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社会工作是助人的专业和职业，但是，如果仅仅从助人的角度来界定，社会工作为何不被称为“助人工作”？其“社会”二字该如何体现？“社会”是否意味着社会工作除了“帮助个人”，还有“改变社会”的宏观目标？例如，甘炳光便将社会工作中“社会”一词的涵义概括为社会关怀、将弱势群体作为主要的服务对象、从社会环境解释个人问题、社会改变、社会公义等方面(甘炳光，2010；Kam，2014)。所以，仅从专业称呼的角度来说，社会工作的使命是模糊不清的，集中体现在人们对于“社会”一词涵义的不同理解。事实上，关于专业使命的争议，始终贯穿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历程。

回顾整个社会工作史可发现，在专业创立之初，就已经出现了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的争议。具体而言，这种争议由专业的两大源头开创，即1869年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COS)和1884年的“睦邻友好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SHM)。其中，COS认为案主的问题源于个人，故而社会工作应注重个人的改变；SHM则认为个人的问题与其身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社会工作应着重于环境的改造(阮曾媛琪，2000：116)。于是，COS成为个案工作和个人治疗的渊源，SHM则是社区工作和社会变革的源头。

同时，这种争议在社会工作几位先驱者那里表现得特别突出。1900年，美国教育家帕滕(Simon N. Patten)最先将这一新兴专业命名为“social work”。当时他认为，社会工作的焦点应定位于社会倡导和社会运动(French，1970：893)。1910年之后，帕滕的观点遭到COS代表人物瑞奇蒙(Mary Richmond)的猛烈批判，并由此引发一场大争论。参与SHM及主张社会改革的人，如帕金斯(Frances Perkins)、戴文(Edward T. Devine)等，都支持帕滕的观点，主张社会工作应该关注社会变革；而COS则是瑞奇蒙的拥护者，强调运用个人化的方法来解决贫困问题(French，1970：893)。到了1920年，帕滕和瑞奇蒙长达十年的争论尚未结束，又爆发了瑞奇蒙和SHM领导者亚当斯(Jane Addams)之间的争论，她们彼此批判对方的助人理念，瑞奇蒙以个人主义理念为基础，将贫困的原因归咎于个人，亚当斯则以实用主义理念为指导，把贫困归因于外部环境(朴炳铉，2012：93)。

由此可见，在社会工作发端之时，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的争议就已出现，并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的发展史中持续存在，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年争论”(Haynes，1998)。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个案工作演变为更加微观技术取向的临床社会工作，社会变革则演化为宏观批判导向的激进社会工作。1988年，“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NASW)出版的期刊《社会工作》(Social Work)第43卷第6期以“一百周年专辑”为题，探讨社会工作专业在过去、现在及未来的重大议题，其中多篇文章集中讨论社会工作应该侧重于“个人治疗”还是“社会变革”(陈更新，2004：297-298)。

虽然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的争论在专业界持续不断，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是相互对立的。事实上，大多数社会工作者认为，应该兼顾个人与社会两个维度，不能厚此薄彼。例如，社会变革的倡导者亚当斯认为，在社会福利领域，两种方法都有生存的空间。早期极力反对社会变革的瑞奇蒙后来表示，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批发法”(wholesale，总体的社会变革)和“零售法”(retail，一对一的治疗)都是必要的(Wagner，1986)，而且，她在晚年也非常热衷于社会改革(Jennissen and Lundy, 2011：23)。后来，社会工作界普遍认为，个人治疗与结构变革是专业的双重使命，二者同等重要。在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IFSW)和国际社会工作学院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Social Work，IASSW)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对社会工作的定义中，都认可个人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结构的改变具有同等重要性，强调人权和社会正义是专业的基本宗旨(Hare，2004)。国内也有学者持相同观点，其中，何雪松(2015)认为社会工作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双重聚焦”，文军(2008)指出社会工作要兼顾“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两种价值取向。这种“双重使命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价值层面，都具有合理性。

首先，在理论层面，案主问题的成因较为复杂，1极端的个体化归因(“还原论”)与结构化归因(“整体论”)都难以成立(文军，2008)。一般来说，案主的不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兼而有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系统论”思想的发展超越了“还原论”与“整体论”的对立，实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杨博文、李志刚，2008：50)。社会学领域中关于“个人—社会”和“微观—宏观”的整合理论也有助于这一问题的理解。例如，在郑杭生、杨敏(2010)提出的“社会互构论”中，个人与社会属于互构共变的关系，其中产生的问题往往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体的能动性与结构的制约性对于问题的产生都发挥了作用；相类似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被用来整合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的分歧(Wheeler-Brooks，2009)。

其次，在价值层面，个人治疗所对应的助人自助与社会变革所对应的社会正义都属于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其中，助人自助一直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核心价值，社会正义虽然在专业发展初期被忽视，但在后来获得广泛认可。NASW在1996年修订了《伦理守则》，明确认同社会工作具有采取社会行动和推动社会变革的义务，并在序言中强调：“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一起追求社会公平，为了案主的利益促进社会变革”，同时还增加了“社会和政治行动”的附加条款(施耐德，2010：51)；2016年，在首尔举办的世界社会工作大会上，IFSW、IASSW等机构联合发布的《首尔宣言》(Seoul Declaration)讨论的核心问题仍然是社会正义。

事实上，在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初期，“人在情境中”(person-in-situation，PIS)的理念就受到了重视。以瑞奇蒙为例，她在1917年和1922年分别出版的《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和《什么是社会个案工作？》(What Is Social Casework)两本书便是基于“社会—心理”的视角(Toikko，1999)。到了20世纪70年代，“系统论”被引入社会工作，PIS的理念进一步得到确立。同时，运用“人在环境中”(person-in-environment，PIE)取代原来的PIS，以强调更加广泛的环境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汪新建，2008：19)。在“系统论”的影响下，综融社会工作(generic social work)模式出现，强调个人与环境系统的双重改变，介入的目标涉及个人、家庭、社区、组织、群体、制度等各个层面。

由上所述，虽然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的争论持续不断，但总体而言，两种视角都得到普遍认可，被认为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双重使命，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价值层面，这种观点都具有足够的说服力。然而，人们不能就此天真地认为，社会工作如实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即在解决个人问题的同时，兼顾不良社会环境的改善。

事实上，虽然自1917年《社会诊断》一书的问世起，社会工作界就已经认识到社会环境对于案主行为的影响，并将“人在情境中”作为专业的基本理念。但在实践中，人们往往还是只关注个人问题，环境问题通常被忽视(Thyer，2008：355)。有学者通过对400多个社会工作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思想上，绝大多数人坚持“人在环境中”，认为应该同时关注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但在实践中，社会维度遭到抛弃，所谓的“人在环境中”有名无实。社会工作虽然认为社会结构要为个人的不幸负责，却并未真正推动结构的改变，因而被批评为“说一套做一套”(Olson，2007)。

