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印度实施了计划生育计划，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遏制人口增长。

然后，随着印度经济在1990年代自由化后腾飞，该国的政策制定者改变了策略。新德里辩称，该国庞大的年轻劳动力资源是一种“人口红利”，将为印度经济带来丰厚回报。

现在，这一承诺将接受前所未有的考验。 联合国预测，印度有望在4月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超过14亿公民。

尽管近年来印度的出生率有所下降，但该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11 亿）和比例（占人口的75%）高于任何其他主要经济体。

同时，中国正在老龄化，2022年人口将出现60多年来的首次下降。 中国的经济增长自 1978 年以来以平均每年近 10%的速度飙升，但现在却面临乏力的状态。2022 年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 3%，甚至按照北京自己的估计，2023年预计也只会增长 5%。

此外，新冠疫情的破坏性影响以及与西方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使行业和投资者考虑将其供应链和工厂转移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外的目的地。

那么，印度的人口和潜在劳动力能否使其成为下一个重要的经济故事，一个能够利用中国的经济斗争的故事？ 或者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是否有可能破坏这些梦想的致命弱点？半岛电视台向主要经济学家和分析师提出了这些问题。

简短的回答：印度的青年膨胀是一把双刃剑。 为了从中获益，印度需要为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数百万人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而这是它目前未能应对的挑战。 为此，印度需要吸引全球投资。 然而，机会之窗正在缩小，除非印度迅速行动，否则它的人口红利很容易变成失业噩梦。

独立后不久，印度当时其人口约为3.5亿。它于1952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计划生育方案。当时的重点是鼓励家庭只生育两个孩子。

但到了1960年代，前总理英迪拉·甘地领导下的印度政府开始采取更积极甚至压制性的措施来控制出生率。与目前的两个孩子相比，当时每名妇女的生育率接近6个。 此外，当时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初平均增长 为4%。 总部位于孟买的数据研究公司印度经济监测中心 （CMIE）的首席执行官马赫什·维亚斯表示，人口激增被视为一个问题。

印度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长钱德拉塞卡尔（S Chandrasekhar）于 1967年表示：“总体经济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是人口增长速度惊人。”而将印度民主视为抗衡中国共产主义的西方对此表示赞同。 世界银行向印度贷款6600万美元用于绝育计划，而美国将其粮食援助与饥饿的印度与该国在人口控制举措方面的成功联系起来。

20世纪70年代，印度对数百万男性进行了强制绝育，其中数千人死于拙劣的手术。

然后到1980年代和90年代，印度开始向私营部门开放经济。 该国的增长率在 1990 年代开始回升，先是达到了5.5%，然后从2000年代末开始平均超过7%。

政策制定者开始将所谓人口红利形式的不断增长的年轻人口视为进一步经济发展的引擎，即当时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口处于工作年龄（15-64岁）。

根据维亚斯的说法，事实上自1990年代以来，这种红利已经帮助印度实现了经济增长。维亚斯告诉半岛电视台，“在1990年代，印度成功地将人们从农场转移到工厂。这是由政策干预引起的文化变化，并受到了人口变化的帮助。”

维亚斯表示，除了庞大的劳动力，理论上，大量年轻人口也可以成为未来投资的来源，前提是他们收入丰厚并有储蓄。

他指出，“许多研究表明，世界许多其他地区在历史上乃至最近发生的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人口红利。所以，在印度可以享受这种福利。”

然而，为了让年轻的劳动力赚取并存好钱，它需要足够多的高薪工作来为现代经济服务。这越来越证明对印度来说是一场斗争。

根据官方数据，印度的官方失业率在2017至2018年触及45年来的最高点，即6.1%，高于此前估计的2011至2012年的2.7%。 政府的年度就业数据表明，2021至2022年失业率改善至4.1%。

但其他数据表明，印度的失业人数要高得多。 根据CMIE的维亚斯所说，印度3月份的失业率为7.8%，印度城市地区的失业率更高（8.5%），因为那里有薪水更高的非农工作岗位。

根据对官方估计的分析，印度每年有近500万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 政府针对特定行业的生产挂钩激励计划预计将在五年内创造600万个就业岗位，但这不足以迎合印度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市场。

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希曼舒表示：“过去二十年，失业一直是印度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并且没有显示出改善的迹象。”

