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应启明在“SMG智造工场*咖啡学校”分享的一场题目叫做“发现与表达”的讲座引起广大纪录片爱好者的讨论。在此，将主要内容摘编如下：    这个题目比较大，从何讲起呢？正好一小时之前我看到这样一个微信视频。一个盲人在马路上面乞讨，写了一个牌子“我是盲人，请照顾我”。但是来来去去的路人很少给予施舍。后来过来一个漂亮女人，写了几个字放在他边上，就有很多路人给他钱。盲人问她，你帮我做什么事，效果不一样。这个女士说：“我跟你做一样的事，但用了不一样的语言。”牌子上面写的是“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但我看不见”。    这个视频给我很多的启发，第一从我们做电视来讲，这个场景，盲人在乞讨，其实路人一看都明白，他写的“我是盲人，请照顾我”，这个话等于白说。类似纪录片，画面能讲清楚的，你不要喋喋不休地重复。第二从传播效果来讲，“我是一个瞎子，请照顾我”，是单向的。而“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是跟路人是有关系的。重要的后面一句话，“我跟你做一样的事情，但我用了不同的语言”，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每个人是否应该改变我们的语言，然后改变我们的生活。我始终感觉到，我们的语言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很粗暴，需要改变。    这个视频只有两分钟，但无论是作为一个微电影也好，还是作为一个案例，编导的眼光有高于我们的地方，所以我用来破这个题“发现与表达”。做纪录片，有人是重发现，认为只要发现，无需表达，所以常说纪录片只是纪录某一群人的生存状态，我只纪录，不表达。另一种观点是把表达看得最重要，类似一种宏大叙事，把自己的或者官方的想法，反复灌输给你，疏忽纪录本身。我个人的观点是发现和表达是需要兼而有之的。    多年之前听到过一个笑话。在一个国际学校，一天老师提了这样一个问题：“请大家就粮食短缺发表自己的观点。”首先朝鲜学生说“什么是粮食”，接着美国学生说“什么是短缺”，再接下来一群中国学生说“什么是自己的观点”。这个笑话是用来讲中国人自嘲的，但我觉得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国人不仅仅是长期受文化和教育的影响，相对来说自己的观点比较少。即使有也不大敢于表达，或是不善于表达。而从纪录片来讲，我认为恰恰是要表达的，应该表达自己的见解。纪录片人，既是一个手艺活，也应该是思考者和表达者。    讲“发现”，首先要发现人物，发现故事，发现细节，然后去发现这个故事用怎样的纪录方法最合适。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去发现这故事独特的内涵。怎样去发现，可以不拘形式，更多是一种讨论。讨论几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是什么东西打动了我？是什么东西让我冲动？这个故事可以呈现哪几个主题方向，哪个主题是更好的、更独特的？”通过讨论，可能你会否定自己，感觉这个选题没有多大意思，也可能对这个事情有越来越大的兴趣。做好片子，最起码你要有兴趣，如果没有兴趣，即使技巧高一点，要完成非常好的节目是很难的。说“表达”。人们常说纪录片很真实，很客观，其实也是很主观的。这个主观就是表达，但不是用喋喋不休的方式讲出来，而是通过对素材的梳理取舍，通过叙事的结构排列，把想表达的集中放大，让观众领悟。    中国有一句名言：“横看成岭侧成峰”，同样一件事物站在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发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视角。多角度去观察事物，多角度的思考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需要有想象力，也需要换位思考，甚至反向思维，更多的想一下，拍摄对象处在特定的环境里面，这样做原因是什么？合理性又是什么？我们喜欢用“亲眼所见”，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真实的。