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茂律师刚谋到银行经理一职，正欲大展鸿图。他的妻子娜拉请他帮助老同学林丹太太找份工作，于是海尔茂解雇了手下的小职员柯洛克斯泰,准备让林丹太太接替空出的位置。娜拉前些年为给丈夫治病而借债，无意中犯了伪造字据罪，柯洛克斯泰拿着字据要挟娜拉。海尔茂看了柯洛克斯泰的揭发信后不仅没有像娜拉想象中的勇敢出面承担全部责任以保护她，而是勃然大怒，骂她是“坏东西”、“罪犯”、“下贱女人”，说自己的前程全被毁了，并扬言要剥夺她教育子女的权利，要对她进行法律、宗教制裁。待柯洛克斯泰被林丹太太说动，退回字据时，海尔茂又转变态度，表示要永远爱她和保护她:“ 娜拉，我没事了，我饶恕你了”但娜拉却不饶恕他一一经此转折， 娜拉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泥娃娃”处境，发现丈夫关心的只是他的地位和名誉，所谓“爱”、“关心”，只不过是丈夫拿她当玩偶。于是她对保护这家庭关系的资产阶级法律、道德、宗教提出了严重怀疑和激烈批判，并毅然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

1. 他最恨的是跟人家借钱，你难道要我把借钱的事告诉他？再说，像托伐那么个好胜、要面子的男子汉，要是知道受了我的恩惠，那得多惭愧，多难受呀！我们俩的感情就会冷淡，我们的美满快乐家庭就会改样子。

2. 我总得抓点事情做，在那个行业里我不能算是最狠心的人。现在我想洗手不干了。我的儿子都好大了，为了他们的前途，我必须尽力恢复我自己的名誉，好好儿爬上去，重新再做人。我那银行里的小位置是我往上爬的第一步，想不到你丈夫要把我一脚踢下来叫我再跌到泥坑里。

3. 一个人干了那种亏心事就不能不成天撒谎、做假、欺骗。那种人就是当着他们最亲近的人当着自己的老婆孩子也不能不戴上一副假面具。娜拉，最可怕的是这种人在自己儿女身上发生的坏影响。

4. 我一定得工作，不然活着没意思。现在我回想我一生从来没闲过。工作是我一生唯一最大的快乐。现在我一个人过日子，空空洞洞，孤孤单单，一点儿乐趣都没有。一个人为自己工作没有乐趣。尼尔，给我一个人，给我一件事，让我的工作有个目的。

5. 现在我的工作有了目标，我的生活有了意义！我要为一个家庭谋幸福！

6. 托伐，我告诉你。我听人说，要是一个女人像我这样从她丈夫家里走出去，按法律说，她就解除了丈夫对她的一切义务。不管法律是不是这样。我现在把你对我的义务全部解除。你不受我拘束，我也不受你拘束。

7. 双方都有绝对的自由。拿去，这是你的戒指。把我的也还我。

8. 海尔茂：娜拉，我愿意为你日夜工作，我愿意为你受穷受苦。可是男人不能为他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

娜拉：千千万万的女人都为男人牺牲过名誉。

9. 娜拉：也许是吧。可是你想的和说的也不像我可以跟着过日子的男人。后来危险过去了你不是怕我有危险，是怕你自己有危险不用害怕了，你又装做没事人儿了。你又叫我跟从前一样乖乖地做你的小鸟儿，做你的泥娃娃，说什么以后要格外小心保护我，因为我那么脆弱不中用。(站起来)托伐，就在那当口，我好像忽然从梦里醒过来，我简直跟一个生人同居了八年，给他生了三个孩子。喔，想起来真难受!我恨透了自己没出息!

