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房佳佳 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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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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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秀场直播行业

直播公会是平台与主播之间的桥梁

为了深入了解秀场直播的

运作模式和真实的生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

进入秀场直播间

以场控的身份

进行为期12个月的田野调查

从而得出

直播公会是一条“亲密关系生产线”

的结论

并深入了解了女主播们的不甘和不易

之后，他撰写了论文

并在论文的最后写道：

谢谢你们让我学会了

如何在不喜欢这个行业的同时

爱这些人

…………

走近这些主播

我们会看到一番不一样的天地

和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亲密关系生产线”

作为一种直播形式，秀场直播自诞生以来就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它强调的是主播利用颜值、才艺，在直播间和粉丝实时互动，以此引来打赏。

不过，随着男运营冒充女主播聊“榜一大哥”、因大额打赏引发财物纠纷等现象曝光，秀场直播的遮羞布被扯下。大家才知道，原来直播打赏、PK连麦并不只是主播和观众之间的事，背后的直播平台和直播公会都参与其中。

在秀场直播行业，直播公会是平台与主播之间的桥梁，主要负责招募、培训和管理主播。

2024年3月初，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董晨宇指出，大多数研究将秀场直播与“商品化亲密关系”这一理论视角加以勾连——

秀场直播本身并不生产任何实体商品，而是通过主播的情感劳动，将亲密关系进行商品化包装后进行出售。对于主播这一职业化程度普遍较低的群体而言，直播公会存在的价值便在于“将非正式的表演性劳动转化为一种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由企业组织的文化生产，并将平台中的直播内容生产转化为职业化和标准化的实践”。

在这条“亲密关系生产线”上，主播经历着统一的培训、管理，不仅要学习如何与观众互动，还要学会如何在直播中展现个人魅力，输出“商品化亲密关系”。

直播公会也会根据市场需求和观众喜好，为主播量身打造直播内容和形式，以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这种高度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使得主播与观众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友情或爱情，而是一种基于互动和粉丝支持的商业关系。

迎合观众的暧昧期待

直播账号刚刚开通，没有流量、没有资源，加入直播公会就成为很多“小白”主播的选择。

直播公会会给签约主播定期培训，给主播提供资源和曝光机会，比如流量扶持、优先推荐、发起PK赛和直播公会赛活动等。为了给主播“冲榜”，直播公会还会派人在直播间里为主播飘屏、呐喊，引导观众送礼，及时清理不良言论。

“像是直播间暖场、直播内容整理、PK游戏玩法整理等，都是由（直播）公会来完成的。对于刚入行的主播，我们会给他们做定期培训，包括人设打造、聊天技巧、才艺培训、（和粉丝的）关系维护等。”某直播公会运营介绍道。

美颜和灯光技术不仅降低了成为主播的门槛，也提供了批量生产主播的可能。

据了解，主播加入直播公会后的第一次直播试镜，直播公会会帮主播调整直播间的布景、打光，以及直播设备的美颜参数、声卡。“哪怕是40岁的女性，在妆造、灯光和美颜的加持下，也能拥有20岁小姑娘的面庞。”

于平台而言，直播公会的出现为这一职业化程度较低的群体提供了基本的职业管理和培训，并为其分担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它自身并不直接参与到情感劳动中，只是为主播与观众的相遇提供了虚拟场所和相应的技术配置。

董晨宇指出，在平台经济的框架下，直播平台与直播公会共同构建出一种经济驱动的亲密关系，这要求主播彻底自我异化，将亲密关系变为一种纯粹的经济工具，在必要时迎合观众的暧昧期待。并且，这种“商品化亲密关系”的过程是高度性别化的。

大体来说，秀场主播可被描述为一种职业化程度较低的女性劳动，吸引了大量以“招待”作为职业技能的幼师、空姐、公司前台等，还有一些来自向上流动极度困难的阶层，比如流水线上的女工、大学生。

一份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中国网络秀场直播用户中，女性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身体和情感的双重疲惫

不过，做秀场主播并没有那么容易。

和直播公会签约分两种，有保底和无保底。保底签约要求主播每月完成相应的直播时长和流水，而无保底签约则没有任务要求。由于后者收入不稳定，大部分主播还是会选择保底收入。

