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符号学基础模式的奠定。尽管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和皮尔斯 (Charles S.Peirce) 几乎同时在20世纪初开创了符号学这一学说，但二者间却彼此不认识，这导致符号学从一开始就出现两套并列的且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索绪尔以语言学为基础，将符号学称为“sémiologie”，而皮尔斯则以逻辑学与现象学为根基，将其称为“Semiotics”。

不过，这两套理论体系在本阶段的发展规模与程度却不成比例:该阶段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模式一家独大[1] (P.13) 。这是因为20世纪上半页已经形成规模的布拉格学派与语言符号学派，对索绪尔模式进行整体推进，进而率先发展成体系。进入20世纪50年代，他的思想又得到如雅各布森 (Roman Jacobsen) 、列维-施特劳斯 (Claude Levi-Strauss) 、巴尔特 (Roland Barthe) 、格雷马斯 (A.J.Greimas) 、托多洛夫 (Tzvetan Todorov) 等人的大力推进，最后发展成为对当时西方整个人文学界都有重要影响的“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 大潮。

皮尔斯模式虽在20世纪初被维尔比夫人 (Victoria Lady Welby) 介绍到英国，在20世纪30、40年代又有莫里斯 (Charles W.Morris) 的系统引介与发展，然而它在20世纪前60年的影响力都非常弱。皮尔斯一直坚持用写笔记的形式做研究，身前并未出版任何符号学专著[2] (P.1-2) ，直到他逝世17年后，哈佛八卷本《皮尔斯文选》第一卷才出版1，但这也仅仅是其手稿的十五分之一。因此，相对于索绪尔模式的强大影响力，皮尔斯模式在20世纪的前60年都受到忽视，影响力甚微。

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索绪尔“任意性”原则指导下的结构主义，不得不依靠系统确定符号意义。此时，这一封闭框架已容不下符号学的多元性以及其他开放式符号学体系 (特别是皮尔斯三元符号学模式) 。结构主义者纷纷在此阶段自我突破为后结构主义者，符号学也进入后结构主义 (poststructuralism) 发展阶段。

符号学的理论模式也在此时逐渐从单一走向多元:语言符号学的后结构主义模式，皮尔斯三元模式，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模式等逐渐在此阶段形成。但此时所谓的“多元”，也仅是“各自为阵”或“自说自话”，不过作为一个学科的长期的发展来看，这种多元性表明符号学将在后来继续保持这种开放性的姿态。

其中，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的解构理论 (deconstruction) 对后结构主义的壮大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解构主义理念，如“延异” (différance) 、“踪迹” (trace) 、“播撒” (dissemination) 等，质疑并拆解符号本文之封闭性，消解结构主义二元对立模式，确立符号表意之不可终极性与开放性等原则。巴尔特、拉康 (Jaques Lacan) 、福柯 (Michel Foucault) 、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等人也分别从不同路径解构结构主义文本观与系统观。艾柯 (Umberto Eco) 、西比奥克 (Thomas A.Sebeok) 等人则发展皮尔斯的开放符号学模式来推进后结构主义。符号表意系统的开放性与动态性就此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本立场。与此同时，莫斯科-塔尔图学派 (Moscow-Tartu School) 在本阶段稍晚时候汇聚成形。符号学多理论中心发展的趋势在本阶段开始萌芽。

符号学基础理论更替的第三个阶段，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萌芽，21世纪初渐成体系，至今依然展开。它主要是指解构主义思潮过后，当代符号学的最新发展趋势。此阶段的符号学运动即为本文关注的中心。本阶段的符号学，在充分吸收解构主义开放表意观这一核心基础上，以跨学科、跨符号学理论模式的融合为基础，探索重构符号学理论体系的各种可能，由此形成一种新的符号学运动。这种跨地域、跨学派、跨学科的共生发展方式是迄今为止世界符号学运动最主要的推动力，由此衍生出不同的流派和主张，就是笔者所谓的“新世纪以来的重要符号学新流派”。