社会工作的言行不一导致“去社会变革化”的负面后果，即抛弃了推动社会变革的“社会”使命，将服务的重心集中于个人层面。纵观社会工作专业的百年发展史，个人治疗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美国“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1896—1914)社会大变革时代，虽然以亚当斯为首的“睦邻运动”推动了多项社会变革，但也并非社会工作的中心，而且在“一战”的影响下走向衰落(Wagner，1986)。

20世纪20年代，精神分析理论进入社会工作，以心理治疗为主的个案工作主导着专业实践，只有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才被暂时抑制，社会变革开始受到重视。但到了30年代中后期，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出台和经济的逐步恢复，“专业化的目标”取代了“社会行动”(Ehrenreich，1985：53)，社会工作再次倒向个案工作。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激进社会工作迎来黄金发展期，社区组织、社会政策等宏观实务迅速发展。但是，与主流的个案工作者相比，激进社会工作者仍然属于“少数派”(Reisch and Andrews, 2001：152-157)；同时，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保守主义的回潮，社会变革受到全面压制。

图 1是美国社会工作自20世纪以来微观与宏观实践的演进格局。从图中可以看出，二者只有在20世纪初期的发展较为均衡，此后便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而且，总体而言，个人治疗处于主导地位，社会变革只有在“进步主义”时代、20世纪30年代初、60年代和70年代初得到短暂的发展，也通常是昙花一现。

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变革化”引发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1995年，美国学者施佩希特(Harry Specht)和考特尼(Mark E. Courtney)对沉溺于个人治疗的临床社会工作提出猛烈批判。他们在《堕落的天使：社会工作何以抛弃了自己的使命》(Unfaithful Angels：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一书中指出，社会工作沉溺于针对中上层阶级的精神治疗，放弃了对于弱势群体的道德责任和伦理关怀，社会正义的专业使命遭到抛弃，沦为“堕落的天使”(Specht and Courtney, 1995)。

那么，社会工作何以走向“去社会变革化”？施佩希特二人虽然指出了这种现象，但并没有对其背后的根源进行系统分析，本文旨在弥补这一缺憾。下文将从专业内部因素(专业化)与外部环境因素(“政治—经济—文化”)来分析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化”的原因(见图 2)。

选择这一解释框架的理由在于，社会工作是由服务主体(社会工作者)在特定的服务环境中所开展的助人活动。那么，其介入视角侧重于个人还是环境，便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主体与服务环境两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服务主体因素是指社会工作者所开展的专业化运动，属于专业内部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则包括影响专业实践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营利主义与管理主义)、文化(个人主义)等。

专业化是指社会工作从非专业向专业演变的过程。与专业化密切相关的概念是专业主义，二者的区别在于，专业化通常被视为一个中性词，而专业主义则以贬义词的形象出现。无论是专业化还是专业主义，其核心内涵都是科学主义，都强调社会工作的服务必须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专业化始终是社会工作百年发展史中的一项重大议题，因为它的源头是19世纪中后期的慈善济贫活动。慈善事业属于一项业余的志愿活动而非科学的专业实践，可替代性较强，只要怀有善心，人人皆可为之。于是，由慈善活动演变而来的社会工作通常被其他专业视为“不专业” “不科学”的。为了尽快摆脱志愿、慈善、业余活动等“不专业”的形象，新生的社会工作吹响了专业化的号角。

19世纪晚期，由慈善组织会社发起的“科学的慈善运动”(scientific charity movement)是社会工作专业化、科学化的最早实践。纽约慈善组织协会的创立者之一洛厄尔(Josephine S. Lowell)曾说过，“慈善救济工作已经变成了一门科学”；在1880年“美国社会科学协会”(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一次会议上，巴尔的摩慈善组织会社的领导者凯洛格(D. O. Kellogg)也宣称，“慈善是科学，是一门关于社会治疗的科学”；伦敦慈善组织会社的主管洛克(Charles S. Loch)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Kirk and Reid, 2002：27)。

在科学主义的引导下，社会工作逐渐向医学、心理学等科学化水平较高的专业靠拢，而没有意识到自身已走入“陷阱”。因为无论是医学还是心理学，都具有“还原论”(reductionism)的色彩，倾向于从个体层面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中，医学具有“生物还原论”的倾向，侧重于从生物层面(遗传、基因等)解释人类行为；心理学则偏好从心理角度(意识、个性等)来理解个体行为，因而属于“心理还原论”。所以，心理学和医学都是个体导向的，二者通常不关心社会结构的问题，这显然与社会工作的“社会”使命相悖。社会工作转向个案工作，与医学、心理学的影响密切相关(Danso，2016)。

医学很早就对社会工作产生了影响，英格兰及美国早期的社会工作者主要在救济院工作，当时人们就已经采用“研究” “诊断” “治疗” “症候学”等医学专业的名词(斯洛赛尔，1992：241)。到了20世纪，医学专业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工作的“医学化”(medicalization)转向。这一时期，微生物学的发展为医学专业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Kunitz，1974)，于是，医学成为其他专业竞相效仿的典范。社会工作的“医学化”充分体现在瑞奇蒙和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这两位对专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身上。

首先，瑞奇蒙建立了社会工作的医学模型。她致力于推动社会工作的标准化，而标准化则需要一个模型。当时，虽然已经有应用社会学和应用心理学，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医学模型。她认为，个案工作的功能应该是帮助案主康复，而康复又与诊断、治疗技术相联系，所以一个优秀的个案工作者应该努力模仿医生的技术(Franklin，1986)。

瑞奇蒙对医学的青睐与她早期的经历密切相关。早期在巴尔的摩慈善组织会社工作期间，瑞奇蒙就深受医学专业的影响。当时，她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师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当时，在慈善组织会社担任“友好访问员”(friendly visitor)角色的主要是来自医学专业的学生。这些经历使瑞奇蒙更加倾向于生物学而不是社会科学。她在《社会诊断》一书中正式提出个案工作的医学模型，包括收集事实数据、提出假设、验证假设等。

其次，1915年，美国权威教育家弗莱克斯纳的报告《社会工作是一个专业吗？》(Is Social Work a Profession?)促使社会工作接受了医学专业的标准。他提出一个专业应具有的六个标准，并据此认为社会工作尚不属于一个专业。这一报告给信心满满的社会工作者泼了一盆冷水，并刺激其进一步坚定了专业化的信念。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工作依照弗莱克斯纳的专业模型，全力以赴推进专业化建设。

可是，社会工作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弗莱克斯纳本人深受医学影响，他的报告充满了医学色彩。早在1910年，弗莱克斯纳就发表了著名的《致卡耐基教育促进基金会：美国和加拿大医学教育调查报告》。他在1915年的报告中提出的专业的六个标准也在很大程度上以医学专业为参照。笔者统计发现，该报告中与医学专业相关的词汇(医学、医疗、医生、护士、治疗师等)就出现了56次(王思斌，2013：198-211)。

