各自一体的知识结构和话语形式。反观翻译研究的历史境脉和当下状态，多元跨学科视角持续介入，但始终缺乏实质性的对话与联通基础，客观上已造成诸多知识孤岛，因而尚不能对复杂多变的翻译现象做出系统解释，也无法对现实世界的翻译活动产生整体影响。鉴于此，探寻具有普遍意义的整合概念，联结迥然各异的研究视角，建立内外连贯一致的概念框架，理应是翻译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个元理论问题。本文将翻译研究纳入知识论阐释空间，分析融合不同翻译观念的学术前提和逻辑理路，对照翻译的本体事实、逻辑事实和话语事实，解蔽翻译蕴含的跨语言知识转移本性，揭示知识翻译学之于汇通翻译观念、解释翻译现象、改善翻译生活的潜在价值，以此推动本研究方向的深度探索，提升翻译研究的学术品质，促进翻译知识的自治性建构。

关键词：跨语言知识转移；经验知识；理性知识；再概念化；再语境化；知识翻译学

         翻译是人类跨文化理解、对话与沟通诉求的产物，介入性地对人类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产生改造作用，是不同文化互联互通以塑造文明的必要条件。翻译肇始于散见的跨语言历史事实，繁荣于知识的全球化流通与共享过程（李瑞林 2020a：23），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赋能下，日益成为一种泛在的跨语言生产方式。20世纪60年代以降，译学界反观历史事实和现实经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和学术方法，试图发现翻译的一般规律和内在秩序，提出了翻译的语言观（Malmkjær 2018）、文化观（Cortés & Harding 2018）、认知观（Alves & Jakobsen 2021）、社会观（Buzelin 2013）、传播观（Kaindl 2013）以及技术观（O’Hagan 2019），不一而足。回望翻译研究的历时和共时状态，对象性的翻译备受还原主义研究取向的关怀，也产生了相应的知识结构和话语形式。毋庸讳言，这些针对翻译不同具体特征的研究成果，既是理解翻译和实践翻译的认知资源，也是翻译知识合法性、自治性建构的基础条件。

         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不同理论视角的翻译研究，如果长期维持分而不合的状态，不能达成有利于跨学科对话与会通的共识性原则，难免就会产生彼此疏离、自我封闭的知识孤岛，也就无法对复杂多变的翻译现象做出系统、周密、充分的解释。毕竟，“对于任何事物的单一预测都不能被视为不可置疑的真理。如果不冷静地探究变化的根源，我们就无法理解任何系统的行为”①。及至当下，翻译研究整体上仍处于“稳定与不稳定、可预测与不可预测、已知与未知、确定与不确定”等诸多矛盾纠缠不清的无序状态（Meylaerts & Gonzalez 2017：9）。各种视角主义观念犹如迷宫一般，令人难以理出头绪，随之也滋生了一系列影响翻译知识整体建构的倾向性问题：翻译要么被语言对等假设之惰性所禁锢；要么被各种泛文化论说所遮蔽；要么被缺乏内部一致性的认知研究所分解；要么游离在移植而来的社会学概念网络之中；要么在机器翻译浪潮冲击之下不知所往。显然，特殊性研究此起彼伏，普遍性研究相形见绌。从学科建制来看，只有绝对开放的跨学科研究，没有相对封闭的本体研究，就无法形成合法、自治的跨学科知识体系。脱离对象本质的翻译研究难免散乱，忽视终极价值的翻译研究难免迷失。翻译研究正处在必须正视学科困境、探寻突破方向的十字路口（Bassnett 2012）。洞察复杂的翻译现象，探究翻译的终极本质，统合翻译之道与翻译之器，主动推进集成性研究，无疑是学界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基础性议题。

         本文基于杨枫（2021a：2)提出的知识翻译学构想，对照翻译既有的本体事实、逻辑事实和话语事实，采用学科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将翻译纳入知识论阐释空间，试图探寻一切翻译现象可能存在的同一性基础，辨识联通还原主义翻译观的核心概念，解蔽复杂多变的翻译事实所蕴含的跨语言知识转移本性，进而从本体结构、实体对象、核心特征、价值取向、学科塑形等不同维度论证跨语言知识转移之于翻译的解释力，揭示知识翻译观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以期推动本研究方向的批判性反思和精细化探索。

