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从1979年成立至今已经45个年头，始终引领现代文学研究的航向，积极推进现代文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学科建设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过程中，一代又一代学人薪火相传，铸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风雨历程，形成了现代文学研究持重创新的学术传统，积累了现代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宝贵经验。

01

“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新时期”以来45年的研究历程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积极开展学术活动，推动现代文学研究与学科建设，队伍不断壮大。自1980年在包头举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年会始，分别在海南（1982）、哈尔滨（1984）、成都（1987、2010）、杭州（1990）、西安（1994）、太原（1998）、长沙（2002）、大连（2006）、南京（2014）、福州（2018）等地，举办了12届年会。2023年8月，在疫情影响的复杂情况下，举办了第十三届年会（线上）。除年会外，学会分别在上海（1983）、昆明（1986）、苏州（1989）、开封（1992）、石家庄（1996）、重庆（2000）、徐州（2004）、保定（2008）、福州（2012）、青岛（2015）、成都（2021）等多地召开13届理事会，积极组织学术讨论。为了鼓励、培养青年学者，学会在北京举办了第一、第二届“创新座谈会”（1985、1988），后在钱理群先生倡议下，将“创新座谈会”改为“青年研讨会”，在聊城（2005）、福州（2009）先后举办，为青年学者提供自由、活跃的交流空间。45年间，学会研究力量日渐丰厚，学术队伍不断扩大，由学会刚成立时的200多位会员，扩充到如今的2698人，一代又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始终以自身对文学的热情、对学术的坚守、对社会的关切推动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形成一道宽阔而雄厚的学术江河，不断从过去涌动向未来。

45年的学术探索中，学会始终将现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同现实关切、人生关怀结合起来，彰显出与时代同行的特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正逢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自然承担起辨章学术、澄明思想的使命。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作为会刊相伴而生，学会与丛刊共同在“文化学术界逐步活跃，正为文化事业的进一步繁荣而努力的新局面中”②为现代文学研究创设了自由的空间和交流的阵地。1980年的首届年会，以“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里如何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恢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目，提高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水平”为中心议题，呼应了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社会风潮。随着20世纪80年代学术不断发展，现代文学研究走向繁荣。外国文学作品、文艺理论、研究成果大量流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外文学思潮在此时获得长足的交流和进步，这一时段学术论争蜂起，学术研究的突飞猛进铸造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1984年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三届年会，即针对“总结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外来影响的正反两面的经验；如何科学评价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有争议的、比较复杂的作家”两个方面展开。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蓬勃面貌带动、影响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壮大，为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和空间。自1990年第五届年会关注“吴越文化与现代作家的关系”始，文学研究开始走出文学之外，与经济、生态、文化、地域等多个领域融合发展，1998年的第七届年会是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次深度总结，同时也是文学研究者开辟研究格局，扩大研究范围的一次重要尝试。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展现出更为包容、开放的姿态，形成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积极态势。2006年召开的第九届年会讨论“多元视野下学科空间的拓展与深化”，2014年举办的第十一届年会则关注“‘文学生活’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下价值”，现代文学研究逐渐显示出跨学科的特质。这45年的研究历程中，现代文学研究始终同时代思潮的更迭、社会现实的发展紧密联结。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走过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不断探索文学研究的视野与高度、理论与深度、关怀与温度，形成独特、厚重的学术传统。这种学术传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学会全体同仁共同铸就了以家国为责任，以时代为担当的学术精神。学会秉承、延续了源自鲁迅等现代作家紧紧追随时代发展步伐的责任感，研究热点始终与社会发展、时代关切密不可分。鲁迅等“五四”一代人的创作，是在对社会现实深刻体察，对国民思想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鲁迅的杂文之所以可称“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是因为他的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骨血相连，郭沫若的《屈原》是“要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茅盾《子夜》中对国家经济道路的探索和追问与时代环环相扣……现代文学研究自然吸取并发展了这种特质，始终把研究的重点、热点与社会关注的重点、热点结合起来，始终表现出一种以文学研究切入社会现实，以社会现实带动文学研究的历史责任感。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以立足文学自身而又超越文学研究的眼光与时代生活发生密切的关联，对思想解放、文化生活，乃至中外关系等社会话题都有所涉及，以文学自身的方式书写社会的动态图谱。

