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 ）

身着黄与黑，戴着头巾，生活在纽约的加里富纳人（Garifuna）——加勒比印第安人和非洲裔混血的后代，正在这个世界移民大熔炉用音乐和舞蹈传播自己的文化，也在警示人们土著语言正在不断消亡。

加里富纳人是中美洲土著人民，但根源于加勒比国家，如东部的圣文森特（St Vincent）和格林纳丁斯（Grenadines），是加勒比地区阿拉瓦克人与非洲人通婚的后裔，主要生活在伯利兹、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等国。加里富纳作为一种母语如今已危机四伏，而且这种语言无法用文字记录。另外，移民潮、种族歧视等因素也使得这门语言岌岌可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宣布加里富纳人的音乐和舞蹈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加里富纳妇女：“保存加里富纳语言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后代被其他文化和语言所同化，因此让这一语言传承下去是一场战斗。今天我穿着加里富纳的传统服饰，来到这里，代表我的族人。我希望，当人们看到我们的表演，他们可以对这种语言更感兴趣。每个人都需要保存自己的语言。加里富纳人是土著人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加入了保护我们土著语言的行列。我们将继续说这门语言。”

据联合国估计，全世界估计有6700种语言，其中有40％面临消亡的危险，大多数是土著语言。非洲大陆的1000种土著语言都需要紧急援助以免灭绝。纽约语言学家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2010年成立了非盈利组织“濒危语言联盟”，旨在关注移民群体中正在消亡的语言。他指出，纽约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濒危语言库，而移民本身也让语言面临消亡的危险。

考夫曼：“纽约在移民方面有着独特的地位。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各地移民来到纽约，让它与全球其他城市不同，尤其许多使用濒临灭绝语言的人移民来此，而移民本身也让语言面临消亡的危险。比如，墨西哥的格雷罗州(Guerrero)、瓦哈卡州(Oaxaca)的米斯特坎语（Mixtecan）地区因农业、政治和经济问题而遭到重创，一些村庄里的人都已经全部外流，许多村庄里不再有年轻人，他们被迫移民到墨西哥城或者美国。比起以前，移民们的生存极其困难，他们无法再打猎，河水被污染，他们需要交税并为孩子上学支付学费，他们必须融入资本经济，因此所有这些因素迫使人们背离传统的生计。比如，墨西哥的政策摧毁了持续了千百年的土著农业，因此，人们被迫来到城市，进入工厂或从事其他种类的劳动，从而脱离了村庄，脱离了他们的文化和语言，这必然将导致语言的消亡。因此，面临这些压力的村庄和城镇需要做出努力来维持这些语言的传承。”

在纽约，正在被使用的语言约有800种，其中的许多语言都面临死亡危险，有些语言只有几个人在使用。 丹尼尔·考夫曼和他的研究人员在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狭小的办公室里耐心地试图为后代留存即将消亡的语言。考夫曼认为，让这些语言存活是一种道德责任。

考夫曼：“作为一个语言学者，我支持任何组织借助其资源防止语言消亡的努力。同时 我觉得有点危险，因为我们需要将语言死亡看作其他社会问题的一种症状。它不是根本原因，但却是失去自治、失去以传统方式生存的能力的症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这可能是在分散注意力，因为政府宁可支持小语种项目，并给予人们一种支持其文化的感觉，而不去做一些更困难的事情，比如土地改革，并更显著地、真正地支持自治。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语言传承，我们必须支持土著人民的自治，并让他们以一种可以让其语言持续并发展的方式生存。”

2018年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的主题之一就是土著人民对土地、领土和资源的集体权利。考夫曼指出，这也是保存濒临语言的根本问题。

考夫曼：“这是首要问题，也是最严重的问题。它是所有其他问题的根源，因为当人们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甚至就像在墨西哥土地因失败的农业和经济做法而被摧毁，人们大量移徙，文化和语言也因移民而流失。因此，我们正在处理最后阶段的问题，我们正在处理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土地的人们的问题，他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娱乐，不是因为他们喜爱摩天大厦，他们是被迫来到这里，因为经济政策的问题流离失所。我认为那是问题的根源，如果这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如果他们可以像其父辈那样生活，当然不是说像500年或200年前一样生活，他们就可以自由地保持他们的语言和文化。”

2000年，联合国大会设立了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将土著问题牢固地列入了国际议程。2007年9月，经过20多年的谈判和讨论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为土著人民权利提供了框架。考夫曼表示，各国、各地政府需要采取更多行动，阻止以口头和文字形式记载的人类历史和记忆的不可替代的碎片消失。他认为，只要做出努力，土著语言消亡的趋势完全可以得到逆转。

考夫曼：“是的，我认为这完全有可能。这关乎政府能够如何执行和联合国能够如何促使政府执行，关乎于政府能够多大程度支持土著人民。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做法，甚至在墨西哥，我们可以将恰帕斯（Chiapas）的情况和格雷罗情况进行对比。在恰帕斯，那里正在兴起（对土著人民的支持），语言和文化是其中很大的部分。土著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一个小社会，让语言得以发展，那里有社区图书馆。而在格雷罗等其他地方，人们没有这样的组织，并被迫离开土地，事情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积极的案例来效仿，问题在于政府和当权者是否愿意做出显著改变。我十分不愿看到的就是肤浅的改变，比如，支持小语项目，让学校每周开设几小时的土著语言课程，让学校教授这些语言将给人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政府感到很棒，于是声称正在做出努力，支持语言项目，但实际上，那是语言的死刑，因为它让社区感到获得了某种安全的方法，但这其实完全不够。”

张立，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