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届《青歌赛》主持人

（一）“青歌赛”：以精英为主导的视听盛宴

“青歌赛”自1984年5月开办以来，以“繁荣音乐创作、推出歌坛新人、丰富电视荧屏”为宗旨，其目的在于选拔和培养优秀的专业性歌唱人才，节目具有权威性高、专业性强等特点。“青歌 赛”培养了关牧村、殷秀梅、彭丽媛、毛阿敏、韦唯、张也、宋祖英、蔡国庆等一批优秀歌唱家。

作为见证我国声乐脉动与走向的重大音乐赛事，“青歌赛”以其宏大的内容叙事为精英文化搭建了阐释框架。所谓精英文化，它主要是指“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精英与知识水平、社会地位进行关联，它是各行业居于高水平人士的身份标签，与上流、高端等语词发生意义链接。由精英人士所操控和主宰的文化现象在精神上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历史使命，发挥着价值范导的重要作用” 。

“青歌赛”是一档门槛较高的音乐赛事，它所关涉的内容主要包括美声、民族和通俗三种类型。其中，美声、民族占据着绝对优势。美声、民族这两类歌曲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学习和训练。能够接受培训的人一般都拥有较好的知识背景，与大众普遍认同的精英文化遥相呼应。“青歌赛”的音乐所指成为了精英文化的象征与符号，它聚焦的是社会上精英阶层的音乐发展。音乐院校的优秀学生通过“青歌赛”这一平台脱颖而出，成为大家熟知的歌手、歌唱家。

与此同时，“青歌赛”的高水平选拔刺激了的教学改革，为艺术教育注入发展动力。尤其在上个世纪，音乐院校作为高知识阶层的一种体现，它与中央电视台这个国家级媒体的话语勾连揭示了“青歌赛”内蕴的精英文化。此外，作为裁定歌唱水平、划定音乐标准、掌握选手命运的评委，他们是典型的社会精英。“青歌赛”评委主要以教育家、歌唱家、词曲作家为主，兼有文学家、导演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在他们身上处处都体现着专业性和权威性，展示着精英文化在音乐节目中的魅力。

当然，在这场精英主导的视听盛宴中，大众文化若隐若现、崭露头角。一方面节目设置了业余组，给予普通大众参与表演/竞争的机会；另一方面把音乐划分为通俗、声乐和民族，给予流行音乐一定的地位。此外，在节目过程中设置了场外热线等方式让更多普通大众参与节目，激发观看热情。但这一时期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相互杂糅的成分更多地体现的是精英文化，草根文化屈从于精英文化的生存逻辑，居于文化杂糅的低音区，难以与精英文化进行实质意义上的抗衡。

△ 超女代表 李宇春

（二）从“超女”到“好声音”：草根文化强劲发力

在娱乐理念的牵引下，湖南卫视2004年倾力打造的《超级女声》，开启了中国音乐真人秀的新篇章。无论是收视率，还是广告收益，抑或社会影响，《超级女声》都堪称中国电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媒体奇观。“从海选渲染出的亲和力，到现场大众评委的投票权，再到短信投票反复建构的‘参与想象’，给予了现场观众和电视受众对权利的想象，使‘民主’‘民选’这些原本属于政治领域的严肃词汇以轻松而娱乐的方式进入学者与受众的关注视线，消解了政治与娱乐之间的对立，超越了娱乐的自身局限，引发了多元而广泛的联想”。

“超女”的大获成功，很快就成为其它电视竞相模仿的对象，东方卫视的《我型我秀》、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等一批同质化节目纷纷登场。但是，盲目跟风的背后隐匿着节目形式同质化、内容生产雷同化的困境逻辑，消解了电视生产的创新力，降低了电视文化的审美品味与娱乐趣旨。尤其随着重庆卫视的《第一次心动》被广电总局叫停之后，音乐真人秀节目由“喧闹”转向“沉寂”。

七年之后，浙江卫视重磅推出的《中国好声音》再次点燃了草根的音乐梦想。“好声音”不关注选手的外在形象，“声音”成为唯一的评判标准，音乐的“所指”意义被重新阐释与建构。同时，作为草根的学员与作为精英的导师在舞台上实现一次对等的交流，重塑了音乐真人秀节目的话语格局。

无论是“超女”，还是“好声音”，都绝不是一档简单的音乐真人秀节目，它们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草根阶层以主人公的文化身份登场，解构精英文化的中心话语地位。草根文化是“在一定时期内由一些特殊的群体，在生活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潮流现象，它实际上是一种‘副文化’、‘亚文化’现象”。