         元反思和自反思是一门学问臻于成熟的必然要求。20世纪90年代末以降，国际译学界围绕翻译知识融通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产生了颇有建设性和前瞻性的学术成果，总体上达成基本共识：随着其他学科理论资源与分析工具的不断介入，翻译研究的学科身份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从独立学科向交叉学科转型（Snell-Hornby, Pöchhacker & Kaindl 1996），不同理论视角共存于某种兼收并蓄的知识景观之中(Gambier & Doorslaer 2016：2-3)。随着研究边界的不断扩张，取向各异的视角研究，尽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空间，但同时也给翻译平添了不少异质性和变异性，造成翻译知识的非结构化、非系统化特征，甚至还引发了翻译本质论、多本质论、非本质论的激烈论争（Chesterman & Rosemary 2000；Brems, Meylaerts & Doorslaer 2012）。寻求学科自治性，同时承认视角多元性，二者能否统筹兼顾（Gambier & Doorslaer 2016)？多元视角之下是否蕴含某种内在统一性？翻译研究相对于其他学科究竟有何本质区别？毫无疑问，这些问题与翻译知识的合法性、自治性建构高度关联。鉴于此，翻译研究颇有必要确立自身的认识论基础，进一步厘清目标对象的内在本质与外在特征，探寻具有全局统摄力和普遍解释力的整合概念（Chesterman 2014，2017，2019），最终建立一个可以联通不同理论视角的研究范式。下文将翻译研究纳入知识论分析视阈，以人类认知普遍性和特殊性为切入点，讨论翻译赖以存在的学术前提和逻辑理据，揭示跨语言知识转移之于翻译研究的元概念身份。

         纵观世界学科发展史，知识论是构筑一门学问的基本学术前提。从广义上讲，任何一门学问都是知识探索、知识生产、知识应用等一系列过程的统一体。众所周知，高阶思维能力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征，也是对人类认知普遍性的共识性注解。从过程来看，人类认知可分为感性和理性两种形式。感性是指人对事物表象的认识；理性是人基于概念和命题对不同事物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的追问（齐良骥 2011：107）。前者生发于现实世界，产生经验知识；后者生发于精神世界，产生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经验知识的升华，经验知识是理性知识的具象，二者构成一个相互影响、彼此塑造的认知闭环。从内容来看，人类知识可分为一本之理和分殊之理：一本之理即是理念，旨在明理；分殊之理即是意事，旨在知事（金岳霖 2010：2）。概括而言，认知是知识生产的过程，知识是认知加工的结果；存量知识推进新的认知，不断产生新的知识。尤其重要的是，人类认知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语言不仅成就认知过程，而且表征认知结果。以语言为媒介的认知活动，既可回归经验，成就人的反思力，又可超越经验，成就人的想象力，以此推进人类文明的演变过程。从认识论意义上讲，人实质上就是现实、知识和语言交互作用的复合体。人具有认知升级能力，才能不断贴近知己之明、知人之明、先见之明的境域；人具有知识生产能力，才能既成己亦成物，最终从野蛮走向文明。人类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认知迭代、知识开新的历史。认知体验普遍性是人类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是不同文化不断达成相互理解和会通的基础。

