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带着顾城夫妇逃进更衣室，进门关灯后，做贼一般躲在桌子下，听着门外的脚步来来往往。

有粉丝推开门就问：“顾城北岛他们呢？”北岛灵机一动，手朝后门一指：“从那边溜了。”

于是人潮又往后门涌去。

几天后的颁奖典礼上，获了奖的诗人叶文福脸上又是口红印又是口水印，还被热情的观众抬起来往空中抛。顾城也被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讨厌被抛到天上的他干脆躺在地上高呼：“反对个人崇拜！”

会后清点，会场6个大门被挤坏5个，椅子被踩坏几十把。

那是中国诗歌最好的年代。哪怕处在巅峰的朦胧诗派，也被许多雄心勃勃的新一辈诗人“挑战”。

北岛刚被粉丝围追堵截，隔天又被一群年轻的四川诗人叫板：“下来吧，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986年星星诗歌节上的北岛（左一）和顾城（右一）

也是在那届诗歌节上，四川诗歌凭借新生力量“巴蜀五君子”刷了一次存在感。这五人分别是柏桦、张枣、欧阳江河、翟永明和钟鸣，都是当时活跃在四川的年轻先锋诗人。

其中，翟永明是唯一的女性，她后来更知名的身份，是成都“文青根据地”白夜酒吧的老板。而年纪最小的张枣，前一年刚因一首《镜中》走红全国。

完成这首诗后不久的一个秋夜，重庆歌乐山下，22岁的张枣轻拍着一株幼树的叶子，对同是“巴蜀五君子”的死党柏桦说：“看，这一刻已经死了，我再拍，已是另一个时间。”

他对诗歌和死亡都有着早熟的敏感。

1978年，16岁不到的张枣考入湖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

张氏在湖南算是书香门第，张枣外婆就特别喜欢白居易。家族里许多人也都爱谈诗，亲戚间见面的开场白常常是：你可不可以给我讲一首你喜欢的李白的诗？

张父曾学习俄语，也写诗，是张枣生命中碰到的“第一位诗人”，很早时父子俩就切磋诗艺。

父亲说：“无韵的诗是一句死诗。”张枣针锋相对：“一句诗押韵才是死诗，没有生命了。”

因为这种家学，张枣在大学时就把自己看做一个诗人，也把写诗当成极具使命感的一件事。

▲年轻时的张枣

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湖南，并不是中国诗歌的主场。后来成为作家的韩少功、何立伟、徐晓鹤等人，当时也常跟张枣见面，但他们主攻的都是小说。

当时中国诗歌的热土在四川，全国的青年诗人们在蜀地打得火热。各种交流、恩怨、八卦，组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的江湖。

相比之下，在湖南已小有名气的张枣很是寂寞。他一直追问：“先锋诗这些年为何一直与湖南绝缘？”

追问中，张枣入川（重庆），他在1983年考上了四川外语学院英文系研究生。 同一年，诗人柏桦也从外地回到了四川老家。

柏桦年长张枣6岁，那时刚毕业于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在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工作。但他对情报技术完全不感兴趣，最爱的是波德莱尔、卞之琳和北岛。

▲年轻时的柏桦

他从高中就开始写古诗，写了上百首，大学时知道翻译法国诗歌的民国大学者梁宗岱在本校任教后，直接找到其住处敲门，要求和老先生聊文学。

一进门他就向老先生介绍：我是英语系三年级学生，喜欢写诗，前不久才读到卞之琳翻译的瓦雷里的诗……

没想到梁宗岱接过话头：卞之琳是我的学生，我觉得他译得不好。

柏桦一愣，马上转移话题：我还爱波德莱尔的诗……

从广外毕业时，柏桦已写出了较成熟的作品《表达》。当时他本可以去北京发展，但朋友说，四川有一个诗人圈子，很是热闹。最终他选择回四川“搞文学”。

1983年10月，通过好友介绍，张枣在宿舍见到了刚从情报研究所辞职的柏桦。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初次见面，按江湖规矩，张枣激动地从自己的枕头下抽出几页皱巴巴的新作，打算朗诵一首，算是给柏桦的“见面礼”。

念着念着，他发现还缺几页，于是又回头把凌乱的枕头和被窝翻了个遍，但仍没有找到。场面有点尴尬，他只能草草结束朗诵。

柏桦听完后，礼貌地赞美了几句，又小坐了一会儿就匆匆告辞，并没有像江湖惯例那样留下来好好聊诗。已准备好对谈一宿的张枣暗自懊恼，怀疑是自己的“见面礼”太过随意所致。

张枣没想到的是，柏桦其实完全被他震住：“世界上居然有一个人写得同我一样好或比我好……我还完全无法接受并反应过来。”

