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媚人带着礼物向晋国求和，晋军统帅郤克不同意，由于齐顷公的母亲当年曾笑话过郤克，于是郤克说：“必需用同叔的女儿来做人质，并将齐国封地内的耕地的田陇全部改成东西走向。”

宾媚人回答说：“同叔的女儿不是别的人，是我国君王齐顷公的母亲啊！如果从相等的地位来类比，那就也就是晋景公的母亲。你们此番前来是传达周定王的命令给诸侯，却又说必需将别人的母亲作为人质来表示信用，这是周王本来的命令吗？这简直就是不孝的命令啊。《诗经》上说：‘孝子的孝心不会穷尽，它永远赐福给你等。’如果用不孝的王令号令诸侯，那不完全是成了不道德的一类啦吗？先朝的君王们在划分治理天下时，是按照各地土地的地貌来安排它们的功用的，所以《诗经》中说：‘我的疆土我料理，或南北或东西走向那田地。’现今你们划分治理诸侯，却说全部要改成东西走向，只考虑你们兵车的便利，不顾土地的适宜，这不完全否定先朝君王的命令了吗？和先王相背，就是不义，那你凭什么做盟主啊？你们这个要求实在是错的啊！四个先王(禹、汤、文、武)之所以为王，是树立道德榜样成就共同的愿望啊；五位诸侯霸主之所以为霸主，是辛勤帮扶各诸侯来执行周王的命令；现今你们联合诸侯，是来实现你们没边的欲望。《诗经》上说：‘施政美好，百福聚集。’你们的要求实在不美好，以此抛弃了百福，对其他诸侯有什么害处啊？如果你们不答应我们的求和，那么，我国君主派我来还另有交代：让我们收拾残兵，出来背对城池和你们一战。我们就是胜利了，也还是听从你们的指挥；更何况不胜的话，哪敢不唯命是听啊？”

郤克觉得宾媚人讲得有理，便接受了齐国的求和，当年农历7月，晋、齐两国在爰娄(袁娄，今山东淄博临淄)媾和，齐国代表就是国佐宾媚人，签约屈从于晋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齐国佐不辱命”之典故的来源。

周简王姬夷十一年(公元前575年)农历3月，宾媚人代表齐国在戚地(今河南濮阳)与鲁成公姬黑肱、晋厉公姬寿曼(姬州蒲)、卫定公姬藏、郑成公姬睔、曹成公姬负刍、宋平公子成、邾定公曹貜且等会盟，当时晋厉公还当场抓了曹成公归于京师。周简王十二年(公元前574年)的农历8月，宾媚人率齐军与鲁军、楚军、晋军、邾军联合，一起讨伐背盟的郑国。之后，宾媚人回国作乱，实际上是齐灵公姜环属下国相晏弱嫌国佐权重，试图压制其势，后与宾媚人订盟，平息了内乱。

到了周简王十三年(齐灵公九年，公元前573年)，由名相晏弱献计，齐灵公在内宫假意召宾媚人商量国事，宾媚人一无戒心入朝，随即被齐灵公手下武士华免用戈杀死。

在春秋历史上，齐国晏弱、晏婴父子二人皆以计谋诛杀国之强臣而著名：晏弱以“诓谋之计”杀了上卿国佐宾媚人，晏婴以“二桃三士之计”杀了三位骁勇大将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强臣除尽，看似君主一时无忧，却令“世之才干之人，不复往齐”，结果使得齐国迅速羸弱，一蹶不振，不复为强，终以软弱态势退出诸侯角逐的春秋政治舞台。

一千五百三十四年后的宋朝，出现了与春秋时期的齐国惊人相似的政治格局，宋太祖赵匡胤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宰相赵普建议宋太祖以“杯酒释兵权”之计将众武将解权，形成了整个两宋时期“文人治军”的军事制度，致使两宋王朝军事积弱，最终被灭于社会制度落后的游牧民族。

在宾媚人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职“国佐”为姓氏者，省文简化为单姓国氏、佐氏，佐氏后简为左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郑穆公之孙公孙侨的后裔，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史籍《元和姓纂》记载，春秋时期，郑国君主郑桓公姬友第三子叫公子发，字子国。公子发的儿子叫公孙侨，字子产，亦字志始、子美，号奉谕。他曾在郑国为执政上卿三十多年，食邑在密邑(今山东潍坊高密)，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