         从另一角度来看，人类的认知体验也有特殊性。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发育了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意识和理性（郑也夫 2015：287），因而在和外部环境互动过程中才会产生形形色色的观念。“一切观念莫不是得自后天的：最初的观念直接来自感官，尔后的观念则得自经验，随着人的反省能力的增强，观念也就愈益增多”（孔狄亚克 2010：14）。实际上，观念既是经验知识的一种固化，也是理性知识的一种资源。整体而言，人们产生的经验知识和理性知识都是地方性的，因为人的认知不仅是个性化的，更是情境性的，正如康德所言，时空决定范畴。从此种意义上讲，人和外部世界之间仅仅是有限的主客关系。所以，人难免困顿于生有涯、知无涯的无奈之境，也不自觉地沦为自身观念的囚徒。人要拓展认知边界和能力边界，就必须追寻更广泛、更普遍的知识，以增强自身对所及世界的理解力和塑形力。从系统发生学上看，人一旦获得知识，就会使其与相应的现实界面反复对照，不断确立二者之间的同构关系，进而对特定的生活形式产生某种统一规定性，由此生发文化过程。另外，不同类型的知识对各自的外化形式具有应然选择性，因而才会生发相应的语言过程。综上所述，人的认知是时空性的，也是主客一体的，具有个体和群体差异，是不同文化形态和语言形态得以生发的根由。可以认为，认知体验特殊性是人类社会分合聚散的缘起。不同社会的认知差异是跨文化问题的根源，也是解决跨文化问题的关键。

         如前文所述，文化过程是认知驱动的产物，对此，可借用经典话语‘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化成天下’予以诠释。言及‘文以载道’，文是媒介，是外在的；道是实体，是内在的。道即是公认之理，也就是广为认同的一本之理或分殊之理。‘文以化人’实质上是以既定公理教化人、规制人、组织人，指向的是某种预期的统一性，也就是‘化成天下’。不言而喻，文化是一种机制，公理是一种动能。文化是对公理的一种兑现，公理是对文化的一种担保。具体而言，文化实质上就是以公理为前提对现实-精神生活的格式化设定，旨在塑造某种预期的社会结构和秩序，以降低社会沟通成本，提高社会运行效率。换言之，文化首先是动词，是人事一体的行为过程，是人对自身的一种自发性集体塑造。文化无疑是社会性的，更是地方性的，因而才会显示多样性。由此可见，知识和文化之间蕴含发生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知识孕育文化过程，赋予文化以特定内涵；文化规范知识过程，赋予知识以特定尺度。“知识本身是物质和精神的文化，文化又因为知识的积累和目的在本质上属于知识”（杨枫2021a：2)。从某种意义上讲，知识差异是文化多样性的缘起，文化差异是知识地方性的光泽。进而言之，文化过程是对地方知识的一种实践，也是对地方知识的一种维护。跨文化问题归根结底是知识非对称问题。

         同样，语言过程也是认知驱动的产物。如扬雄（公元前56~公元13）的《法言·问神卷》所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也就是说，“口语是心之声音，文字是心之画符”（郑也夫 2015：93-94）。‘心’是语言之本，语言是‘心’之显示。任何一个语词的意义都是人对意指对象所动用的‘心思’或者‘念想’。‘心思’源于人对外部刺激的反应，生发于精神世界，外化于语言世界，以此不断推进心内与心外的和谐。任何一个现实片段，如果未曾激发人的‘心思’或者‘念想’，一般来说，就不会有相应的语言形式。反之亦然，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如果缺乏某一特定形式，也就意味着缺少与之相照应的现实片段，或者缺少对有关现实片段的认知体验。从广泛意义上讲，每一种语言皆与特定的现实存在相对照，表达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体现为一种特定的知情意系统，动态描绘特定社会的现实-精神图景（李瑞林 2020a：24）。世界上有数千种语言，每一种语言以独有的方式对现实进行切分，同时又对现实片段进行组构，以此表达不同语言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动态认识。据此可以认为，语言多样性意味着认知多样性，也意味着知识差异性。跨语言问题实质上也是知识非对称问题。