第二，学会在代际传承中，坚守持重创新、稳中求进的学术立场。学会的首任会长王瑶先生确立了现代文学研究持重创新的品格，在六任会长王瑶先生、严家炎先生、王富仁先生、温儒敏先生、丁帆先生以及刘勇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学会形成一股独特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持重创新、稳中求进的学术立场推进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演进。在各领域、各学科都呈现出多元发展、多极融合的今天，如何坚守我们的立场并不断将现代文学研究向前推进？这需要我们在传承传统的同时稳中求进，既不断地与历史传统对话，又不断地与现实语境对话；既展现出每一代学人独特的学术取向与研究方式，又自觉地接续上一代延传而来的学术传统。

第三，学会建构并发展了现代文学研究既立足自身，又向外探索的研究面貌。王富仁先生曾经强调：“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是所有中国文化思想的儿子，而只是‘五四’新文化的儿子。”③他坚决地将现代文学与旧体诗词分开，坚定地维护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这就是一种立足现代文学本身，扎实做好研究的体现。尽管现代文学只有短短的30年，研究空间狭小，但是依然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现代文学的分段问题到今天都众说纷纭，现代文学依然有很多沉寂的史料没有得到打捞，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的关系问题仍然有待发掘，现代文学的经典建构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可以说，现代文学是一座远远没有穷尽的富矿。同样，仅仅就现代文学来谈现代文学史是不够的，现代文学自诞生之时就不是象牙塔中闭门造车的文学，而是走向十字街头，充分与时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的文学。这要求我们现代文学研究者不断地向外探索，以一种跳出现代文学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文学。

02

现代文学的学科经验

学会45年的学术历程也是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发展的历程。45年的沉淀与积累生成了独属于现代文学的学科经验。学会的发展历程与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历程息息相关，学会的前身是“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会的成员大都是各大高校中文系、文学院的教师，学会的年会和理事会基本都是与高校共同举办的，学会诞生初期就与高校的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相辅相成。现代文学的学科经验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其一，现代文学在学科焦虑之中生成了不断追索、不断反思的学科性质。在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学者都表达过对学科前景的反思及焦虑，最早一次集中回顾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历程、回望现代文学研究道路是在学会成立15年之际，1994年第六届年会以回顾新时期15年以来现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展望今后研究的发展和突破为主题，随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连设两期专号作“现代文学研究15年的回顾与瞻望”。在这次集中讨论中，樊骏先生在《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即点出了现代文学研究空间过于狭小的局限，指出“随着学科的成长发展，这种局限性已经暴露得十分清楚了”④，这种焦虑源自我们学科本身，伴随学术演进、学科发展自然地生长在我们每一代学人的心里，不断引发对现代文学研究范围、学科属性等纷繁复杂的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大文学史”“民国文学史”等概念的提出，都为现代文学研究与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推进与思考，也展现出现代文学研究者不断反思、不断追索的精神品质。近年来，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明确调整了高等教育学科的专业设置，明确指出要深化新工科建设、加强新医科建设、推进新农科建设、加快新文科建设，强调新文科要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要推动文科间、文科和理工农医学科的交叉融合，等等。这些政策，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在新文科建设的语境下，现代文学如何找准自身的学科位置，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与热点。

