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里了。

    6月8日，在浙江省衢州市大洲镇，郑伟勇站在一片水田前，一手举着日军化学战例图，一手指着几公里外的山介绍：根据这张战例图，1942年，日本炮兵曾在我们现在站的地方，用山炮向对面发射毒气弹。

    52岁的日本学者松野诚也站在人群中，紧挨着郑伟勇。他研究日本毒气战、细菌战等近30年。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日本的大学或者相关研究机构接收他，他当过高中教师，做了十几年公务员，用这些工作的报酬支持自己的研究。

    这天上午，松野诚也为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日战争史研究分会的成员作公开讲座，引用日军上级指挥官日记、战时机密文件和军人回忆录等，证实“在攻击坚固的中国军队阵地时，局部使用‘赤弹’‘赤筒’等毒气武器，在对大洲镇的进攻中进行了大规模的使用”。

    “当年我们就在这里阻击日军，”站在一个长条形的战壕里，51岁的郑伟勇转身对松野诚也说，“你是82年后第一个到达这里的日本人。”

    郑伟勇是中国银行的一名职员。过去20年，他一直在资料和历史的现场间往返。受邀去美国参加各种相关活动，他的贵宾证姓名后写着“Historian（历史学家）”。

    两个年龄相仿的人，分别来自侵略国和受害国，80多年后，在曾经的战场相遇了。他们讨论和战争相关的历史问题，在不同的地方打捞着历史的真相。

    他们的心愿很相似。郑伟勇说：“不要忘记历史。我们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松野诚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希望揭开战争犯罪历史的真相，“在此之上建立和平发展的基础”。

    1

    郑伟勇被更多人知晓，是因为他在寻找1942年的15架轰炸机，确切地说，是15架飞机坠落的地点和残骸。

    1942年4月，美国杜立特突袭行动队驾驶16架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超低空飞进日本本土，分别在东京、横滨、大阪等地投下炸弹。

    轰炸结束后，轰炸机直接飞向太平洋对岸的同盟国中国，计划在浙江省衢州机场降落。由于燃料不足，加上飞机比原定计划提前起飞，还有联系、导航、天气等原因，1架飞机飞到苏联，另外15架在中国浙江、江西、福建、安徽交界地迫降，75名机组人员跳伞或迫降逃生。其中，64人在中国军民的帮助下安全脱险。

    郑伟勇对“杜立特行动”不陌生。上中学时，他在《衢县文史资料》里读到过。以这段历史为原型的美国电影《东京上空三十秒》，郑伟勇看过四五遍。

    他真正接触到这段历史是在2007年。他蹬着自行车，骑了十几里路，找到报纸上一篇文章提到的“国民政府空军第十三总站遗址”。

    郑伟勇按一个村民的提示，继续往里走，意外发现了20名获救飞行员和两名中方人员留下著名合影的防空洞。在洞口，右边的石壁上刻着两行英文字母FITZHUGH和RODNEY。后来，经查资料，那是杜立特行动队2号机的副驾驶和枪炮手的名字。

    那时，已有学者通过查阅美国的资料和中国地方的档案，对整个历史事件作了相对完整的叙述。这也成了郑伟勇最开始寻找飞机的根据。

    他根据书里的内容，最先在浙江省淳安县找到了10号机及其5名机组成员的落点，并花了50元钱，从附近农民的家里回收两个由机身铁皮做成的火熜钵——外形像茶缸，在冬天是烤火的容器。