其实很多人看到的不一定真实，你看不到的不一定不存在。因为我们长期受思维模式的影响，判断事情往往非黑即白，容易形成简单的嫉恶如仇的语言系统，纪录片创作应该避免这样不成熟的心理，而努力去发现并表达你独特观察与见解。    我跟大家分享三个不同纪录形式的纪录片。八十年代，我还不懂纪录片，电视上看到一部美国纪录片《齿间有缝的女人》。题材很小，专门找那些齿间有缝的女人，探讨齿间有缝的特征对她们意味着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按照常识来讲，也就是遗传，生活中也无碍。但这涉及到一个问题，齿间有缝的人比较少，在社会上会不会一些心理压力？她们自己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拍摄手法也很简单，绝大部分用采访。问的问题也比较简单，你是怎样看待齿间有缝的？对你是不是有影响？如果我们常规思路来做这个节目，往往会探讨齿间有缝美不美？会不会在求职求学路上碰到什么困惑？甚至会建议现在有什么技术解决可以解决，比如把两个门牙敲掉，重新种两个牙齿，肯定漂亮。但人家棋高一着，通过大量采访删选，形成并表达了这样几个观点：一，这是我家族的标志，我引以为豪。二，这是我区别于其他人的特征，我之所以为我。    这部片子让我感动，促使我喜欢上了纪录片。因为它不是简单探讨齿间有缝好不好，而是通过独特的视角，表达了一个人如何对待父母给你的与生俱来的东西，怎样顺应自然的态度，以及特征、个性与美的关系。这种以采访为主的纪录片叫做真实电影，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第二个例子是八年前纪实频道做过一个卖唱的片子，当时有人觉得调子比较灰。讨论的时候，编导的角度是重纪录：纪录这群人的生存状态，在上海这么光鲜的城市背后，还有这样一群人弱势群体。我当时提出我们怎样看这些卖唱的人，是很关键的。我认为卖唱跟一般乞讨不一样，因为他是有劳动付出的。我不喜欢用纪录片人经常讲的一句话“人文关怀”。因为你是把自己的姿态位置抬得很高，你有点居高临下的去关怀人家。重要的是怎样找到拍摄对象的闪光点，值得你佩服、值得你尊敬的东西，你看到了，拍出来，那一定是好片子。比如卖唱，乞讨在中国人来讲是很丢面子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他内心有挣扎吗？他的家人是怎样的态度？有冲突吗？有压力吗？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失去了什么？有找到了什么？我最希望看到，他们在卖唱过程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和尊严。    后来这个片子确实往这个方向拍了，一个主人公讲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我卖唱，但把这乞讨的牌子扔了，这个城市的人看我不一样，我看这个城市也不一样。”这台词是编剧编也编不出来的，纪录片有时候魅力就在这地方。结果这片子在国际上面获了好几个奖。如果我们仅仅关心他们艰难的生活，城管对他们的粗暴，要得到国际认可是很难的。同样的东西，不同的人看的角度不一样。但是哪一种取向好？哪一种是真正有情怀的？简单的说就是你这个价值走向，往哪做？我的经验是，这是需要跟更多人一起讨论，不断完善的。好的纪录片主题也不是单一的。这部纪录片重纪录，没有解说词。流派属于50年代后期出现的直接电影。    我再讲一个形式，我们平时做的比较多的，综合元素放在一起的，有解说、音乐、效果、画面，也有部分采访，对解说词很重视。我们中国叫做专题，国际上面叫做“格里尔逊模式”，这个形式在上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好几年前，我们频道做了一个叫做《我的宝贝》，讲述的是一位单亲母亲，带着一个脑瘫的16岁大女儿和7岁患了唐氏综合症的小女儿的故事。    拍什么呢？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讲这样一个家庭生活的艰难，母亲的含辛茹苦，最后体现出伟大的母爱。这都是容易想到的。但我觉得不够。因为当时我们讨论的时候已拍了一些素材，看到得唐氏综合症的小女儿，有一点意思。为什么有意思？她虽然智障，但是情商不低的，有时显得更可爱。她更单纯，没有心机，感情的表达更加直接。