符号学基础理论在本阶段得以广泛发展，索绪尔、皮尔斯、洛特曼、巴赫金、西比奥克等学者的符号学模式被广泛融合在一起。新世纪的符号学新流派皆是在融合上述基础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或与跨学科其他领域 (如认知学、生物学、社会学等) 进行再融合，或根据特定研究对象 (如大众传媒文化、日常生活、品牌与广告、文学艺术等) 对符号学理论和范式进行再融合。简言之，新世纪的符号学流派的基本理论特征是融合、跨界与创新。

本阶段的符号学发展的第二个特征，是符号学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多中心、多区域内同时发展，这与“后理论” (post-theory) 时代的其他理论发展趋势一致。可以看到，新世纪的符号学运动，在欧洲、美洲、亚洲、澳洲等地形成多个独具自身特色且具有各自理论体系的流派，同时也存在多个跨地域的学术流派或连续带。

与此同时，当今符号运动的这种多理论中心的发展特性，给中国符号学走向世界舞台提供了绝佳机会。中国符号学在最近十几年来异军突起，成为符号学前两个发展阶段未曾出现的新学科增长点。中国学者吸收西方符号学理论，充分挖掘中国传统符号学资源，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理论体系，目前已形成北部、东部及西部三大符号学集群。这算是新世纪符号学运动的第三个显著特征。

2多元到融合：新世纪符号学基础理论的流变

新世纪符号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基础理论从语言符号学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模式，转向以皮尔斯符号学为代表的动态解释与开放交流模式。基础理论从索绪尔符号学转向以“皮尔斯+”为主的融合模式。所谓“皮尔斯+”模式，即在皮尔斯三元开放的符号学体系上，再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性融入其他符号学理论或跨学科理论，如“皮尔斯+索绪尔”、“皮尔斯+维尔比夫人 (Lady Welby) ”、“皮尔斯+洛特曼”，再如“皮尔斯+生物学 (于克斯库尔) ”、“皮尔斯+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一路径表明:符号的阐释、交流与互动，取代符号文本的结构分析，成为当今的符号学主流。而在其中，西比奥克 (Thomas Sebeok) 提出的整体符号学 (Global Semiotics) 为新世纪符号学的这一种多元、开放和融合的新取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力。

如前文所述，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模式在上个世纪中后期经由结构主义运动之后，开始式微。直到20世纪中后期，当皮尔斯等人的符号学手稿得以系统开掘、阐释和传播时，这种基础模式的转向才实际得以形成。皮尔斯于1914年逝世，他的10万多页手稿及8000多本的图书收藏由其好友、哈佛大学教授罗伊斯 (Josiah Royce) 安排，由哈佛大学哲学系购买并收藏[3] (P.1) 。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对皮尔斯学术手稿的集中整理工作才正式开始，直至今日仍在进行。好在哈佛八卷本《皮尔斯文集》以及《皮尔斯作品编年合集》2的顺利出版，让学界看到了皮尔斯符号学体系的细致脉络。

因此，皮尔斯开放多元的三元模式逐渐取代索绪尔的二元模式成为当今符号学的主流，一方面得益于其符号学手稿文献在20世纪中后期的开掘与其符号思想在21世纪的广泛传播，而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其理论体系本身的动态性与开放性。皮尔斯符号学的出发点并不是语言符号学，他试图建构的是一套能够包括非语言符号在内所有符号类型的广义理论体系。

正如皮尔斯自己所言:“任何事物，只要它能被解释为符号，它就是符号” (CP 2.208) ，并且“符号过程是三种事物———即符号、对象与解释项———之间的一种合力” (CP 5.484) 。这意味着符号意义的产生并不是结构或系统，而是解释者通过符号，对其所指对象之意义的解释。特别是他所提出的“解释项”这一概念，将当今符号学从文本中心论转向解释与交流中心论。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新世纪符号学诸流派所共同关心的几个核心概念，如“符号活动/过程” (semiosis) 、“解释项” (interpretant) 、“传播/交流” (communication) 、“认知” (cognition) 、“生命体”等，都可在皮尔斯符号学中找到源头。

