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据官方统计，1978—2005年间的GDP增长率为9.6%，而排除人口增加因素的人均GDP也高达8.5%，因此成为“中国奇迹”也实不为过。经济能够如此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国家为数不多，其中之一可数战后的日本。从1955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的1973年之间的18年里，日本的人均GDP一直保持在8%以上的高水平。发生在中国和日本的“奇迹”般的高增长何以能够实现呢？比照两者的发展历程，其中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异曲之点。本文将从两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身特点进行分析，通过日本发展过程中的路径，总结出对大步前行的中国的宝贵经验和启示，并展望中国发展。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有了高速度的发展，取得了十分惊人的成绩。但与此同时这个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也开始出现，而且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这些问题显得日益突出。因此中国开始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这对于中国的未来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杜克大学社会学高柏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和日本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二者对待市场的态度以及与之有关的制度性安排。这两种模式的产生不仅显示出全球化的不同阶段对一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更显示出一国在回应全球化挑战的过程中形成的传统对今日有巨大的约束力。从全球化运动的角度来看，日本模式适应了全球化第一次浪潮逆转以及战后初期第二次浪潮初始阶段限制市场力量保护社会的需要；中国模式的出现则适应了全球化第二次浪潮迅速发展期释放市场力量的需要，它表现出极大的活力。但是，这种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已经对现存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极大的压力。如果全球化的大趋势发生逆转，中国发展模式要面临比日本模式更为严峻的局面。

　　一、日本的古典发展主义

　　在西方社会科学文献里，关于东亚发展主义的集中讨论始于1980年代初。学术界认为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古典东亚发展主义的特点主要有：

　　第一，政府以产业政策来保护幼稚产业与国内市场，不鼓励外资进入，同时积极发展本国的战略产业。

　　第二，在产业层面上，这个古典发展主义模式以产业行会和企业集团等非市场的制度或机制协调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

　　第三，努力建立内生的创新机制，进行独立自主的研发并创立自主品牌，以迅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和高附加价值产品为基础进行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

　　第四，在培养企业竞争力时不是依靠政府指定哪个企业是胜利者，而是通过“寡占竞争”的机制来选择。[1][1]

　　第五，日本从50年代中期就特别重视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平衡。它通过实现经济平等来扩大内需，并促进从所谓的阶级社会向民族社会的过渡。战后初期，日本的劳资矛盾特别激烈，工人运动经常导致大规模的罢工。日本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就全力解决劳资的冲突问题。到了60年代初，日本基本上已经确立了所谓的日本企业管理的三大法宝，即终生雇工制、年工序列型工资，以及以企业为单位组织工会。这些制度性安排极大地缓和了劳资之间的矛盾。

　　第六，日本模式在企业治理的层面上特别重视协调而轻视监控。单个的企业和银行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可以十分有效地进行协调，交易成本很低。但与此同时日本企业治理中的代理人成本特别高。由于企业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股东基本上无法监督管理者，银行也基本上无法有效地监督这个企业。

　　第七，日本模式经常以牺牲经济结构升级换代为代价追求政治稳定。日本虽然在汽车和家电等产业特别有国际竞争力，但是也保留着效率极低但能维持大量就业的产业部门。在日本的城市里有很多所谓的家庭企业，他们维持了将近1/3的就业。与美国不同，日本的经济结构不是以旧代新，而是纳新蓄旧以图保证就业。

　　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是在战后初期和60年代初，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贸易关税总协定的体制下发展起来，在特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下，日本政府用扩张性的金融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

　　总的来说，日本模式的协调功能特别强，而监控能力特别弱。

　　二、中国的新自由发展主义

　　与日本的发展模式相比，中国的模式极为大胆地引进市场的力量：

　　第一、中国大胆地吸引外资。目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第二大外资吸引国。仅2003年一年，中国吸引的外资就已经与日本在整个战后期间吸引的外资相差无几。

　　第二、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日本。

　　第三、中国经济中没有像日本那样多的非市场治理形式。虽然计划经济的惯性导致的行政手段仍然存在，但市场已经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

　　第四、中国靠自身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参加大规模的国际分工。自主创新仍然不是政府政策的重点。

　　第五、中国经济中过度竞争的现象十分严重，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惜代价，同时个别产业的垄断现象十分严重。

　　第六、中国在企业治理上重视协调。

　　第七、中国模式为了追求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经常不惜承担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2][1].“寡占”和“垄断”在英文里是意义相对的两个词汇。垄断意味着在一个产品市场里只有一家大企业占统治地位，而寡占则指在一个产品市场里有几家大企业进行实力相近的竞争。

　　三、两种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

　　从资本形成的角度讲，日本完全依靠内生的资本，而中国兼采用内生和外来的手段。外资在中国的资本形成方面在2004年大约为17%；而在日本，这一比例连1%都不到。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日本的金融体制比较健全，能够把国内的储蓄有效地转化为资本进行投资。而中国的金融体制则非常不健全，十分脆弱。虽然中国和日本一样都有很高的储蓄率，而且多年的经济职能高增长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这一财富却并不能够转化为产业资本来发展经济。

　　从国际市场的方面，日本走上了坚决发展本国自主品牌的道路，而中国更多的是进入全球产业链，靠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为其服务，成为了所谓的“世界工厂”。

　　在发展新技术上，中国更多地依靠引进外来的生产技术，而日本则注重以独立知识产权为主的研发。

　　在贸易和GDP的比例方面，日本在最高的时候也没有超过30%，而中国在2004年已经达到70%以上，可见中国模式中GDP的增长严重依赖对外贸易。

　　在资源依存度上中日都是高低并存，只不过日本作为资源极度缺乏的国家，虽然资源严重依赖进口，但它对资源的利用率非常高，就是在今天，日本在能源利用率方面在全世界也是遥遥领先。而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低效能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频频拉响了警钟。