公孙侨在郑简公姬嘉执政时期，率军平定了司氏、堵氏等家族攻杀子驷之乱，后为执政上卿。公孙侨积极实行改革，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发展农业生产；而且他还规定了不毁乡校，以听取国人意见等措施。这些改革给郑国带来了崭新的政局。

公孙侨是一个刚从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的封建贵族，为了保持贵族的某些特权，他不但不公开反对周礼，反而赞美它，甚至认为“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但是，在公孙侨正式执政后，却推行了一系列违反周礼而有利于封建化的改革，在个别问题甚至带有比较激进的法家色彩。因此，他的法律思想具有折衷于礼、法之间的特征。

公孙侨在中国历史上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主要是具体法律条文的明确化。

周景王姬贵九年(郑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年)，公孙侨“铸刑书”，把自己所制定的刑书铸在鼎器上，开创了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否定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在统治人民的政策上，他明确提出了“以宽服民、以猛服民”的行政主张，第一个提出“宽、猛”相济的策略。“宽”即强调道德教化和怀柔；“猛”即严刑峻法和暴力镇压。后来的儒家主要继承和发展了“以宽服民”，而法家主要继承和发展了“以猛服民”。

孔子曾称公孙侨为“古之遗爱”，是对子产为政成功的雅评。

公孙侨配姜氏夫人，生二子：长子恩子、次子惠子。从其二子开始以先祖之字为姓氏，称国氏。后公孙侨的次子国惠子赴齐国，与高昭子奉周平王姬宜臼之命监国，在齐釐公(齐僖公)姜禄甫执政时期(公元前730～前698年)同为上卿。

国惠子之子国懿仲、高昭子之子高虎，二人继辅齐桓公姜小白，使其成就春秋霸业。其后世为齐国上卿，共执国政，与管仲同相赞襄。其后裔国归父、国佐、国夏、国书衣等等俱相齐国。

到了到了春秋晚期，齐国中以妫姓田氏家族为首的新兴势力开始以暴力手段对旧势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于是出现了数次大规模的激烈斗争。在春秋末期的周敬王姬丐三十年(公元前490年)，齐景公姜杵臼逝世，国氏、高氏立齐景公之子公子荼为国君。第二年(齐晏孺子荼元年，公元前489年)，田桓子之子田乞带兵冲入王宫，国书奉命领兵战死于艾陵(今山东莱芜)。田乞击败了国氏、高氏、弦氏、晏氏四大家族的联军，基本上掌握了齐国大政。

国书之子国继贤、侄耳国继先二人在此事件之后，领残余的国氏家族返还故地密邑居住。周元王姬仁怜其世代辅佐齐国，历有高功，在大周元王二年(公元前476年)加封国继贤为汶水忠齐都大王，谥号子祯大夫，加封节义晏夫人，拨良田五百亩自食终养。

公孙侨的后裔子孙世代称国氏相传至今，是为河南国氏，史称国氏正宗。

按：近有人指认国氏源出姜姓，包括一些古籍中也有如此记载。理由是国氏为齐国世家豪族，而西周至春秋晚期以前齐国为姜姓国。

这种推论方法恐怕有错误，值得商榷。

实际上，该支国氏源出姬姓。周武王姬发灭商建周后，封同母之弟姬叔明采食于郑地，建郑国，称郑明公。后来，周宣王姬静谕诏族弟郑桓公姬友的第三子公子发(字子国)之子公孙侨以国为氏，食于密邑，称国公，厥名国侨。

而齐国的国氏，就是公孙侨之子国惠子奉命赴齐国担任上大夫的。因此，不能因为国氏在齐国为望族，就认为其是出自姜姓。

第三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西周时期官吏国史，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国史，是西周时期设置的官位，专职掌管记载国史，分为五级，即：大史、小史、外史、御史、遣史，各有司职。

大史，专门负责记载周王朝的国之大事，包括军王更迭、王族诸侯分封、官吏任免、疆界划分、战争过程、国典祭祀、天文地理等等。

小史，专门负责记录王朝内外诸多行政、教化、商贾、农耕、生产等庶务，兵负责管理典籍。

外史，主要是外交上的大小事务等。

御史，主要记载各代君王的生活起居、行事言论、为政处置等，后演变为谏官。

遣史，主要是由周王室指派在各诸侯国中的典史，也就是各诸侯国的国史。

在典籍《诗经·序》中记载：“国史明乎，得失之职。国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是也。”在史籍《春秋·序》中也记载：“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之。”