         《荀子·儒效》有云：“千举万变，其道一也。”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归根结底源自人类知识的非对称性。从广义上看，非对称性是伴随人类社会化进程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人文社会科学赖以存在的本体事实。如果说政治关乎不同利益主体权力分配的非对称问题，法律关乎不同责任主体权利义务的非对称问题，教育关乎不同社会成员知识存量的非对称问题，那么翻译关乎的则是不同语言主体知识结构的非对称问题。既然知识非对称性是跨文化、跨语言问题的主要根源，那么缩小人类不同社会的知识鸿沟无疑是翻译出场的动力，自然也是翻译有别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显著特征。人类认知体验的差异性使翻译成为必要，人类认知体验的相似性使翻译成为可能（李瑞林 2020a：25）。翻译之所以由来已久地融入人类生活世界，正是因为它能超越时空、文化和语言界限，将全球离散的知识孤岛联结起来，把有用的地方知识转化为普惠的共享知识，不断拓展地方知识的传播空间，扩大目标语承载世界知识的容量，从而改变制约人类社会健康、均衡、可持续发展的认知失衡状态，促进人类的跨文化理解、沟通与互鉴，推进知识的全球性流动与应用，改善全人类的生命体验品质，造就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世界新秩序。  

         历史事实表明，人类之所以能够改变脆弱如芦苇一般的命运，造就出延绵不断的文明进程，正是因为有不断拓展自身认知疆界的能力，翻译则是这种非凡能力的一种现实化表征。具体而言，翻译就是人类拓展知识和能力边界的一种跨语言认知与实践方式。在语言、文化、知识等诸要素涌现、叠加、交织的复杂翻译空间，语言是媒介性的，既承载知识，又表达知识；文化是规约性的，也是渗透性的，既决定知识生产的形态，又影响知识使用的方向；知识是始基性的，是一切翻译活动的核心，是人类跨文化生活的能量。知识唯有流通和共享，才能显示价值，产生回响，因而必须付诸媒介性的语言。知识有求真的本性，因而对语言的合宜性才有要求。知识有求通的冲力，尽可能地解释和改造现实，因而才会超越文化的封闭性。从另一角度来看，“文化进化的机制是用进废退，……任何文化要获得生机，就必须增加新因子和多样性”（郑也夫 2015：289，295）。缺少新知识的语言自然逐渐退化，缺少新知识的文化自然失去活性。综上所述，知识无疑是翻译系统的内隐特征，语言和文化是翻译系统的外显特征。语言是“翻译之用”，文化是“翻译之维”（杨枫 2021a:2）。跨语言知识转移是翻译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底层逻辑，也是翻译知识融通性、系统性建构的重要起点。

         上文讨论了人类认知体验普遍性和特殊性，分析了知识与文化和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阐述了知识非对称性对于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存在的客观诉求，与“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杨枫2021a：2）这一论断相契合。本文认为，这一理论假设主要包含五个基本命题：

（1）认知非对称性是翻译出场的基本前提，跨语言知识转移是翻译存在的底层逻辑；

（2）跨语言知识转移既关涉经验知识，也关涉理性知识，或兼而有之。前者源于情境化的主观体验，偏重叙事性（如文学翻译），后者源于逻辑化的客观判断，偏重说理性（如学术翻译）；

（3）跨语言知识转移涉及实体对象的再概念化和再语境化双重过程，旨在基于相同实体生成一种文化上适应、形式上照应的对称关系；

（4）跨语言知识转移既是理据性的，又是情意性的，不但要体现以物为本的求真，还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向善和尚美；

（5）以跨语言知识转移为底色的翻译不应单纯是一个跨学科或多学科领域，更应是调节人类知识非对称状态的一个超学科领域。下文将围绕上述命题，结合翻译的本体事实、逻辑事实和话语事实（参见Buzelin 2013；Malmkjær 2018；Cortés & Harding 2018；Alves & Jakobsen 2021），从本体结构、实体对象、核心特征、价值取向、学科塑形等向度论述跨语言知识转移对于翻译的整体解释力，揭示知识翻译学所蕴含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从内在建制来看，任何一门成熟学科都必须具备三个最基本的属性，即对象的确定性、理论的系统性、边界的明晰性（Wilss 1996：1-2）。其中，研究对象是一种稳定的、可再现的普遍存在，是学科知识最根本的标志性特征，对研究方法、研究边界和概念体系等发展性特征产生决定性作用（刘小强 2011：78）。研究对象尽管有简单对象和复合对象之分，但都必须包含能够充分反映本体事实、具有系统聚合力的普遍特征。

