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晚，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曹钦博士做客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哲学家工作坊”（Workshop for Young Philosophers）。包括工作坊成员在内的大约二十余人参与了本次活动。大家针对曹钦老师的《朝向一种对罗尔斯的运气平等主义诠释》一文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此外，曹钦老师还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治学心得和学术信息。

首先，曹钦老师简要阐述了他的文章（《朝向一种对罗尔斯的运气平等主义诠释》）的主要内容和论证思路。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试图回答罗尔斯的理论是否同运气平等主义相契合的问题。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罗尔斯在对其正义观的一些基本理念阐述中表现出了运气平等主义的精神。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罗尔斯的基本思想关怀与运气平等主义是完全不同的。这篇文章力图表明，罗尔斯不仅在其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上与运气平等主义有极大的相似之处，而且在对正义原则的具体阐发上，也并未与运气平等主义产生很大的矛盾冲突。他和运气平等主义者之间的联系与相似程度，要比研究者们通常所认为的更高。在文章中，曹钦老师分别考察了罗尔斯的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原则、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所展现出的内容与运气平等主义的基本理念的相似之处。接下来，针对一些反对意见，曹钦老师试图说明，如果说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仍然不能算是纯粹的运气平等主义，那么在严格的意义上，是否真的存在纯粹的运气平等主义者本身是值得怀疑的。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位理论家需要把公民们的无条件物质平等范围扩大到什么地步，才应当被排除到“运气平等主义者”的行列之外。最后，曹钦老师表示，文章并不试图对罗尔斯是否是一个运气均等主义者给出直接结论，而是试图表明他们之间的亲缘性。在学界对运气平等主义者的范围边界尚未形成共识的情况下，我们难以针对“罗尔斯是不是一个运气平等主义者”给出明确而直接的答案。

在提问环节，外国哲学博士生王东华针对文章的论证思路质疑道：“朝向一种对罗尔斯运气平等主义的解释”虽然没有“罗尔斯是一个运气平等主义者”这么强，但是否仍依赖于对“运气平等主义”的界定？如果按照关于运气平等主义的严格界定，罗尔斯不是运气平等主义者，而按照关于运气平等主义的宽泛解释，罗尔斯是一个运气平等主义者，那么这是否会使问题语词化、琐碎化？”曹钦老师回答道，虽然学界并没有一个关于运气平等主义的官方定义，但将德沃金等人归为运气平等主义者在学界并没有太大的争议。而且在政治哲学领域，对各种概念和理论很难说有一个贯彻到底且大家一致接受的定义。

接着，陈肖生老师提了两个问题：

 Q1：罗尔斯承认自主选择和自主努力与运气在实践上无法截然分开，因而差别原则可被看作是要求社会成员共同承担运气带来的后果，这仍然应该被看作是运气平等主义本身的规范性要求，还是像作者所讲的是“谋求次优结果的无奈之举 ……抽象理念落实在现实中所带来的可行结果”？

 Q2：作者提到德沃金用“出发点一样但努力不一样的两个人”的例子来攻击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要求“养懒人”，作者从罗尔斯作为运气均等主义者的角度解释了罗尔斯这种做法的合理之处。但问题是，罗尔斯在《万民法》中用几乎相同的例子反对全球层面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分配正义，但国界线的划定以及人出生在哪个国家是一种偶然运气。那么如何如作者所言，罗尔斯是一个运气均等主义者，如何解释这两个立场的不一致？

针对第一个问题，曹钦老师首先赞同陈肖生老师的观点，认为运气均等主义在规范性理论层面尚未穷尽，在规范性推论上面仍然留有很大空间，不能像现在这样将很多问题直接推向实践领域。无论是德沃金的荒岛实验还是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的确能够把这个规范性要求推导出来，但他补充了一种实践上的解释。针对第二个问题，曹钦认为，《万民法》只是罗尔斯关于自由国家外交政策的思考，在罗尔斯与运气均等主义的关系方问题上要以他的正义理论建构著作《正义论》为准。