    他把这些发现分享到美国杜立特突袭行动者协会的论坛上，“你们的父亲可能在这里被中国人救过”。一些突袭队员的子女纷纷给他留言，他们很感动。

    一名叫杰米·鲍尔的美国人联系到郑伟勇，说自己的父亲年纪很大，家人想帮父亲找一块当年驾驶过的轰炸机的碎片。他的父亲是12号机的飞行员威廉·鲍尔。

    郑伟勇答应了。但他没想到，12号机的落点太难找了！

    按之前学者的研究，12号机坠落地点在原遂安县富江村附近。郑伟勇跑到那，发现因为修建新安江水库，村子已经沉在千岛湖底，人们已经集体搬迁了。

    郑伟勇以找亲戚的理由找了当地移民局，对方告诉他，村民已经搬到了江西的峡江县。他向移民局要了村负责人的电话号码。“我是真的想找到他们。”郑伟勇说。

    他对电话那端的人介绍自己：自己是历史爱好者，就想了解村里有没有掉过飞机？是美国人的飞机吗？大概在什么地方？——他去村里见着八九十岁的老人也问同样的问题，有时语言不通，他要找年轻人帮忙。

    对方的回答很详细：是中国的飞机，因为油不够迫降在沙滩上，两名东北籍的中国飞行员在他家住过。

    这说明之前资料里的内容张冠李戴了。那么，杜立特突袭行动的12号轰炸机落在哪里了？郑伟勇先从已有的中国、日本、美国和苏联的文字资料里找线索，再跑当地调查。

    他拿着一张身份证，自费跑遍了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地的档案馆，查民国档案。有的档案馆给他看实物，有的需要用胶片机，民政科、军事科或是建设科的文书档案是他重点要查阅的。有时，他也需要假称记者，给乡镇的文化员打电话咨询。

    郑伟勇找参与救助的各级官员，乡长、县长、县政府科长、行署主任、省府厅长……他尽力联系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女。不管是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或是移民到美国的，都热心向他提供能找到的一切资料。

    郑伟勇的那辆铃木雨燕，因为找飞机，没几年就开了两三万公里。

    他担心的是，“飞机还没找着，人就没了”。杰米·鲍尔发邮件告诉他，老鲍尔刚刚摔了一跤，身体好像更差了。

    “我知道他在委婉地催我，我也很着急。”郑伟勇回忆。

    没有线索，他又跑回那个书中记载的错误地址，他想，既然有资料或照片显示他们在遂安县出现过，那就以这个地区为中心搜索。

    郑伟勇通过案头资料的交叉印证，打完了所有能打的电话，就动身去现场。他把5名飞行员的落点连成一条线段，飞机坠落的地方大概在延长线上，至于往哪个方向延长，他还要再去验证。

    郑伟勇跑过的村庄有五六百个。七八十年过去了，当年见过美国飞行员的小孩子都八九十岁了。

    这一找就是两年。郑伟勇确定，12号机组成员降落在遂安县西南铜山村、荷家坞村和窄坑村一带。机长鲍尔被村民们带到枫树岭，接着庞德、布兰顿、比瑟也被村民们送到这里。

    12号飞机坠落在江西婺源锡园村附近。他从村民家里收来一根飞机操纵的钢丝绳，这绳子本是村民当年捡来在树上固定野兽夹用的。后来，这根钢丝绳漂洋过海到了美国。

    “很幸运。”郑伟勇说，“我能够把它找到，记录下来，这段历史就不会丢了。”

    2

    历史的痕迹越来越浅。亲历的人在老去，曾经遍布弹壳的土地上长出了庄稼、村庄和城市。

    大多数时候，郑伟勇只能找到一些“破烂儿”——铁皮、弹壳、钢丝绳，最小的只有指甲盖大小。他查阅各种航空资料，弄清了那些有编号或没编号的零件，分别属于飞机的某个部位。

    他的一位朋友形容：“你现在给他B-25轰炸机的零件，他能组装出来一架整机，给他一架B-25，他都能开走！”“差不多吧。”郑伟勇谦虚地笑笑。

    松野诚也到杜立特突袭行动纪念馆参观，他冲着郑伟勇说了好几遍“厉害”。

    今年6月，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日战争史研究分会会长王选从上海陪同松野诚也到浙江义乌、衢州分别举办浙赣会战中日军的细菌战和毒气战的讲座，并向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义乌）陈列馆捐赠相关的史料。