草根文化在电视媒体的光晕效应中被激活并不断放大。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等粘连草根意义的形象符号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以及民众的全体狂欢中被塑造成为了大众偶像，草根文化所体现的平民性得到了凸显。此外，以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为代表的参赛选手肩负着“玉米”、“笔迷”、“凉粉”等草根“粉丝”的某种期待，成为了底层平民叙事的象征性符码。选手的追梦之路印证着“粉丝”的价值观念，她们的脱颖而出既满足了大众媒介的视像快感，也为“粉丝”的自我慰藉与精神想象提供了心理消费的原材料。

草根音乐真人秀节目在不断凸显草根文化的同时，并没有悬置精英文化，而是把二者进行了有效融合。在“好声音”舞台上，学员与导师在“话轮”转换中完成了草根文化与精英文化融合的想象，学员通过制造假象与悬念选择心仪导师，甚至以一种略带调侃、戏谑、批判的意味向精英文化发起挑战。此时，草根文化已具备了与精英文化相对抗的能力，这种能力既来源西方社会所传播的娱乐精神，更与中国文化自信的提升有着内在关联。可以说，草根音乐真人秀节目试图在社会底层寻求新的话语力量，通过叙述草根人物的励志故事影响观众，改变精英电视的叙事话语，让精英文化作为草根文化的陪衬呈现于众，以此来丰富电视文化的表情。

△ 第三季《我是歌手》嘉宾 张靓颖

（三）从“歌手”到“唱将”：精英文化重返舞台

在平民音乐真人秀节目创造娱乐“神话”的同时，也难免遭遇危机。一方面，电视节目疯狂地到处挖掘有故事的草根歌手，资源很快就会枯竭；另一方面，话题炒作和故事煽情让观众产生厌倦感。由此，音乐真人秀节目把目光投向了明星。2013年1月18日，湖南卫视引进韩国的综艺节目《I am a Singer》，推出以明星竞演为主题的音乐真人秀节目《我是歌手》。该节目每期邀请7位明星歌手进行歌曲竞演，由500位观众来决定谁去谁留。节目的故事性、悬念性以及对音乐品质的追求都成为吸引观众的重要力量。

在明星竞演广受到好评之际，江苏卫视2015年7月19日播出《蒙面歌王》（后改名《蒙面唱将猜猜猜》），在形式上进行了创新与改进。歌手均以“面具”遮掩，“羊驼”、“流浪者”、“黑天鹅”等形象生动的“面具”成为了节目的一大看点，给予观众无限遐想。

作为社会精英，明星歌手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开始成为舞台上的主角，成为观众的消费对象。在竞演者选择方面，节目注重年龄混搭和风格杂糅。例如，《我是歌手》观照了不同年龄阶段观众的收视需求，覆盖老中青三代歌手，如出道二十年以上的资深歌手齐秦、韦唯，当红歌手韩红、羽泉，新生代歌手邓紫棋、茜拉，这样的安排让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都可以找到喜欢的歌手。

此外，节目对明星赛前准备阶段的真实再现，激发观众好奇心，“明星的容颜、身段、表情、性感程度投合了大众的窥淫欲”。作为竞技PK节目，明星的晋级和淘汰更是观众关注与讨论的热点，谁晋级？谁离开？谁是第几名？一系列的悬念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

当然，作为大众文化的观众对音乐的喜好决定歌手的去留。掌握着音乐领域精英话语的韩红、孙楠、尚雯婕等优秀歌手，已不再居高临下，而是与一种谦卑的态度与大众文化进行“协商式”对话，以求获得认同。从表面上来看，大众文化通过投票决定了精英文化的发展，其实则不然。精英文化占据着话语中心位置，无论是选手离开，或者选手递补，诸多情形反映的是精英文化内部的一种变动，大众文化只是一种外在力量，并没有改变精英文化的主流话语地位。所以明星音乐真人秀节目所体现的文化杂糅的主要成分是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只是精英文化内塑与内变的一种外在力量。