与此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印度的投资增长率几乎减半，从2000年至2010年的年均10.5%降至2011年至2021年的5.7%。从对电力供应、公路和铁路网络的担忧，到对企业提出的官僚主义要求，该报告将投资增长下降归因于几个因素。

在许多方面，这是对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印度制造”政策的控诉，该政策被宣传为将国家转变为全球制造中心和投资磁石的一种手段。

希曼舒告诉半岛电视台，“就印度利用年轻人口从事生产性就业的能力而言，我们还没有看到好的指标。”

新冠疫情封锁措施打击了400万在城市工作的印度农村工人，迫使他们返回农村从而引发了巨大的内部迁移浪潮。 这一点，再加上疫情消退后就业市场复苏乏力，导致农业工作在印度总就业中的份额一直在增加，而制造业的就业比例一直在下降。

从城市到乡村的迁移与1990年代开始对印度奏效的成功战略背道而驰。当时，用维亚斯的话来说，就是“人口红利加上更自由和更密集的投资推动措施”帮助拉动了经济。

这种从城市到乡村的迁移与1990年代开始在印度奏效的成功战略背道而驰，当时用维亚斯的话来说，“人口红利加上更加自由和密集的努力来推动投资帮助”拉动了经济。 这也暗示了变相失业，因为该国近45%的劳动力受雇于占其经济总量约五分之一的部门。

希曼舒表示，“与非农业部门相比，更多的人实际上加入了农业部门。这确实表明我们将浪费掉人口红利给我们带来的优势。”

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悲观。 新德里智库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委员会（ICRIER）客座教授拉迪卡·卡普尔表示，随着公司寻求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实现业务和投资多元化，印度已做好充分利用的准备。

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到2035年，其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 20% 增加到30%。近年来成为制造业中心的越南也在迅速老龄化。 印度 15至64 岁年龄段的人口比例略高于菲律宾，它是另一个长期以来被视为可能争夺中国制造业蛋糕的国家。

卡普尔告诉半岛电视台，大量适龄工作人口使印度具有吸引力，不仅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而且因为该国可以充当商品和服务的大市场。

这种吸引力的一些迹象已经显现。

据报道，台湾合同制造商富士康赢得了在印度建厂的订单，以生产苹果的无线耳机，即 AirPods。 2022年，富士康与印度矿业巨头 Vedanta 签署协议，投资 200 亿美元在古吉拉特邦建立该国第一家私营半导体和显示器生产厂。

卡普尔警告称，“同时许多投资者也在关注技能，而缺乏熟练劳动力确实会损害印度的前景。” 她表示，虽然印度“在服务业拥有非常高技能的劳动力”，包括信息技术等领域，该国在这些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它的劳动力缺乏“我们寻求吸引”的高端制造业所需的培训。“这是我们的遗留问题，因为我们历来对人力资本投资不足。

经济学家警告称，这一失败很快就会再次困扰印度。

印度的劳动力不会永远保持年轻。 根据该国2018至2019年经济调查的预测，随着生育率下降，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20-59岁）预计到 2041年将达到总人口的59%的峰值。

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希曼舒表示，“我们面前有一扇小窗。 我不认为人口数据比确定你与人口红利有什么关系那么重要。”

根据 CMIE 的维亚斯的说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孟加拉国甚至越南等国家尽管人口老龄化，但在吸引投资和创造就业方面比印度受益更多。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实际上，2011年至2020年间，孟加拉国的公共投资占 GDP 的6.5%，是印度公共投资占 GDP 比率的两倍。

维亚斯指出，“这些国家能够提供稳定的商业环境，决策速度也快得多。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不可预测性。 例如，如果一家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经营不善，贷款变成了不良资产，它就会受到严重的污名化和追捕。”

维亚斯称：“即使案件未得到证实，公司也会受到追捕的看法将使行业不愿进行长期投资。”

根据经济学家的说法，印度政府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改变这种看法，并确保有动力创造足够的优质工作岗位。

卡普尔表示，这个国家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她指出，为了从中获利，它需要加强学徒计划并扩大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以提高工人的技能。

维亚斯担心机会同样会发展成危机。 他表示，印度必须“加大投资力度，吸收所有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并警告称，否则它大肆吹嘘的红利“可能会变成一场人口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