其二，虽然现代文学研究的时空不够宏阔，但我们始终在发掘新话题、新思路上体现出一种学科自信。中国现代文学短短30年巨星满天，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艾青、丁玲、赵树理，以及孙犁、冰心、萧红、沈从文、叶圣陶、郁达夫、闻一多、朱自清等经典作家研究，在中外学界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以鲁迅为例，据不完全统计，45年来共发表鲁迅研究相关论文6万余篇，著作4400多种，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126项，其中重大项目4项、重点项目7项、一般项目56项、青年项目10项、西部项目8项，后期资助项目若干。这充分说明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作家地位举足轻重，鲁迅是现代文学一座永远值得攀登的高峰，一个取之不竭的富矿。当下学界正在积极考虑的问题是，孔子学院把传统文化带到世界各地，但中国文化只有孔子为代表的古代文化是不够的，现代文化也应该走出去。如果说要建立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对话，建造现代文化与世界文化沟通的桥梁，毫无疑问鲁迅是首当其冲的，鲁迅不仅活在历史中，更活在当下；不仅是书写中国的，而且是沟通世界的。现代文学研究也是如此，它作为一个学科始终与其他学科相关、相连、相通。现代文学毫无疑问地影响了当代文学，勾连着古代文学，又与外国文学产生对话，这使现代文学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也意味着现代文学研究有足够的动力从传统中走向未来。

其三，在新时代、新语境下，现代文学自觉调整位置，寻求新的学科发展方向。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主线是“学科重建”，90年代的主线是“学科重构”，新世纪以来我们则一直在寻求一种“学科突破”，突破现代文学自身的视野与格局，以跳出现代文学的方式迎来现代文学新的生长空间，这种尝试源自老一辈学人的引领，源自新一代学人的自觉。第十四届理事会成立以来，学会与暨南大学共同举办了“粤港澳大湾区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高端论坛，在北师大举办了“世界文明视野中的北京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海南师范大学、海南作家协会合作举办了“新时代海洋文学学术研讨会”。后者改变了我们对文学新视野、新领域的看法，海洋不仅仅是生态的问题，不仅仅是蓝色领土的问题，我们第一次感受到海洋跟文学有如此密切和深刻的关系。海洋给我们居住在陆地上的人类以无穷的想象和联想，从航海史到我们的文学作品、到科幻文学，大量的未解之谜、大量的吸引人的故事，都是来自海洋，包括来自海洋深处。我们对深广的海洋的所有事物的了解和认识，远远没有穷尽。海洋包蕴的生命容量对人类而言是一个个亟待破解甚至无法破解的谜题，没有谜题就无法激活人类的想象，没有未知就无法驱动深刻的思考，所以海洋本身的特点和文学的特点就是相通的，它们都承载着丰饶的世相，见证着莫测的命运，包容一切，呈现一切，既宽厚沉静，又悲喜无常。对文学来讲，没有比海洋更能激发我们的理想和愿望，没有比海洋更能激发人类的创造能力。这是这次海洋文学研讨会给我们留下的特别深刻的印象和感慨，也启发我们不断以文学之外的眼光观照文学，启示我们调整现代文学学科的位置，以一种更加包蕴万物、海纳百川的姿态迎接文学研究的变动与机遇。

03

从传统走向未来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传承史、精神史。几代前辈学人如参天大树，以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为后辈学人树立典范，用责任与担当为现代文学研究及学科建设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学会第五任会长丁帆特别提议设立“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这一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最高奖项，表彰德高望重、成就杰出，并担任过学会重要领导工作的老一辈学者。从2021年10月到2023年12月，学会分别给严家炎、钱理群、黄修己、刘中树四位先生颁发了这个奖项。这一奖项弘扬了前辈学者的学术精神，鼓励后辈学人赓续传统，从学术传承中获取能量，不断地走向更深、更远的未来。

