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和《矛盾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主要贡献

自1921年成立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前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还不成熟的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挫折，有时甚至严重到几乎断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命运的地步。造成这些重大失误和挫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而深刻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一直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主观主义错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态。

《实践论》和《矛盾论》写作的最深刻的理论动机和实践动机，就是从哲学上反思、批判和破除中国共产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错误。清除作为主观主义表现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及其危害，是毛泽东写作和讲演《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时代背景和根本原因所在。

1937年是中华民族现代史上的多事之秋。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不仅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日的序幕，而且使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更加激化，人民生活更添艰辛，整个中华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民族前途晦暗不明。就在这一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延安领导着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中国革命的现实和前途。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积十数年革命风雨的艰苦磨砺，戎马倥偬的攻读生涯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升华出了他的哲学结晶，向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展现出一个崭新的哲学世界。他用刚遒洒脱、深入浅出的文字写就了灿烂辉煌的哲学篇章，这就是两位一体、相得益彰的光辉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18]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同一时期的著作，分别写于1937年的7月和8月。这两部著作写作的共同目的，是批判和克服党内存在的严重的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所收入的《实践论》一文的题解，说明了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的直接原因：“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曾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19]《矛盾论》写作的直接原因同《实践论》一样，是“为了同一的目的”[20]，也是为了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严重的教条主义，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领导现代中国的革命，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工具。

马克思说得好：“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上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21]黑格尔也曾经说过：“哲学的任务是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22]《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产生也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时代背景。

其一，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内忧外患空前严重。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一个极为艰巨和十分复杂的理论任务。我们党内曾长时间地存在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错误倾向。教条主义者只知道“唯书”、“唯外”、“唯上”，生吞活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生搬硬套，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实践逻辑，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损失。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但是，遵义会议毕竟是在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红军的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些调整，更深层次的思想路线和思维方式问题，还来不及系统和全面地加以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解决了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但是，一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以一定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仅有对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批判，还不可能彻底克服其错误和影响，因此还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对党内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进行彻底清算。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为了承担和解决这一重大任务。中国革命的发展要求我们党从哲学理论的高度彻底厘清党内的种种错误认识，批判错误路线的世界观，批判作为主观主义表现形式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教育干部，统一思想，以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能力和水平。

其二，思想界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到唯物辩证法的论战。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论战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与有关社会性质的大论战相呼应，中国的思想界展开了有关辩证法的论战。这场论战首先是由张东荪等人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开始的，随后，叶青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张东荪进行所谓的批判，散布了许多具有欺骗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艾思奇等人又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张东荪、叶青等人对唯物辩证法的批判和歪曲。这场哲学论战扩大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其三，从国内外环境分析，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苏联哲学界对德波林学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使我党能够对教条主义者思想理论的国外根源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理论意识；在国内，“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陕北局势相对稳定，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经能传送到延安。陕甘宁边区掀起干部、战士学文化、学哲学的热潮，也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和讲演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和理论环境。

其四，《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三个来源汇流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