    讲座绕不开“杜立特空袭”——日本陆军大本营为了防止杜立特空袭的再次发生，彻底摧毁了浙江省的中国机场。为此，日军发动了浙赣作战，其间大规模使用了细菌武器，中国平民在这场战役中伤亡惨重。

    来衢州的前一天，松野诚也在王选和义乌市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会负责人的陪同下，在义乌崇山村考察。崇山村是细菌战诉讼的发起地，1997年，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在东京地方法院对日本国家提起诉讼。

    松野诚也曾在22年前和王选一起随日本、美国的律师、学者、社会活动家等到过崇山村，村里的老人都是细菌战的幸存者，但他们欢迎松野诚也一行，和他们一起唱歌、跳秧歌、吃年夜饭。

    这次，松野诚也发现，当年参加细菌战诉讼的鼠疫亲历者只剩下1位了。他“心里很难受”。他觉得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段历史应该是“国耻”。

    他体会到了“百年伤痕”的含义——松野诚也发现原日军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的战时日记里记载，他曾经作为日军的司令官反对细菌战的实施，认为这会“在中日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新的史料也证实，参谋本部有关人员对细菌战的实施责任重大，但是，没有一个人被追究战争责任。

    6月7日，松野诚也和NPO法人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理事、民间独立研究者奈须重雄（由王选代理）分别向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陈列馆（义乌）捐赠资料，总共有相关书籍、报纸、地图等近千件。

    这些资料里，有些是战争时的机密文件。即便现在，日本有关方面也不愿将其公开。松野诚也捐赠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二部》3册原件，在原日本军队中都只少量印刷、只在内部共享。

    松野诚也介绍，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史料已由厚生劳动省转交给日本国立公文图书馆，外交、军事相关的一些史料保存在外务省和防卫省。每隔一段时间，日本国立公文图书馆就会披露一些修缮好的史料。他这次捐赠的《关东军司令部调制“编组（改编）详报”》复印件就是他从新上架的史料中发现的。

    挖到这些史料不容易。在图书馆的检索系统中，输入“731”“防疫给水部队”，什么都不会搜到。同时，如果搜索敏感内容，还可能遭到不能外借、复制或是拍摄的限制。那样，研究者就很难将它们公之于众。

    “在日本，研究日本侵略战争的战争犯罪，一般得不到积极的评价，”松野诚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现在在日本，没有人帮助他。只有他的老师，已故的粟屋宪太郎先生鼓励他继续做下去，认为他作了非常好的研究。

    为了能自费研究下去，他干过不少工作，短的几个月，他做过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在日本环境省当公务员，做了12年，后来也辞职了，因为“环境省工作太忙，自己没有时间作研究”。

    “之前，我每次到老师那里，他都会跟我讲，历史学者的职责就是要揭开历史的真相。”松野诚也说，“他没有要求我一定要这样做，但他自始至终坚持了这个信念。”

    他认为，自己从粟屋宪太郎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历史学者”。自己现在也像老师当年那样，不断挖掘新资料，作研究，揭开历史的真相。

    郑伟勇听完了松野诚也的讲座，他提出了一些学术上的问题。但也有一些没说出口：“在这里的每一户人家都曾受到日军的侵害。”一位在现场听讲座的老人，爷爷死于日军的刀下，叔叔和姑姑因为感染日军撒播的鼠疫杆菌去世。

    “说实在的，日本人让我们产生的那种仇恨的情绪，其实心里多少还是有的。”郑伟勇说，“我们不可能忘记这段历史的，我们只能说面向未来。”

    3

    郑伟勇家客厅的墙上挂了一面华东地区地图，每找到一处飞机的落点、找到一位飞行员降落的村庄，他就在地图上做个标记。等100多个地点标全了，快20年过去了。

    找飞机的前几年，郑伟勇都是“默默地”。没人关注，也没什么成就。

    家里人不阻拦他。父亲说他“血气方刚”，默默帮他做家务、带孩子。妻子偶尔会在他进家门时关心：“今天有什么收获？”