10. 海尔茂：喔，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话!并且还是从这么个年轻女人嘴里说出来的!要是宗教不能带你走正路，让我唤醒你的良心来帮助你你大概还有点道德观念吧?要是没有，你就干脆说没有。

娜拉：托伐， 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事情我摸不清，我只知道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也听说，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可是我不信那些法律是正确的。父亲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女儿给他省烦恼。丈夫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老.婆想法子救他的性命!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

海尔茂：你说这些话像个小孩子。你不了解咱们的社会。

娜拉：我真不了解。现在我要去学习。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

11. 你们何尝真爱过我，你们爱我只是拿我当消遣。

挪威长期受到外国的奴役和控制。从14世纪到19世纪初，挪威一直是丹麦的附属国，经历了400年的黑暗；1814年，摆脱丹麦统治后，又被迫跟瑞典合并，直到1905年才宣告独立。挪威国家地处欧洲边陲，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加之自然条件较差，遍布冰川和山谷，因而经济发展比较迟缓，资本主义出现较晚。另一方面，挪威从来没有农奴制度，农民一直有人身的自由权。几百年来，构成了挪威社会主体力量的是自然状态的小农和中小资产阶级。“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他们受封建的压迫和大工业的冲击较少，眼界虽然狭小，但“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和独立的精神”。挪威社会的这种历史和阶级状况，为易卜生的资产阶级个性反抗思想，提供了客观条件。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工业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企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易卜生的创作生涯，是在1848年欧洲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影响下开始的。作者经历了家庭破产，同时他在药店学徒受人歧视。作者表示：当时世界为革命思想所激荡，他跟那个小社会，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他为营救一个受迫害的作家，参加过请愿游行，协助社会主义者，做过革命宣传工作，从而使其创作，一开始就同民主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易卜生创作《玩偶之家》的1879年，正是挪威妇女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易卜生先后结识了两位女权运动活动家——卡米拉·科莱特和奥斯塔·汉斯泰。前者激发了他写《玩偶之家》这个剧本的热情，如1889年，他给女权运动活动家的信中所说：“您开始通过您的精神生活道路，以某种形式进入‘我’的作品。”随后，他们发动的强大女权运动，给易卜生以巨大的鼓舞，更促使他以自己的作品来支持妇女解放运动。

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条件，决定了“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独立的精神”，“他们比起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是真正的人”。易卜生诞生、成长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他的身边还活动着一些“真正的人”。即使作者后来侨居西欧，不难想象他的内心深处仍保有对“真正的人”的美好回忆。这就使他有可能在早中期作品中，一方面，对资本主义人性丧失的现实进行无情地批判，呼唤真正的人的复归；另一方面，又塑造具有人的尊严、道德、情感和期盼以及精神尚未枯萎的正面人物。《玩偶之家》戏剧，是根据作者的朋友劳拉的一段真实遭遇写出来的。

被视为宠物的妇女觉醒过程：呼唤“真正的人”的复归

《玩偶之家》为读者塑造了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娜拉，娜拉一直被认为是一位追求女性权利的战斗者。随着该戏剧剧情的发展，她从一个美丽、活泼、无忧无虑的家庭主妇形象，最后变为一个头脑清醒、向往独立、追求自由和平等，愿为真理而奋斗的性情高尚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像娜拉这样的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女性，注定是悲剧结尾，其悲剧原因也异常复杂。

1、首要原因是父权文化的制衡：娜拉的悲剧命运原因，首先体现在父权制文化束缚之下，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低下。“男人是家庭和社会核心，家庭和社会生活都要以男人为中心展开，在‘男人说了算’的支配下，第二性的‘女人’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受男人控制，女人的人格是由男人来塑造的。”女性们只能用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娜拉的父亲与丈夫，都剥夺了她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她只能选择忍耐。早在娜拉与父亲生活时，她就从来不敢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父亲。