“得迅速离开，今后不见他就行了。”王不见王，是柏桦的本能反应。

可过了几个月，柏桦又改变了主意，给张枣去了一封信，希望见面。张枣很快回信：“一直在等待着召唤。”

两位诗人再度见面后，终于摆脱拘束。他们谈张枣的初恋女孩，谈岳麓山，谈意象派，谈弗洛伊德死本能，谈力比多……谈到半夜，柏桦打开窗户，任由晚风吹进烟雾缭绕的房间。窗外，是满天星光。

说到兴起处，张枣要来一张纸和一支笔，柏桦以为他要写诗。不想他先写下“诗谶”两字，然后在字下划了两道横杠。接着又在一旁写下“绝对之夜”，然后是“死亡的原因”，再分别框起来。最后又在页面空白处写下一个大大的“悟”字。

▲柏桦保留的张枣手稿

两个知己相逢恨晚，从半夜一直谈到黎明。 俄罗斯作家伊万·蒲宁曾在《拉赫玛尼诺夫》中写过：

“像这样的畅谈只有在赫尔岑和屠格涅夫青年时代的浪漫岁月里才会有，那时人们往往彻夜不眠地畅谈美、永恒和崇高的艺术。”

当时张枣在沙坪坝，柏桦在北碚，两地乘坐公交需要两小时。以至于张枣把每次见面称为“谈话节”，不谈出几吨话不罢休。

柏桦说：“如果没有这次相遇，很可能我们两人就不写诗了，因为我们都已各自陷入某种写作危机。”

张枣说：“我认为我文学活动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遇到了柏桦。”

一日，张枣和柏桦在歌乐山上谈诗漫步，张枣突然停下来，低头捡起两片落叶。他交给柏桦一片，说：“我们各自收藏好这落叶，以作为我们永恒诗歌友谊的见证。”

认识柏桦一年后，张枣写出了《镜中》。写完《镜中》，他没有把握，跑去问柏桦的意见。柏桦告诉他：这首诗将让你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

▲《镜中》手稿

果然，这首诗让他一举成名。很快，张枣又陆续交出了《何人斯》《苹果树林》《十月之水》。他不仅成了众多女性的偶像，许多男生也崇拜他。

那时要读到张枣的诗歌还不是件容易的事。诗人吴向阳当时在川外读本科，他在一个同学的手抄件上读到了《镜中》。拥有手抄件的同学特别宝贝这份诗稿，要求读毕立马交还。

吴向阳读完后感叹：“妈的，诗歌原来还可以这么写！”

张枣曾在短文《略谈“诗关别材”》中提到：“代表作像跳跳棋局里的骰子，一定得抛出个‘6’才能让棋子起步。”

诗人朋友陈东东评价他：“张枣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抛出了‘6’。”

陈东东当时已写出流传甚广的《点灯》。有一次，几位诗人走进一个黑暗的房间，陈东东打开灯，跟在后面的张枣笑起来，喊他“陈点灯”。“我最近就被人叫做张镜中。”

“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 。”海子曾在《夜色》中写道。这句诗，完全可以用来形容当时意气风发的诗坛新星张枣。

那时的重庆诗歌界，分别以张枣和柏桦为圆心，形成了两个五六人的核心圈子。因为张枣和柏桦的友谊，两拨诗歌侠客也常常互相交往。

▲张枣 摄影：肖全

张枣的核心圈子包括傅维、杨伟等年轻诗人。认识张枣之前，傅维是一名大四学生，读北岛和舒婷，经常在沙坪坝公园红卫兵墓群中开诗会，他通过哥哥傅舟认识了张枣。张枣很是疼爱他，称他为“弟弟”。

知道他认识张枣后，同学都特别崇拜他。一次，他从张枣那里拿回去一本圣琼·佩斯的诗，几个同学如获至宝，熬夜抄完了几百页诗歌。

张枣和傅维最喜欢一起逛书店，两人常去当地的一个小书店寻宝，然后再去码头边更大的新华书店“扫货”。但凡买到了一两本刚出的诗集，张枣就会高兴得哈哈大笑，然后吹着口哨，在路上扭起来。

和张枣“混”在一起后，傅维的视野从国内诗歌扩大到了艾略特、叶芝、里尔克……如果中国还没有译本，张枣就会逐字逐句翻译给傅维听。

“这下用的武器就先进了啥，晓得不？”张枣会突然冒出一句湖南话。

一天傅维去川外找张枣，没想到在街上提前看到了他。张枣很是激动：“我感觉我要写一首新诗了，这次预感与以前都不一样。”