         反观翻译研究的历史境脉，不同研究‘转向’聚焦翻译的某一具体面相，如语言、文化、社会、认知或功能，不一而足，采取的是西方还原主义研究进路，因而不能整体性地反映翻译的真实状态，也无法产生具有内部统一性和外部关联性的概念体系。相形之下，跨语言知识转移是对人类跨文化生活一般特征的描述与概括。文化是条件性的，知识是实体性的，语言是媒介性的，三位一体地塑造翻译作为一种社会适应性系统的元结构。如图1②所示，在跨文化社会互动空间，知识非对称性问题对翻译的出场提出要求，知识客体的再概念化和再语境化成全翻译的核心过程。从供求关系来看，始源语是知识供体，目标语是知识受体，供体的开放程度和受体的吸收能力决定跨语言知识转移的内涵和样态。从转移过程来看，始源语和目标语之间并不存在发生学意义上的线性关系，只能基于同一知识客体通过再概念化和再语境化过程生成一种平行对称关系。换言之，知识客体是跨语言知识转移的轴心，是连接始源语和目标语的唯一纽带。从某种意义上讲，跨语言知识转移既是一种认知连接与平衡策略，也是一种知识生产与流通机制，其价值不仅在于增强始源语地方知识的溢出效应，更在于扩大目标语承载世界知识的容量，旨在塑造一种全球知识有序流通与共享的和谐生态。翻译就是知识的世界性再生产和再传播（杨枫 2021b:2）。

         不言而喻，以跨语言知识转移为本质的翻译是文化间性的、主体间性的，也是语言间性的，蕴含一种多元要素涌现、叠加与交互机制。这一机制应然对翻译研究的内涵、任务以及目标指向产生一种规范性预设。整体而言，翻译研究理应是探究如何超越文化、语言和主体界限有效实现知识转移以调节人类认知非对称状态的一门经验学科，重点考察知识转移的跨语言认知与实践过程，以揭示地方知识国际化乃至世界化的一般机制和基本规律。一言以蔽之，跨语言知识转移与翻译本体事实多向度立体对照，是翻译研究与实践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文化、语言和知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共同生成反映翻译一般特征的本体结构，理应成为翻译知识合法性、自治性建构的逻辑起点。

         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认为，语言、知识等人工之物不仅反映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而且也是两个世界相互碰撞的重要界面（Popper 1972）。就语言和知识的关系而言，语言是媒介性的、外在的、显性的，是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间接映射；知识是实体性的、内在的、隐性的，是对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直接认识。毋庸置疑，语言和现实的同构关系必须通过可复现的实体知识才能不断得到确认。语言之所以能描述现实精神图景，正是因为实体知识贯穿始终的连接和维护作用。显然，语言为用，知识为体；语言是可感知的表象，知识是可意会的实在。据此可以认为，媒介性的语言是知识转移的间接对象，实体性的知识是知识转移的直接对象。         一般而言，实体知识可分为经验知识和理性知识。前者靠近生活世界，反映特殊性的生命体验，趋于主观性和多样性；后者靠近理性世界，反映一般性的推理判断，趋于客观性和统一性。在以跨语言知识转移为底色的复杂翻译空间，对象性的实体知识实际上是一个连续体，一端是经验知识，另一端是理性知识，其间是一系列杂合程度不一的过渡形态。翻译以实体知识的跨语言转移为本，所以才会与其他领域产生衔接关系和共生关系，从而产生广泛的社会价值。从这种意义上讲，翻译无疑是众多领域借鉴域外地方知识、实现本土知识国际化的重要途径。“翻译是地方性知识的世界化过程，使不同语言承载的不同知识成为世界公共财富”（杨枫2021b：2)。翻译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建设知识创新型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         从另一角度来看，将看不见的实体‘知识’前景化，确立‘知识’之于翻译系统的统摄地位，有利于改变翻译知识的非结构化、非系统化状态，从而建立具有内部统一性和外部关联性的学科体系。对照既有的翻译话语事实，实体性的‘知识’对于离散的诸多关联概念具有整合作用。具体而言，语言是知识的记述形态，文化是知识的调节因子，社会是知识的外部网络，认知是知识的生产过程，传播是知识的功能再现，技术是知识的集成工具（李瑞林 2015：10）。显然，‘知识’是翻译诸多关联要素的汇合点，是翻译过程的焦点所在，在翻译系统中发挥主导作用，理应成为翻译研究的核心议题（Dam, Engberg & Gerzymisch-Arbogast 2005：1）。概括而言，实体知识是跨语言知识转移的直接对象，是翻译知识体系化建构的参照点，更是翻译抵达普适性境域的原动力。