2、直接原因是男性律法背景：1878年，易卜生在笔记上写道：“有两种精神法律，两种良心，一种存在于男人身上，而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存在于女人身上。男女互相不了解，但女人实际上是按照男人的法律受到制裁的。”而易卜生在《玩偶之家》戏剧中，通过一对资产阶级家庭破裂的悲剧，对男人制裁女人的精神法律，给予了彻底的否定，明确地提出妇女不应是男人的玩物，不应像客厅中的花瓶供人欣赏，应该有独立的人格。“在19世纪的欧洲，男女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法律上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例如：已婚妇女没有财产权、已婚妇女向银行借贷需经丈夫同意等。”上述现实足以让娜拉一直处于父亲和丈夫的附属地位，直到娜拉悲剧结局的发生。娜拉与海尔茂结婚八年，表面上看他们组建了一个完整而幸福的家庭。其实这些都只是假象，海尔茂从来没有把娜拉看作家庭中的平等成员，连娜拉喜欢吃杏仁甜饼干，他也要阻止。娜拉为了救丈夫而冒险触犯法律，使海尔茂获救。然而这样符合情理的事情在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不允许的，更不能得到认同。

3、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政治方面，海尔茂更是资产阶级不平等制度的忠实维护者。娜拉在家庭中处于受“男子的监护和压迫”的地位，她只能听从海尔茂的观点而不能反驳。海尔茂拒绝让柯洛克斯太继续在银行中的任职，娜拉只说他“你这种看法心眼儿太小”这句话，他竟然大发雷霆：“小心眼儿，好。咱们索性把这件事一刀两段。”在海尔茂的观念中，女性与社会毫无关联，她们不能参与社会活动。在海尔茂他看来，妻子对丈夫只有责任，却不可以拥有任何权利。由此便可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男女政治权利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经济方面，追求金钱和地位，是海尔茂生活中最重要的目标。作为资产阶级庸人，海尔茂貌似“正人君子”的样子，从表面看，他“守法”、“规矩”。但是，他的“守法”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秩序，从而达到追求金钱和地位的目的。他最终爬上银行经理的地位，决窍就在这里。因此他不能容忍作为妻子的娜拉伪造签名贷款为自己治病——即使娜拉拯救的人是他自己，因为这会损害他的名誉，导致他不能得到他想要的金钱和地位。由此可见，在海尔茂的这个资产阶级家庭中，夫妇之间的关系，只有以金钱和地位为中心的利害关系，根本谈不上感情、爱情。

突破“男性中心”的思想的“牢笼”

娜拉处在男权社会之中，妇女依附于男人而生存，没有独立的地位。面对丈夫海尔茂的指责，娜拉毅然决然地摔门而去，宣告了她与虚伪、自私的丈夫和剥夺自由平等权利的家庭的彻底决裂，娜拉因此一直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的勇敢战斗者。因此，对于娜拉的出走，传统的解读是她女性主义思想的觉醒。由此，传统的对娜拉出走的原因有如下几种解读：

第一，娜拉出走表达了她要求经济独立的强烈愿望。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男性在生产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男人也就顺理成章地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女人则沦落为男人的附庸。妇女没有正当职业，在经济上只能依赖男人。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取悦和迎合男人，并以此来彰显自己的价值。而出走之前的娜拉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听到海尔茂叫她“小鸟儿”“小松鼠”“爱吃甜食的孩子”，娜拉一直很陶醉。得知海尔茂要做银行的经理，娜拉的第一反应就是“现在咱们花钱可以松点儿了”“不久你就要挣大钱了”。但是娜拉在走之前把戒指还给了海尔茂，在海尔茂提出“你手头不方便的时候我得帮点忙”时，娜拉坚决回答说“不必”。这充分证明娜拉已经真正觉醒并摆脱男人给她设的牢笼而追求经济上的独立。