所以，想赚到钱，主播要保证每天播的时间足够长。有的主播每天播3场，每场2个小时，有的选择在夜间12点到凌晨4点这种大部分主播休息的时候直播，还有的连续播10个小时，中途不吃东西，只用吸管杯喝水，保持在镜头面前的完美形象。

无论什么时候直播，播多长时间，主播都要维持热情饱满的状态，不断制造吸睛内容，让观众打赏，完成流水任务。

除去直播，主播还要花时间在化妆、和粉丝聊天、参加直播公会培训、拍摄短视频……合计下来，每天至少工作10小时。

一场直播，越到后面，观众的热情会逐渐减退，兴奋阈值也会不断降低。为了讨好观众，有的主播会找其他主播PK，接受惩罚性挑战。

主播澄澄说：“即使你不搞‘擦边’，也会有人对你说一些很奇怪的话，或者送你礼物，让你做些有性暗示的动作。但你不能发脾气，也不能怼回去。”

澄澄读大三那年，经朋友介绍玩起了直播。直播间人不多，她靠着自己能唠嗑的本事，小赚了一笔。毕业后，澄澄听从父母的安排，回到老家，找了份闲职。

后来，澄澄离开了家乡，回到直播间。虽然曾经的“大哥”没有继续追寻她的步伐，但她并没有那么在乎，“铁打的主播，流水的‘大哥’，认真你就输了”。

主播楚洋告诉《方圆》记者，其实主播长得好看与否并不重要，只要有才艺，会来事儿，就会有人刷礼物。刷得比较多的观众通常不会仅仅满足于主播的表演，他们会在下播后私信主播要微信。而主播为了让他们持续不断地给自己刷礼物，也会给微信，聊天搞暧昧，甚至约出来线下见面。

楚洋做主播3年，起初只是想兼职播一下，赚点零花钱。直播半个月后，她碰到了“大哥”，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从兼职变成了全职。

“直播遇到的都是形形色色的人。做得久了，底线会被拉低。而且看见其他人赚得多，心里难免会痒痒，也会想去模仿的。”楚洋坦言，做秀场主播，心理素质要够强大。它极其耗费心力，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下去的。

因为受不了直播间里一些侮辱性的话语，宣莹最终没有坚持下来，离开直播间后，在家调整了好几个月。她说：“钱当然好，可是当你的生活里所有事情标准都是钱，而你又不能为了钱去忍受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很拧巴，很难回归到正常生活。”

《方圆》记者在与多位主播交流后发现，她们普遍有或多或少的情绪问题——直播没人看，“大哥”来了又走，拍的短视频没流量，这些都让她们焦虑、烦躁。而面对这些负面的情绪冲击，她们要么向直播公会的运营倾诉，要么自我消解。

董晨宇分析，尽管主播在直播中表现得游刃有余，与粉丝保持热情互动，但多数时间她们都是在家中，这导致她们的社交圈子相对较窄、作息时间不规律。很多人在做主播后，不仅身体难以承受，而且对现实生活的适应能力也大幅下降。

“女主播就像竖在田野里的稻草人，所有的乌鸦都围着她飞，有时候接近她一点，有时候远离她一点，但永远不会跟她有真实的交互。”董晨宇说，成为秀场主播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对亲密关系的看法，很多人对此无法接受和应对，最后选择离开。这也是这一行业流动性高的原因。

在董晨宇访谈的主播中，很多是单亲妈妈。其中一位主播告诉董晨宇，她通常在儿子进入梦乡后，才会在客厅的角落里支起手机开始跳舞。然而，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她离开了这个行业。因为她的儿子说：“睡觉的时候，你能不能不在外面跳了，能不能陪我一起睡？”

那一刻，董晨宇的心也被触动，“因为我也有孩子”。

“做主播，多数时候是不被认可的。我们不接受它，往往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无须这样也可以过得不错。”董晨宇告诉《方圆》记者，“秀场主播不是距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个群体，她们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女孩。她们既不高尚，也不卑劣。她们只是有正常的欲望，想过更好的生活，有挣钱的想法。”在很多次公开演讲中，董晨宇也都分享了自己的这一观察。