2021年10月，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严家炎学术思想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研讨会”，恰逢严先生88岁米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为严先生颁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严先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学者，作为继王瑶先生的第二位会长，他直接承传了现代文学的持重传统。2023年11月，在严先生90岁华诞之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求实——严家炎学术文献展暨座谈会”。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严家炎就提出要用整体的眼光重新看待中国文学，并一直关注着中国文学观念变革中的诸多问题。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中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之一，严家炎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60余年，不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体系建设做出了相当多的贡献，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风格和研究特色，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学科领军人物的学术责任与担当。严先生将“求实”作为自己早期论文集的名字，体现了他对自己治学理路与为人之路的根本要求。严先生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多半个世纪，始终看重实事求是，“让材料本身说话；有一份材料，就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⑤。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是他践行一生的准则，贯穿到他治学为人的方方面面，他曾说：“无论为学还是做人，都需要一点‘傻子精神’，即不计利害，脚踏实地，坚守良知，只讲真话。”⑥严先生曾说，文学研究是痴情者的事业，他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前后历时8年，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踏实、恳切地做学问，是严先生对文学痴情的执着、真情的付出。严先生不仅继承了老一辈研究者严谨沉稳的研究风格，更可贵的是，他还在多方面进行尝试和探索，做出了诸多开拓性的建树，体现着学科带头人的胆识和气魄。严先生早些年对解放区文学的研究有杰出贡献，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革，严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兴趣转向了包括通俗文学在内的多个方面。他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打破了以往的格局，使整个现代文学的研究走向更广阔的空间。严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把新文学的历史起点向前推进了十多年，这个问题在今天来看，不在于这个起点究竟在哪一年是最合适的，而在于严先生作为一个领军人物所具备的品格与担当，在于严先生对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建设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唯其如此，严先生无愧于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关注则更显示出严先生作为一个成熟学者的开阔心胸，不仅在当代小说评论领域建树颇多，他以学术的方式打开金庸武侠的世界，甚至在北京大学开设了金庸小说专题研究课。在他看来，“金庸小说把俗文学大大提高了一个层次”⑦，尽管“是娱乐品，但却是有思想的娱乐品”⑧，“描写古代题材，渗透现代精神”⑨。严先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地位，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和学科走向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严先生长期担任多种重要的学术职务，在学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承担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主持学会工作的过程中，秉持严谨的态度，保有博大的胸怀，发扬了学会既踏实治学、锐意进取，又追求自由、海纳百川的格局，让学会的发展既井然有序，又张弛有度。严先生的“承前启后”体现在他是文学研究的标志性人物，是现代文学学科一路发展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更是深远洞察到现代文学研究发展动向的引领者。在1999年的世纪之交，严先生就提出“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将成为未来新世纪的一门显学”，将跨学科研究作为重中之重。如今，我们的文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出与时代、社会相结合，与其他学科互融、互动的趋势。严先生在保持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传统方面，可以说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他为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这一重要研究阵地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极为困难的时刻，严先生个人做了大量艰苦的努力，包括用募捐的方式，维持着现代文学研究的血脉流通。