         跨语言知识转移发生于跨文化社会互动空间，运用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双重过程，推进实体知识的深度理解和准确表达，以达成实体知识的跨界流通与共享目标。所谓语内翻译，即是实体知识的‘再概念化’（Blumczynski 2016：99）；所谓语际翻译，即是实体知识的‘再语境化’。‘再概念化’是翻译之始，‘再语境化’是翻译之成，共同构成跨语言知识转移的核心特征。实体知识是人对现实世界直接认知的产物，是主客一体的；隐性的实体知识一旦外化于语言文字，通常也被视为客观知识（Popper 1972）。语言文字只是实体知识的符号，唯有聚焦实体知识本身，进而和客观现实相对照，才可能产生深度理解 （郑也夫 2015：94）。既然实体知识是相对客观的，那么‘再概念化’过程就应最大限度地减少乃至限制缺乏考据的主观臆断。‘再概念化’的本质不是译者能够借助自身经验知道什么，而是译者能够运用关联知识揭示什么。也就是说，译者只有坚持‘非唯主’观点（金岳霖 2010），才能相对客观地理解实体知识。归根结底，跨语言知识转移整体上是他者导向的，而不是自我导向的。         ‘再语境化’是指实体知识所包含的信念、态度以及价值取向在目标语系统的再现过程，也就是在实体知识与潜在的目标语形式之间建立同构关系的过程，最终生成一种整体上不可逆的混合型人工制品（Hanks 2014：35）。相形之下，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转换实际上是存量翻译资源的重复使用过程，具有显著的经验主义色彩，并不能充分反映‘再语境化’的实质。事实上，任何形式的语言转换都是以翻译数据的合理存在为前提的。有效的翻译数据一般都是历史沉淀下来的共识性资源，具有相对确定性和可循环使用性（李瑞林 2020b：94），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采用的正是这一基本原理。姑且如此，翻译唯有以实体知识为前提，才能立足不同语言范畴和层次建立文化上适应、形式上照应的对称关系，经过实践反复检验和确证，最终形成有用且可用的翻译数据。         从本质上讲，每一次跨语言知识转移活动都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域，只有激活、选择、运用高度关联的存量知识，才能准确辨识、理解和表达新的实体知识，其中蕴含某种叠加式增量特性，总体上可概括为旧知识与新知识兼容、继承性与开新性相连、生成性与范例性并举的高阶思维过程。综上所述，‘再概念化’和‘再语境化’是跨语言知识转移的核心特征，翻译流和知识流同行同构，共同塑造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存在的内在型式。