她也不知道姐姐可能永远讲不了话，但她每天都教姐姐说话，让姐姐试着说“妈妈”。从这里看得出她对母亲、对姐姐的感情。母亲付出的回报也就在这里了，这个片子也是在国际上获奖的。    三部片子，三种不同的纪录方式，都能拍出好片子。说明没有最高级的、只有最合适的纪录方式。    我们中国纪录片地优势在什么地方？优势在题材，在现实题材。空间上中国国土辽阔，但各地发展极不平衡，人在流动中，一定会有许多矛盾冲突，就会有故事。时间上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变动的时代，人物命运变化特别大，戏剧性故事也特别多，所以会出现更多适合纪录片的现实题材。因此，中国现实社会中有更多的矛盾，更多的故事，更多打动人的力量。目前我们经常拍摄底层的人和生活，但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把社会现实中非常不好的东西都集中拿出来，倒不是说一定要正面报道，而是要发现他们身上闪光的东西。这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力量，是真正打动人的所在，而不是苦难本身。在创作中发现希望、勇气和向上的力量，在他们和命运抗衡的过程当中，把人性宝贵的东西发掘出来，是纪录片应有的常识和态度。   举一个例子，现在拍医患关系，如果就讲医患关系紧张，我兴趣不大。因为这不能简单的讲医生不好，也不能简单讲病人的不理智。我倒很想有专业追求又有良心的医生，面对晚期癌症病人，专业上要求他去探索攻克科学难关，而良知又告诉他，这种治疗会增加病人痛苦并挽救不了病人的生命。医生内心有过怎样的挣扎，而对癌症病人，最后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如果拍的好的话，会是非常棒的节目。    对于纪录片而言，发现是基础，没有发现好的故事、没有独特的视角，不可能成为一部好的纪录片。表达是关键，是判定一部纪录片好坏的标准。有再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思想，你硬找一些画面贴，肯定不是好的纪录片，而是得有一个好的故事载体，结论要观众自己来得出。表达的方式有直白的、夹叙夹议的和蕴含在故事内的，我喜欢后者。好的表达，是让观众能够通过声音、画面的叙事结构自然得出结论。在这里要注重细节，同时，素材最好来自多元。我们在拍《长征》的时候就有一个遗憾，素材来源比较单一。长征涉及国共两方，如果能把双方的档案和人员采访都整合好，这个片子一定不一样，一定更接近历史真实，而且让观众有更多思考。但面对多元素材的时候要认真进行甄别，逻辑保持一致。    好的纪录片如何表现？拍摄纪录片犹如写文章，从评奖的角度来说，要求单刀直入，开头第一分钟就要抓人眼球，第一画面、或声音、或叙事点，要出人意料。我以前做过一个片子《毛泽东在陕北》，前面五六秒没有任何声音，突然爆发出一个清唱的《东方红》的声音，但不是现在《东方红》的词。这种熟悉与陌生中的冲击，引发了观众的好奇心，吸引人。中间把要表达的内容讲明白，做扎实。又要简练，最高境界是把某一个镜头拿掉，不影响观众的理解，就应拿掉。最后结尾干净利落，戛然而止，千万不要让人家感觉怎么还没有结束，而是要让人家觉得“啊，结束了”，但仔细想来，觉得片子有道理、高明。如何做的方法有很多，我的经验是先请有经验、却没有介入制作的人来看。投入制作时间长，一定会有感情，难以舍弃。旁观者没有这种拍摄感情就会冷静，什么东西要，什么是多余的，很清楚，很客观。    什么是好的纪录片？通俗的说，看的时候轻松，看完不轻松，这是最高境界。看的时候让人家很愉悦的看完。看完以后不轻松，或感动、或感悟、或有联想。重要的一个标准是编导用独特的视角对社会、历史或人物的观察与思考，融入有力的记录叙事中。电视，做纪录片，我认为是需要努力的，是需要努力学习的。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节目表达自己的思考和见解，纪录片是一个机会，这是值得珍惜的。真实、良知、理性，这依旧是我们当今社会最稀缺的价值。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民众，这依旧是我们纪录片人神圣的责任。有发现、有思考、有表达，这依旧是纪录片最显著的精神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