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4月28日  英国畅销书榜姗姗来迟

        正是在这一天《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评论”（Review）版，英国第一次有了决定性的“每周畅销书榜”。早在1890年代，大洋彼岸的美国就已经有了为本国阅读把脉的固定栏目。美国人民可喜欢畅销书榜这类玩意儿了。

        但英国人对此嗤之以鼻。为什么？狄更斯笔下的朴兹奈先生会说：“太不英国了。”出版业根本不想沾边。老派文人认为，书籍用不着互相“竞争”。在出版的世界里，没有赢家和输家。用偶然卖得好的“数量”而不是品质来衡量图书，只有土气庸俗的美国人才干得出来。太没英国腔调了！

        然而《星期日泰晤士报》决意吃一回螃蟹。1970年代初是动荡的时代，其中许多变化让人并不好受。爱尔兰共和军几乎把没有印三叶草的地方都炸了个遍。爱德华•希斯躲在唐宁街的地堡里哀怨地问：“到底谁在统治不列颠？”没有显见的答案。当时为了节约能源，人们一周只工作三天，还要忍受两位数的通胀。《泰晤士报》等几份大报刚想搞点新技术，出版业工会就吵翻了天。

        在时代的喧嚣中，“臭名昭著”的亲美派哈罗德•埃文斯出任《星期日泰晤士报》主编，改用照相排版是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埃文斯的第二把火，是任命电脑奇才彼得•哈兰德担任“新技术”总监。哈兰德的职责之一便是开设畅销书榜。

        出版社纷纷拒绝合作。哈兰德只得在零售端动脑筋，不辞劳苦与三百多家书店一一协商，以监控每周的销售数字，还要防止流行音乐行业行贿打榜的毒瘤发生。每周采集数字并进行计算分析，真是艰难的挑战。

        《观察家》则于1975年1月放弃了双周畅销书单的计划，表示畅销书“缺乏多样性”，“这些跟着电视走的书”乏善可陈。直到今天，《观察家》也没有对此类榜单有过任何热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榜单则愈走愈强，几年后哈兰德离开报纸，创建了如今最靠谱的图书数据库之一：Bookwatch（书情观察）。

1274年的5月1日  九岁的但丁初遇八岁的贝雅特丽齐

        这一天但丁的父亲带着他回老家参加五朔节聚会，九岁的但丁第一次遇见了八岁的贝雅特丽齐，她成为诗人理想中的爱人和缪斯，不过但丁在有生之年只见过她两次。

        但丁用自传性散文诗《新生》诉说了自己通过对贝雅特丽齐的理想之爱追寻精神的完满，其中第二十四章讲到了他们的二度相遇。年轻的诗人走在佛罗伦萨的大街上，突然感到心中沉睡的爱情被唤醒了。他见到爱神从远处走来，笑吟吟地说：“请尊奉我吧。”这时贝雅特丽齐和瓦纳夫人一起映入了诗人的眼帘，爱神说：“瓦纳是春天，但另一位必须被称为爱的神灵，因为她和我这么像。”

        该场景被英国前拉斐尔派画家亨利•霍利迪画成了油画。三个女人沿着河岸走来，瓦纳穿着红衣，贝雅特丽齐穿着白衣，但丁站在桥边抚心呆看。画家想表现但丁被贝雅特丽齐惊艳的场景，而诗人的用意是情感先于对象已然发生。如果不是心中爱意突然苏醒，他不会听从爱神的旨意，也就不会爱上贝雅特丽齐。

        在真实生活中，贝雅特丽齐于1287年嫁给了一位银行家，三年后，二十四岁的她便离开了人世。但丁对她的爱不是凡尘婚姻之爱，他自己后来也娶妻生子。贝雅特丽齐对他而言几乎是女神，供瞻仰和膜拜。所以在《神曲》中，最后是她取代了诗人维吉尔带领但丁升上九重天堂。

1966年的5月2日  图书业的一次静悄悄的革命

        在书籍演化的历史长河中，有过许多转折性的大事件。印刷术自然雄踞首位，在古腾堡之前，手抄经典圣书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1710年的安妮女王版权法次之；十九世纪初出现的纸型模板第三；1970年代的电脑排字和平板印刷第四。这其中有一次革命，很容易被人们忽略。

        1966年的5月2日这一天，伦敦经济学院的戈登•福斯特（E. Gordon Foster）教授发表了一份先期研究（受出版家协会委托），其结论是“目前亟需引入标准编号管理，所有从业者都能由此得益”。

        这份报告一呼百应。不到一年，一千六百家英国出版社全部同意使用一种新的编号系统，即“标准书号”（SBN）。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因为要管理所有图书的编目和存档，也早就期待有一种全球认可的精确编号体系，立刻在1967年跟进使用了国际标准书号（ISB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