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教科书的发行问题突出，供应不及时，不普遍。 出版发行者，则多是所在边区的新华系的书店，诸如晋察冀新华书店、西北新华书店、东北书店，另有像“裕民印刷厂”这样的印厂。彼时的版权保护也不尽完善，像晋绥区出版的东方明等编撰的《初级小学国语课本》版权页上，还在醒目位置以框圈四字“欢迎翻印”。

其三是教科书的时效性较差，服务政治、结合实际的作用不强。 1949年10月7日，王顺桐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七次大会上作的《西北区新华书店工作报告》中提到，课本“在编辑方面，像晋绥就是三成两废，在抗日战争时期编的在自卫战争时就不能用了，在自卫战争时编的，土地改革时期又不能用……”。

还存在的问题是编审教科书的人与机构各行其是。编写人员虽多少都从事过教育，但很难说是专门的教育研究者。刘松涛曾指出，1938年“边委会教育处为了迅速解决小学教材问题，临时组织了几位同志，编印了《临时小学国语课本》”，1940年“由于当时编写课本的同志，多是从大城市来农村不久的知识分子、教员或学生，对农村生活不熟悉”。当时各个地区的教材有各自的教材审定者，包括“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处”“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审委员会”等教育行政机构，整体而言并不统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科书出版、使用之所以出现较为混乱的情形，基本的原因是由于课程标准的不一致。1949年10月5日，黄洛峰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作的《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曾指出，“在老区，教科书一向是由各个地区自行编印的，正因为是分区编印，不仅教材不一致，课程标准也不一致”[5]。

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要求新中国的教科书出版必须形成一种新的体制，以结束此前的复杂情况。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统编教科书的编纂思路与特色

教育制度的建立、课程标准的制定、适用教材的编印，首先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开展此项工作的机构，并配备专业人员。叶圣陶在教科书编纂领域深耕多年而成绩卓著，同时又属进步的民主人士，因此成了担此大任的不二人选。1949年4月15日，负责新中国教科书编审工作的机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北平六国饭店正式成立，主任委员叶圣陶，副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委员叶蠖生、金灿然。[6]

该机构成立仅仅几个月，便草拟并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于7月6日印发了《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推荐各科教本56种161册。尽管当时“由于人力与时间的限制的原故”，“编撰没有那么快，下学期用书问题不能不解决”，[7]不过仍旧修订或重编了10种27册。像1949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小学教科书问题给武汉市委宣传部的指示里说的，“华北的教科书编审会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教科书编审机构的基础而成立的”[8]，在中央政府成立后的1949年11月1日，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与出版委员会、新华书店编辑部合在一起组建成立出版总署，[9]出版总署下属的编审局接替负责教科书的编审工作。

《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在推荐课本的同时，分别给出了审读意见并“特别提出了总的意见”。这些意见当然不只是优劣正误的单纯看法，其中许多是涉及“新的教科书应如何编辑的想法”[10]。审读的意见既有对优点的明确肯定，也包括对不足的直接批评，它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出国家的意志和个人对此的理解与努力。

1. 在思想上，可用的教材须政治观点正确，是革命的、民主的、劳动的和群众的

政治观点正确，在根据地教材编写中是一直被强调的重要内容，随着新中国即将诞生，这一教材编写传统被继承下来，并赋予了新的内涵。以前被认为和政治关系紧密的国语、国文、政治、地理等学科，自然是教材编写关注的重点。譬如东北政委会编、东北书店出版的《高小国语》，审读意见就提到它在思想上注重启发、引导儿童对新社会生活的认识。[11]而像东北政务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编的《初小国语》、华东新华书店版《世界地理》、华北新华书店版《中级世界地理》等教科书，意见虽未如此具体，但也概括性地点出了它们能够培养儿童正确的思想、政治观点正确。[12]数理各科教科书貌似在内容上与政治无关，但编审者仍然对其作了细致的审查。譬如算术，“算术一科关系政治之处最多。以下五种均讲到国民党改革币制，中、中、交三行发行法币，及统一度量衡等等，国民党统治的色彩很浓，均不适用”[13]。与此同时，部分国民党统治区的老课本仍将继续使用，审读意见则直指其中的政治问题，要求修订、补充。叶圣陶编撰开明书店版《儿童国语课本》“该书出版于前国民党时代，自然缺乏现在的教科书中所要求的新材料与积极的思想内容”；商务版苏继庼编《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地理》“此书系战后订正者，偏重自然地理，政治甚少提及”。[14]美国社会学家菲利普·韦克斯勒曾指出，“必须把学校作为‘加工知识’的机构，作为服务意识形态功能的机构来研究”[15]，新中国成立初期教科书在意识形态上的要求，对重构社会秩序、整合民众心理、建构国家认同、强化政治信仰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先导性作用。