“仲裁结果不理想的话会考虑轻生”

2023年底，“斗鱼以违约为由向女大学生索赔8000万元”登上热搜，引发讨论。被索赔对象多为在校大学生，因无法偿还这些违约金成为“老赖”。据报道，罗莉所签订的合同中详细约定了主播的违约责任，但对如何分配收益、平台和直播公会需要承担何种义务的表述却很模糊。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天泽娱乐法创始人郑小强律师分析，直播公会和主播之间关系密切又复杂，前者由于在平台和资源方面有很大的话语权，在签约时处于强势地位，双方所签的合同大多是直播公会事先拟定好的格式合同，很可能致使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涉嫌违反公平原则。

而女大学生群体往往法律意识不强，对合同条款认知不够充分，有的甚至不仔细阅读合同就签约，缺乏对违约后果的充分考量，导致面临赔偿大额违约金的后果。

江苏天淦律师事务所电商娱乐业务部负责人王旭彬处理过600多起直播公会起诉主播的案件。他观察，起诉主播似乎成了一些无良直播公会的盈利模式——从虚假宣传，到合同埋雷，再到恶意仲裁，提出高额违约金，直播公会同样形成了流水线作业。

“这类直播公会招主播，目标人群大多数是年轻貌美却涉世未深的女性。他们以签约金、高保底或者流量扶持为诱饵诱导签约，但在签约后不提供所承诺的运营扶持，并以消极直播等理由克扣主播报酬，不发放保底，最终目的就是让主播先提出解约，从而以主播违约为由进行违约金仲裁。”王旭彬介绍道。

据了解，主播和直播公会签的合同主要为经纪合同，而非劳动合同，这意味着主播一方不受劳动法保护，双方在权益保障方面容易引发纠纷。

例如，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享有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险等法定权益，而在经纪合同中，这些权益可能无法得到充分保障。此外，签约金大多数是有条件的，例如主播必须达到相应的直播时长和流水，一旦无法完成，不仅要退还签约金，甚至会被要求赔偿高额违约金。

“我了解有几家公司，它们长期以这种格式合同骗取高额违约金，以此盈利发家。如果主播不想继续播了，跟公司协商停播解约的话，是不被允许，并且会被执意要违约金的。”

在王旭彬接到的咨询中，几乎没有男性主播或头部主播，大多是“腰部”或“脚部”的女主播。多数人的年龄在18岁至25岁，基本是高中刚毕业或在校大学生，似乎是“精心挑选过的”。因为直播公会有专业的法务人员，很多主播都难以维权。

“这类情形常见于规模较小且管理不规范的直播公会。它们表面合法，实则从事违法活动，涉嫌构成民事欺诈。若主播能妥善保存相关证据，证实直播公会存在欺诈行为，便可向法院申请撤销合同。”郑小强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制定出台相应的行业规定，规范直播公会的经营，以此杜绝靠仲裁或起诉主播牟利的公司进入行业市场。另一方面，主播从业人员也应当增强个人职业素养和法律意识。

一位主播曾告诉王旭彬，仲裁结果不理想的话会考虑轻生。仲裁结果下来后，王旭彬再也没能联系到她。这件事让他至今耿耿于怀。

“秀场主播的生存周期很短，行业竞争激烈，淘汰率很高，能在直播行业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我观察，能坚持下来的要么是赚了很多的，要么是在现实中社会资源非常匮乏的人。”董晨宇说。

结束田野调查后，董晨宇完成《制造亲密：中国网络秀场直播中的商品化关系及其不稳定性》一文。

在那篇论文的最后，他写道：“感谢这一年来在田野调查中愿意接受我们访谈的主播。愿我们有机会在现实中，脱离那些掩护着商业意识形态的平台配置，更真实地相遇。谢谢你们让我学会了：如何不喜欢这个行业的同时，爱这些人。”

（文中楚洋、宣莹、澄澄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3月下期）

本文杂志原标题：《“亲密关系生产线”上，那些具体的人》

延伸阅读

原标题：《大学讲师“蹲点”秀场直播间12个月：“女主播就像竖在田野里的稻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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