周理乾老师有两个疑问。第一，论文第二节第二段“即使正义原则确实是根据理性选择的方式、由原初状态下的人纯粹根据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得出的，也不能因此就断然否认其与运气平等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一论证过弱，依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来说明“不能因此就断然支持其与运气平等主义之间的关系”。第二，论文最后一部分提到“他们没有充分注意到罗尔斯在不同时期著述中观点上的改变与发挥”，这里的“不同时期”，前文缺乏铺垫。

针对第一个问题，曹钦老师回应说，很多人对罗尔斯的诠释是认为理性选择并不蕴含道德含义。而他自己认为，虽然理性选择并不蕴含道德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选择与道德责任无关。正如下文所看到的，这种对原初状态的设计实际上隐含着深刻的道德关怀的。针对第二个问题，曹钦老师回应说，因为工作坊要求是8000字以内，而论文原文是一万五千多字，所以删改了很多，所以很多地方似乎显得不连贯。此外，罗尔斯在早期确实没有考虑到他的差异原则的诸多不足，而后来的文章所论述的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原则和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实际上论述了与运气平等主义类似的东西，因此要考虑不同时期的著述。

外国哲学博士生姚城问道：“您最后把‘无条件平等’的领域缩窄到了物质分配的领域，是否导致其他基本善分配上的

正义？例如官僚的后代可通过向普通人的后代支付一定的物质利益，而获得政治参与领域不平等的自由与权利？”曹钦老师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我们能保证的只能是程序上的平等。比如官僚的后代和普通人的后代都能报考、竞选公共的职位。在这个领域，如果一个人强迫另外一个人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这是明显不正当的。但是，如果在分配中官僚的后代向普通人的后代让渡了物质利益，而后者自愿进行这种交换，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属于“无条件平等”的领域。

外国哲学博士生彭立文提问说，如果把罗尔斯的理论诠释为运气平等主义的话，如何为罗尔斯回应运气平等主义的外部批评，比如安德森和谢弗勒对运气平等主义的批评。曹钦老师认为，现在学界有专门的文章回应安德森他们的批评，因此没必要在这篇文章里回应了。如我所言，即使被称之为运气平等主义者的那些人，也不可能彻底地贯彻最严格意义上的运气平等主义信条，他们仍然坚持一定适度范围内的最低保障，即使批评者安德森也不例外，而罗尔斯也不可能是一个完全严格意义上的运气平等主义者。

彭立文问道，文章提到运气和选择很难严格区分，因此并不存在一种纯粹的运气平等。我可否这样去理解，即自然的好运气或坏运气的分配，既不是正义的，也不是

正义的，这是一个人类不得不接受的自然事实，正义的理念应该用于人类的社会安排，而不是自然秩序上。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把“运气”这个因素悬置起来，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呢？曹钦老师认为，没有一种影响人们选择的因素能够称之为纯粹的运气，这是因为我们同样需要考察人们所处的环境，无法在选择与运气之间划定一条清晰的界限，并不代表无法甄别好运气和坏运气。像罗尔斯所认为的那样，没有一个人应得他在自然资产分配中的地位，正如没有一个人应得他在社会中的初始地位一样。当人们受到他们不应得的坏运气的影响时，我们就有理由去构建一套平等的正义理论去减少这种运气因素对分配带来的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人针对论文提出问题，在此不一一赘述。

在围绕论文的讨论结束之后，曹钦老师还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治学心得。其中包括他所参与的《政治思想史》的编辑工作，向大家介绍了《政治思想史》的创刊由来、审稿标准、投稿要求等情况。

 “青年哲学家工作坊”（Workshop for Young Philosophers）是在南京大学哲学系领导支持和鼓励下成立的一个学术组织，主要成员包括南大等南京高校的青年哲学教师与研究生。工作坊拟每月邀请一位优秀的哲学研究者来做报告，其工作方式是：报告人至少提前5天将他的最新论文（以未发表的为主）发给工作坊的小组小员；届时, 报告人首先用10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他论文的相关背景, 然后回答听众提问，问答时间为 1 小时 30 分钟左右，最后20分钟分钟报告人分享他研究哲学的经验。工作坊对所有人开放，有兴趣参加的可联系胡星铭老师（[email protected]）和周理乾老师([email protected])索要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