△ 第二季《天籁之战》嘉宾 费玉清

（四）“天籁”与“梦想”：多元文化混杂共存

明星频繁参加真人秀节目无形之中哄抬了明星身价，造成了市场秩序紊乱。尤其是在2015年7月22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管理的通知》之后，以明星为主打的真人秀市场开始萎缩。素人继“超女”之后，再次受到关注。2016年，东方卫视《天籁之战》和浙江卫视《梦想的声音》等音乐真人秀节目采用“素人+明星”同台竞赛的新模式，表征了多元文化共存的娱乐场。其中，《天籁之战》由素人为明星挑选歌曲，明星在24小时之内对歌曲进行改编，通过演绎改编歌曲与素人擅长曲目进行PK。

《天籁之战》呈现了一个多元化的杂糅文本。首先，参演者的混搭。以往的音乐真人秀“大都以某一年龄段或者拥有某一具体需求、爱好的受众群体为目标受众，受众面相对狭窄，节目内容局限度较高”，而“天籁”在表演者选择上呈现出了“跨界”与“混搭”的特点，契合不同收视群体的审美需求。四位唱将费玉清、莫文蔚、杨坤和华晨宇所代表的迥异风格，弥合了因受众结构而形成的不同需求，很容易勾起观众的美好回忆，并在情感上与电视节目产生共振与共鸣。此外，“天籁”还整合了素人与明星，把他们置于同一话语场域，促进草根文化与精英文化有效融合，给素人带来惊喜、给明星带来挑战。素人与明星相互选择，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实现对等交流。

其次，参演者与观众的互文性。巴赫金在论述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对话性”（dialogism），后来被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翻译为互文性，“并据此提出了符号的结构性，符号是根据它与其它符号的关系而得以界定”。换言之，独立的符号没有意义，它只有通过作为文本网络的一部分获得意义。在音乐真人秀建构的叙事文本中，参演者本身并不产生意义，而是在与观众的对话中被赋予话语力量。如果没有观众的“对话”与“互文”，就丧失了音乐作为电视节目的意义。对于“素人+明星”混搭的音乐真人秀节目而言，参演者不仅包括明星，还有草根，其文化杂糅的过程，不仅涉及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渗透融合，而且激活了勾连大众文化与草根文化的情感密码，把它们放置于同一个话语场域进行有效互动。

以《天籁之战》为代表的音乐真人秀节目，在话语阐释与意义建构的进行中，其叙事语码的多重逻辑无疑展示着异质话语的彼此合谋与借重以及繁杂文化的铺陈和并置，由此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而含混交错的微型公共空间，契合了当代社会日趋多元化、多态化的价值走向。

“他者”的想象：文化杂糅的心理归因

“他者”（the other），是与“自我”（the self）相对的一个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凡是自我以外的存在，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可看见还是不可看见，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称为他者”。“他者”的概念最初来源于哲学领域，并由西方国家的学者进行建构。西方国家对于“他者”的阐释建立在殖民话语的生成逻辑之上，以西方为中心进行审视被殖民者的“他者”形象。

从本质上来说，“他者”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一种体现。后来，“他者”被引入到社学会、文学、人类学、传播学、政治学等相关研究领域，并成为检视跨群体、跨属性、跨类别之间的重要理论依据，关注“他者”意味着从心理上对自我进行再审视，这也印证了克里斯蒂娃所论述的“他者不是外在的人或物，而是我们心理的一部分”。

“ 他者”作为关照“自我”的一种参照对象，把“他者”纳入自我地域的范畴，并进行创生糅合，既可以借鉴“他者”的优秀成果，又能够检视“自我”的文化境况。在节目策划和创作阶段，引进荷兰的《The Voice of Holland》、韩国的《I am a Singer》等“他者”综艺理念，既有益借鉴了“他者”优秀的创作理念，也能通过“他者”视角来检视当代电视娱乐文化生存。“他者”的创作理念进入本土文化，实质上是作为叙事语境的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开始激荡与杂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他者”文化植入本土领域，通过文化浸染的手段扩大“他者”影响力，企图实现精神殖民，但“他者”对本土文化的“陌生化”也使“他者”陷入心理困顿；本土文化在受到“他者”文化影响时，对“他者”的模拟既是一种学习借鉴也存在着内在抵抗，这种抵抗来源于他者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斥性，尤其是“他者”追寻的消费娱乐和本土的审美愉悦构成的隐性冲突。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人的存在先于他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他自由选择的结果。人的本质并不是先天性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习得和人际交往中所形成。人们在选择和行动中，塑造自我人生。但这个行塑过程往往嵌入“他者”的想象。在音乐真人秀铺陈的杂糅空间中，选手、学员、歌王、唱将等竞技者并非音乐天才或天生就想成为音乐达人，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基于“他者”赋予的音乐才华动机而参与竞演。竞演实质是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一种相互体认。