同样得益于新世纪符号学基础文献或手稿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更多符号学奠基人的原始文献在本世纪得以重访，这是当今符号学基础理论多元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与皮尔斯处于同一个时代且被誉为“符号学之母”的维尔比夫人的符号学理论，因其理论与皮尔斯的开放模式有诸多共同之处，而在新世纪得以重访。皮尔斯晚年与维尔比夫人通信往来被编辑成文件出版3，皮尔斯符号学的许多重要思想来自于他与维尔比的交流之中。而维尔比认为“意义”应当分为“意思” (sense) 、“意义” (meaning) 和“涵义” (significance) 三个层级，则与皮尔斯符号学的“解释项” (interpretant) 的三分理论有可比较之处[4] (P.113) 。

新世纪伦理符号学派的代表人物，意大利符号学家、现任国际符号学会副主席佩特里利 (Susan Petrilli) 在整理与挖掘维尔比符号学理论资源方面，起到了主要贡献。她认为维尔比夫人的相关思想在一般意义理论、理论符号学、翻译符号学、符号伦理学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启示意义[5] (P.60-75) 。为此，她编辑出版了厚达三千多页的维尔比夫人文集《表意与理解》4，确立了维尔比夫人在符号学领域所具有的开创性贡献，为当代符号学者了解其相关思想打下了文献基础。此外，在佩特里利的专著如《符号疆界:从总体符号学到符号伦理学》5等书中也单独开辟章节说明维尔比的理论贡献。维尔比夫人的符号学理论在新世纪的引入，丰富了当今符号学基础理论在符号伦理、对话与他者性等方面的研究维度。

另一位被重访的是塔尔图生物学家于雅各布·冯·尤克斯库尔 (Jacob von Uexkull) 。他所提出的“周围世界” (umwelt) 概念被视为“生物符号学” (biosemiotics) 范式的理论基础，并由此称为新世纪最重要流派之一的“新塔尔图学派” (New Tartu School) 的重要奠基人。该概念最早由于克斯库尔于1921年在其名著《动物的周围世界与内心世界》 (Umwelt und Innnenwelt der Tiere) 中作为一个生物学概念提出。这个概念具体是指所有物种在其自身生活的符号中，以自我为中心所建构的世界，即有机体生活在这个世界，认可并朔造这个世界。这种周围世界是这种有机体制造和接受符号的能力所产生的，它不仅与它们的感觉器官有关，更与它们的意义能力有关。这一概念后来同时也成为西比奥克整体符号学模式的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创始人、文化符号学的提出者洛特曼 (Juri Lotman) 的相关理论被提升到当今符号学核心地位;塔尔图学者正努力将其与于克斯库尔生物学范式进行有效融合。特别是，他提出的诸如“符号域” (semiosphere) 、“第二模塑系统” (second modelling system) 以及“文本” (text) 等概念被该学派后人以及西比奥克等人在当代得以继续拓展，使其文化符号学理论在当前符号学界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此影响下，洛特曼的相关思想在当代被继续开掘:洛特曼的代表作《心灵宇宙:文化符号学理论》61991年翻译成英文出版之后，他的另一本重要作品《文化与爆炸》7的英文版也于2009年出版。洛特曼相关理论从宏观角度仔细说明文化对自然的模塑方式及其内外活动关系，以及模塑系统是如何具体地影响人们对实在的经验方式。这一观点为新世纪符号学的生命学与生态学转向提供了重要的启发意义:生命体之间存在着一种符号互构的过程，生命对自然的感知、识别、解释、翻译等活动是符号域形成的基础，而符号域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的符号活动方式以及意义交流行为。