    很多时候他都是空手而归，但他乐观地认为，“错误选项又排除了一个”，而且“情报能力”和认路的本事都在提高。

    除了物件，郑伟勇还找到了人，那些救助过机组成员的普通中国人。他把他们的讲述记录下来，经过交叉印证，还原“这些飞行员，在哪里，被谁救下，过程是怎样，又是怎样转移的”。他想记录下每个具体的人。

    5号机的飞行员戴维·琼斯在夜里降落在玉山县。在山下，很多村民见到了这个身材高大、高鼻子蓝眼睛的人。他们微笑着看着他，但听不懂他说的话。

    琼斯没有吃村民递过来的食物，只吃自己挎包里的饼干。琼斯知道，这里唯一的铁路浙赣铁路能到达衢州，就在自己的日记本上画了一个火车头和车厢。村民们猜出了他的意思，给他指路，铁路工作人员沈伯军帮助了他。

    3号机的副驾驶曼奇没有这么幸运，他落在接近山顶的地方。他在山上摸索着走了一天，还是迷路了，又累又饿，鞋子破了，雨下个不停，风很大。

    村民在一块石壁下找到他，看到他的手、脸都被茅草划破，鲜血淋漓。一位满脸笑容的中国人伸手把他拉起来，接着，又有一些人从草丛中出现。他们带他下山，但曼奇实在走不动了。身高174厘米的村民毛继富双手搂起曼奇的膝弯，把193厘米的曼奇背回了家。

    3号机的领航员查尔斯·奥扎克在降落时左小腿被尖锐的岩脊划开一道口子，胫骨都露出来了。他挂在降落伞上，在山顶待了两天两夜，后来被巡山的村民发现。他们用竹躺椅把他抬回了家中，帮他清洗伤口，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给奥扎克吃，腾出家里的房间让他住，自己去打地铺。后来，廖诗原用竹竿和竹躺椅扎成一个轿子，抬着他走了30多里山路，护送奥扎克平安转移。

    “我想说我从来没遇到过像他们这样真诚、爽快、朴实的好人，而且他们已经打了5年仗了。”戴维·琼斯在日记里写道。

    郑伟勇和几位村民都曾被邀请到美国参加杜立特行动纪念团聚活动。在美国，“Doolittle Tokyo Raid（杜立特东京突袭）”是专用名词。每年4月18日，“杜立特突袭者协会”和“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都会举行纪念活动。

    2012年4月20日是纪念活动的“中国日”。郑伟勇作为嘉宾，在美国国家空军博物馆作了20分钟的演讲，演讲时用的幻灯片用中英文标注。他的英语不好，没有翻译人员，没办法深入沟通。

    一次，他恰好和15号机的机械师兼投弹手爱德华·塞乐在同一桌用早餐。他希望郑伟勇能帮忙找到一个叫“尤富安（音）”的中国人。

    郑伟勇查了塞乐回忆录，知道曾有一个大概十二三岁，叫尤富安的中国男孩，会一点英语，然后一直陪着他。这个男孩从上海来，父母在逃难中全死了。后来，这些机组人员由中国国民政府接管，小孩子就没办法跟着他了。

    塞乐还保留着一个中国上海的地址，那是尤富安留给他的。后来，郑伟勇按地址找到了这个地方，但居民换了好几拨，没有线索和消息。

    “战乱时期，父母已经不在了，不知道这个孩子有没有活到战争结束。”郑伟勇说。

    第四次受邀去美国参加纪念活动时，郑伟勇受邀搭乘B-25轰炸机通场飞行。他搭乘的这架“乔治的姑娘”排在第七位起飞，起飞时发动机出了一点故障。

    这让他想起了81年前，一架叫“瘸老鸭”号的B-25型轰炸机参加了杜立特行动，也是排在第七位，起飞时也是同样的情况。他为与历史上的某种巧合而激动。

    突袭队员子女家人将30余位美国突袭队员写的日记、回忆录、照片、中国官员名片等复印件送给郑伟勇，同时，还将一张宽1米，高70厘米的作战地图复印件赠予即将开馆的衢州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当年参与过行动的部分飞行员和他们的子女在上面签名。