2. 在内容上，可用的教科书须联系形势从地、时上进行调整

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要求涉及事实陈述的历史地理类教科书及时予以反映。就地理学科来说，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这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印行的开明本本国地理中即有反映，“开明本……所用材料比坊间各种旧出的教科书较新。外蒙独立的事实业已明确指出”[16]。而以语文能力培养为主要目标的国语、国文学科，也须同时收入反映地、时变化的选文，如对东北政委会编、东北书店出版《高小国语》的审读意见：“本书在思想上注重启导儿童对新社会生活的认识，在技术上注重锻炼儿童说话写作的能力，教材多采用新鲜的故事，和时代观点的文字，这是一个主要的长处。”[17]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形势变化瞬息万变，以致教材出版周期难以赶上更新的地、时要求。几个地方的课本都不约而同地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东北政务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编《初小国语》，“本书取材切近现实，和当前的局势与实际生活血肉相连，也是一大优点。但也因此，一、时间上，局势时时变化，课本中如‘打到南京捉老蒋’‘解放军大进攻’等已和目前形势不同……二、空间上，以农村生活为主，用在城市，和儿童生活经验，距离较远”[18]。“时”的另一要求，无疑要反映学科内容的最新进展。然而在所审读的诸多课本中，观点陈旧几乎成了较为普遍的情况。譬如中华书局《简易师范学校适用化学》，“自从‘中子’发现以后，原子核即被认为是由于中子与质子共同组成的，而不是如旧观念所说由电子与质子所构成……讲蛋白质与营养品部分，材料陈旧，亦需修正”[19]。审读意见里还包括了对教师的善意提醒，要求在教学时做临时调整。

3. 在编写体例上，更为严谨、规范、科学

不同学科需要根据自身特点的不同，确定相应的内容组织形式，而审读意见关注到了中小学不同年级和国文、地理、历史等不同学科。其中有语文的单元组织原则，哈尔滨市教育局编《初中临时教材国文》“单元的编配，不单从形式上着眼，而以思想内容作为每一单元的中心……一共三册，怕不够初中三年之用”；教学支持系统的设置，《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每篇之后有一些提示，可以让学生读过之后自己去思考练习；可惜分量不多，只能给教师提问题、学生自己提问题作个例子”；选文体裁的比例与搭配，语法与作法的安排，于敏、李光家等编华东新华书店出版《国语文选》“但编制没有体系，深浅的次序，各种体裁的调配，都没有作有计划的安排。附加的语法和作法，更为紊乱……在选材上，有的失之过深……本书编辑的功夫做得不仔细，如一二册分单元，三四册不分；一二册不注选文作者……三四册注作者，而又不全注”。地理提到了华北新华版的“论理排列，分省叙述”；历史则讲到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处编的“用概括的系统的写法，将五千年大事略述一遍”，并强调历史不要“空泛地发挥议论，抽象地得出结论”，应“生动活泼地再现历史的面貌”“从对史实的分析中得到科学的结论”。[20]

4. 在课程实施策略上，关注学习兴趣的培养

一是注意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激发其学习动机与兴趣。生物与理化等学科，都被不同程度地要求从日常所见事实出发、从学生实际经验着眼，引入基本理论的学习；同时又从理论应用于现实生活入手，引导学生了解知识与生产的关系，从而在中学阶段使相关学科建立一个“健康的科学基础”，而不是流于“孤立的”知识学习。在联系生产生活之外，不同学科对学习趣味的培养都有所关注。顾均正译、开明版《最新实用化学》“此书内容与编法都很好，而且写得甚有趣味，且经译者增添了一些国有的材料”；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处编《高小历史课本》“拟改用故事体，择最为孩子们所能接受的史实编写”。[21]二是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提高学习效果。在知识的传达上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这几乎是各个年龄段不同的学科的一致要求。譬如小学国语读本的文字要通畅、深浅要合宜。可是所审的很多课本，深、浅失衡的不在少数。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审定《初级小学适用国语课本》“又查本书对于初见之字颇欠斟酌。如第一册第二课‘手，左右手’，‘左右’出现过早”；周颂久编、商务印书馆《物理学》“本书取材较少，程度较浅”；朱福炘编著、中华书局版《物理》“材料略嫌过多，程度略嫌过深”。[22]