第二，娜拉出走是妇女思想意识独立的一次大解放。渴望别人给予幸福很难，只有自己给予自己幸福比较容易，可能这才是女性意识觉醒的真正动因。女性通过实现物质和精神上的自立、自强，而达到内心世界的真正解放，这是女性思想意识独立的一个必然的过程。“男性中心”和“男性优越”的思想在西方影响深远，久而久之就成为妇女的行动准则和思想坐标。他们安于男人给予的地位而不去争取自身的思想意识自由。当海尔茂提醒娜拉“首先你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时，娜拉清醒地回答说“：现在我只相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要学做一个人。”这句话不仅对女性的思想意识进行了合理的诠释，也对女性的地位进行了合理的定位。她曾回应海尔茂说“不用你挑那副重担子”，这足以证明娜拉敢于担当家庭和社会的重担，至少她已具备这种意识。娜拉也一步步认清了自己的玩偶地位，“你们何尝真爱过我，你们爱我只是拿我当消遣”正是对她玩偶地位的确切认识。她不愿意再做什么“小鸟儿”“小松鼠”“泥娃娃”，这相对于经济独立的要求而言，是更高层次上的女性思想意识的独立，是精神世界的独立。

第三，娜拉出走是对传统“男性中心”的思想文化束缚的挣脱。男权社会中，社会是男性的舞台，法律和社会制度是男性权利的保护伞。娜拉要求摆脱文化上的束缚，对家庭内外的事都要求参与和表决，当丈夫生病时她像个男人一样去借钱并伪造签名，事后又独自偷偷还债，这正是娜拉自身所具备的对男权社会文化的挑战，是她敢于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但是，这种挑战是漫长的，在历经海尔茂的不断指责之后，娜拉才真正意识到传统“男性中心”的思想文化就像枷锁一样束缚着自己。海尔茂说“‘我’可没有缺点，并且希望永远不会有”，传统“男性中心”的思想，正是这种自负和骄傲的温床。海尔茂自以为他是家庭重担的承担者，他看不到娜拉为他做的一切，他时常说“你瞧着吧，‘我’的两只阔肩膀足够挑起那副重担”之类的话。然而，海尔茂的这种“男性中心”的思想是多么令与他朝夕相处的娜拉窒息和压抑啊。海尔茂曾经这样对娜拉说：“亲爱的宝贝，‘我’常常盼望有桩危险事情威胁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这话语似乎很让人感动，却深深暴露了海尔茂自认为是救世主的本质。“男性中心”的思想一直困扰着娜拉，困扰着他们的家庭。直到娜拉最终出走，才真正宣告了娜拉对这种思想文化的彻底挣脱。

娜拉出走的原因：第一，娜拉出走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制度的强烈控诉。娜拉出走的直接原因是她伪造的签名触犯了法律，因而影响了丈夫海尔茂的工作及前途。而这根本上，是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不合理的一面造成的。柯洛克斯泰告诉娜拉“从前‘我’犯的也是这么一桩罪，那桩罪弄得‘我’身败名裂，在社会上到处难站脚”，由此可见，这种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不合理性，不仅是对于女性而言的，对于男性也是一样的。当听柯洛克斯泰说“法律不考虑动机”的时候，娜拉说“那么那一定是笨法律”，“‘我’不信，难道法律不许女儿想法子让病得快死的父亲少受点烦恼吗？难道法律不许老婆搭救丈夫的性命吗？‘我’不大懂法律，可是‘我’想法律上总该有那样的条文允许人家做这些事”。后来她还说“‘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从一定意义上说，娜拉最终出走，也是对这种非人性化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控诉。不管结果如何，娜拉出走，迈出了十分可贵的一步。

第二，娜拉出走是对自己爱情的再审视和再思考。娜拉与海尔茂之间的爱情是建立在男人绝对权威的基础上的。一旦女人超越了男人的地位，这段感情就会出现危机。虽然海尔茂在即将做银行经理时，他对妻子说，你的一双可爱的眼睛和两只嫩手不用吃苦了，看似是对娜拉的爱，但更多的是他对权利、地位、金钱的崇拜罢了。他所真正高兴的是他有了“一个稳固的工作和丰富的收入”。娜拉对自己借钱的事，一直遮遮掩掩，是因为她深知如果海尔茂知道了，他们的感情就会冷淡，“美满快乐的家庭也会改样子”。娜拉总是“偷吃”杏仁甜饼干，因为海尔茂不允许她吃，原因是怕她把牙吃坏了。娜拉说海尔茂常说要把自己独占在手里，刚结婚的时候一提起一个朋友海尔茂就嫉妒，因此娜拉就不再提了。软克大夫却喜欢听娜拉讲，所以娜拉喜欢跟软克大夫聊天。