而上述几位重要符号学家的基础理论，能在新世纪得以有效的融合与联通，则主要归功于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 (Thomas A.Sebeok) 的理论重构。西比奥克被认为是符号学界至今“唯一一位跨世纪的符号学家”[6] (P.30) 。西比奥克认为，20世纪前半期符号学界普遍犯了一种被他称为“以偏概全” (The Pars Pro Toto Fallacy) 的错误，即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符号学“小传统”当成符号学的全部内容，而忽略了以洛克、皮尔斯为代表的符号学“大传统”[7] (P.10) 。因此，他致力于改变这一局面，力图通过重构皮尔斯符号学理论体系，并将其体系与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等更加广义的符号学理论相融合，建构一种可以应用于整个生命界符号活动的宏观与微观理解框架。这一框架被他称之为“总体符号学” (Global semiotics) 。

总体符号学将符号活动的界限扩建至动物界、生物界乃至真菌界。西比奥克的构想并不是一种泛符号学主义 (pan-semiotics) ，它昭示的不仅是符号学彻底打开自身的决心，更是符号学的范式与研究视域在新世纪的转向。唯有通过从“他者”的角度关照其他生命符号活动的构成及其基本特性，我们才获得一种全局的视域，探究人类符号活动与整个自然、文化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而这也就是新世纪符号学诸流派的共同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比奥克所推动的总体符号学转向，对当今符号学新流派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建构具有功不可没的作用[8]。

3融合到对话：跨学科、跨地域的符号学新流派已经形成

如前文所述，当今世界的符号学运动的一大发展趋势就是跨学科、跨学派理论范式的相互融合，符号学研究对象及其研究范围被大大拓宽。随着符号学运动在21世纪的进一步推进，几个重要的跨学科、跨地域已经形成。本文将其概括为四大路径、十大具体流派:

第一类是全球符号学运动在新世纪出现的生命转向所形成的两大学派，即新塔尔图学派和意大利伦理符号学派。这两大学派，均在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的引领下，把皮尔斯广义符号学模式，与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主要成果———特别是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体系和于克斯库尔的生物符号学模式———相融合，进而推动符号学研究主体从人的符号活动转向整个生命体。作为当今符号学最显著的转向，这种与生物符号学结合探究符号生命及其活动的思潮，被西比奥克命名为“总体符号学”模式。

这两大学派相互对话，又各具特色。在符号学重镇塔尔图大学 (University of Tartu) ，以库尔 (Kalevi Kull) 、米哈依·洛特曼 (Mihhail Lotman) 、托洛普 (Peeter Torop) 等为代表，侧重探索符号生命体内外环境关系及其模塑过程8，并在生物符号学9、生态符号学与翻译符号学这三个具体领域进行拓展。这一学派影响力持续拓展，现已形成哥本哈根-塔尔图-布鲁明顿生物符号学学术连续带。

而在意大利，在佩特里莉 (Susan Petrilli) 、庞齐奥 (Augusto Ponzio) 等带领下，沿着西比奥克路径，把皮尔斯符号学范式与对话理论相融合，呼吁作为“符号动物”的人对整个生命界的责任，进而展开“伦理符号学” (semioethics) 研究。当前最集中论述符号伦理学相关思想是佩特里利在2014年出版的专著《符号研究与符号伦理学》 (Sign Studies and Semioethics) ，该书说明了符号伦理学的理论渊源与其全球化发展之关系以及符号伦理学的目的，即“符号伦理学作为一种方法，它使符号学能够积极地去反思人对世界变迁之影响的能力”[9] (P.2) 。此外，近年来该学派的学者还从翻译符号学10、全球化进程11、生物符号学12、摄影学13等多方面来讨论符号伦理学的作用和相关启示。