2023年6月，“钱理群学术思想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钱先生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学会授予钱先生“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钱先生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担当起挖掘现代文学人文关怀的重要使命，实现了文学的自身魅力与广阔的现实人生深度结合，将文学价值延展到社会价值与人的价值，演绎着持重创新的当代风貌，将现代文学史研究推向了新的境界与高度。2023年，钱先生推出的力作——《有承担的学术》集中体现了“学人研究”的成果，体现了他对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关注，所谓“承担”，即是对自我的承担，对社会和历史的承担，对学科发展的承担，这也是钱先生躬行的信条与理念。其学术研究蕴藏的历史积淀和传承精神，以及充满智识的勇气，释放着上下求索的执着魅力。钱先生的学人研究之所以充满着动人的生命力与温情，根本原因在于这其中是以现代文学研究的精神为底色和脉络。《有承担的学术》是以钱先生亲身接触到的几代学人的风范为核心，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为视点，以他和几代学人的交往为底蕴，写成了一本活的文学史，一本活的现代学人史，同时，也是一本活的现代文学研究的精神史，极大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的记忆厚度。钱理群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学人”的影响比“学问”的传授更重要、更根本、更具基础性，“对民族、人类、时代、人民的承担，同时也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对文艺、学术的承担：这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承担。正是这样的有承担的一代学人，创造出了有承担的文艺和学术。我们讲‘真的人’‘真的杂文’‘真的学术’，讲的就是这样的有承担的人，有承担的文艺和学术”。尽管钱先生非常强调文学本位的重要性，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进行深入的整理，他自觉尝试个人写现代文学史，注重文学史个性化与学理化的结合，建立起现代文学学科的学理系统与框架。钱先生个人的文学史写作注重三大主体性：一是对作家、作品的关注始终落实与集中到对“人”的关注上，尤为关注作家主体在文学史中的体现。二是钱先生自己的主体介入性很强，用他的话说就是把自己“烧进去”，但又要作客观、全面、冷静的观察与思考，因此，这样的文学史不是枯燥的历史性陈述，往往带有自我的思想历程和精神风貌。三是其文学史写作始终考虑“读者”的存在，有着明确的读者意识和对话意识，形成了开放接纳的文学史研究风格。在钱先生看来，这些文学史研究的实践是“终于完成了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生前交给我的‘坚守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任务”⑩。而这种“坚守”，其实也是自王瑶先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几代学人在文学史观念、方法论、叙述方式上不断地建构与耕耘，其中蕴含着几代人几十年来的历史积淀和精神传承。“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入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实生活，自己也要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这是钱先生对青年的期待，也是他学术品格的真实写照。“关注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创造中国理论”，这是他对年轻一代最主要的终身期待。这份深情呼唤和殷切期盼涌动着钱先生最深沉的生命体验，他所开创的“心灵与心灵的对话”鲁迅研究理路生动体现了学术与生命的深度交融，以此抵达鲁迅思维方式、心理特质、情感美学的深处，彰显了鲁迅身上孤独悲凉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探寻鲁迅的心灵同时又裹挟着个体的挣扎与困境，时刻秉持着反观当下、反观历史、反观自我的问题意识和清醒态度，这也是为何我们在钱先生的研究中，总能感受到一种“溢出”学术本身的生命关怀。钱先生说：“我研究鲁迅，如果安心于做一个不问世俗的学者，我就根本上背叛了鲁迅。”⑪这份自觉的思想批判与文化坚守使鲁迅与当代中国建立了深刻复杂的联系，让鲁迅始终活在当下。“最底层的贵州”与“最高层的北京大学”作为钱先生两个精神基地，铸就了他独有的“两者之间”的品格：一方面扎根中国最为底层的社会，另一方面在文化知识层面艰苦地思索着中国的未来，一直用很强的参与性、介入性和实践性进行着学术研究。这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个体存在的永恒诘问，为钱老师的学术研究灌注着源源不断的激情，我们循此也深刻感受到了作为思想资源与媒介的现代文学所潜藏的巨大精神能量，再一次焕发了现代文学学科的青春与活力。