娜拉和海尔茂之间，应该说不是正常的爱情生活该拥有的状态，软克医生的出现就更印证了这一点。他们之间更像是一对惺惺相惜的恋人，无拘无束，有共同的话题，在一起轻松又快乐。而且娜拉与软克大夫之间存在暧昧不清的关系，她让软克大夫看她的肉色丝袜，从“只许你看我的脚”到“别处也让看”。在这个过程中，或许娜拉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爱情是有问题的，她的出走或许也是对这段爱情的重新审视和重新思考。

第三，娜拉出走是对正常婚姻生活的期待。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易卜生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但是娜拉出走时，海尔茂极力挽留，娜拉说了一句话，那就是：“要等奇迹中的奇迹发生。”并解释说：“那就是说，咱们俩都得改变。”虽然娜拉说她现在不信世界上有奇迹了，但是如果他们夫妻都做出相应的改变，或许娜拉期待的“奇迹”还是会发生的。应该说，这种“奇迹中的奇迹”，在现代社会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在娜拉那个时代，可能她的这种期待还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第四，娜拉出走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孩子的教育和抚养失去了信心。娜拉有三个可爱的孩子，但是她出走的时候却一个都没有带走。从该戏剧中看到，娜拉并不是不爱她的孩子，而是太爱了。圣诞节，娜拉给每个孩子都买了礼物，她自己却什么都不要。但是当海尔茂说，年轻人犯罪的案子差不多都可以追溯到撒谎的母亲身上时，娜拉想到自己因为借钱的事而撒谎，就开始紧张起来了。当安娜带着孩子来找她的时候，娜拉吞吞吐吐地说：“不行，不行，别让他们上‘我’这儿来。”显然，娜拉害怕自己撒谎的行为，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利的影响。娜拉在自己撒谎这件事情上，可能最不能面对的就是孩子。因此，对娜拉而言，只有出走，才能让孩子摆脱撒谎妈妈的阴影，娜拉自己的内心也才能获得解脱。

《玩偶之家》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娜拉，成了爱情话语的牺牲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度陷入失语状态。海尔茂在名誉和妻子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不惜以牺牲妻子为代价来挽回自己的面子。从娜拉和海尔茂的关系看，婚姻是一个以男人为中心的权利堡垒，女人在这样的堡垒里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幸福出路的。娜拉虽然处于男权社会下的从属地位，却一步一步走向了抗争和独立，在不断寻找婚姻幸福出路的过程中，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和解放。《玩偶之家》通过中产阶级出身的妇女娜拉追求生活意义和人的权利的觉悟过程，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恶，歌颂了妇女的解放。

（刘思佳.《玩偶之家》中娜拉悲剧的社会根源[J].戏剧之家，2016-04-23.）

论《玩偶之家》中的双重反讽

1、线索梳理：《玩偶之家》戏剧中有两条线索，娜拉与海尔茂夫妻2人是一条显性的主线，林丹太太和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是一条隐性的副线。该戏剧一开场，便截取一段圣诞节的生活场景，展现娜拉与海尔茂的日常婚姻生活；接着，副线人物林丹太太、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相继出现。在林丹太太与娜拉的交谈中，逐渐地把主线和副线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促成了戏剧冲突的关键导火索：娜拉帮林丹太太谋取银行职位，以顶替掉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但柯洛克斯泰手中却有娜拉伪造签字借款的把柄（冒名签字借款在当时的挪威是违法犯罪的行为，足以身败名裂）。而副线的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在第三幕一开场林丹太太与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的对话中得以揭露：二人在林丹太太结婚以前就谈过恋爱，如今在娜拉家再次重逢。最后，主线中海尔茂与娜拉翻脸决裂，娜拉出走；另一条副线，林丹太太与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旧情复燃，走在一起。主副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共同推动剧情的发展，婚姻爱情观和叙事情境上的双重反讽便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2、婚姻爱情观上的反讽：在娜拉的婚姻爱情观上，易卜生一方面运用了先扬后抑的手法，反讽之中饱含着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以副线林丹太太现实与实用主义的婚姻爱情观，对娜拉的浪漫与自我牺牲婚姻爱情观进行反衬式的反讽，这种反讽产生的悲剧性更明显地表现在娜拉身上——最终离家出走震撼人心。