由此可见，在社会工作专业创立之初，专业的领导者就将医学基因植入其中。于是，在社会工作后续的发展中，医学也总是如影随形。例如，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临床社会工作便与临床医学关系密切，同时代的专业教育中产生的“标准化案主”(standard client)也是源自医学领域的“标准化病人”(standard patient)(藏其胜，2013)，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社会工作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同样源于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一旦采用了医学的模型，社会工作的实践必然是个体化和临床化的。

综上所述，医学对于社会工作的影响要早于心理学。但值得注意的是，医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为社会工作提供了一对一的诊疗模型，而非提供具体的理论和治疗模式。因为疾病治疗的专业性和复杂程度非常高，难以由其他专业替代，社会工作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帮助案主治病。心理治疗则不同，其复杂程度低于身体治疗，社会工作者通过专业训练可以掌握相应的治疗方法。以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为例，虽然它的理论观点较为抽象，但治疗方法相对简单，基本上属于一种“谈话式治疗”，容易被社会工作者接受(宋丽玉等，2002：18)。

在专业界，人们普遍认为是瑞奇蒙将社会工作的兴趣吸引至心理学领域，她的《社会诊断》和《什么是社会个案工作》奠定了个案工作的专业地位(施耐德，2010：32)。正因为个案工作被视为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才使得心理学理论顺利被社会工作者所接受。因为与医学模型类似，心理治疗通常也是一对一的，并且拥有现成的治疗模式，这便进一步增加了社会工作对心理学的青睐。个案工作者可以直接采用心理治疗模式开展个人服务。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社会工作的“心理学化”倾向就开始凸显，并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明显，这一现象充分反映在社会工作的学派和治疗模式中。

首先，社会工作早期的三大学派(“诊断学派”“功能学派”“心理—社会学派”)都具有浓厚的心理学色彩。“诊断学派”(Diagnostic School)源于瑞奇蒙的“社会诊断理论”(social diagnose theory)。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取代了瑞奇蒙的理论，成为“诊断学派”的思想基础，强调对案主人格的干预和心理的调适。30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罗宾逊(Viginia Robision)等创立了“功能学派”(Functional School)，反对将诊断作为介入活动的核心，强调环境(尤其是社会工作机构)对于案主成长的作用。尽管“功能学派”强调环境因素，但它仍以心理学为基础，其理论源头是兰克(Otto Rank)的心理学，此人是弗洛伊德的弟子。所以，“功能学派”同样无法摆脱注重个人意志作用的兰克心理学理论的限制(Timms，1997)。50年代，又出现了将“功能学派”和“诊断学派”进行整合的“心理—社会学派”(Psycho-Social School)，坚持人在“人在情境中”(person in situation)，强调心理与社会的互动。但它同样没有脱离精神分析的影响，运用人格结构、防御机制、童年经验等大量精神分析的概念对案主进行诊断。

其次，社会工作借用了大量的心理学理论和治疗模式，心理学的几大流派的理论几乎全被社会工作所吸收，包括精神分析学及其后续的心理动力学、人本主义、认知主义、行为主义，以及作为心理学“第四势力”的超个人心理学。在20世纪20—60年代，社会工作理论以精神分析及心理动力学(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心理学、自体心理学)为主导；60年代，行为主义、认知主义、人本主义等被相继引入，产生了行为矫正、认知治疗、人本治疗等相应的治疗模式；90年代，超个人心理学进入社会工作，并发展出了“灵性治疗”(spirituality therapy)模式。

通过梳理专业化的历史脉络，我们发现，专业化运动高涨的阶段，如20世纪20—30年代(庄秀美，2004：225)、3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Ehrenreich，1985：52)和70年代末以来(Reisch and Andrews, 2001：157)，恰好是个人治疗占主导，即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变革化”阶段。

体制化是指社会工作从体制外(社会)进入体制内(国家)的过程。在早期，社会工作主要由社会力量主导运作，19世纪中后期的慈善组织会社和睦邻友好运动都是民间志愿组织，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于国家和市场的第三部门，可以独立自主地开展社会服务，其经费主要来自私人捐款、教会资助等。以亚当斯创办的“霍尔馆”(Hull House)为例，其运营费用来自亚当斯的私人财产2及其朋友的资助。

但是，民间组织的资源和力量毕竟有限，无力应对规模庞大的社会服务群体。于是，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逐步成为提供社会工作服务的主导部门，大量社会工作者进入体制。社会工作的体制化进程在其产生不久就已出现。以英国为例，慈善活动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就逐渐被纳入正规的国家机构(尚邦等，2016：124)。美国比英国稍晚一些，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时期开始，大量社会工作者受雇于政府部门，3社会工作开始成为国家的一项制度安排(徐永祥，2005)。这种体制化在“二战”后的福利国家达到顶峰，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以“购买服务”(“准体制化”)的形式继续存在。

社会工作的体制化明显会阻碍社会变革的开展。因为社会改革的必要条件是社会工作拥有足够的自主性。419世纪晚期的睦邻组织之所以能独立推进各项社会改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独立于体制，并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在嵌入官僚体制后，社会工作会受到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的极大束缚，各种规章制度会削弱专业的自主性。通过对社会工作体制化和“准体制化”的分析，便可充分反映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变革的阻挠。

在美国，社会福利的建设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1935年，《社会安全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的出台奠定了美国福利体系的初步框架。在此期间，许多社会工作者开始受雇于联邦政府部门。其中“联邦紧急救济署”(Federal Emergency Relief Administration)是招募社会工作者最多的部门。同时，该法案要求每个地方救济部门至少雇用一个有经验的社会工作者。于是，受雇于联邦政府或地方政府的社会工作者大量增加，大约从30 000名增加到60 000名。5

随着官僚体制的嵌入，产生了由政府主导的“国家社会工作”。于是，科层制与社会工作的专业主义紧密结合，被称为“科层—专业制度”(Bureau-professional regimes)或“科层专业主义”(Bureau-professionalism)(Harris，1998)。在这种高度官僚化和行政化的服务体制中，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无处不在，社会工作者必须严格遵守部门的规章制度。如此一来，具有激进色彩的社会变革便难以推行。20世纪30年代两个倡导者的案例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案例一：一位名叫道森(Sidonia Dawson)的社会工作者，她是纽约民政救济局的一名督导助理。当时，道森的很多案主在拥挤、昏暗、通风条件差的环境下工作，导致很多人疲惫不堪、歇斯底里。有一天，许多案主向管理当局表达不满，警方进行了不合适的干预。于是道森召开了一次公共会议，鼓励案主们在政府办公室门前抗议，她本人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其后果是，道森因“不服从、不忠”等理由遭到解雇。虽然此事经过美国社会工作协会和其他专业协会的斡旋，最后没能得逞，但这是社会工作倡导首次直接遭到政府部门的挑战。(施耐德，2010：37)

案例二：1935年，两位社会工作者因参与组织劳工抗议，分别遭到密歇根州一个县的委员会降职和解雇。为此，该州公民权利保护委员会向州救济署提出质询：个案工作者和联邦雇员是否有权利倡导案主组织起来，以及是否有权参加案主的组织？得到的答复是：作为救济委员会的雇员，个案工作者倡导或参与案主组织，与其工作责任十分不符。社会工作者如果接受了救济委员会的职位，那么就应该执行该部门的政策法规。(施耐德，2010：37-38)