5. 在学科性质及其研究方法的把握上，批判继承的同时进行有益的探索

国语和国文对语文课程目标、不同文体的分量、语体文和文言的比重、语法和作法编排等皆有涉及。譬如东北政委会编、东北书店出版的《高小国语》，它在选材上多采用了体现时代特点与观点的故事和文字，这被看作“是一个主要的长处”；不过正是因为应时文字过多，致使课文的主题、类别又比较单一，多样性不够，因此对于学生明了各种文字的体裁是有局限性的；此外，虽然课本中附列了包括标点符号在内的简单文法，但是文法没有紧随课文提出，同时略嫌概括，“似有割裂之弊，不如随课文提出”。而像华北新华书店印行的《初中国文》，记叙文的分量较大，论说文的比重又较小，而文言文则只流于点缀，“要培养文言的读写能力，这几篇是不够的。材料也不很适宜”。历史研究则倾向于主要采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国民党时期旧教材采用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的民族观点来说明历史事实进行了批评。地理则有“自然地理”和“人地相关”，“华北新华书店版《中级世界地理》……但属概论性质，比较偏重自然地理”；“对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看法，现在地理学者多采用‘人地相关’之说，但不是把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置于同等的地位”。[23]

6. 在知识传达上，构建了新的教科书叙事范式

知识的科学与准确，当然是一般要求。“世界书局出版的初中新化学，开明书店出版的沈鼎三编的开明化学新教本，错误太多，且多违反科学的说明，不能采用”；贾祖璋编开明版《初中动物学教本》“略有错误：如江豚误为海豚——普通多有此种错误；蜈蚣单眼四个，应为每侧单眼四个”。[24]除内容编排在深浅难易上要顺序清楚之外，还须逻辑清晰、论述准确、插图有趣，便于学生接受知识、培养思维和表达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确定了一直沿用至今的教科书对象语言和叙述语言规范，即通俗、流畅、准确、清晰的“口语”。国语、国文以语言的学习为重点，自然更加重视语言的品质，譬如《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每篇文字经编者修润，相当顺适”。教材编审者按照“纯粹”的口语标准，对表达上存在语病或者古语、方言使用过多的教科书，进行了大范围的修改。以语言为基础的叙事范式，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叶圣陶等人关注的重点。他们敏锐地认识到，语言学习并非语文一个学科的目标和任务，不管是政治、历史等所谓文科，还是生物、物理、化学、数学等所谓理科，都需要使用规范、简洁的口语，这样才能使语言的学习收到综合的效果，“否则我们辛辛苦苦编语文课本，而其他课本之文字不能与之配合，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不等于白费工夫乎？”[25]

7. 在课本使用上，关注到了如何组织开展教学

因为时间紧迫，编审者还不能给出一套完全没有错误的教科书，对于有些教材中出现的未及修改的错误，编审者在审读时将发现的问题，或以列举或以实例的形式，结合具体的处理意见提出了说明，希望教师在使用教材时，能够从中受到启发举一反三，在教授时随处订正。为解决教材在时、地上的局限，审读意见还提示补充学习材料，强化能够及时反映形势变化和学科发展的内容，以及增加涉及城市和儿童生活的内容比重。审读意见注重启发学生在探究中学会学习，“教师应养成学生批评的习惯……国语国文教材是批评的对象，不要死死啃住，以为它决没有错儿。无论内容或形式方面，对与不对，好与不好，都说得出个所以然，批评的习惯就养成了。有了这样的习惯，好的教材跟差一点的教材对于学生一样的有用处，一样的可以增进阅读跟写作的能力”。此外，审读意见还针对个别教学内容提出了具体的教学策略。譬如文言文教学，只凭零星几篇的文言文，学生是不易通晓文言的，因此，教师在教授时首先要重点关注文言虚字，其次是注意引导学生比较语言跟文言的异同，从而打好文言理解和认知的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统编教科书的新的工作模式