第二类是全球符号学运动在新世纪所出现的认知学转向所形成的两大学派，即北欧和北美认知学派。这两大学派结合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与符号学现象学等领域知识，从认知角度探寻人类意义生成机制。认知符号学 (cognitive semiotics) 作为当今符号学另一个显著转向，把符号学的研究重点从符号意义的外部交流活动，转向对符号意义的感知、识别与解释等内部活动。并结合脑科学、认知科学等前沿学科，为符号意义的认知与传达提供自然科学的依据。

该学派在当代主要向两个方面发展:第一是符号学的认知化，这一方向还是人文学科式的，倡导在讨论意义产生的内部机制方面借鉴认知学科的研究成果或者皮尔斯认知式的现象学研究成果。例如该学派领军人物索内松 (Goran Sonnesson)用皮尔斯符号学现象学来讨论图像隐喻的现象学本质[10]。还有一个方向是认知学科本身的符号学转向，倡导用符号学相关理论来指代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例如脑神经科学家就狄肯 (T.Deacon) 提出的进化符号学理论借助的是皮尔斯的符号学体系14;而心理学家唐纳德 (M.Donald) 则从人脑的运作机制来区分人类文化演化的阶段15。

第三类是在新世纪媒介技术进步、推进文化符号表意活动日渐繁荣背景下所形成的英法、北美-多伦多和北欧文化与传播符号学派。文化与传播符号学研究范式起源于英法学派，具体是指从巴尔特结构主义符号学所开始的，对当代媒介文化及其所隐藏的意识形态编码机制进行批判的符号学研究路径。这一学派在理论上主要吸收了巴尔特从索绪尔处沿袭过来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传统、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霸权理论”以及英国学者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

文化与传播符号学研究在新世纪推进的最为广泛、影响最大的要数北美-多伦多学派。该学派继承皮尔斯的三元符号传播模式，吸收麦克卢汉媒介现象学模式以及当代传播学理论，主张从理论建构与传媒文化产业实践双重路径推进当代传播符号学研究。沿此路径，该学派目前的最主要推动者如派菲斯克 (John Fiske) 、达内西、拉尼冈 (Richard L.Lanigan) 、威利 (Norbert Wiley) 等，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首先，重构传播符号学理论体系，主要从皮尔斯符号传播模式、符号自我、传播社群论等概念出发，用三元模式替换索绪尔二元结构论，建构更为普适的且能解决新媒介社会下的符号意义生产诸问题的总方法论。其次，从品牌、广告、青少年流行文化等领域展开理论实践，为当代传媒文化产业提出符号建构策略。

而文化与传播的北欧学派，则关注新媒介的符号学理论建构工作，特别是对媒介技术和符号表意关系、符号传播与媒介话语，符号学与信息论之关系等根本理论问题进行讨论与建构，独树一帜。该学派学者采用分析而非批判的立场，试图说明符号活动在新媒介社群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及其对社会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其代表人物包括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范·迪克 (J.Van Dijk) ，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克劳斯延森 (Klaus Jesen) 以及丹麦独立符号学者索伦·布瑞尔 (Soren Brier) 。

第四类，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在新世纪的进一步融合所产生的两大跨地域社会符号学流派，即英-澳社会符号学派与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这两个学派均以社会符号表意活动与意识形态的建构活动为中心，展开各自的讨论，既相互融合又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

英国-澳大利亚社会符号学派理论从澳大利亚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 (M.K.Halliday) 的社会符号学理论发展而来。该学派学者主要吸收了韩礼德的话语分析工具，并充分结合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与巴尔特的符号传媒理论，主张用符号学剖析控制社会与文化符号文本之建构规则的意识形态机制。这一分支在当代被英国学者如霍奇 (Robert Hodge) 、克雷斯 (Gunther Kress) 、科布利 (Paul Cobley) 等学者继续发展壮大。他们在上述理论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如皮尔斯符号学、巴赫金 (Mikhail Bakhtin) 和沃洛辛诺夫 (V.N.Volosinov) 的对话理论等，不断拓展社会符号学用于当代社会分析的解释力。特别是，为了应对当今社会的图像转向，该学派致力于把社会符号学的理论工具从语言符号分析转向多模态符号文本分析，从方法论层面拓展了符号学的适用范围。