通过这两个案例可以发现，社会变革会直接受到政府的阻挠。在极端保守主义时期，高压的政治氛围会压制一切社会行动，美国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的两次“红色恐惧”(red scare)6即是例证。原因在于，这种集体运动很容易使统治者联想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显然与其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美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它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立自强，产生的负面后果是“责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Ryan，1971：3-11)，将贫困、失业等问题归咎于受害者本人，而非不良的社会结构。政府便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它渗透在部门的各项规章制度之中。当社会工作者进入体制后，便难以摆脱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被当作强化个人负责的主流观念的机器，通过所谓的心理治疗，将强调自立自强的个人主义精神灌输给案主(尚邦等，2016：28)。

政府购买服务，又被称为“合同外包”或“竞争性招标”，是指政府将曾经由公共部门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务推向市场，向私人部门(包括盈利和非盈利部门)招标出租，中标的承包商根据与政府签订的服务合同，提供公共服务并收取报酬。政府的责任是确定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标准，并监督服务合同的执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时代，服务外包盛行于西方各国。

这种服务外包通常被称为“准市场”(quasi-market)或“内部市场”(internal market)。7笔者认为，它同样可以被称为“准体制化”，原因在于，在这种公私合作关系中，作为买方的政府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看似独立的社会组织充当了“国家的代理者”(Fabricant and Fisher, 2002：75)或者“准政府部门”的角色。

一方面，在二者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对双方的角色和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了明确规定，卖方必须执行买方的决定(Harris，2003)。这样一来，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便受到买方的诸多限制；另一方面，服务外包属于典型的“买方市场”，作为买方的政府“一家独大”，拥有强大的购买力，处于垄断地位，而卖方数量众多，为了争夺政府的服务合同，彼此之间竞争激烈。因为除了政府的服务合同，其他的资金来源渠道非常有限。富裕群体更加关注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事务，非盈利组织无法吸引更多的慈善捐款(Abramovitz，2012：44)。于是，社会组织为了获得足够的服务合同维持生存，对于买方(政府)的依赖越来越重。

与体制内的社会工作相似，这种“准体制化”的社会工作同样因为受到政府意志的制约而无法开展社会变革，因为参与社会运动可能导致集资困难，丧失免税优惠政策(Epstein，1970)。所以，一个机构开展社会行动和社会倡导的可行性，与其所接受的公共资金成反比。一些机构表示自己无法公开与不良的福利政策作斗争，因为80%的预算来自政府。由于担心丧失这部分资助，机构变得越来越保守(Fabricant and Fisher, 2002：89)。通过对社会变革的源头——睦邻组织宿命的分析，即可反映这一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睦邻组织的运作资金主要来自私人捐款而非政府资助，因而可以独立自主的开展社会改革运动。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睦邻组织开始极大地依赖政府合同，并在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时期进一步加剧。1995年，针对纽约睦邻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其85%的经费来自政府，这导致的结果是，其组织使命和目标遭到破坏，产生“目标置换”(goal displacement)的负面后果(Fabricant and Fisher, 2002：87)。睦邻组织最初的使命是发展社区组织和促成社会变革，在受政府资助后，便越来越偏离这一目标，其激进主义的遗产遭到侵蚀，号召社会行动的动机被削弱，最后不得不放弃社会变革和社区建设，变得与其他提供个人服务的机构没有差别(Trolander，1987：230-241)。

所以，无论是“体制化”还是“准体制化”，社会变革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极大约束。尤其是在“右翼”保守政党执政时期，如20世纪的2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的共和党执政，社会变革行动遭到全面压制，社会工作只能以个人服务为主。

根据前文所述，社会工作经历了从发源时的“社会运作”到福利国家时期的“国家运作”。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危机的到来宣布了福利国家的全面危机，凯恩斯主义对此无能为力(哈维，2010：12-14)。既然国家干预难以奏效，剩余的选择方案便是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这一方案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极力推崇。如哈维(2010：3)所言，新自由主义的口号是“把一切都商品化”，于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社会工作步入市场化和商品化时代。

提及市场化，就不能不提管理主义。因为二者是高度相关的概念，通常同时出现(Yuen and Ho, 2007)。具体而言，管理主义是市场化的工具或手段，市场为了实现收益的最大化，保证最少投入和最大产出，必然要运用科学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对生产成本等进行精密的管理；市场则是管理主义思想发源及发展的主要阵地，很多经典的管理主义理论、技术等都来源于企业管理。20世纪初，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就是萌芽于经济部门。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两大法宝，市场化与管理主义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部门。然而，无论是市场化还是管理主义，都会导致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变革化”。因为市场化的“营利主义逻辑”与管理主义的“效率至上逻辑”都会将社会工作的焦点局限于个人服务。

社会工作的市场模式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由个人独立执业的私人实践，另一种是依托组织(机构、企业等)开展的营利性服务。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运作形式不同，其本质目标都是营利，本文仅选择私人实践进行分析。

在私人实践中，社会工作者以卖家的身份独立向市场提供专业服务，案主以消费者的角色在市场中购买及消费服务，案主为服务买单，服务的价格在参照市场价格的基础上，由买卖双方协定。私人实践的历史悠久，最早的案例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社会工作的萌芽阶段(Specht and Courtney, 1995：107-108)。但由于私人实践的营利性动机与专业的利他主义价值相悖，所以并未被广泛认可。

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赋予私人实践以绝对的合法性。在其助推之下，私人执业者的数量迅速增长。据统计，在1975—1985年，全职从事私人实践社会工作者的数量增加了5倍多；1985年，NASW超过三分之一的会员具有私人服务的经历。粗略调查显示，协会的私人实践会员从1982年的10.9%增加到1987年的15.3%，并在1991年上升至16.8%(Gibelman and Schervish, 1996)。在2005年，NASW中有40%的会员确认自己从事私人服务。事实上，从事私人服务社会工作者的数量要远远高于NASW的统计，因为多数私人执业者没有加入该协会，而是加入了专业化程度更高的临床组织(Lord and Iudice, 2012)。

显而易见，在私人实践这种纯粹的市场交易中，营利逻辑占据主导地位。虽然社会工作者进入私人服务领域的原因众多，包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对机构官僚制束缚的不满、对灵活化工作方式的向往等。但是，经济动机始终是其中一个核心因素(Brown，1990；Specht，1991；Specht and Courtney, 1995：119；Gibelman and Schervish, 1996)。

那么，私人服务的营利逻辑为什么会影响社会工作的实践，使其沉溺于个人治疗，同时放弃了社会变革？原因在于，个人治疗有助于提高社会工作者收入水平，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上层阶级等富裕群体，他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心理困扰(Borenzweig，1981)，这便导致私人服务倒向心理治疗。同时，那些低收入群体遭到排斥，而社会变革针对的主要是低收入群体。所以，私人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倒向个人治疗，远离了社会变革。通过对于私人实践者的收入水平和对自身角色定位的分析，便可充分体现这一点。