娜拉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优越，其父对她呵护备至，嫁给海尔茂，一直做家庭主妇，或精心准备圣诞节，或打扮参加化妆舞会（虽有一段经济危机，但娜拉冒父亲之名借款便轻松化解，可见其父的社会地位不一般） 没有外出谋事，这样封闭自足的中产阶级生活环境，使得娜拉像一个仍在襁褓里的婴儿般纯洁善良，像一个还未长大的女孩子充满着罗曼蒂克的幻想；她天真地认为冒名签字借款是她做过的“一桩又得意又高兴的事情”，救了海尔茂的命。而谈话的另一方林丹太太却认为这件事“做得太鲁莽了”，更加反衬出娜拉未经历世事的浪漫、单纯和为了救丈夫的不顾一切。为了还清债务，同时又不让海尔茂知道而烦恼，娜拉“只能东拼西凑，到处想办法。”，“买东西老是挑最简单最便宜的”，还“弄到了好些抄写的工作”，“每天晚上躲在屋子里一直抄到后半夜”，更加反映出娜拉在婚姻爱情上的自我牺牲，在娜拉的心里，为了丈夫，为了家庭，做一切事情都是值得的，连牺牲自己的幸福也是可以的。

但当娜拉浪漫/自我牺牲的婚姻爱情观遇到知道真相的海尔茂时，却像肥皂泡一样一触即破，自私、没有责任心的海尔茂根本不能理解娜拉的浪漫和单纯的爱，粗暴的认为冒名签字借款“把‘我’一生幸福全都葬送了”，甚至无视妻子娜拉的自我牺牲，轻蔑地认为即使娜拉死了，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这把之前娜拉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所幻想的种种美好做了全盘的否定，在前后处境有着巨大落差的娜拉身上，产生了悲剧性的反讽，表现出易卜生对于现实爱情的深刻把握和认识。

在《玩偶之家》中，呈现出来两对截然相反的婚姻爱情观念：一种是主线中显性地——娜拉对海尔茂的浪漫/自我牺牲型的婚姻爱情观；另一种则是隐含在副线中的——林丹太太现实/实用主义的婚姻爱情观。二者看似对比，一主一次，一个呈现一个隐藏，“从构成上看，反讽不可能孤立存在，它必然是两种对立物的矛盾统一的产物”，“但不是所有的对照都是反讽。反讽中的对照是矛盾因素的对比，由此产生一方对一方、甚至双方之间的相互否定”，“而普通的对照只是差异因素的并置，缺乏否定性”，易卜生在戏剧高潮处，给出了他心中不言自明的“胜负”：娜拉看清真相，离家出走，林丹太太要求与柯洛克斯泰生活在一起；这一悲喜交加、明暗交错的落幕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扩展了阅读过程中的想象视野。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局，产生出这种反讽的效果，根本原因就在于两位女主人娜拉和林丹太太所坚持迥异的婚姻爱情观念。

3、叙事情境上的反讽：《玩偶之家》在叙事情节的安排上，易卜生巧妙的设置了一种反讽，即叙事情境反讽，围绕着主线中心人物娜拉的日常婚姻生活得以展开。它在该戏剧作品中的表现方式十分丰富，“是一种更具整体性的反讽方式，它是文本在叙事风格、主题立意与情节编撰等文体要素中呈现的对立状态共同孕育的一种内在的张力”。