而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则以波兰符号学家亚当·沙夫 (Adam Schaff) ，奥地利符号学家伯纳德 (Jeff Bernard) ，意大利符号学家罗斯-兰迪 (Ferruccio Rossi-Landi) 、庞齐奥 (Augusto Ponzio) 的研究成果最为代表。相关学者主张恢复符号学的社会批判传统，把符号学广泛运用于人类社会文化分析中。该学派学者主要吸收该学派领军人物收亚当·沙夫 (Adam Schaff) 等人的理论资源，主张回到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分析，评估当今消费社会与高科技时代的商品消费及其社会文化意义，他们在开拓马克思主义符号理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社会、文化及艺术领域的应用起到了积极的贡献。

4融通与互生：逐渐壮大的中国符号学派

新世纪全球符号学运动的一个显著增长点，就是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符号学派。新世纪以来，通过中西方符号学资源的对话与呼应，相互学习与借鉴，中国正在形成颇具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符号学新流派，拓展了世界符号学运动的锋面。

中国符号学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起步，从赵元任1926年提出“符号学”这一中文词开始，“符号学在中国缓慢地前行，到80年代后汇成大潮，90年代后期开始成为显学”[11] (P.368) 。最近十年以来，中国符号学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符号学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支。第11届世界符号学大会于2012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符号学研究的崛起。“首届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在四川大学召开以及“文化与传播符号学会”在此次大会的成立16，则标志着符号学研究已经拓展至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而2018年所召开的“符号传播学高层研讨会”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符号传播学委员会”的成立则预示着符号学正在朝向以新闻传播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领域迈进。

到目前为止，国内已经形成了五大符号学研究的重镇，包括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与传播研究中心、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国际符号学研究所、苏州大学符号学研究中心、西北师范大学符号学研究中心等。并于2017年成立“中国符号学基地联盟”17，出版诸如《符号与传媒》《中国符号学研究》《语言与符号》等中英文专业刊物等。

总体来看，中国符号学研究在21世纪已形成两条特色鲜明的研究路径，二者互补融合，相得益彰:

第一是语言符号学路径。该路径在胡壮麟、王铭玉、丁尔苏、屠友祥、张杰、苏晓军等学者的大力推动下，成为国内符号学重要研究阵营。该学派把语言符号视为人类符号互动的最基础模式，认为语言符号作为人类最大的符号系统，在模塑人类文化交流活动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该学派近年来不仅在基础理论上进行融合创新，例如吸收皮尔斯的“像似性”理论，认为它与索绪尔所提的“任意性”并行不悖，这也就扩大了当代语言学理论适用范围。并且他们在研究方法上不断拓展，提出建构“翻译符号学”理论模式，认为人类文化的交流本质是一种广义的翻译活动。这种翻译活动不仅仅是语言间的翻译，更是一种符际翻译，如文字与图像间的翻译、剧本与电视剧间的翻译、台本与话剧研究的翻译。这实际上是从语言符号学角度，建构了一套能包含所有非语言符号表意的宏观符号学理论框架，拓宽了语言符号学、语言学的边界。

第二是文化与传播符号学路径。该学派一方面注重中国符号学原创性理论的开拓与建构，特别是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与现代符号学理论的勾连，别具一格的理论体系，成为当今全球符号学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如赵毅衡的文化形式论-哲学符号学体系，孟华的汉字符号学体系，龚鹏程的中国文化符号学体系等。另一方面，该学派的研究以门类符号学的形式，把相关研究拓展到文学、艺术、哲学、文化、大众传媒、广告与品牌、人类学、中国古代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多个领域，通过对具体文本的分析发现新问题，进而拓展当代符号学理论的基础。特别是聚焦文化传媒与消费产业的具体领域，试图为当代消费社会的符号生产机制提供符号学式建构策略。这是目前中国符号学研究增速最快、跨学科发展趋势最明显的重要领域。