首先，私人服务的收入更高，说明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富裕群体。在私人实践领域，作为自雇者，社会工作者可以根据案主的数量、时间等因素来自主设定服务费用，不受机构限制。一般来说，服务的对象以中上层为主，因为这部分群体收入较高，有支付能力(Siporin，1961)。通过私人工作者的收入水平，即可反映其服务对象来自高收入群体。20世纪20—30年代，私人领域的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儿童和青少年，服务费用大约为每小时3—5美元，或者每周50—100美元，这个收入是当时社会工作者平均工资的2倍多(Specht and Courtney, 1995：113)。根据NASW在1988年和1991年的调查，无论工作经验长短，从事私人服务的会员的收入都要高于全体会员(详见表 1)。同时，调查发现，只有20%的私人服务者的年收入在25 000美元以下，另外有20%的私人实践者的年收入超过了69 000美元。总体来看，私人实践工作者的年平均收入比传统工作者高出7 700美元(Gibelman and Schervish, 1996)。

其次，私人服务者将自己的专业角色定位于“心理治疗师”而非“社会工作者”。私人服务的领域集中于个人治疗、家庭治疗、团体治疗、个案管理、家访服务等(Lord and Iudice, 2012)，并以心理治疗的方法为主，其理论知识主要源于心理学，影响最大的是弗洛伊德，其次是埃里克森(Borenzweig，1981)。私人服务之所以集中于心理治疗，是因为作为其服务对象的富裕群体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心理困扰。

私人服务的心理治疗倾向直接影响私人工作者的专业角色认同。很多全职从事私人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将自己看作“心理治疗师”而非社会工作者，将案主称为“病人”，将自己的服务活动称为“心理治疗”或“心理分析”。根据NASW的调查，很多私人实践的临床工作者，无论是对案主还是社会大众，都不愿意将自己称为“社会工作者”(Kurzman，1976)。同时，很多打算毕业后从事私人实践的在校研究生也将自己定位于心理治疗师或临床工作者(Gibelman and Schervish, 1996)。

另外，私人工作者大部分是“美国精神病学社会工作者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sychiatric Social Workers，AAPSW)或“全国精神分析联合会”(National Psychology Association for Psychoanalysis，NPAP)的会员，而不是NASW(Specht and Courtney, 1995：119)。这样一来，私人服务便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心理治疗，其服务的焦点在于案主个人而非社会环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管理主义”彻底打破了公共部门与市场部门的界限，将私人部门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引入政府公共部门和社会服务机构。与市场化一样，管理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另一大法宝，其核心理念是“3E”，即效果(effectiveness)、效率(efficiency)和经济(economy)，其中，对于效率的强调是管理主义的终极信仰。

“效率=收益/成本”是管理主义的核心概念，投入(成本)越少，产出(收益)越多，效率便越高。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管理者便会想方设法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其中“问责制”(accountability system)和“绩效考核”(performance examine)是管理主义提升效率的两个主要策略。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管理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那些依赖政府项目的服务机构。

首先是问责制在社会服务部门中的应用。简单来说，问责制是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在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为了对受委托的社会组织进行有效监督，这种问责制被广为重视。甚至连那些不受公共部门资助的机构也受到来自资助者问责制的影响(Fabricant and Fisher, 2002：82)。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问责制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部分原因在于购买服务是一个新事物。随着服务购买规模的增加，政府对于社会服务机构的问责越来越严格(Fabricant and Fisher, 2002：83)。

其次，与问责制密切相关的概念是绩效考核。这一概念通常运用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意指依照特定的评估标准，对员工的工作业绩进行考核和评估，然后依据评估的结果对其工作进行指导和改进。绩效考核与问责制密切关联，因为在问责制中，问责的基本依据是绩效，即根据绩效评估的结果来问责，所以会有“绩效问责制”的说法。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在公共部门中实施了大规模的绩效考核运动。政府部门的绩效考核运动同样延伸到公共服务机构。在社会服务合同中，明确要求卖方提交详细的“绩效—产出”数据报告，涉及服务的投入、产出等详细内容。在2010年的一项调查中，90%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合同需要提交服务成效的报告(Abramovitz and Zelnick, 2015)。

以问责制和绩效考核为主的效率提升策略运用于社会工作后，严重侵蚀了社会变革运动的发展空间。原因在于：第一，在问责制和绩效考核的压力之下，社会工作者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推动社会变革；第二，问责制导致社会工作自由裁量权的丧失，而社会变革通常需要采取灵活的介入方法，如集体动员、社会倡导等。但在成本考量驱动的管理主义的影响下，集体性的工作方法(collective approaches)，如社区工作、小组工作等，被严重破坏了(Ferguson，2009：94)。

首先，问责制和绩效考核带来了繁重的行政文书工作，占用了社会工作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了满足问责制的要求，以及证明服务合同中委托方(政府)要求的服务的成效，社会工作者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填写表格、撰写报告等工作，致使其缺乏足够时间来服务案主(Harris and McDonald, 2000)。例如，在美国，一个经费170万和服务190个儿童的项目，一年需要提交500个财务报告(Fabricant and Fisher, 2002：82)。虽然社会工作者反对这种做法，但为了保住工作，也不得不尽力完成繁杂的文字工作(Abramovitz and Zelnick, 2015)。如此一来，真正用于服务案主的时间将会大幅缩减。

显然，在效率观念的重压之下，社会行动的生存空间会遭到严重挤压。因为推动结构变革需要较长的周期，无法一蹴而就。社会工作者必须花大量时间与案主深度接触，而后才能感同身受，切身体会案主的困境及其背后的社会根源。例如，作为社会变革源头的“睦邻友好运动”，它的理念是：志愿者必须住进底层群体所在的社区，与他们“同吃同住”(张英阵、郑怡世，2012)。然而，管理主义导致社会工作者受困于繁琐的行政和管理事务，与案主相处的时间短暂，无法深入了解他们的生存境况，将他们组织动员起来更是无从谈起。

其次，问责制导致社会工作自由裁量权减少甚至消失。在管理主义盛行之前，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拥有较为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可以独立自主的分析案主的困境，然后灵活地选择介入方案。但是，在管理主义和结果导向的合同之下，工作者只有有限的选择权(Abramovitz and Zelnick, 2015)。

同时，计算机信息科技系统的广泛运用进一步剥夺了社会工作者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其目的在于监督、评估工作者和服务机构的业绩(Burton and Broek, 2009)。社会服务的计算机化和信息化导致社会工作者运用标准化的格式对案主的信息进行收集和处理，其服务的内容也被提前限定(Harris，2003)。专业服务于是变得标准化和同质化，如同“生产流水线”一般，运用统一、标准化的服务模式来应对不同案主的需求(Fabricant and Fisher, 2002：83)。