　　中国与日本在重大外部条件变化下的存活率很不相同。日本由于它强大的独立自主创新能力，存活率非常高。即使在80年代中期日元升值给出口带来巨大挑战，但日本仍然能够依靠自己的品牌，在世界上占据着出口大国的位置。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与其既能保持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又能把大部分的生产过程留在国内从而支持其规模经济效益。因而与日本相比，中国在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存活率要大大低于日本。

　　从以上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来看，中国与日本相比有明显的劣势。然而中国的优势又有什么呢？

　　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国实行了大胆的外资自由化，因此外资在中国有了十分迅速的发展，进入WTO后这一现象表现得更加明显。外资企业对中国贸易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经济GDP贸易依存度逐渐提高，到2004年，这一数据已达70%以上。因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依靠外资推动的外贸的增长来支持的。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将中国经济变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从进口和出口对GDP的依存度来看，中国的经济要比日本开放得多。同时，日本经济的运行是依靠其内需的支持，而中国的内需在刺激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则比日本要小得多。

　　而实际上，中国的内需潜在市场是非常庞大的，一旦内需能够真正扩大，中国经济还会再上一个平台。

　　从产业升级换代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的开放性也有明显的优势。据2004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对世界投资报告的调查结果，61.8%的跨国公司选择将中国作为其研发全球化的首选地。首先，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日本要廉价的多，中国的工程师又经过良好的技术训练。其次，以中国的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速度，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市场之一。目前，已经有近700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研发部门。

　　日本与中国的两种发展模式的区别除了表1中所列出的几点外，二者形成和发展的全球化时空条件是有很大区别的。

　　如表3中所示，我们可以看出，日本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的古典发展主义是在1914年全球化第一次浪潮发生逆转和第二次浪潮刚刚兴起时出现的；而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新自由发展主义则是在全球化第二次大潮迅速发展时期形成的。

　　日本模式的经济理论是德国历史学派、德国总体战争理论、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思想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以及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资本主义面临经济危机，因此市场力量被认为是魔鬼，社会科学的理论重点是如何约束它，而不是释放它。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个资本主义国家已建立了种种的制度和机制来约束市场经济。因而此时人们的焦点就集中在如何释放市场的力量。这就是中国和日本发展重点的不同。

　　在日本模式的时代，国际贸易的基础是以最终产品为主的国际分工，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推动力是产品、市场、资源，外资与贸易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范式是进口替代；而到了中国大规模发展的时期，国际贸易的基础变为了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跨国公司对外资的推动力是生产效率、分工经济、价值链，外资与贸易的关系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范式是鼓励出口，投资自由化。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日本人当年不遗余力地打造本国的创新体系，而中国开始发展时，可以仅靠廉价劳动力来加入全球生产体系，对于中国来说，通过引进外资，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在没有建成有限的内生的创新机制之前，就可以推动出口，刺激经济增长。这既是中国在全球化发展中所获得的益处，也是今后继续发展的严重软肋。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一部分继续分析。

　　四、中国发展模式面临的转型和挑战

　　中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当历史环境发生变化时，都会遇到挑战和转型，在这里我主要讲中国模式所面临的转型和挑战。

　　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被美国视为其霸权主要的挑战者，近年来中国与美国和欧盟在经济、政治、战略等多方面都发生了摩擦。在市场层面上，中国队美国的市场依赖程度高，表现为高贸易顺差。在贸易模式的性价比方面，资源消耗高，能源消耗高，产品附加值低。在汇率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将会失去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并有泡沫与通货紧缩的双重风险。

　　与日本相比，中国模式使用很多的资源和能源制造出很低附加值的产品，而日本模式注重高附加值产品的原创性开发，能用比较少的资源和能源创造出比较高的附加值。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出现了泡沫经济，但是在泡沫破灭之后，日本依靠在创新方面的比较优势，依然保持了不败优势。试想，如果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继续上升，会发生什么情况。很多跨国公司恐怕都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其他国家。实际上，中国模式比日本模式面临的挑战要多得多。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引进外资并尽可能营造双赢的局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当中国要继续前进、谋求在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均衡发展时，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它不仅体现在从劳力密集型生产向技术含量更高、更注重环保的生产和服务型经济转变，如发达国家在二、三十年前开始的那种转型，而且也表现在经济的发展更注重以人为本的因素。

　　除此之外，在经济发展遇到瓶颈之后，政治和社会改革和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也是急需解决的当务之急。比如，中国有很多的坏账、呆账和不良资产，中国银行管理部门当中也有很多漏洞，原因之一就是部分国有企业在政策的保护下，没有能够在经济发展中扮演应有的角色，反而成为麻烦的制造者，这个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还有一点，可持续发展在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怎样才能从竞争中获得一些东西，能够使自己的成本在最小的状态下得到更多回报。这样才能正确引导一个国家在参与经济活动的时候，最大限度地得益。中国经济的增长从短期来看是超过世界水平的，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必须把自己的经济增长和世界的经济增长做一个平衡，以避免更多的摩擦，使中国能够真正融入世界。这不仅涉及到经济的成长和完善，更重要的是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健全与成熟。

　　参考文献：

　　1.加藤弘之、丁红卫著，2008，《日本经济新论——中日比较的观点》，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2.周平著，2005，《战后日本经济的要论浅析》，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3.刘昌黎著，2008，《现代日本经济概论》，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4.高柏著，2004，《日本的经济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北京：商务印书馆。

　　5.王志乐编，2005，《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6.高柏，《新自由发展主义与古典发展主义——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的比较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