在《玩偶之家》戏剧中，主要采取的表现方式是“情节的发展或与小说人物的预想背道而驰，或者干脆连读者的如意算盘也打破”，具体可以概括为：善良娜拉有心助人却婚姻破碎；林丹太太无意求助而好事成双。这种表现方式的情境反讽具有了两种重要的功能：

其一：建构成整体叙事结构上的反讽格局，成为《玩偶之家》戏剧情节推进的方式和戏剧冲突成立的前提，例如为婚姻爱情观念的反讽提供了情节上的可能性，形成大反讽格局之中套层层反讽的模式。反讽格局使得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目标与实现的南辕北辙，主观努力与客观实情的事与愿违”，大量的情境反讽均是不可预测的，对于娜拉来说，没想到顶缺掉的是名声狼藉的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更想不到柯洛克斯泰会卑鄙的拿借款的事威胁她，万万想不到的是自己深爱的丈夫在知道事情真相后的无情责备和轻蔑；对于林丹太太来说，谋求职位却与旧恋柯洛克斯泰相遇，甚至二人在诉求和相互理解之后迅速的走在了一起；对于海尔茂来说，原本听话的娜拉竟会瞒着他做他不允许做的事——冒名签字借款，更不能理解一时气愤的话会导致妻子娜拉离家出走；对于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来说，被人顶替、丢掉工作无异于让他去死，吃惊的是顶替的却是曾经抛弃他的恋人林丹太太，当林丹太太说两个“像翻了船，死抓住一块破船板的人”要生活在一起时，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其二：展示了生活的原貌，悖论与联系相反相成，“籍此升华到主题反讽，更深刻地揭示出主题意旨”。没有刻意的安排和设置，《玩偶之家》三幕发生的场所都是在娜拉和海尔茂家的客厅里，剧中的所有人物都是正常的人、当时时代中的人，既没有神秘的超现实因素，也没有抽离出来的内心独白，只是日常现实生活中，人物为了某种目的或极力避免某种事件发生而作出的种种努力，最终却扭合成事与愿违的矛盾或困窘，如此种种都是现实性的叙事情境反讽。“在情境反讽的作品中，可能没有反讽和讽刺性的词句和言语，甚至可能隐藏具体的反讽者，对表象后面被揭露的反讽性真实好像也没有给予一个清晰的确定”，其实，经过分析不难发现，这些夫妻之间、情人之间不理解、不和谐产生的分分合合正是易卜生对现实世界中家庭伦理问题的严肃思考，该戏剧中所揭露的反讽和抨击对象就是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家庭伦理的桎梏——在家中妻子没有实际地位，只是丈夫的附庸，对丈夫要言听计从，只要一纸休书妻子便无法生存。

叙事技巧

《玩偶之家》成功地运用了“倒述法”。“倒述法”就是剧中某些重要情节在开幕之前早已发生，观众在开幕后看到的，只是幕前情节发生的后果。该戏剧剧本一开始，海尔茂就要当经理了，以前他生病，娜拉伪造签字借钱等都是运用“倒述法”描写出来的。该戏剧剧中运用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结构紧凑，容易显示戏剧冲突和人物性格。该戏剧剧本幕前最重要的情节，是娜拉伪造签字借钱。该情节对展开戏剧冲突和对人物性格的刻划，都有很大作用。它既推动了柯洛克斯泰与海尔茂之间的矛盾，又揭露了娜拉夫妻表面幸福而实际虚伪的资产阶级夫妇关系。如果没有“倒述法”交代了这个前情，就无法在短时期集中揭露海尔茂的伪善性格；同时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力地展开娜拉的叛逆性格。林丹太太和柯洛克斯泰相恋的悲剧，软克大夫得了不治之花柳病的悲剧，也都是运用“倒述法”描写出来的。

（王金黄.论《玩偶之家》中的双重反讽[J].文学教育(上)，2014-05-05.）

《玩偶之家》中塑造了一个追求人格独立的女性形象。在当时那个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地位低下，很多女性甘于沦为丈夫或父亲的“玩偶”。作者易卜生创作这篇戏剧，即是对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同情，同时也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性的丧失。