在草根音乐真人秀节目中，选手期望得到导师的认可，从而获得晋级机会。作为“他者”的导师的评价成为检阅选手歌唱水平的重要标准。草根学员成名想象的心理驱动隐喻着草根文化期待走入“他者”的领地，成为精英文化的一部分。当然，在选手/学员诠释音乐过程中，观众和媒体评审所代表的大众文化对于选手的去留意义非凡，观众的鼓掌与狂欢以及媒体评审的投票间接或直接地影响着最后结果。作为“他者”的大众文化寄托了草根文化的脉脉深情。文化杂糅存在着对话性，对话意味着相互映射。草根文化在“他者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同时，也在被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他者化”。导师、观众、媒体评审在音乐真人秀节目搭建的“第三空间”中，把学员想象为“他者”。对选手演唱水平的期待与评价也在印证着“他者”是否符合“自我”的审美取向，以“他者”水准印证和审视“自我”有关音乐、艺术、表演等方面的判断。

同样，在明星音乐真人秀节目中也体现着“自我”与“他者”内在互动的心理机制。但与草根参加音乐真人秀节目的动因有所不同，明星参加竞演一方面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另一方面为的是强化其身份意义。正是由于第二种原因，明星通过多角度展示自己，期待作为“他者”的大众文化、草根文化再次感受精英的魅力，强化明星效果的持久性。

在主体建构自我的过程中，“他者”的“凝视”（gaze）是一个重要因素。人不仅通过视觉感官凝视周遭的一切，将可视化的环境纳入认知范畴，同时也会意识到自我正在被他人所凝视与监察，正如乔纳森·施罗德所言：“与看相比，凝视意味更多—它表示一种心理上的权利关系。” 凝视也因此成为衡量自我与反思关系的重要心理因素。按照二元结构论的观点，“凝视”存在一种支配和被支配、控制和被控制的二元论的一种关系。而在霍米·巴巴所叙述的“第三空间”中，“凝视”是关系多元化的混杂状态。《天籁之战》、《梦想的声音》等节目就是一个含混的叙事文本和交杂的文化场域，其“凝视”的关系网络盘根错节地扭和在一起。

一方面，歌唱主体相互“凝视”。将要同台飙歌的明星和素人之间相互“凝视”，素人对明星的凝视以及“他者化”呈现不再局限于崇拜之情，还融入了试图颠覆精英话语的勇气和决心。明星在“他者化”素人的过程中，也不再仅仅强化对其明星效果的认知，而且坚定决战信心。在选择过程中，素人通过声音来选择是否挑战该明星，然后进入明星选择素人环节。这个过程中，他者对自我的“凝视”，既相互区隔又相互融合。

明星通过面对面对素人进行“凝视”，想象“他者”的演唱水平，既会感到某种威胁，又会产生对“他者”进行收编、控制的冲动。所以明星一般都选择相对较弱或可以轻松战胜的对手，这个过程既区分了草根文化和精英文化，又把草根文化和精英文化进行了融合。因为草根文化的音乐水平能够与精英文化进行对抗，他们已具备了精英话语的某种潜在特质。

另一方面，演唱主体与观众的相互凝视。无论是演唱之中，还是节目之后，观众与素人、明星之间的相互“凝视”都始终存在，这种“凝视”通过文化转译的形式得以实现。霍米·巴巴认为：“转译是文化交流的表演性的本质，转译的符号不断地标明在文化自主性及其表演性的实践之间的时空差异。”转译把处于不同空间维度的文化进行巧妙地连接，并生发出一个新的文化空间。“天籁”并没有设立专业评委，把决定竞演者去留的权利交给观众。观众通过投票的方式对草根文化和精英文化进行转译，票数高者意味着胜出，也意味着在这场对决中，其所代表的文化形态占据着上风。但文化转译并不意味着文化之间有高低之分，更多地体现的是异质文化通过相互对话、商讨和交谈实现沟通和转换的过程，从而使文化权利在双方的杂糅中达到一种均衡的发展。

作者 | 张卓，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武汉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赵红勋，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题 | 《文化杂糅与他者想象：我国音乐真人秀节目的文化轨迹及其心理归因》

字数原因，有删节调整

来源 | 《新闻界》2018年第03期

统筹 | 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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