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由于爷爷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特殊保护，我们位于宽街的家相对比较平静，加上那时学生不上课，工人不上班，家里的孩子都聚集到北京，非常热闹。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这里似乎成了一个小小的避风港。那时基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于是我们把位于东厢房的大客厅改成了家庭小剧场，我们把横放的沙发都竖着排起来，每当晚饭后，就在小剧场表演节目。爷爷非常高兴观看我们的演出，有时一吃完晚饭他就先在前排就坐。爷爷最喜欢看我们排演《江姐》，那时候，因为我个头最高，爷爷总是让我来演叛徒蒲志高，让我戴着帽子，披着毛巾，还要求我要演出叛徒的坏！我的几个姑姑那时也没有出嫁，大家一起演戏给70多岁的爷爷看。

    爷爷晚年最大的乐趣就是和我们一起玩，那是1967年的年夜，我们这些孩子聚在他卧室旁的起居室玩扑克牌“拱猪”，爷爷一直在旁边看我们玩到很晚。后来他累了，独自回房去休息，大家当时正玩得开心，都没有注意到。结果他不小心摔了一跤，骨折了。从此爷爷就没能起来。后来他得了肺炎，随之住院，直至在医院病逝。为此多年来我们再没有玩过“拱猪”。

   那时候，爷爷是全国人大常委，中央给爷爷配备了3个厨师，1个秘书，1部凯迪拉克12座专车，每个星期都有私人医生来为他看病。1968年爷爷去世时，据说江青还来到家里。姐姐告诉我，人家都谣传她是用牛奶洗澡，不知道真假，总之，江青的皮肤又细又白，身材高挑。江青还命令康生等人，封锁了我家前面的街道，除了直系亲属外，其他人都不得进入。

2012 年5 月，朱瑞镕和女儿、女婿在上海。

安心度晚年

    在妻子朱瑞镕眼中，程元“是个完美男人”。“人长得帅、又有学问，品质又好，最重要的是爱我。”朱瑞镕又一次露出骄傲的神态。当一位80多岁的老人，口口声声向年轻人讲着“爱”，从她的表情中，能体会出老人的幸福。

    “我们聚少离多，但我一点都不担心，他反而问我，你不怕我在外面找别的女人？我很淡定地说‘不’。因为他有文化，懂道理，我嫁给他，就相信他会对我和这个家负责，其他什么都不问。”正因为如此，朱瑞镕反而发现，丈夫总是很“粘”自己，“晚年他每天一起床，总是先问我在哪儿，去什么地方都希望我陪着，我不去他就不去。”

    朱瑞镕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从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到程家的一家之长，她把整个家庭料理得有条不紊。“妈妈拿着书学做菜，爸爸什么时候要吃好吃的，随要随有，妈妈为爸爸做饭，直到爸爸去世的那一天。”程枫说，“父母亲70多岁，每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还手拉手，爸爸当着我们面还对妈妈说‘我爱你’。连我先生都做不到。”

    程元年轻时南征北战，和妻子聚少离多。“战争年代，有一次爸爸和妈妈坐飞机紧急转移，妈妈带着全部家当，有一箱金条，爸爸说你带这些干什么，多危险，她索性就把那一箱金条给了家里的副官保管。副官后来再也不见踪影，多年后，他找到我家，跪在爸爸面前，我们才知道，他把这些钱全部挥霍了，还染上了梅毒。妈妈把这些看得很淡。”程枫说。

    朱瑞镕刚到上海时，身边带着5个孩子，但看到民政部门众多的聋哑人无法解决生计，她主动担任聋哑人工厂的厂长，在毫无经验可循的前提下，带领聋哑人一起谋生，把自己的5个孩子丢给一个保姆管。

    2008年11月，程元在上海病逝，享年87岁。“爸爸去世前一天，还和妈妈手拉手去外面吃饭，回来看电视，什么事情都没有。早晨妈妈叫我们，说你爸爸不行了，突发心脏病……我们全家人很安静地目送爸爸离开……”

    朱瑞镕说，儿女们担心她接受不了丈夫去世，其实，她早已看透了生死。“这些都是自然规律，我会继续快乐地生活，每天早晨起来，和儿女们一起吃早饭，然后送他们上班，我就在窗前看报，有各种鸟儿来和我作伴。一会儿八哥飞来了，一会儿是麻雀，还有白头翁，还有三花子，脑门儿上有三道花纹，我给它们都取了名字。有一天我走了，就把我和丈夫葬在一起，多好！程家人见过大世面，经历过大风雨，功名利禄都不值得惦念，开心享受小日子最重要！”（感谢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本采访的帮助）（《环球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