在这些大史、小史、外史、御史、遣史的后裔子孙中，皆有以先祖之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国氏、史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四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战国时期官吏国尉，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国尉，是战国时期秦国、赵国设置的武将官位，是统领一千步兵的将领，职位低于将军，相当于今天军制中的团级军官，处级干部。

在史籍《商君书·境内篇》中记载：“国尉，短兵千人；将，短兵四千人。”该官职在秦、汉之际发展为“太尉”，到汉武帝刘彻执政时期，干脆晋扩其为大司马，成为国家最高军事长官、三公之一。

在国尉、太尉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之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国氏、尉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五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战国时期官吏国大夫，属于以官爵称号为氏。

国大夫，是战国时期魏国设置的官爵，实际上非指具体官职，而是封赏有功之臣的一种爵位，为高爵。

在典籍《韩非子·内储说》中记载：“明日攻亭，能有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这种爵位一直沿用至汉朝初期，如在《汉书·樊哙传》中就记载：“赐爵国大夫。”

在国大夫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之官爵称号为姓氏者，称国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六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晋朝时期官吏国公，属于以官爵称号为氏。

国公，是晋朝时期设置的一种官爵。晋朝时期，设置了五等爵位，即国公、郡公、县公、乡公、亭公，国公位位列第一的爵位，地位在郡公之上，郡王之下。该爵位一直沿用至清朝时期。

在历朝历代的国公们之后裔子孙中，多有以先祖之官爵称号为姓氏者，称国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七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晋朝时期官吏国子祭酒，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国子祭酒，是晋朝时期设置的一种官位，分为两种级别：一种是培养王族公卿的子弟的机构，称国学；一种是培养大臣们的子弟的机构，称太学。两种机构皆归属于国子寺统辖，其最高司职长官就称作“国子寺祭酒”，简称国子祭酒、祭酒。

在国子祭酒的属下，有国子司业、国子直讲、国子监丞，国子丞史等一系列官吏。到了隋、唐时期，将国子寺更改为“国子监”，此后历朝历代皆沿袭设置。

在国子祭酒、国子司业、国子直讲、国子监丞，国子丞史等的后裔子孙中，多有以先祖之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国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八个渊源：源于靺鞨族，出自唐朝时期朝鲜半岛百济国大臣国氏家族，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高丽王朝学者金富轼在宋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所撰著的朝鲜史籍《三国史记》中记载，西汉元帝刘奭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古邑娄族(原肃慎族)的一个分支扶余族(濊貊族)酋王尉仇台属下的族人朱蒙，因受族人迫害，仓皇离开妻子礼氏和儿子高类利，逃离扶余国(今吉林扶余)到达卒本扶余一带(今辽宁浑江)，后与当地桂娄部首领延陀勃之女召西奴结婚，并以桂娄部为核心创立了高句丽国，成为高句丽国的开国君主东明圣王。

当朱蒙在扶余国的儿子高类利后来到达高句丽国后，朱蒙大喜，立其为王储，就是日后的琉璃王。朱蒙与召西奴所生的两个儿子沸流和温祚意识到将来琉璃王继位后，他们在高句丽国将无法立足。因此两兄弟决定离开高句丽国并与一批追随者一起向东南迁徙。

到西汉成帝刘骜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朱蒙的儿子温祚王带领一批高句丽国人南下到汉江盆地建立起百济国。温祚在慰礼城(今韩国牙山)建城，并立国号为“十济”。但其兄长沸流认为临海而居更好，于是到弥邹忽建城(今韩国仁川广域)。由于弥邹忽的盐水和沼泽使大多数人难以忍受，而慰礼城的百姓却繁荣地生活，大家都想去慰礼城，于是沸流前往慰礼城，并要弟弟温祚将十济国王位让给自己。温祚不同意，沸流便对温祚开战，但很快就败给了温祚。沸流羞愧自杀，弥邹忽的百姓迁到慰礼城，温祚接纳了他们，并由此改国号为“百济”，并封以八个亲信氏族为世袭国姓大臣，分别为：国氏、沙氏、刕氏、燕氏、解氏、真氏(贞氏)、木氏、福氏(一说苗氏)。

