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后的《溪岸图》

五代时期有“荆、关、董、巨”四大家。其中荆、关为北派代表，在整个北宋初期，几乎是北派画风的天下，故而荆、关的作品在当时很受欢迎；相反，作为南派的董、巨则长期受到冷落。直到北宋中后期沈括以及米芾的关注才稍有改观，特别是米芾的推崇，让董源一时之间进入到了画史的舞台中央。沈括的《梦溪笔谈》以及米芾的《画史》对董源均有记载。

《梦溪笔谈》载：“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其后建业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体源及巨然画笔，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远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宛有反照之色，此妙处也。”

米芾《画史》载：“董源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在毕宏上。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他。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当然，米芾之所以如此推崇董源，其实是给自己的“米家山水”背书，或者更直接地说，米芾父子的米家山水直接脱胎于董源的画风，要想让自己的作品在当时受到肯定，必须给自己找一个源头，而董源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在中国画史上，一共有两大疑案。一是传为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从元代至今，争论旷日持久，不同意见的发表比较分散，争论也显得平和，争论的“战场”主要在中国大陆；另一个则是今天所讲的这幅传为五代董源的《溪岸图》。从20世纪末高居翰在《纽约客》发表质疑文章开始至今，其中涉及到徐悲鸿、张大千、王季迁、启功、高居翰、石守谦、丁羲元、古原宏伸、班宗华、谢稚柳、傅熹年、杨新等全球中国艺术的研究者和创作者，战场覆盖了全球，争论也是空前激烈。

原本以高居翰为代表的“伪作派”通过对比董源另外几幅作品，并集合这幅作品的流传疑点，一次判定这幅作品为张大千托伪之作。比如，高居翰列举的疑点中，其中有：1944年3月，张大千在成都举办“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览”，共展出170余件作品，张大千收藏的精品尽出，却没有1938年夏从徐悲鸿手中得来的“溪岸图”，这似乎暗示着它在1944年3月前尚未问世。同时，1938年之前，“溪岸图”究竟在哪儿？徐悲鸿是如何得到它的？没有任何人或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高居翰和古原宏伸一共例句了十几条疑点，最后甚至把徐悲鸿、张大千、谢稚柳等列为作伪小集团。一时之间，两派争论火药味十足，也为《溪岸图》进一步蒙上了神秘色彩。正在中国书画作品中是不曾有过的境况。

时间再往前，20世纪40年代，谢稚柳研究《溪岸图》后只是笼统地说：“看来，《溪岸图》是董源的本来面目，而《潇湘图》等三图是他后期的变体。”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张大千从海外带给老友谢稚柳口信，说《潇湘图》、《夏山图》与《夏景山口待渡图》三卷不是董源所作。谢稚柳没多想，反而认为张大千人老了，爱钻牛角尖。

张大千在王季迁家中时，王季迁认真对比过《潇湘图》和《溪岸图》两幅画，原本王季迁有机会买下《潇湘图》，但他却中意《溪岸图》。王季迁是何人，当时名望和张大千、谢稚柳等齐名的鉴定大家。在王季迁的《王季迁读画笔记》中，王季迁没有明说明《潇湘图》的真伪，更没有透露张大千对《潇湘图》的态度。可是，我们从王季迁当时对这两幅作品的取舍中大概可以猜到一些真相。

张大千、谢稚柳、王季迁分别的涉入，让《溪岸图》的真假更加扑朔迷离，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董源其他几幅公认的真迹的怀疑。只能说，张大千的作为功夫实在是厉害。不少名家都曾经栽在他手中，这其中就包括海派大家吴昌硕曾购买过一幅张大千作伪的石涛作品。知道上当后的吴昌硕并没有声张，不然脸往哪搁啊，而是找了当时的一位名家在画作上煞有介事的题跋。

由《溪岸图》的真假，牵扯出董源另外三幅作品的真假，最初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扩大了问题。时至今日，关于董源“存世”作品的真假问题依旧是全球中国艺术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所争论的焦点。在现今资料稀少，且没有真正意义上可信的真迹对比的情况下，大概很难判定这幅作品的真假。五代时期距今年代久远，且加上董源的作品在北宋时期并不受到重视，故而没有太多官方记载，从而导致今天我们研究五代的作品相当困难。

我想，中国的收藏家们之所以热衷于收藏近当代的书画作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大概就是古画鉴定之难。不过，我想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这幅作品的真假问题也会得到一个公正的评判。比如王处直墓里发现的前室北壁中央壁画的出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溪岸图》出自五代时期。因为从技法表现上看，壁画和《溪岸图》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同时，也有五代卫贤《高士图》的佐证，进一步说明《溪岸图》的年代问题。但是，持反对派的观点认为，张大千作伪功夫了得，自然不会放过这些作伪的细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