2023年10月，在中山大学举行了“黄修己先生学术研究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黄先生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学会为黄先生颁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前辈学者在文学史的研究和建构方面已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而黄先生的文学史研究则有很强的创新性与开拓性，始终秉承着“以人为本”的态度。198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接续了中断近30年的个人著史传统，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旧有的文学史格局，敏锐地发现了一些过去不能写的，被遗忘、被忽略的或正在热起来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比较客观地把这些内容写进了文学史，比如“九叶诗人”“评书体小说”“新英雄传奇”等。这对丰富文学史的叙述，形成文学史叙述的个人视角都做出了新的推进。黄先生抓住了思想解放的历史机遇，锐意创新，拓展了人们对文学史的理解。另外，黄先生的文学史研究还具备了一种全球性的视野。2008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三版的修订当中，黄先生引入了一种“全球化”的视角，提出要研究现代文学的“全人类性”，用“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来评判和阐释中国现代文学。这充分体现了“不能只从中国看世界，而还要从世界看中国”这样的理念。在黄先生的文学史叙述中，“人”的概念已经拓展到人性和人类命运这些更深、更高的层面。黄先生的这种思考将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纳入了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当中，是非常有预见性和建设性的。黄先生对学术研究的一些关键问题往往有着准确而全面的把握，体现了相当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这种眼光和全局观念也不断引领着我们学科的发展走向深远，在历史变化的不同节点总能提出发人深省的认识。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创作普遍具有反映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冲突的思想因素，着重表现了青年知识分子在新旧时代转换之际的精神蜕变。黄先生发现这一现象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创作已有类似的主题显现，当时同样是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从城市来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根据地，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产生了一批具有社会反思的作品，因此黄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特辟了“初绘黄土地”小节，从全新的视角评价何其芳、丁玲等作家作品，这正是以“当代”的体验重新激活了“现代”的价值内涵。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黄先生都无愧于一位老一辈学者所肩负的承前启后的独特使命，既接续了上一辈老先生的学术精神，又以自身的研究经验引领和帮扶着青年学者的发展。多年以前，在跟黄先生的交谈中听他谈起“孤往”这两个字，2023年3月我们在看望黄老时我再次提到这两个字，他记忆犹新并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孤往”并不是遗世独立，并不是独善其身，是在坚持精神独立的基础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学术品格，不跟风，不屈服于各种压力，坚持独立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以更大的热情去关注社会、关注人生，这种精神就是一种情怀，一种对学术的敬畏与热爱，一种知识分子内在自足与自信的体现，一种求真务实、不断创新的动人姿态。就如同“五四”那代人坚持用思想革命来启发民众思想，改造民族精神一样。因此“孤往”也注定具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底色。

2023年12月10日，在吉林大学举行了“刘中树先生治学育人思想研究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学科建设研讨会”，刘先生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名誉理事，学会隆重地把“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颁发给刘先生，意味着学会的最高荣誉奖目前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刘中树先生从事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已近70年，始终秉持中正笃实的治学态度，保有宽厚温润的教学风格，不仅在学术研究界收获硕果累累，更在教育界获得满园桃李芬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一面“文史融通”的旗帜，他的现代文学研究始终与厚重、翔实的史料研究联系在一起，以“守正纳新”作为自己治学之道的总结，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理解作为自己研究的根基。刘先生是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下简称“马工程”）教材的首席专家，在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带领、指导大家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以高度的政治觉悟为“马工程”教材的建设掌舵、引航，保持了正确的政治定力、学术定力和精神定力，保证了“马工程”教材建设的政治高度和学术品格。在不断变化的学术思潮中，刘中树先生始终坚守现代文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鲁迅传统以及“五四”传统，他以这三大基石夯实了我们研究的底气和底蕴。刘先生的学术定力还体现在他始终以客观求真的态度看待学术研究、介入学术讨论，在吉林大学就读期间，他常听废名讲鲁迅、讲杜甫，留校任教之后，又听废名讲《艺术论》。废名是文学大家，是刘先生的老师，但是刘先生仍能做到一切从事实出发，在对《阿Q正传》的文本解读以及对鲁迅思想的梳理基础上，对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的创作思想、阿Q形象的典型意义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废名认为鲁迅创作《阿Q正传》时没有什么农民思想，刘先生并不同意这个看法，他结合阿Q的文学形象、典型形象的相关理论，以及鲁迅在创作前后论及农民问题的材料坚定地提出了阿Q是落后农民的典型形象的见解。与废名的这次学术讨论，特别能够反映刘先生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格和客观求真的治学定力。刘先生曾经说鲁迅研究贯穿了自己全部的学术生命和教学生涯，他将鲁迅作为自己灵魂共振和心灵共鸣的对象，透彻地学习鲁迅的思想，把鲁迅认识世界的方式内化为自身学术研究的动力，可以说，他研究的是鲁迅学，体贴的是“鲁迅心”。刘先生对学术的热忱不仅体现在对学术理想的坚守，对学术原则的捍卫，也体现在他不断地以新视野、新方法激活学术研究，不断以新的发现激发文学研究的活性与张力。仅举一例，在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中，辜鸿铭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冷落。而刘先生既客观地看到“辜鸿铭现象”具有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同时也看到辜鸿铭不甘寂寞，试图参与历史进程却又无能为力的落寞。我们既要宏观地看到辜鸿铭的思想内涵、文化观念“不无偏颇”，同样要严谨地对辜鸿铭思想与精神的实质有所洞察；既要历史地看到辜鸿铭的主张和立场是与新文学发展是相悖的，同样要认识到“辜鸿铭现象”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辜鸿铭的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界复杂面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辜鸿铭对中西文化深入、透辟的理解与他的文化选择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辜鸿铭如何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其辜鸿铭研究关键在于，特别注重辜鸿铭的文化立场与鲁迅等新文学大家形成了怎样的对峙与张力，以一种“逆向思考”的方式，拓宽了新文学研究的空间，营构了一种对话的语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辩证地、全面地“认识、把握人类社会形态和社会历史真谛具有启发作用”⑫。注重史料的挖掘、建设与激活，是老一辈学者的学术共识。将史料落在实处，不是简单地罗列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是从这些历史的真相中勾连出文学的脉动，是以史料的钩沉带动文学研究的可靠性、客观性，要将历史研究的理性与文学研究的感性结合，“以锐利的历史透视力，穿凿历史的深层，把握浩繁的史实，分析历史发展的进程，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站在理性思辨的高度”⑬来研究文学，将史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灵魂”⑭，真正做到文史合一、相辅相成。他指出史料不仅仅是资料梳理、知识建构，发掘史实本身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他对1931—1949年间东北地区“出版鲁迅著作的资料、研究鲁迅及其著作的情况和有关鲁迅的消息报导等”⑮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形成了《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在东北》一文，后又作《1931—1945年间东北报刊有关鲁迅资料摭拾》对重点史料进一步扩充。此外，刘先生特别关心史料学的建设，不仅对现代文学史料梳理的工作做了详细的梳理，呼吁进行史料的发掘与抢救，而且特别提出了史料对现代文学研究严谨性和科学性的重要意义。