居于慰礼城的百济国由于当时被马韩部落所包围，所以经常受到马韩民族的侵扰。因此，百济国不断在汉江两岸迁移都城，至今，韩国首都首尔在汉江两岸仍然留有北汉山城及梦村土城的遗址。当时，他们称呼今日的首尔两岸为“河北”及“河南”。直到今日，京畿道仍然留有“河南“这个名称。

王莽新朝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前后，逐渐强大起来的百济国并吞了马韩。到了曹魏明帝曹睿青龙二年～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七年(公元234～286年)百济国古尔王统治时期，百济国巩固了国家的制度。

曹魏齐王曹芳正始十年(公元249年)，百济国向东扩展到洛东江流域与伽倻相邻，到东晋成帝司马衍太和二年(公元367年)，百济国第一次向倭奴国派出外交使团。

东晋穆帝司马聃永和二年～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宁康三年(公元346～375年)近肖古王统治时期，百济国通过与高句丽国的战争向北扩展了疆土，同时向南消灭了残存的马韩部落。近肖古王时期，百济国到达其鼎盛时期，其疆土涵括了除平安北道和平安南道的今西北韩地区。

在东晋太和六年(公元371年)，百济国曾于平壤地区打败了高句丽国，并杀死了高句丽国故国原太王。这个时期，百济国积极地吸取先进的中国文化和技术。东晋太元九年(公元384年)，佛教成为百济国的国教。与此同时，百济国也发展成为海上强国，并与倭奴国发展了良好的关系，中国的汉字、佛教、制陶技术和其它文化在这一时期从百济国传入倭奴国。

公元五世纪，高句丽国开始南扩。在高句丽国的军事威胁下，百济国开始丧失北方土地。南朝宋后废帝刘昱元徽三年(公元475年)，高句丽国攻下今首尔。在南朝宋元徽三年～南朝梁武帝萧衍大同四年(公元475～538年)，百济国被迫迁都于熊津(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熊津位于山区，因此可以有效防卫北部来自高句丽国的袭击。不过这也切断了百济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由于熊津离新罗国更近些，因此高句丽国的威胁使得百济国与新罗国建立起了军事上的联盟。

南朝梁大同四年(公元538年)，百济国圣王移都泗沘(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并重新巩固了皇权，并从那时起改国号为南扶余。随着佛教在百济国的发展，百济国文化在泗沘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由于北部高句丽国和东边新罗国的威胁，百济国圣王开始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由于新国都位于锦江沿岸，这位百济国与中国的交流也提供了方便。公元六～七世纪，百济国与中国的贸易和外交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公元七世纪，随着新罗国的影响在朝鲜半岛南部和中部的增长，百济国开始衰落。唐高宗李治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因高丽国联合百济国、靺鞨国联军入侵新罗国，新罗国王金春秋遣使向唐高宗求救。

唐高宗派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兵出击高句丽国；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程名振攻克高句丽国赤烽镇(今辽宁海城)，斩首三千级；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唐朝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在横山(今辽宁辽阳华表山)大败高句丽军，之后在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农历7月，苏定方率大军从成山(今山东荣城)由海路出发进军百济国，船帆千里，随流东下。新罗武烈王则率军五万与唐军会师，唐新联军随即发动了对百济国的攻击，很快即包围了泗沘城，义慈王率残部败退至熊津城，后无力再战，遂投降，一批百济国贵族则纷纷逃往倭奴国。

唐王朝拆分了百济国故地，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郞将刘仁愿以兵一万留鎭泗沘城，苏定方则将义慈王、太子扶余孝、王子扶余隆，以及大臣、将领九十三人、百姓一万两千余人等皆掳至唐朝陪都洛阳，后义慈王病死在洛阳，赐谥号为“绍”，葬于北邙山。

百济国被灭后，百济国的遗贵们曾试图复辟重建百济国。原百济国王族家将鬼室福信拥立王子扶余丰为王，并向倭奴国求助。扶余丰携五千军队从倭奴国潜回故百济国。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百济倭奴联军与唐朝新罗联军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口)一带海面开战，史称“白江口之战”。经过四次交战，倭奴海军惨败。扶余丰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军失利后乘乱军之际逃亡高句丽，驻守在白江河口上游周留城的百济王子扶余忠、扶余胜忠等率守军投降。百济国彻底灭亡。