没几天，他写出了《早晨的风暴》。

诗歌写出来后，他们花了一个上午讨论。很多年后，傅维回忆：和张枣共同度过的这个“清洁无比的上午”——初春的空气都跟诗歌里写的一样，窗外似乎还有最后残存的腊梅花香——这一切在后来无数次人生低谷中，都成为了抱慰我的力量。

“很多人不知道诗歌的力量是什么，这就是。”

张枣的才华，常让后人忽视他早年时的美貌。陈东东曾形容：他作为青年诗人的那种昂扬、清新和洒落，让我过目难忘。摄影师肖全也说，张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风流倜傥的青年，极有风度。

但他一般只跟自己小圈子内的朋友互动，校内一些诗歌讨论会等热闹场合，他都选择隐身。就算如此，他仍然是众人瞩目的“明星”。很多年后，一些当时的同校女生仍然记得这个“很帅很沉默的诗人”。

随着张枣诗名渐盛，他的宿舍成了全国粉丝、文学青年的朝圣据点。张枣逐渐有些“招架不住”，于是总是逃出来找傅维去公园喝茶，或者去歌乐山晒太阳。

▲1984年，翟永明、欧阳江河、张枣在四川

和张枣同住一层的青年教师杨伟则常常跟张枣“诉苦”：“今天又帮你接待了三批，下个月的饭票都提前用完了呦。”

每到这时，张枣就会笑嘻嘻地对傅维说：“你看杨伟，现在认得的诗人比我们都多。”杨伟教的是日语，听后哭笑不得：迟早也遭你们拉下海，一起写诗算了。

1985年，北岛来到重庆。张枣和柏桦带着四川的年轻诗人们办了五天活动，座谈会、读诗会、夜谈会、温泉之夜……答谢宴上，十来个先锋诗人促膝长谈。80年代中期的中国在张枣看来，到处“充满了动人的细节”，时代大幕已经拉开，年轻人都渴望着去表达这个时代。

鲜衣怒马，一唱百和。对于张枣和他的朋友们来说，时间仿佛多得用不完。

就在大家以为酒继续斟、歌继续唱时，1986年初，张枣与川外的德国外教达格玛恋爱。不久，宣布自己要去德国结婚定居。

“当时国内正是最好玩的时候，我离开的好像是一场精彩非凡的大party。”很多年后，张枣不无惋惜。

那是1986年夏天，《镜中》问世已快两年。张枣对朋友说：我可以看更多东西，我特别希望我的诗歌能容纳许多语言的长处。

少年得意的张枣不会想到，直到2008年，他仍会意犹未尽地赞美这段重庆岁月：

“我们还那么年轻，意气风发，八十年代理想的南风拂面……二十多年了……不知为何，觉得它美。”

柏桦也认为，1983到1986年是张枣生命中“最光华夺目”的三年，以后再没有过。

1986年，北京还在实行两票制，西德的宝马公司已经开始建造自己的工程研究中心。

在朋友的羡慕中，张枣飞往德国，开始了他“再造一种中文”的旅程。

刚到德国时，他拍了不少照片，其中一张是在马场边，他微笑着回看镜头，背景是两匹骏马。他在照片背后写道：另一个骑手……柏桦惠存。

▲1986年初秋，张枣在德国

但现实远没有照片这么惬意。到了德国后，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诗人。他一度有整整三个月没怎么讲话，只有在超市买东西时，才会勉强说一声“谢谢”。

最不能忍的是，他发现再也不能与国内好友在夜里谈诗。

忍了一年半，他短期回国访友。柏桦描述张枣此次归国“刮起了一阵‘昔日重来’的明星式旋风”。

张枣身体力行地用行动补偿德国“亏欠”自己的一年半。从重庆到成都，常常是晚上8点有个局，到了10点，再赶下一场。

那时往来的诗人大多与朋友挤着住，但是张枣只愿住学校招待所，让不少诗人羡慕不已。招待所自然又成了朋友云集之处，不但有免费的开水还有劣质的茶叶。

众人常常聊至深夜。张枣说：我对星期几有自己的感觉，跟日历上的星期几无关。柏桦冥想几秒，接过话说，我的感觉是星期三。张枣又说，我的感觉也是星期三。

▲1988年2月，左起：柏桦、张枣、钟鸣、欧阳江河 摄影：肖全

彻夜长谈的生活终于回来，但张枣发现，情况已经不一样了。自己去德国后，傅维和柏桦去了成都，有的朋友去了贵州，重庆那一代核心诗歌圈就这么散了。

他后来说：“人的表情也开始有一种真正的不安，我在国外最怀念的谈话突然变得不那么沉醉过瘾了，大家在谈论诗歌的时候也开始有些心不在焉。”