         以跨语言知识转移为本质的翻译生发于文化多样性、语言多样性和认知多样性的现实世界（李瑞林 2020b：92），涉及本位与外位、普遍与特殊、主观与客观、个性化与社会化等一系列复杂关系，自然需要一套相对完备的价值判断标准对翻译过程产生指引和调节作用。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杨枫 2021a:2）。从宏观层面来看，翻译既有民族国家性，更有国际性和世界性，对翻译什么、如何翻译、翻译为何等基本问题的回应产生某种统一性的预设。在民族国家主义框架下，翻译是以主权意识和文化自觉为前提的，具有显著的传播性。掌握本土知识翻译主导权，意味着拥有国际话语优先权；译介他域的地方知识，既是自我开放的一种姿态，也是对异域文化的一种接受。在国际主义框架下，翻译是以主权对等和文化互信为前提的，具有显著的协商性。各取所长，求同存异，寻求共识，必是翻译的基本价值追求。在世界主义框架下，翻译是以主权平等和文化多元为前提的，具有显著的包容性。翻译的终极价值在于，维护文化多样性，减少知识非对称性，促进人类社会逐步靠近认知会通性境域，建设文明互鉴、和谐共生的美好世界。         从微观层面来看，既然跨语言知识转移是翻译的本性，那么就应以知识的核心特征为依归设立相应的价值标准。“知识既有主观性，也有客观性；知识是理据性的，也与情感和价值观有关；知识是结构化的，也是系统性的；知识与行为紧密相连”(Dam，Engberg & Gerzymisch-Arbogast 2005：24)。鉴于此，知识的核心特征可概括为认知、情感和意志，也就是知、情、意三要素。‘认知’关乎客体的事实关系，‘情感’关乎客体对于主体的价值关系，‘意志’关乎主体对于客体的行为关系（Myers & Twenge 2019：89）。‘认知’重在求‘真’，‘情感’重在向‘善’，‘意志’重在尚‘美’。不言而喻，一切跨语言知识转移活动都应遵循“真、善、美”（杨枫 2021a：2）三元一体的价值判断标准，可具体化为名实符合度、情感合宜度、知行合一度三个范畴。名实符合度关乎跨语言知识转移的真实性，衡量‘知识’的本体事实、逻辑事实和话语事实的一致性；情感合宜度关乎跨语言知识转移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衡量‘知识’对于不同主体的合目的性；知行合一度关乎跨语言知识转移的有效性，衡量‘知识’对于目标社会的思想启迪性和生活建设性。上述三个范畴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整体性地对跨语言知识转移过程产生调节作用。         知识翻译学围绕知识的科学性和人文性确立自身的价值标准，是对传统翻译观的批判性反思和继承性开新。知识是反映人与物、人与事、人与人相互关系的一种心理现实。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世界就是关于词与物、词与事、词与人的知识存在”（杨枫 2021a：2)。知识以物为本，具有客观性和一般性，名实符合度是对其科学性的注解（李瑞林 2015：10）。知识以人为本，具有主观性和特殊性，情感合宜度、知行合一度是对其人文性的诠释。这些范畴对于翻译知识的生产应有反拨意义。真正的翻译理论不仅仅能解释复杂多样的翻译事实，更能塑造具有竞争力的跨语言生产方式；真正的翻译方法不只是言说和书写的程序，更能提高跨语言知识转移的品质和效率；真正的翻译规范，不仅仅是在话语或修辞上的显示，更能在知识转移过程中产生引导力量。翻译研究唯有遵循文化多样性与认知会通性这一根本前提，在跨语言知识转移的具体实践中，维护‘知识’的事实标准、价值标准和行为标准相统一，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不断提升自身的学术品质和学科辐射力。