而在推进中国符号学之文化与传播符号学范式转向方面，贡献最大的要数以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领衔的“川大学派”。截止目前，该学派学者已出版符号学相关专著、译著近80余本，创建符号学专业双语集刊《符号与传媒》，并组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文化与传播符号分会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符号传播学分会，已将符号学研究深入到文学、艺术以及新闻传播学三个学科群之中，逐渐形成规模较大、跨学科为基础的符号学学术研究集群。

该学派首先注重对符号学基础理论的引介与拓新。主要表现为对皮尔斯符号学、维尔比表意学、西比奥克总体符号学等当今符号学主流模式的引介与研究，在引导中国符号学的文化社会学范式转向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该学派的另一个特征是主要从建构的角度对当今日益增多的符号文化产业与商品提出具体的对策，在如广告、品牌、时尚、游戏、礼物、日常生活文化等应用符号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做出了积极有益的实践。最后，该学派学者也主张回到中国传统符号学资源，发掘中国传统经典与西方符号学的互动与关联，并在《周易》符号学思想、先秦符号学思想、唯识论、阳明心学的符号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前瞻性探索。

综上，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符号学派，以其开放多元的理论体系，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理论关怀以及对当今传媒与文化产业的建构性分析等特性，正在引领当今中国符号学发展的方向，与此同时也为当今世界符号学运动注入新的理论动力。

5新世纪以来重要符号学新流派的发展趋势

新世纪以来重要符号学新流派已经形成，并逐渐汇聚发展出如下几大趋势:

第一，在符号学基础理论模式方面，皮尔斯符号学体系因其开放性与包容性，成为当今符号学诸流派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皮尔斯与索绪尔、莫斯科-塔尔图、西比奥克等符号学诸家的融合理论模式，成为诸多学派的基本理论出发点。新世纪的符号基础理论，经由单一模式化转向多元与融合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符号学资源在新世纪得以持续开掘、整理与引介，必将进一步扩宽当代符号学的理论资源。

第二，在符号表意系统及其机制这一关键问题上，当代符号学一方面吸收解构主义开放动态表意这一核心观点，另一方面又结合皮尔斯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传播学等理论，把符号表意轨迹从解构主义消极的“能指游戏”立场转向对表意方式历史性与社群性的探析。流动的意义在社群中获致相对的稳定性。由此，生命体之间意义活动的表意过程及其传播过程与模式，成为各大新流派所关注的核心。

第三，在研究视角方面，当代符号学进一步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力求将整个生命界都纳入考虑范围，试图从微观与宏观双重角度建构以批判为中心的符号新传统。这一路径成为新世纪符号学新流派范式重构与创新的主要突破点，可以看到，新世纪符号学新流派的范式重构是解构主义彻底打开符号学边界之后，所展开的跨学科、跨学派整合。生物学、神经认知科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通过“符号”这一核心枢纽被关联整合起来。

最后，新世纪以来的符号学诸流派，一方面通过理论整合建构新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注重在消费社会与新媒体社会的具体领域展开理论实践，以此拓展当代符号学运动的锋面。因此，新世纪的符号学运动，已与20世纪注重批判的结构主义模式呈现显著的差别，它注重的是符号表意活动的建构方式、策略与方法，为当今日益发展的文化符号产业提供具体的策略指导。

综上，新世纪以来符号学各重要新流派，正在一种开放、多元与融合的新样态中进行着符号学理论建构与实践工作，而中国符号学派作为其中一支重要的脉络正为世纪符号学运动提供越来越多的原动力。因此有理由相信，随着全球符号学诸流派的密切交流，中国符号学将成为世纪符号学运动的又一个重要中心，并在推进符号学原创理论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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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08期

编辑︱胡冬晴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