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27日深夜，位于锡兰康堤（现为马哈努沃勒）的盟军东南亚战区少将参谋长魏德迈接到了从华盛顿派发过来的一份加急电报。这份电报是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所发，内容是调魏德迈前往重庆，继任美军驻中国陆军司令兼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

　　对于这封电报，魏德迈可说是期待已久，然而当他在看到电报内容时却大感失望。原来在此之前，魏德迈已经数次向华盛顿递交了调往欧洲战场带兵与德军作战的申请，可结果却是被派到重庆去担任在美军传闻中素以“独断专行”而闻名的蒋介石的参谋长，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尽管魏德迈心中一万倍的不愿意，但他还是在10月31日上午座上了飞往重庆的、暂且被称之为专机的一架寇蒂斯C46运输机……

　　为蒋介石（左）与魏德迈（右）合影

　　魏德迈的参谋经验可说十分丰富，但他对于中国的了解却十分有限。魏德迈在担任美军第15步兵团第2营中尉作战官时，曾短暂地在中国天津待过两年，但那时正值中国的中原大战爆发，军阀连年混战，与1944年的时局完全不同。因此，他只能通过从同僚或者华盛顿那里汇总的情报来行事。

　　当时的魏德迈对中国的认知是这样的：1、中国是美国军事及外交官员的坟场，有许多优秀官员的前程葬送在中国，史迪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中国政府内部的政治关系错综复杂，办事效率低下，蒋介石更是独断专行。

　　由于有了史迪威的前车之鉴，魏德迈在下飞机的那一刻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另一方面，蒋介石对魏德迈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很不愉快。欢迎，是由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赶走了史迪威，这是他在对美军事外交的一个胜利。不愉快，则是因为史迪威是中将，美方在换人时竟然派了少将魏德迈，这是不是预示着中国政府的政治地位以及中国战场的地位在盟军、尤其是美国方面被降级了？不管如何，魏德迈来了，蒋介石在不熟悉此人的情况下，决定谨慎对待此人，如果在接下来的接触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他将再次地予以撤换。

　　蒋介石并没有在魏德迈抵达的当天晚上设宴接见，而是选择了第二天、也就是11月1日下午5点作了为时一个小时的“约谈”。这次会面，蒋介石先是简短的表达自己“对彼之切望及其权责，与应注重各点明示之”，接着便让魏德迈熟悉环境，好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对此，魏德迈一一应诺。

　　没有寒暄、没有宴会，蒋介石与魏德迈的这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

　　1947年，魏德迈奉命为特使到中国调查，图为其到访南京，检阅仪仗队时的场景

　　11月4日，蒋介石再次召见魏德迈。这时的魏德迈已经有所准备，他在空运组织、桂柳战略、建设新军、整顿战区等方面都畅所欲言，提出了不少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这些内容使蒋介石对魏德迈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随即进一步的和魏德迈就“最近全般作战方针”进行了商讨。一天后的中午11时，蒋介石正式宴请赫尔利和魏德迈，这或许是蒋对魏的一种肯定。毕竟欢迎宴终于有了。

　　其实魏德迈在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时就对蒋的行事风格有所了解，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他也对中国战局进行了认真仔细的了解，尤其在广西战区，日军连连告捷，桂林、柳州一旦失守，则广西不保，日军势必进兵贵州，如贵阳再告沦陷，那重庆、昆明就危险了。

　　在此情况下，作为中国战区统帅的参谋长，魏德迈必须作出行之有效的抵御方略，可蒋介石的独断专行是出了名的，他该怎么向蒋介石进言并说服他呢？魏德迈作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态度一定要好，绝对不能像自己的前任那样“冲”。

　　只要蒋介石召魏德迈开会讨论战局，魏德迈必定用十分诚恳的语气来说，在涉及实际的决断时，他也不会直接要求蒋应该怎么怎么，不能怎么怎么。通常情况下，魏德迈会举一反三，说出好的与不好的结果，至于选哪个，还是应该由“统帅决断”，以表示自己只是参谋长的身份。

　　1946年，天主教南京总教区总主教于斌（左一）、魏德迈（左二）、马歇尔（左三）和何应钦（右一）等

　　此外对于中国军队内部的种种弊政，魏德迈也都会经常用谨慎诚恳的态度向蒋介石逐一报告，痛彻心扉，说自己这么说都是为了中国军队的未来。即便是当蒋介石真的撇开魏德迈行事并破坏了魏所制订的计划后，魏德迈也会“出言谨慎，态度甚佳”地询问于蒋。这么一来，蒋介石对魏德迈的态度由一开始的冷淡转变为满意，甚至对于魏德迈指出的一些问题自认错误，甚至产生“愧感”之意。

　　当日军兵临独山重庆动荡之时，魏德迈又出现在蒋介石面前以特别诚恳的态度劝蒋撤离另设陪都。这一建议被蒋介石拒绝后，魏德迈又声泪俱下地表示自己也不离开重庆，愿意与统帅“共患难”。不过临了还是又说了一句，劝蒋“应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不能不注重现实云”。这么一说，既拉近了与蒋介石的关系，又使蒋介石的荣誉感倍增，对友邦展现出“中华民族杀身成仁之传统精神”。

　　在经过两个月的磨合之后，蒋介石终于正式接受了这位参谋长，并认为魏德迈“直谅勤敏，可说毫无城府，与史迪威之奸诈劣性，完全相反也，其办事紧张积极，我国军人应效法之”，“其所谈者亦多良药苦口之言，若不自振奋，血耻图强，何以为人”，“警惕之言，令人惭惶而已”。蒋介石在1944年12月30日的日记写道：“默察魏德迈、赫尔利二人言行，其对我政府……态度，似已改变。”（作者署名：国家人文历史 胡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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