统编教科书的编纂思路与特色，尽管远未使新编教科书达到全新的程度，但已经令新中国的教材呈现出了不同以往的新面貌。在编审教科书、拟订课程标准以及印制发行过程中，其新的工作模式极大地促成了统编教科书的新面貌的实现。

其一是除课本之外，编写辅助教学用书。1950年8月20日刊《上海联合出版社在一九五○年秋销工作中执行部、署两个决定的情况报告》中提到，该社曾向上海市各区政府文教科负责人等征求意见，其中一点是“在出版物的种类上，迫切地要求出版《教授法》之类的教学书”。宋云彬、叶圣陶等均“谈及教学用书之编撰。决定中学各科都有教学书，帮助教师施教。此为前所未有”。

其二是集思广益，变以往教科书由个人著述的传统，改为集体进行编纂。这个创举集中体现为叶圣陶1950年8月28日所记：“余继之，言出版事业之编辑、审读方面，我署方于不知不觉中创造一种作风，由个人的转而为集体的。其意甚可发挥，惜余未能也。”[26]

其三是请一线教师等各方人士参与教材研讨和编纂。一线教师为教育理念的直接传达者，同时也是教科书的首先使用者，其积累起来的教学经验和在教学中的教科书使用体验，对于教科书编写、完善具有很大的助益。于是一线教师参与教科书编纂自此成为定例，叶圣陶在1950年12月10日人教社成立大会上讲话时再次强调，“我们的研究不仅限于社内同人，还想请社外与教育有关的同志以及优良教师一块儿来研究，多多给我们帮助”[27]。除一线教师以外，居于各领域前沿的专家、学者，也都为叶圣陶延请咨询，譬如语言学家吕叔湘、王力、魏建功、周祖谟，历史学家顾颉刚，古典文学学者游国恩，现代文学学者王瑶，以及清华刘仙洲和北大潘家洵、曾昭抡等学者。即使是教科书插图，也都是古元、刘继卣等知名画家作就。

其四是全国统一定价。教科书书价问题，一直为中国共产党所关注，从全国解放前夕的1949年3月30日出版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讨论“书籍定价问题”，要求平津两地书价要统一，到1949年10月19日，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明确了“一般书籍定价按单纯成本加150%”，1950年7月5日，教育部和出版总署下发《关于1950年秋季教科书减低并划一售价及供应办法的决定》，教科书统一书价的问题持续推进。

教科书作为承载特殊职能的出版物，它同时担负着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落实，长期以来都牵涉着学科研究、图书出版、教育管理等各个方面。从1949年4月初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11月初成立出版总署编审局，1950年12月初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新中国教科书出版从制度、措施到机构，经过了极不平常的统一历程。吕叔湘是著名的语言学者，也同时从事图书特别是教科书编纂工作，他于1950年9月15日《开明通讯》第2期上写了一篇《祝贺第一届出版会议成功》的文章，其中说到“现在，教科书基本上是由公营书店去发行了——这一措施，无论从提高教科书的水准来看，或是从减轻学生的负担来看，都是十分应该的”。这句话真实地评价了统一出版的教科书的质量和历史贡献。而今从2012年开始编写的教育部统编教材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了，“统编教材”所牵涉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质量保证、专业队伍、科学研究、统一发行皆是无须强调的重要方面，而如何切实发挥上述方面的支撑作用，在社会进步、科技提升、经济发达的今天，当然有更多的话语讨论空间，不过对照70年前新中国首套统编教材的出版历程和成就，那些具体思路和措施在眼下努力追求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教育新时代中，仍具有可资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1]《董必武年谱》编纂组．董必武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G]．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1958．

[3]薄一波．薄一波关于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的建议[A]//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山西省、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北京市、天津市档案馆．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辑[G]．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4]解放社，编．知识分子与教育问题[G]．（出版地不详）：西北新华书店，1949．

[5][6][8][9]袁亮，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G]．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

[7][10][11][12][13][14][16][17][18][19][20][21][22][23][24]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草拟．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R]．（出版地不详）：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1949．

[15]迈克尔·W.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M]．黄忠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5]海宁市档案局.宋云彬日记（全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6][27]叶圣陶．北游日记（甲抄）[M]//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叶圣陶集：第二十二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国家图书馆蔡成普、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周金莉为有关资料查找提供了很多帮助，谨致谢忱。）

（作者单位：张金桐，河北经贸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李云龙，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