专业自主性的丧失会直接阻碍社会变革的开展。因为社会行动无法标准化和模式化，它需要根据服务情境因时、因地制宜，依据现实情况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但效率至上的管理策略扼杀了专业的自主性，导致那些灵活的、对抗性的集体行动方法被排斥(Fabricant and Fisher, 2002：84)。以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为例，在管理主义的影响下，集体行动要么被边缘化，要么直接被扼杀(White，2006：117)。

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包括价值观、语言和知识，还包括物质对象(波普诺，2008：62)。在文化的诸多外延中，价值观是其中一个重要元素，它涉及对人类自身和外在事物的好坏、是非、善恶的基本判断，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都有显著影响。所以，帕森斯(Parsons，1951)在其“结构—功能主义”中，强调共享价值观是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先决条件。在社会工作领域，价值观的影响同样显而易见。那么，作为美国的主导文化和主流价值观，个人主义便是社会工作走向“去社会变革化”的文化根源(Figueira-McDonough，2007；Nichols and Cooper, 2011；Kam，2014)。通过下文对于个人主义与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化”之间逻辑上的关联性，以及历史脉络上的一致性的分析，即可证明这一结论。

个人主义的基本理念是：个人的权利、价值与尊严等神圣不可侵犯，将个人作为观察世界的出发点，政治、经济、社会等结构安排都应围绕个人利益的满足进行设置。尤其是在美国，个人主义是“第一语言”，它具有本体论层面的意义，即个人是唯一的实体(贝拉等，2011：366)。个人主义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自由，它意味着人们反对环境(他人、家庭和社会)对个人生活的干涉；另一方面是个人责任，即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负责，经济上的成功或失败都是个人的责任(贝拉等，2011：14-28)，因为个人是自身及自身能力的所有者(卢克斯，2001：49；李强，2015：49)。那么，个人主义何以导致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变革化”？原因在于，个人主义所倡导的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都会将专业的焦点引向个人治疗，同时远离社会变革。图 3显示，个人治疗与“去社会变革”是同时发生的。

首先是个人自由、个人责任与个人治疗之间的逻辑关系。一方面，个人自由之所以会导向个人治疗，是因为过分强调个人自由导致传统的、慰藉性的人际关系(亲属、宗教等)衰落，会使人们难以与他人建立亲密的情感关系，这便给个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困扰，突出表现为神经衰弱和“紧张病”在中产阶级中的盛行。针对这种心理困扰，一对一的心理治疗方法得以盛行(贝拉等，2011：154-157)。心理治疗之所以受到推崇，除了它可以解决个人自由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之外，还在于它可以免于个人自由受到威胁，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通过脱离社会和各种关系来实现治疗目标的(贝拉等，2011：160)，符合“个人自由不受侵犯”的原则。这便解释了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主导了社会工作的发展。

另一方面，个人责任之所以会导向个人治疗，主要是因为它过分强调个人对于自我命运的负责，以至于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被视为个人的问题。就连那些“绝对错误”的事情，诸如杀人、偷窃、说谎等，也只是由个人倾向决定的。因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自主的自我是独立存在的，它完全独立于任何社会环境(贝拉等，2011：9、86)。因为社工的案主通常是那些受害者，个人归因便表现为“责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在其引导下，专业服务的目标便在于“治疗受害者”，包括心理疏导、行为矫正等。“责怪受害者”的理念显著体现在个案工作方法的源头——济贫法和慈善组织会社(COS)。英国延续500年左右的济贫法将贫困主要视为个人失败的结果，几乎没有认识到其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因素(Quigley，1997)。COS沿用了济贫法的理念，认为贫穷是个人的责任，其代表人物瑞奇蒙便是个人主义的信奉者(朴炳铉，2012：89)。在倡导个案工作的同时，瑞奇蒙极力反对当时的一些社会变革呼声，如规定最低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Franklin，1986)。

其次是个人自由、个人责任与“去社会变革化”之间的逻辑关联。一方面，个人自由之所以会导致“去社会变革化”，原因在于，社会变革意味着“社会干预”，这会威胁到“个人自由”。因为与脱离社会关系的一对一的心理治疗不同，社会变革的目标在于改善社会环境，而社会是一个“生态系统”，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休戚相关，一部分人的利益变动往往会影响其他人。例如，在社会工作中，社会变革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向政府争取底层群体的福利，这意味着需要通过征税来发展福利事业。这对于被强制征税的群体(中上层阶级)来说，个人自由便受到侵犯。所以，从个人自由的“反社会干预”原则出发，就会推导出“去社会变革”。那么，这又如何解释美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运动？事实上，这些运动的根本目标是保护而非破坏个人自由。因为分离性文化(个人主义)一旦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就会因为缺乏聚合力而自行崩溃(贝拉等，2011：373)。为了避免社会秩序走向崩溃，美国人会在社会危机时期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如19世纪末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正如贝拉(2011：241)所言, “……个人只有在对个人的或本社区的利益受到威胁感到关切时，才有必要积极卷入到公共事务中去”。

另一方面，对于个人责任的强调会导致人们反对社会变革的开展，因为人们难以认识到个人问题背后的结构性根源，即“反社会归因”。由于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立自强、自我负责，美国人很难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爱默生在1841年发表的论文《论自助》中，甚至宣称个人与社会是对立的。在美国人看来，人们的问题是个人的或仅仅是狭义上的社会的(包括家庭和社区)，而不是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贝拉等，2011：36)。按照“反社会归因”的逻辑，既然案主的问题并非源于外在环境，那自然也就无需改善社会环境。开展社会变革的前提是对案主的困境坚持社会归因，作为社会变革源头的“睦邻友好运动”(SHM)便认为贫困与不良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阮曾媛琪，2000：116)。只有在遭遇某种危机时，如“大萧条”，人们才会认识到社会结构的缺陷(朴炳铉，2012：116)，而后支持社会变革。

由此可见，作为个人主义核心内涵的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都会将专业服务引向个人治疗，并排斥社会变革。因为个人治疗符合个人自由和责任这两大基本原则，个案工作本来就是个人主义思想的产物(Lorenz，2014：19)。社会变革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集体主义的思想。例如，19世纪的“睦邻友好运动”更加接近集合主义(集体主义)8(朴炳铉，2012：88)，这与个人主义的两大原则相悖，因而遭到抵制。9

综上所述，个人治疗背后的价值理念是个人主义，社会变革则是受到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影响。上文论述了个人主义与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化”之间内在逻辑上的关联。除此之外，二者在历史脉络上也是一致的，即个人主义盛行的时期，便是个人治疗占据主导和社会变革处于低谷的时期，如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70年代末以来；反之，当个人主义遭受挑战，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高涨时，社会变革运动便会复苏，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

首先是20世纪20年代。个人主义在19世纪达到了巅峰，在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古典自由主义、新教伦理和达尔文主义等都证明了个人主义的合理性和科学性。19世纪中后期的济贫法和慈善组织会社针对穷人所开展的个案工作便反映了个人主义的盛行。但是，随着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个人主义遭到挑战。到了19世纪末期，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是，“人民的生活状况”而非“个人的自由”问题逐渐主导了政治(阿巴拉斯特，2004：379)，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10萌生。