    登机前，机场的工作人员拦下了郑伟勇，示意他这件装在塑料袋里的超大行李需要折叠后托运。但在得知里面的物件和用途时，工作人员立刻帮他找来了纸箱，加固包装，贴上标签，允许作为手提行李带上飞机。

    杜立特突袭者协会也特别颁给郑伟勇一块水晶纪念牌，上面用英文写着，“中国人民永远是我们的朋友”。

    4

    6月8日，在衢州杜立特行动纪念馆，郑伟勇给松野诚也和一起来参观的人当讲解员。

    他斜挎着一个洗旧了的帆布包和一台相机，这也是他外出找飞机时的装备。大部分时候，他专注于讲解，但每到日军暴行的展板前，他都会下意识地单手拿起相机，身体后仰，拍下松野诚也参观的照片。

    他解释，拍照不是因为好奇一个日本学者看到这些的反应。“我觉得，就像松野说的那样，让更多的日本人知道战争的真相和当时的残酷，他们自己的前辈曾给中国人造成的这种苦难，”郑伟勇说，“我觉得他们应该好好反思。”

    有人提议，让郑伟勇在纪念馆里选一个背景拍张照。他几乎没有犹豫，站在衢州机场建设的雕像前。

    当年，为了配合杜立特空袭行动，中国方面加快了衢州机场扩建工程，动员了数万民工抢修机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征集到了中径20厘米的大木360万根、毛竹90万支，山都砍秃了。而当时衢县县城人口只有4万多，“只见竹木，不见人头”。

    郑伟勇的舅舅当年参加过机场建设。还是个孩子的舅舅在当时顶一个出工名额。白天在机场干活，晚上睡在铺着稻草的天妃宫里。“几乎每一家都为修建机场出过力。”

    “我们知道，驼峰航线、飞虎队等等，都是美国人和我们友好往来的一个很甜蜜的回忆，这些都是他们在帮助我们。但在杜立特行动这件事上，中国人，不是指具体哪个人，在帮助他们。”郑伟勇说。

    2015年，杜立特行动美军飞行员大卫·撒切尔的儿子杰夫·撒切尔受邀到中国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

    杰夫·撒切尔和郑伟勇商量，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石碣赋”。他还特地印了名片，正面有他的中文名，背面是他的父亲所在7号机机组成员的照片。他提议，在衢州建立杜立特行动永久的纪念馆，以此纪念中美两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的历史。

    2018年，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在衢州开馆。24位美国杜立特突袭队员的子女和朋友参加了开馆仪式，借展了30多件展品。

    郑伟勇的团队也越来越大，二手书店的老板、国企的员工、有过21年飞行经历的退役飞行员、退休干部，都加入了这个寻找的队伍。

    郑伟勇感觉“时间不够用”，他们想去找的现场很多，有的只是“可能一个小时敌人就推过去的阵地”。但在他们看来，那些都是历史的注脚。

    还有更多事情等着他解决。今年衢州杜立特行动历史研究会成立后，有了不少会员。但他们没有经费来源。多年来，郑伟勇和朋友们都是自掏腰包买资料、去现场。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在深山里住过20元一晚的床位。

    “如果有钱，我们能做多少事！”郑伟勇说。他不会“化缘”。 只有在去找现场的时候，他才会和人打交道，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回到生活里，他内向，交友圈很小。

    在向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义乌）陈列馆捐赠资料后，松野诚也作了一个简短的说明：在展示中，如果能对捐赠资料附加以下说明的话，本人会很高兴——“该资料为2024年6月7日，日本历史研究者松野诚也为中日友好，中日不再战而捐赠。”

    “为什么隔着太平洋的两国人民走到一起，因为共同抵御侵略，捍卫和平的信念，”郑伟勇认为，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爱护同类，爱护和平”。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有些历史信息已经消散在时光的烟尘里，”郑伟勇说，“我可能做了点事的就是把这些断的东西，尽量多地接起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