在苏定方解押回国的义慈王等一批文臣武将，后留居中原，逐渐成为汉族，其中即有国氏，世代相传至今，是为河洛国氏。

第九个渊源：出自宋朝时期红袄军将领国用安，属于以帝王赐名改姓为氏。

国用安，公元？～1235年待考，本名咬儿，无姓，淄州人(今山东淄博淄川镇)。

宋、金时期的公元十三世纪初，金国辖地在南宋、蒙古的打击下日削，女真贵族和各族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也日益严重，因此激起中国北方山东、河北地区农民纷起反抗。当时较大的起义军，在山东益都有杨安儿，在山东潍坊有李全，在沂蒙山区有刘二祖，在河北则有周元儿等等。由于起义军皆身穿红袄为标记，因此史称红袄军。

咬儿加入了李全领导的潍州红袄军，取名安用，后随李全归降南宋王朝。宋理宗赵昀绍定绍定元年(大蒙古国也客那颜汗孛尔只斤·拖雷监国元年，金哀宗完颜·守绪正大五年，公元1228年)李全逝世，安用尊奉李全之妻杨妙真为主，率部下一同降靠蒙古，被也客那颜汗授为都元帅，行山东路尚书省事。

宋绍定五年(大蒙古国木亦坚汗窝阔台四年，金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安用杀了蒙古阿术鲁部将领张进、杨妙真部海州元帅田福，之后降归金国，金哀宗完颜·守绪还特封其为兖王，赐号“英烈戡难保节忠臣”，并赐女真姓完颜氏，附属籍，改名“国用安”，开府仪同三司、平章政事、兼都元帅、京东山东等路行尚书省事，同时还赐金镀银印、驼纽金印、金虎符、世袭千户宣命、敕样、牌样、御画体宣、空头河朔山东赦文，便宜从事等等。

然而，金国不给这位完颜·国用安所部任何军粮，完颜·国用安遂向南宋王朝乞求粮食，宋理宗许之，他即改从宋朝衣冠，并私下与南宋王朝往来。然而很快粮食告罄，由于乏食，军民多逃离而去，完颜·国用安乃命萧均以严刑禁亡者，血流满道。后蒙古东平万户乌延·查剌率蒙古大军至涟水(今江苏淮阴涟水)，完颜·国用安又投靠了乌延·查剌。后乌延·查剌率军渡过涟水，直趋金哀宗率残余势力据守的蔡州(今河南汝南)，完颜·国用安又以诡计回到涟水，复叛归于宋朝，被宋理宗任命为浙东总管、忠州团练使，隶淮阃，其后去“完颜”姓氏，单称“国用安”。

到了宋端平二年(窝阔台七年，公元1235年)农历1月，蒙古与南宋撕破脸皮，乌延·查剌率蒙古军包围了沛郡(今江苏沛县、徐州一带)的宋军，国用安率部下前往救之，结果大败退走徐州。乌延·查剌移兵再攻徐州，城破，国用安投水自尽。

乌延·查剌怒气未消，下令将国用安的尸体捞起，剥了其脸皮系在马尾上。在蒙古军中的原来被国用安所杀杨妙真部海州元帅田福之族人，将其肉分食而尽。

在国用安的后裔子孙及其族人中，多以先祖名字为姓氏，称国氏，世代相传至今，是为苏北国氏。

第十个渊源：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⑴.满族郭啰氏，亦称国罗氏、古论氏，满语为Gulo Hala，汉义“国、部落”，世居长白山沾河(今吉林双阳河流域)、哈达(今辽宁西丰小清河流域)等地，曾在明朝初期一度冠汉姓为李氏，后多改冠汉姓为国氏。

⑵.满族郭啰啰氏，亦称郭尔罗氏、郭络罗氏、郭博罗氏，以地为氏，满语为Gorolo Hala，汉义“钩”、“躬身”或“放纵”，世居讷殷(今吉林抚松松花江上游流域)、沾河(今吉林双阳河流域)、马察(今吉林浑江西南)等地，后有锡伯族引为姓氏者。清朝中叶以后，所冠汉姓为国氏、郭氏、高氏、杨氏、达氏、常氏等，人丁兴旺，族群庞大。

第十一个渊源：源于国家，出自社会孤、散、残、弃儿童，属于因故冠姓为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积极收救社会上的孤、散、残、弃儿童，由各地民政福利院予以抚养、教育，并一致以“国”、“党”命其姓氏，其意是让这些孩子长大后，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的真切关怀。