敏感的诗人已经隐隐嗅到了气质截然不同的90年代。

许多朋友开始考虑诗歌之外的东西。但此时的张枣，选择回到德国继续写诗。

“我觉得是去完成一个使命，我必须进入一种更加孤独的层次，我必须知道西方为什么形成那样的一种文学，形成那样的一种文学帝国。”

▲ 张枣在德国

他在德国写了首《刺客之歌》，很有些悲壮意味。

此后近十年，张枣没有再回国。

这十年间，重庆诗坛也经历着巨变。柏桦有感于“时代变化，没有气氛”，停止写诗，开了公司，失败后又走上了写畅销书的道路。欧阳江河去了美国，有了经纪人、策展人这样的新身份。傅维更彻底，完全弃文从商。

放眼全国，80年代也是诗歌最后的狂欢。海子的自杀给这段狂欢一记重击，随后，骆一禾病逝。进入90年代，顾城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90年代的大环境里回望，80年代的诗歌盛况，竟仿佛一个遥远的梦境。年轻人曾以为永不落幕的大party，不过几年，就谢幕了。与之一起谢幕的，还有一个时代。

就在国内同行热火朝天大搞经济建设时，远在德国的张枣，并没像最初预想的那样专心写诗。

他在疲于应付世俗生活。期间，他与达格玛离婚，后再婚生子，在德国图宾根寻找教职养家。

此外，还要继续对抗那无处不在的“寂寞”。国外的华人多做生意，自然没人能和他谈诗。至于德国同事，他也曾试着找来喝酒夜谈，但他们大多是“智商型专家”， 酒酣时只会讲道理，绝不会说到诗。张枣抱怨：“告别的时候，全无夜饮的散淡和惬意，浑身是徒劳的兴奋……你会觉得只是加了一个夜班。”

最难熬时，张枣疯狂地挨个给国内老友们打电话，叫嚷着：“我要回去！”

所幸他仍坚持写诗。在德国，无论什么场合，在向陌生人自我介绍时他都会说：“我叫张枣，我是一个诗人。”

很多国内的朋友都曾在半夜被他的电话吵醒，抓起听筒正要骂人时，传来的却是张枣振奋的声音：我正在写一首新诗，很重要，现写了四句，你听听……

他对作品有着极高的要求，觉得写得一般的全部撕掉。旅居德国多年，他终于向中国诗坛贡献出了63首诗歌，结集为《春秋来信》。

这本诗集的代价，除了近十年的寂寞和琐碎，还有青春。时光已将张枣打磨成了一个“黑红壮汉”，再不复那个英姿勃发的“骑士”。

▲发福之后的张枣(中)

1996年，阔别中国近十年后，张枣再度回国探亲访友。许多老朋友竟认不出他来，他们心里的张枣，还是多年前的英俊模样。“这是张枣？！哪个整成一尊罗汉了？”

傅维说：“看到他发胖、谢顶、鼾声如雷，哪里还是1988年的那个美男子张枣，我顿时黯然神伤。”

诗人胡冬看过诗集，认为已足够完满，并提醒他“保持晚节”——意即是不可能写得再好了。

“我一定还能写，我还要去写另一种好诗。”张枣反驳。

这“另一种好诗”，在中年张枣看来，或许就是生活本身。

还在四川时，常来参加诗会的年轻人中，有一位被戏称为“游方僧人”的诗人万夏。

这样的外号大概拜他的长发和枣红色毛衣所赐。他常年反对诗歌贵族化，但自己不常写诗，最爱酒。这样一位“野兽派”，看似一时风头两无，但除了张枣和傅维，许多“知识分子”型诗人都对其敬而远之。

后来他写了一行很有名的诗：仅我腐朽的一面，就够你享用一生。

傅维一度认为这句诗就是张枣另一面的写照——对尘世生活的热情。据说，发福的张枣在把青椒皮蛋送进嘴前，仍会无比温柔地说：“让我好好记住这细腻丝滑还有清香，我们再说话，可好？”