于是，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展了相应的福利改革。1896—1914年属于美国的“进步主义”大变革时代。“进步主义认为个人是环境的产物”，美国传统的个人主义遭到挑战(林万亿，1992：13)，于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福利等多个领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其中，亚当斯创办的霍尔馆(Hull House)是全国社会改革的中心。

但是，“一战”后，在经济的繁荣和俄国“十月革命”所引发的“红色恐惧”等因素的刺激下，具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社会变革运动陷入低谷。在美国，1920年共和党人哈丁(Warren Harding)当选总统，标志着“进步主义”运动的结束和强调个人利益、自由市场时代的开端(Franklin，1986)，贫困和失业等社会问题被再次归咎于个人。11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个人治疗主导了社会工作的发展，这便是“去社会变革化”的第一阶段。

其次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肇始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使得盛行于20年代的个人主义受到质疑。这次危机“迫使人们意识到社会功能发挥不良会导致贫困和失业”(Axinn and Stern, 2001：169)。于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上升，美国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壮大。“平民运动”(Rank and File Movement)高涨，社会工作积极组织和参与社会变革行动(Scanlon and Harding, 2005)。

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变革仅是昙花一现。到了3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复苏，美国逐步走出“大萧条”的阴影，个人主义再度高涨，社会变革运动再度式微。1938年，美国众议院成立了具有反共性质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HUAC)，进步的社会变革行动遭到打压。“二战”后，美国经济迎来了“黄金时代”，被称为“富裕的社会”(Affluent Society)。与“一战”后的情况类似，伴随经济的繁荣，人们相信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就可以消除贫困，导致贫困问题的社会根源遭到掩盖(Abramovitz，1998)。同时，“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将美国的反共浪潮推至高潮，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难有生存空间，这便是“去社会变革化”的第二阶段。

最后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时代(neo-liberal era)。在60年代，西方国家迎来了自“一战”以来最为激进的历史时期，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再度受到重视，并对激进社会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Ferguson，2008：99)。激进社会工作者组织、协调，甚至直接参与各类社会运动(布格哈特，1992：49)。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氛围急剧“右转”，被冠名以“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为首的右翼势力相继在英美上台执政为标志。新自由主义要求恢复19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和个人主义。例如，撒切尔夫人提出“回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口号。于是，个人主义在此时被广泛推崇，“责怪受害者”的理念再度复活。尤其是对穷人的“病态化”和“污名化”态度，直接来源于济贫法(Clarke, et al., 1987：189-196)。个人失败基本被归结为自己的过失，受害人经常反遭指责(哈维，2010：87)。所以，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社会变革运动全面走向低谷，此即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化”的第三阶段。

综上所述，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变革化”是由其专业内部因素(专业化)与外部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市场化及管理主义)、文化(个人主义)等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专业化、政治、经济、文化与“去社会变革化”的内在逻辑关联性的分析；另一方面是比较专业化、政治、经济、文化形势与“去社会变革化”在时间维度上的吻合度。

首先是专业化、政治、经济、文化与“去社会变革化”在逻辑上的关联。其中，专业化的逻辑是科学主义，它会导致社会工作的“医学化”和“心理学化”；政治(意识形态)的逻辑是社会控制，它使得社会变革很容易受到保守意识形态的压制；经济的逻辑包括营利主义和管理主义，前者会将社会工作的焦点引向中上层富裕群体所需的精神治疗，后者强调效率至上，运用“问责制”和“绩效考核”两大策略将社会变革行动紧紧捆缚；文化的影响则是体现在个人主义所倡导的“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理念对于社会变革的束缚。概而言之，社会变革之所以被边缘化或直接扼杀，是因为它被看作“不科学的”“对体制有危险的”“不营利的”“低效率的”“违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

其次，如果人们比较20世纪20年代以来12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化”与专业化高涨、“保守”政治、“自由”经济、个人主义文化等的历史演变，便会惊奇地发现，它们在时间上是吻合的，存在于相同的历史阶段，即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70年代末至今。

就专业化而言，20世纪20年代是专业化浪潮的第一个阶段。1915年，《弗莱克斯纳报告》坚定了社会工作推进专业化的信念。于是，在20年代，精神分析学成为专业的主导理论(Specht and Courtney, 1995：92)；3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是专业化高涨的第二个阶段。在30年代初，受“大萧条”的影响，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严峻，个案工作对此无能为力，专业化的思想于是遭到猛烈批判(Ehrenreich，1985：51)。但到了1935年底，随着经济的恢复，专业界对于专业化的攻击逐渐停止，专业主义又占据了主导(Ehrenreich，1985：52)，并一直延续到60年代；70年代末以来是专业化盛行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随着保守政治的全面回潮，社会运动遭到全面压制，专业化再次高涨(Reisch and Andrews, 2001：157)。

就政治环境来说，自20世纪以来，美国保守政治氛围高涨的历史时期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50年代和70年代末。其中20年代的保守政治表现为由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所引发的第一波“红色恐惧”。美国“反共主义”思潮的盛行导致具有进步性质的社会变革行动被镇压。由亚当斯所领导的“睦邻改革运动”在20年代被迫中止，原因即在于此(Reisch and Andrews, 2001：34、48)；50年代的保守政治则是由“冷战”等因素所引发的第二波“红色恐惧”。“麦卡锡主义”的泛滥将“红色恐惧”和“反共主义”推至高潮。这一时期，大量社会工作者已经进入体制，为了明哲保身，大部分人选择了沉默(Abramovitz，1998)；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的萌生预示西方保守政治的全面回潮。在此期间，政府动用多种手段打压社会运动(哈维，2010：61-62)。于是，盛行于60年代的社会变革运动全面陷入低谷(Reisch and Andrews, 2001：136)。

就经济环境而言，它与政治形势的转变高度相关。一般来说，偏右(保守)的意识形态强调自由竞争的市场，反对国家干预，如20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但20世纪30—70年代是一个例外。13需要强调的是，市场化对于社会工作的广泛影响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非20年代。因为除了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社会工作的市场化还包括其他前提：一方面是合法性的获得。一直到1964年，NASW才正式确立了私人实践的合法地位(Kurzman，1976)；另一方面是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市场化意味着社会工作者要与相近的专业(心理治疗等)竞争，所以必须不断提高其业务水平(Freeman，1984)。这些市场化的前提条件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齐备。同时，在80年代，市场部门的管理理念与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是，社会变革行动遭到市场化和管理主义的“双重钳制”。

对于个人主义文化，本文第五部分对其高涨的历史阶段作了梳理，同样是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70年代末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时代。

接下来的问题是，导致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化”的几大因素中，哪一因素处于主导地位？显然，若要解答这一问题，必须厘清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政治、经济和文化四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方面，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之间是高度相关，相互影响的。就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言，经济形势的变化会推动意识形态的转变，同样，意识形态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环境的改变。一般而言，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是由经济危机或其他重大事件(如革命)所引发，而后反过来对经济环境施加干预。例如，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美国意识形态从“右”转向“左”，民主党人罗斯福的上台执政便是这种转向的标志。政治氛围“左转”后，便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1935年《社会安全法案》的出台便是例证；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危机”则是导致意识形态从“左”转向“右”，英美等国的“右翼”政党上台执政。意识形态“右转”后，强调自由放任主义，反对福利国家，英美等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开展的大规模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即是明证。