一直到2006年春节前，全国已经约有九万余孤、散、残、弃儿童分别冠以国氏、党氏，长大成人后分布在全国各地。这种姓氏，本书实在难以将其归属为何种血缘姓源，只能说源出国家民政之策，出自政府之爱，因故冠姓为氏。

得姓始祖

宾媚人、子国(公子发)、子产(公孙侨)、国用安(咬儿、安用、完颜·国用安)、中国。

迁徙分布

国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其中因官为氏者远比血缘世系者为多，但人口总数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省均未列入百家姓前三百位，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为第三百五十四位门阀。

今河北省的保定市、玉田县、深泽县、邯郸市馆陶县，吉林省的松原县、白城县，陕西省的华阴市，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双城市、绥棱县，浙江省的宁波市，山东省的潍坊市诸城县、泰安市、聊城市、莱州县、淄博市、沂水县、嘉祥县、济宁市、济南市长清县，辽宁省的大连市，贵州省的贵阳市，北京市延庆县，天津市，河南省的郑州市、汝南县，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均有国氏族人分布。

郡望

下邳郡：秦朝时期在今江苏睢宁西北一带设下邳县。东汉朝永平十五年(壬申，公元72年)将临淮郡改为下邳国，南北朝宋国时期改为下邳郡，治所在下邳(今江苏睢宁)，其时辖地在今北至江苏省新沂县、邳县，南至安徽省嘉山县，东至江苏省涟水县、淮安市和清江市一带。东晋时期辖地在今江苏省睢宁市、邳州市一带地区。大金国移睢宁到西北古邳镇。明朝时期废黜。

堂号

下邳堂：以望立堂。

恭俭堂：三国时期魏国有国渊，自幼随大儒郑玄读书，郑玄夸他是"国器"(意思是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武帝时辟为司空掾，累迁太仆。恭俭自守，不骄不奢。国氏因以“恭俭”为堂号。

历史名人

国侨：(公元前？～前522年)，复姓公孙，名侨，字子产；郑州新郑人(今河南新郑)。著名春秋时期郑国大夫、政治家。

公元前554年任郑国卿后，实行一系列政治改革，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向土地私有者征收军赋；铸刑书于鼎，为我国最早的成文法律。他主张保留“乡校”、听取“国人”意见，善于因才任使，采用“宽孟相济”的治国方略，将郑国治理得秩序井然。

国侨是郑穆公之孙。青年时即表现出远见卓识。郑简公元年(公元前565年)，其父公子发率军攻蔡，大胜，郑人皆喜。国侨却指出这将导致楚国来攻和晋国反击，而使夹在中间的郑国饱受战祸。

两年后，公子发在贵族内讧导致的政变中被杀，郑简公亦被劫持到北宫。国侨沉着机智，布署周密后始率家兵攻打北宫，遂在国人支援下平息了变乱。新任执政公子嘉制订盟书，强调维护个人特权，引起贵族大臣反对。公子嘉打算强制推行，国侨又力劝他焚毁盟书，平息众怒，以稳定政局。

郑简公十二年，公子嘉终因专权被杀，国侨得立为卿，任少正。在同霸主晋国的一系列交涉中，他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尽量维护郑国的权益。郑简公十八年，他随执政公孙舍之攻打陈国，也能注意军纪，遵守传统礼制。事后在向晋国献捷时，又有理有据地驳回了晋人的责难，迫使其承认郑国的战绩。为此郑简公给予国侨以重赏，他却只接受了与其地位相称的部分。次年，楚康王为慰抚许国率军伐郑，国侨主张坚守不战，让楚军获取小利后满意而归，以换取较长期的和平。郑人照此办理，果然促成了“弭兵之盟”。

简公二十三年，郑国大臣内讧，执政伯有被杀。国侨严守中立，以其卓越的才能受到多数人的尊重，遂在显贵首领罕虎的支持下，出任执政。

国侨治国特别注意策略，他一方面照顾大贵族的利益，团结依靠多数；一方面对个别贪暴过度的贵族断然给以惩处，以维护政府威信。他不毁乡校，允许国人议论政事，并愿从中吸取有益建议。而对自认为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却不顾舆论反对，强制推行。