可以想见，这般贪恋生活的张枣在德国的日子，无异于上刑。

1997年，柏桦出国看他，他们相约在东柏林一个叫做Panko的地方。两位老友似乎又找到了十多年前“谈话节”的感觉，张枣的话尤其多，话赶话地和柏桦聊着文学和艺术。

▲ 1997年11月，柏桦、张枣、张奇开在图宾根。

此时的张枣越来越希望长居国内。但同样“流亡”海外的北岛在电话里提醒他：你要回国，就意味着你将放弃诗歌，声色犬马和国内的浮躁气氛会毁了你。

纠结几年后，张枣再也忍不下去，终于在离开中国20年后，选择回国拥抱生活。

2005年，他回国任教，2007年彻底定居国内。

他给傅维去信解释：“国外这些年，固然给了我无价之宝，但生活与艺术的最终完善，只能在祖国才能进行……总之，生活，有趣的生活应该是生活本身唯一的追求。”

回国后的诗人，逃过了图宾根的寂寞。

一开始，他指着灯红酒绿的都市向老友陈东东感慨：东东我跟你说，这么多年，我真是痛失中国……痛失中国啊！

他熟知居所附近所有好吃好喝的地方，在太湖边买了房，还和傅维筹划第二年冬天去海南晒太阳……

他尽情拥抱着这声色犬马的生活，但当他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写出满意的诗歌后，还是禁不住抱怨：“这就是个文化沙漠！除了灯红酒绿，还是灯红酒绿，但天天洗脚又有什么意思啊？！”

▲回国教书后的张枣

叔本华说：“人生就像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中摆荡”。

张枣对朋友的选择很温柔，他对选择经商的傅维说：你在商界奋斗，我觉得很好。为什么不呢？生活是如此辽阔。

但对于阔别20年的中国，他还是有些失望的。这种失望更多来自于那个永远都回不去，归来仍是少年的80年代。可时代已经沧海桑田，生活永远在别处。

他总是矛盾。他说，我还没有做出想做的东西，但又气得停了笔。“写诗是需要高兴的，但我高兴不起来。”他的诗歌越写越少，烟却越抽越多。

很快，他就发现没有时间纠结了。

2009年11月，他去上海见陈东东时，刚爬上天桥，就一阵剧烈的咳嗽，他说这阵子总咳得浑身疼。

不久，与朋友聚餐时，正吃得兴起，不料他又一通大咳，然后说：“不行了，扛不住了，太难受了，我先走了……”

月底，他确诊肺癌晚期，短短四个月后在图宾根去世，时年48岁。

在图宾根治病时，傅维给他发短信：早点好了回来，我们一定要活到海边去！

张枣回复：“一定！”

治病期间，他又拿起笔，写下诸多断句，直到实在不能写的那一刻。

其中唯一一篇标明了日期“1月13日”的《灯笼镇》，被众好友定为绝笔。

张枣属虎，诗人敏感一生，在最后的时刻，仍不忘淘气地给世人留下谜语。

他去世后，柏桦说：“张枣带给我们的损失，至少目前还无法评估。”

北岛说：“张枣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奇才，他对语言本身能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

▲1999年，张枣（左）与北岛（右）在德国

时光回到80年代，张枣还在四川时，一天夜里12点，他激动地敲响了傅维的门，进门就把几张稿纸塞给对方：我写了一首新诗——《秋天的戏剧》。睡眼惺忪的傅维看到第六节，说：这写的不就是柏桦嘛，很明显。

“那你再看第七节。”张枣说。

傅维看后讲了一个外教朋友卢伦斯基的名字。张枣接着说：“这节是我把你与卢伦斯基的感觉放在一起写的。”傅维又仔细看了一下，觉得后半节确实有些像。其中有一句是：我喜欢你等待我的样子，这天凉的季节。

2008年，张枣和傅维、陈东东一起去西塘。路上聊到“死亡”，傅维问陈东东：你真打算活到一百二十岁吗？我们都死逑了，看你一人活起有啥意思？”

张枣听了笑出声来：“那他可以写《诗歌史》了啥，把我俩写得不堪入目都可以。”傅维接话：“我怎样都可以，倒是枣哥，你身体好，肯定死在我后面，你写回忆录的时候，怎么也得美言兄弟几句！”

张枣又一阵哈哈大笑：“好说好说，肯定的！”

▲2009年，左起：宋琳、陈东东、张枣在北京大觉寺

谁都没有想到，短短两年后，是傅维和陈东东拿起笔，悼张枣。

张枣去世后7年，柏桦仍念念不忘，写了一组诗。

其中一首，叫《再忆重庆》，可视作当年张枣将柏桦、傅维等朋友写入诗中的回响。

诗里有张枣，也有那一代人黑发欲飞的青春。



部分参考资料：

宋琳 柏桦编《亲爱的张枣》中信出版社

刘春《一个人的诗歌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岛《朗诵记》

吴向阳《30年前重庆的大学诗生活》

肖全《我们这一代》

来源：叉烧往事 作者：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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