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笔者曾就中苏论战和中苏分裂问题作过一些研究。这些研究促使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苏结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因素促成的。同样，在中苏分裂的过程中，美国因素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正是出于这个想法，我写了这篇文章。

　　一美国政府对中苏分裂前景的期待

　　期待从中苏分裂中取得利益，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的一个基本态度。这不仅是因为由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领教了中苏结盟的能量，而且美国从长时间的观察中看到了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

　　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对中苏两国的容忍程度是不同的。例如，杜勒斯认为：“苏联的扩张是用冷静地推算和计划出来的步骤完成的。”“虽然从长远说来，苏联的方法更为可怕，而从短期说来，中国共产党的方法却是更加危险、更会刺激战争。”这种差别体现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就是对苏联的“阳光政策”和对中国的强硬的遏制政策。这无疑向处在蜜月时期的中苏关系投下了阴影。

　　尽管美国一直期望中苏之间出现某种裂痕，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此始终持悲观态度。直到1958年8月11日，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备忘录里仍然认为：“最近的一切迹象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同苏联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而不是相反。”并且排除了近期内承认中国的可能：“有时有人说，承认共产党中国就可能对北京政权行使杠杆作用，最后可能成功地削弱或甚至打破北京同莫斯科的联系。不幸，并没有迹象支持这种信念，而且有一些重要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

　　1959年，美国康伦公司提交了一份题为“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的研究报告。同年11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这份报告。报告认为：“中苏同盟通常是基于根本性的共同利益，它压倒了其中可能存在的消极因素。中苏同盟将不会因为一些不重要的问题分裂，可能会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是，共产党中国与苏联长期巩固的关系绝不是一成不变的。”

　　期盼与无奈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对中苏同盟的基本态度。

　　进入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中苏论战发生以后，美国对中苏分裂的期待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但仍然主张采取谨慎的旁观态度。在由戴维·阿布夏尔和理查德·艾伦主编的《国家安全》一书(1963年出版)中，是这样分析的：“在莫斯科和北京的斗争中，西方应抱冷静和超然的态度。尽管北京与莫斯科……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北京同莫斯科仍然是比莫斯科同华盛顿接近得多。因此发动一场旨在扩大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裂隙的大规模的心理战的时刻仍未到来。假如现在我们就进行这种心理战的话，那就有可能使这两个敌人再携起手来。只有在中苏发生了真正的破裂并且这两个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将为争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而进行斗争的时候，一次经过周密考虑的宣传运动才会有效。”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论战停止了，边界争端上升了，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呈现分裂的趋势。美国的长期期待成为现实。从此，美国不再惧怕中苏同盟的威胁，另一个现实的问题却使它伤了脑筋：美国是否应当同中国改善关系？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尼特写道：“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应当不只是设法减轻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敌对程度，而且还要为改善对华关系而努力。”他列举了促使出现这种趋向的两个因素。一是美国在“朝鲜战争和麦卡锡时期的影响消失以后，有可能比较客观、比较实事求是地审查对华政策”。二是“美国政府看到了中国事态发展的趋向、过去20年北京在外交政策上所作所为的特点、中苏分裂造成的种种后果以及全亚洲|范围内大国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

　　这里，无须详述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种种讨论，它的结果是众人皆知的。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一个现象：当美国政府期待中苏分裂的时候，它更多的是向苏联挥舞“橄榄枝”；一旦中苏分裂成为现实以后，它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同中国改善关系。道理很简单，中苏分裂，将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格局的重大变化，并使中国有可能从美国的战略敌人变成战略上的朋友。这对美国的利益有利。

　　与此同时，得益的绝不仅仅是美国。中苏分裂的结果，促使中国从苏美冷战格局的夹缝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独立的战略地位，并且最终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这对中国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