对于晋、楚两霸，国侨既遵照传统礼制谨慎奉事，不给对方寻衅的借口，又在有条件时大胆抗争，驳斥其无理苛求。他宣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反对迷信鬼神星象，却又承认贵族横死能为厉鬼，而要将其子孙立为大夫加以安抚。他被孔子称为仁人、惠人，是守旧的士大夫景仰的人物，却又“铸刑书”，公布成文法典，执行严格统制人民的“猛政”，创立加重剥削的“田洫”、“丘赋”等新制以“救世”。这说明子产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他虽然力图维护传统的旧制，却不能不适应形势的变化而从事必要的改革。

国侨曾指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尽济”。就是说，治国必须照顾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一意孤行则不能成功。他又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即遇事应胸有成竹，执行中要坚持既定规划而不轻易越轨。

国侨还注意搜罗人才，用其所长，并能广泛听取建议，择善而从。国侨执政之初，改革措施也曾遭到广泛斥责，但他不为所动，坚决推行。其后改革成效显著，人们又普遍歌颂他的政绩，甚至担心后继乏人。

孔子曾称赞国侨是“古之遗爱也”。

国渊：(生卒年待考)，魏国人，后汉经学大师郑玄的学生。著名三国时期曹魏国大臣。

东汉末年，由于连年战乱，大批农民脱离土地，流落四方，大量土地荒芜，无人耕种，粮食极端匮乏。

曹操根据谋士们的建议实行屯田制度。屯田，有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是由驻军一面戍守，一面种地；民屯则是由政府招募流亡农民，把他们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垦荒种地。屯田农民直属国家，可以不服徭役。他们要把收获物的一半或一半以上交给政府(即用官牛耕种的，收获物官六民四；用私牛的，官民对分)。

国渊忠于职守，勤政爱民，认真贯彻执行屯田制度，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好的恢复。官升太仆。

国渊在任职魏郡太守期间，有一个人写匿名信诽谤朝政，曹操听了十分恼火，命令国渊查办。

匿名信里有多处引用后汉书张衡《二京赋》中的语句。国渊请求曹操准许他留下匿名信原件，但却秘而不宣。一天，他对功曹说：“魏郡是个大郡，而且是京城所在地，但学识广博的人却很少，可选派聪明颖懵的年轻人外出受业。”于是，功曹选出三个年轻人。在去受业之前，国渊接见了他们，并对他们说：“你们要努力学习未知的东西。《二京赋》是一部囊括一切知识的书，一向为世人所忽略，能讲授这部书的人很少。要找到这样的人，向他学习。”接着又把自己的意图秘密告诉了他们。

十天之后，经多方查询，找到了一个能够讲授《二京赋》的人。三个年轻人便前往学习。护送他们的官员顺便请此人代写了一封书信。国渊拿这封信与匿名信比较，笔迹完全相同。于是将他逮捕，经过审讯，搞清了全部案情。

侦破这起案件，就是要查出写匿名信者，即作案人。匿名信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多处引用了张衡名作中的语句。这既是侦查此案的关键，也是十分有价值的线索。国渊的思维活动可总结如下：

《二京赋》是一部囊括一切知识的书，很少有人能讲授这部书，而匿名信又多处引用该书的语句，也就是说：“只有具有较渊博知识的人，才能写出这封匿名信。”这样，就大大缩小侦查的范围；如果某知识渊博的人的笔迹与匿名信的笔迹完全一致，那么匿名信就是该人所写。这是一个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现在将能够讲授《二京赋》人的“信”与“匿名信”进行对比，笔迹完全一致。可见，两封信出自一人手笔。写匿名信的(作案者)就是此人。

国柱：(生卒年待考)，满族，郭络罗氏；满洲镶黄旗人。著名清朝楚雄镇总兵。清雍正年间袭一等子爵。清乾隆年间出任前锋侍卫，因功升马兰镇总兵。后从征缅甸，调任楚雄镇总兵。

国姓近现代名人

国林之：(1915～)，河北武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教员、股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主任教员、宣传科副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冀东第十五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兴隆县委书记，中共冀东第十七地委秘书长，华北军区第三纵队独立第一旅政治部主任，第八纵队第二十三旅政治部主任，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五军第一九四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五军第一九四师政治委员，西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干部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河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国敏元：(1944～)，女；北京人。著名中医专家、营养减肥专家。

国林跃：原中国体操队队员，1990年10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亚运会体操比赛，获三项冠军和一项第２名。

国永振：演员，在2007年 《大国医》中饰演吕二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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