为上述先生颁奖后，学界同仁深受鼓舞、非常振奋。4位先生作为学界的杰出代表，他们坚守的学术立场，发扬的学术精神，铸就了坚实的学术传统，为后辈学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四位先生的肯定与崇敬，满载着对现代文学研究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信心与希望。回望来路，尽是以文学为业的“有情者”前赴后继的探索足迹，这条艰难寂寞的道路，因思想的联结与心灵的呼应而愈显辽阔、深邃。严家炎先生的持重底蕴、钱理群先生的担当使命、黄修己先生的孤往精神、刘中树先生的中正品格，如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前路，凝聚人心。前辈学者的学术精神与风骨以静水流深的绵长力量，感染并鼓舞着后辈学者不断延续我们学术新的谱系，延续着现代文学研究的生命活力，引领现代文学研究走向广阔的未来。

注释

①刘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现任会长；萨支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②《致读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第1期。

③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

④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

⑤严家炎：《原始材料是文学研究的立足之本》，《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2期。

⑥方莉：《严家炎：为学和做人都需要一点“傻子精神”》，《光明日报》2020年12月2日。

⑦严家炎：《“金庸小说把俗文学大大提高了一个层次”》，载《对话集》，新星出版社，2021，第94页。

⑧⑨严家炎：《漫谈金庸武侠小说——严家炎先生访谈录》，载《对话集》，新星出版社，2021，第100、94页。

⑩钱理群：《〈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前言、后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

⑪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第63页。

⑫刘中树：《辜鸿铭历史行为的思想理论认识因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⑬刘中树：《守正纳新 思理常青》，载《刘中树文学评论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第7页。

⑭刘中树：《史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灵魂》，《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⑮刘中树：《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在东北》，载《刘中树文学论集》第1卷，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第86页。

来源：《南方文坛》　|　刘 勇 萨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