就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虽然总体来看三者相互影响，但文化似乎处于主导地位。理由在于：第一，个人主义文化产生的时间要早于自由主义，至少在英国是如此。根据麦克法兰(2008：215)的考证，大约从13世纪开始，个人主义就已经在英国盛行。而自由主义则是发源于十七十八世纪；第二，文化对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和细致入微的。同时，文化具有弥散性，它会渗透至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第三，政治、经济环境相对易变，文化则是根深蒂固和较难改变的，因而有“文化堕距”(奥格本，1989：106-107)之说。一种文化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之后，便会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以个人主义为例，它在美国内战结束后就基本形成(卢克斯，2001：25)，之后便成为美国的主导文化，虽然会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调整，14但根基难以动摇。

另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与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之间属于单向的影响和被影响关系，即前者会显著影响后者，反过来则不成立。具体而言，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活动显然不可能会对“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造成影响。如上文所述，意识形态和经济形势的转变通常由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战争、经济危机等)所引发。

相反，专业化则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塑造的产物。就政治意识形态与专业化的关系来说，社会工作追求专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因为自由主义者支持专业化(Simpkin，1983：114)。具体来说，自由主义倾向于“责怪受害者”(Ryan，1971：3-11)，将社会问题个人化和技术化，因而反对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而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恰好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因为它从个体角度(医学、心理学)来解释案主的困境。于是，专业主义被中上层阶级作为阻挡重大社会变革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Jennissen and Lundy, 2011：241)。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斗争是一种粗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该被专业人士所接受(Thursz，1966)。由此可见，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密不可分。

就经济环境与专业化的关系而言，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Abramovitz，1998)。如前文所述，社会工作进入以营利为目标的市场之后，便会面临与同行及其他专业(心理治疗等)之间激烈的竞争。因为在付费服务中，消费者会对工作者的能力进行持续的评估，如果不满意，便会转向其他专业人士。于是，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工作者必须不断提高其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Freeman，1984)。同时，管理主义也会加剧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因为管理主义为了最大限度提高服务的效率，强调“证据为本”(evidence-based)，而只有运用科学化的介入方法，才能用具体数字作为评价服务成效的“证据”。

就文化环境与专业化的关系来说，社会工作推进专业化一定程度上是个人主义文化塑造的产物，这与自由主义对专业化的影响类似。因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密切关联的两个概念，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有时候二者甚至被当作同一个概念使用。例如，在美国，个人主义最初是唱着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颂歌而出现的，而在英国，个人主义主要是指自由主义(卢克斯，2001：24-32)。

既然在几大影响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那么便可以认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是社会工作将焦点拘泥于个案工作和个人治疗的根源所在。由此，本文尝试提出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化”的“政治—经济—文化根源论”，其中，个人主义文化处于主导地位。

注释：

1.这一问题涉及部分与整体、个人与社会、能动与结构、微观与宏观的复杂关系，其争论的焦点在于，个体的能动性与结构的制约性哪一个在二者的互动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显然，“个人治疗派”强调的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将案主的困境归咎于其本身；“社会变革派”则强调结构对于个体的约束，故而将案主的不幸归因于不良的社会结构。

2.亚当斯家境富裕，父亲离世后，她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拥有的财产总数相当于今日的数十亿美元，霍尔馆运营费用的一部分便来自自己的资产(庄秀美，2004：239)。

3.参见：Marx, Jerry D. 2011. American Social Polic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World War II. (http://socialwelfare.library.vcu.edu/eras/great-depression/american-social-policy-in-the-great-depression-and-wwii/).

4.自主性(autonomy)是指嵌于生活之中并运作生活、改变生活的个体和群体理性化的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组织与掌握调控的行动(李友梅，2008：4、7)。在这个定义中，“自我”一词非常关键，它意味着独立性是自主性的核心特征。由此，我们可以将社会工作的自主性理解为：专业独立自主的开展服务、实现专业使命的能力。据前文所述，社会工作的使命包括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所以，专业的自主性便体现为其能否兼顾二者。

5.参见：Marx, Jerry D. 2011. American Social Polic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World War II. (http://socialwelfare.library.vcu.edu/eras/great-depression/american-social-policy-in-the-great-depression-and-wwii/)。

6.它是指当政者将激进社会运动与共产主义相联系，担心其颠覆国家政权，继而动用国家机器进行压制。

7.这一说法最初由英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它是指那些具备了一定的市场要素(例如竞争)，但又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交易关系(刘继同，2005)。

8.原文中为集合主义，但在学界并没有这一叫法，本文使用集体主义这一惯用说法。

9.需要注意的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工作走向“去社会变革化”这一观点成立的前提是，经济发展繁荣、社会秩序平稳，如20世纪20年代、50年代以及80年代的美国，社会变革陷入低谷；而当社会面临一定程度的危机时，为了避免社会秩序崩溃，个人主义则会支持社会变革，如“进步主义”时代、20世纪30年代以及60年代的美国，社会变革运动高涨。在这三个历史时期，美国都遭遇了或大或小的危机。其中在“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患上了“工业文明综合征”，包括经济秩序的混乱、社会贫困的恶化、阶级对抗的加剧、政治的腐败、文化的衰落等(李剑鸣，1992：24-42)；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危机表现为由经济危机所引发的“大萧条”；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危机则是各类社会运动风起云涌。

10.除了此处的“新自由主义”是指产生于19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new liberalism, 其他地方的“新自由主义”都是指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倡导反国家干预或自由放任主义的neo liberalism。

11.参见：Marx, Jerry D. 2011. American Social Polic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World War II. (http://socialwelfare.library.vcu.edu/eras/great-depression/american-social-policy-in-the-great-depression-and-wwii/)。

12.之所以将20世纪20年代作为起始点，是因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微观实践与宏观实践的发展较为均衡。当时，以慈善组织会社为代表的个案工作和以睦邻友好运动为代表的社会改革都比较受重视。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变革化”主要体现在20年代之后。

13. 20世纪30—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的引导下，西方国家的经济普遍受到国家的干预。即便在此期间出现了政治上的保守(尤其是在50年代)，但市场仍处于国家的干预之下。原因在于，“二战”后，为了防止再次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威胁到资本主义秩序的大危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达成了阶级妥协，即资本家给予工人高福利，工人阶级则要安守本分，不参与社会运动，妥协的结果便是福利国家的建立。在此期间，因为福利刚性的问题，即便“右翼”政党执政也很难将福利国家摧毁，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哈维，2010.：11-13)。

14.一般来说，当经济繁荣或政治保守时，个人主义就会高涨，如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反之，当经济危机或政治激进时，个人主义便会遭到挑战，如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