娜拉一开始天真无知，曾经因为为了救丈夫海尔茂的名，而向柯洛克斯泰借钱。为了不给病重的父亲添麻烦，她伪造了签字，却不曾料想被柯洛克斯泰一直记在心中。娜拉一直省吃俭用，将省下来的钱全部用来还债。就在债快要还清时，林丹太太无意中顶替了柯洛克斯泰在银行中的位置。柯洛克斯泰以娜拉伪造签字为把柄，将娜拉与海尔茂夫妇握于手心。此时的娜拉已经近于崩溃。她不让孩子靠近自己，怕自己会带坏孩子们。

毫无疑问，娜拉在于海尔茂结婚的前八年一直安于自己被丈夫完全控制的现状，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悲惨的。从海尔茂对娜拉的称呼“小鸟儿”、“小松鼠”可以看出海尔茂完全没有将娜拉视为一个与自己平等的人，而是将它视为自己的玩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娜拉依然坚信丈夫对自己的爱是真诚的。她也一心爱着丈夫与整个家庭。作者塑造这样一个看似幸福美满的家庭，却最终分裂的故事，体现了他对于建筑于资本、名誉而非爱情上的婚姻的深刻的讽刺。

娜拉的觉醒是逐步渐近的，在柯洛克斯泰对她施加的重重压力之下，娜拉开始逐渐醒悟。她曾与阮克大夫谈心，称阮克大夫是自己生活中第二个重要的人。她对阮克大夫产生的暧昧情感绝非偶然，而是她对于自己现在所处婚姻的怀疑。娜拉开始怀疑自己与海尔茂之间的爱情。直到海尔茂拆开那封信，明白一切的海尔茂勃然大怒，骂她是“坏东西”、“罪犯”、“下贱女人”，说自己的前程全被她毁了，并扬言要剥夺她教育子女的权利。此时，娜拉彻底醒悟了，她明白了自己所依恋的海尔茂八年以来一直将自己当做“玩偶”一般对待，他们之间的爱情也不过就是处于对自己名誉的维护罢了。此时的娜拉想要追求的是彻底摆脱丈夫无情的束缚，追求自己人格、思想以及经济上的独立。

从娜拉的觉醒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于那个时代的婚姻的讽刺。同时，对于那个时代的法律，作者也作出了批判：“父亲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女儿给他省烦恼。丈夫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老婆想法子救他的性命!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娜拉的一句话道尽作者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法律毫无人性的批判。

在戏剧中，侧线中的林丹太太与柯洛克斯泰之间的关系及其微妙。原来二人本来就认识，现在有因为争取同一个职位而变成敌人。以及最后，林丹太太对柯洛克斯泰的告白。两人都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最终走在一起。林丹太太劝说柯洛克斯泰原谅海尔茂夫妇，最终使事情了结。两人的结局似乎蕴含着作者对于这个社会未来的期盼。“我一定得工作，不然活着没意思。现在我回想我一生从来没闲过。工作是我一生唯一最大的快乐。现在我一个人过日子，空空洞洞，孤孤单单，一点儿乐趣都没有。一个人为自己工作没有乐趣。尼尔，给我一个人，给我一件事，让我的工作有个目的。”林丹太太进城目的就是工作，作者借此告诉读者，社会中需要的是实际劳动，而不是虚拟的资本。只有打破旧的形式主义的堡垒，才能真正使社会进步。从柯洛克斯泰这个人物的经历中，也可看出作者期望社会能够对从前犯错的人加以容忍与宽恕。作者也借此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

整部戏剧以娜拉离家出走为结局，赞颂了女性思想的觉醒与人格的独立。批判了资本注意制度下法律、婚姻、爱情全都沾上资本的味道，缺乏人性。作者借此部戏剧，启示人们摆脱资本的束缚，最求纯粹的爱情与幸福生活。

（2021年2月17日）