         知识生产是翻译学科内在建制的关键所在，本体事实的底层逻辑是翻译知识体系化的重要基点。知识非对称性对普遍与特殊、本位与外位、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关系产生制约作用，是影响人类社会均衡、有序、健康发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人类社会的认知非对称性是翻译介入跨文化境域的必要前提，应然赋予翻译以跨语言知识转移为核心的根本使命。如前所述，文化、语言、知识是翻译本体结构的主要成分，在‘再概念化’和‘再语境化’双重过程驱动下，形成一种多元要素叠加交互的跨语言知识转移机制。‘再概念化’反映翻译的认知功能，指向翻译的知识阐释性，‘再语境化’反映翻译的生成功能，指向翻译的语言技术性。翻译固有的二重性应然使翻译成为一门面向跨文化知识转移境域专门生产跨语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交叉学科。         从学科外在建制来看，翻译融入性地对人类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产生改造作用。早期宗教的去疆域化、中华典籍的海外译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知识产权国际转移、中国对外传播体系建设，不一而足，既是翻译在场的佐证，也是翻译功能的显示（李瑞林 2020a：23）。翻译在人类跨文化空间贯穿始终地发挥认知连接和知识传播功能。从另一角度来看，翻译正是因为具有跨语言知识转移本性，所以才会自然融入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诸多领域。“翻译的知识属性使翻译学成为学科之王”（杨枫 2021b：2)。伴随全球知识大融通趋势，翻译将不断超越自身的传统疆界，日益彰显赋能其他领域的元学科功能。翻译是时空性的、社会情境性的，更是知识建构性的，既有经过历史事实确证的广域性，又有直接的现实建设性，蕴含着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         鉴于此，翻译研究不应单纯是一个跨学科或多学科领域，更应是调节人类知识非对称状态的一个超学科领域。从学理上讲，超学科的翻译研究更具集成性和系统性，以知识非对称性问题为导向，以跨语言知识转移为视阈，统筹兼顾学科研究的独立性与交叉研究的开放性，联结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以认知共同体和实践共同体为组织形态，协作产出富有能产性的超学科理论与实践方法，从而营造一个健康、有序、和谐的跨文化生活世界。当下，对于翻译学科来说，适应全球知识大流通新格局，呼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尊重文化多样性、达成认知会通性为基本遵循，建构以跨语言知识转移为基础的超学科研究与实践生态，塑造翻译知识生产、翻译人才培养与翻译成果应用一体化图景，理应是推进‘新文科’建设、谋求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人类认知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翻译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在跨文化社会互动空间，认知非对称性提出问题，跨语言知识转移解决问题，翻译的终极价值在于达成人类知识结构的互补与会通，旨在塑造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生活世界。在诸多要素交互作用的翻译系统，媒介性的语言、规约性的文化、协作性的社会、生成性的认知、目的性的传播以及集成性的技术，皆以始源语表征的实体知识为核心，内在或外在地作用于知识再概念化与再语境化过程，共同促进人类认知成果的全球流通与共享。归根结底，实体知识是翻译过程的直接对象，跨语言知识转移是翻译系统的底层逻辑，也是重构翻译知识体系的致力点，更有望为知识翻译学的创建与发展提供前景可期的学术空间。         跨语言知识转移不仅仅是一个特殊性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普遍性的现实问题。从知识翻译学视阈来看，研究翻译即是探寻跨语言知识转移的一般机制和适用方法，以调节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知识非对称状态。翻译以全球知识互联互通为使命，无疑也是一个应对世界性复杂问题的超学科领域。超学科的翻译研究蕴含联通还原主义翻译观念的潜势，可为翻译知识的合法性与自治性建构提供新的契机。立足当下，展望未来，翻译研究颇有必要从哲学基础、目标定位、操作条件、运行机制和价值取向等维度建设以跨语言知识转移为本体的超学科生态，寻求西方二元认知模式与东方一元认知模式的有机统一，创造性地融入复杂性科学的理论资源与实践方法，对接全球数字化转型的现实与长远需要，探究有效传播人类知识的新理念、新机制、新方法，建构兼具理论融贯性和现实改造性的超学科体系，进一步彰显其跨语言认知与实践功能，致力于塑形人类社会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新图景。附注① 源自诺贝尔奖委员会发布的2021年物理学奖述评报告。感谢浙江大学刘海涛教授的学术建议。②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博士生李博言协助作者绘制本图，特表谢忱。参考文献（参见期刊原文）文献格式：李瑞林. 知识翻译学的知识论阐释[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1): 47-59.

作者简介

李瑞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翻译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语言服务行业专业委员会副会长，《Babel》《中国翻译》《英语世界》《翻译史论丛》编委。在《中国翻译》《中国外语》《Hong Kong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等学术期刊发表原创性论文多篇，其中“Topicalization: A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被美国ERIC和英国剑桥大学English Learning文摘检索，获中国第一届英语优秀教学论文二等奖, “从翻译能力到译者素养：翻译教学的目标转向”获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阅读的历史》《语言、使用与认知》《语言的进化生物学探索》等代表性译著多部，其中《阅读的历史》获全国第六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奖和省级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获省级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二等奖3次。

来源：当代外语研究

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翻译技术教育与研究”、微信公众号“语言服务行业”，致力于语言服务行业资讯、洞察、洞见~ 关注我们，了解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